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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进行三方通话后达成协议，同意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阿联酋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是中东政治的重要历史时刻。以色列和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很可能会加快建立地区同盟的步伐，以共同应对伊朗的威胁，而巴勒斯坦问题则将被遗忘在世界的角落。
自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曾长期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敌视和孤立。阿拉伯世界一直采取“视而不见”的策略，否定以色列国家的“存在”，以“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来称呼以色列，在地图上标注“巴勒斯坦”而非“以色列”，否認以色列的合法性。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后，以色列并未被消灭，反而成为中东地区的强国。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以色列开始被阿拉伯世界“承认”。1987年巴勒斯坦爆发第一次“大起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开始秘密接触，寻求和平的可能。1994年巴以开启和平进程，约旦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埃及和约旦就此成为阿拉伯世界仅有的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
在很多阿拉伯人看来，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谋求与以色列建交，无疑意味着对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背叛”。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的埃及领导人萨达特在1981年遇刺身亡;约旦国内要求废除与以色列和平条约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2017年以色列驻约旦使馆遭到冲击，以色列安保人员打死闯入使馆的约旦人，引发约旦国内群情激奋，在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力压下，两国关系才得以渡过难关。
以沙特和阿联酋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曾长期将巴以实现最终和平视作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2005年沙特曾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议”，表示愿意在实现巴以和平的前提下，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2014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组织巴以和平谈判，双方互相设置谈判的“先决条件”，谈判无果而终。此后巴以之间再无和谈，和平之路也遥遥无期。
2020年8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在美国的斡旋下，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达成了“全面和正式”的和平协议。
2011年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势力大增，使沙特、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如坐针毡。坚守什叶派“教法官治国”原则的伊朗，不仅与尊奉逊尼派且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相互对立，双方在叙利亚、也门等现实问题上也存在分歧。2015年沙特国王萨勒曼登基后，对于伊朗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更加警惕。
2011年以后，美国对中东的介入不再积极，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都更加倾向于通过间接的“制裁”而非直接军事手段来压制伊朗。尽管特朗普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难以满足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要求。2011年埃及政权更迭，国内经济形势堪忧。在此背景下，以色列似乎成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唯一选择。
阿联酋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可能会促成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变化。一方面，沙特、巴林等其他海湾国家很可能谋求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并带动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接触。作为沙特和阿联酋的“小兄弟”，巴林不仅与美国关系紧密，而且还在过去多年与以色列保持接触，两国正式建交很可能在近期完成。另一方面，阿联酋与以色列很可能会推动更加紧密的军事合作，共同应对伊朗。在以色列看来，伊朗长期高呼“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发展核能力和远程导弹，并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人民动员军、巴勒斯坦哈马斯等组织攻击以色列。面对来自伊朗的“威胁”，阿联酋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或将迅速升温，朝着军事同盟的方向发展。
阿联酋和沙特已经与以色列建立了情报合作机制，共同分享针对伊朗的军事情报;阿联酋军事人员已经开始接受以色列的训练;一些以色列军工人员也与阿联酋展开了合作。2018年，以色列文化和体育部长雷格夫曾率领以色列柔道队到访阿联酋，参加2018年阿布扎比大满贯赛，她还进入阿布扎比大清真寺参观，这被中东国家媒体描述为“史无前例”。在阿联酋的柔道赛场上，首次允许升起以色列国旗、奏响以色列国歌。2020年初特朗普宣布巴以“世纪协定”的时候，阿联酋和巴林的代表也出席仪式，显示出对以色列的同情和支持。
阿联酋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重要的“领袖”，对于阿拉伯世界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很多阿拉伯国家都接受阿联酋的捐助来维持财政稳定。阿联酋与沙特关系紧密，两国王储不仅年纪相仿、私交密切，而且分享共同的地缘政治观念。因此阿联酋与以色列建立和平关系，很可能会带动阿拉伯国家纷纷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关系，进而带动中东地缘政治的巨大变革。
双方在此时达成和平协议，离不开美国的撮合。特朗普在通话后第一时间发布了阿联酋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推文，显示出美国的独特作用和影响。美国大选即将到来，而特朗普无论在伊朗核问题还是在巴以问题上，都未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因此促成阿联酋和以色列彼此承认，将会被特朗普吹嘘为重要的中东外交“业绩”。
对以色列来说，与阿联酋的和平条约也是巨大的外交成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联合政府，不仅要应对国内疫情反弹、经济不景气等社会压力，还要应对竞争党派的挑战，内塔尼亚胡本人还要面对司法机构的贪腐诉讼，因此急需外交成就捍卫自身的地位。2020年5月，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与班尼·冈茨领导的蓝白联盟之间达成组阁协议，2021年11月内塔尼亚胡将交出总理职务，由现任国防部长冈茨接任。内塔尼亚胡很可能会在2021年11月之前，宣布解散政府，提前大选。因此与阿联酋缔结和平条约，无疑将是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强心针”和“续命药”。
阿联酋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意味着巴以和平受到“重击”。海湾阿拉伯国家不再坚持巴以和平是与以色列发展关系的前提，巴勒斯坦感到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背叛”，谋求独立建国之路将愈发艰难，对于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信心也将大大受挫。以色列则将更加坚定推行兼并约旦河西岸的政策，以获取在未来巴以和平进程中更大的主动权。对于以色列来说，一个孱弱、分裂且敌对的巴勒斯坦，不足以成为与之对等的谈判伙伴。
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也是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必然结果。无论是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还是沙特王储小萨勒曼，他们都是阿拉伯世界年轻的新一代政治领袖，不同于自己的父辈和祖父辈追求阿拉伯世界统一和“阿拉伯兄弟情”，而是更加专注本国利益。历史的发展使民族主义最终战胜了其他政治身份，巴勒斯坦被边缘化也许是历史运行的必然。
（作者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海湾阿拉伯国家立场的转变
自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曾长期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敌视和孤立。阿拉伯世界一直采取“视而不见”的策略，否定以色列国家的“存在”，以“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来称呼以色列，在地图上标注“巴勒斯坦”而非“以色列”，否認以色列的合法性。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后，以色列并未被消灭，反而成为中东地区的强国。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以色列开始被阿拉伯世界“承认”。1987年巴勒斯坦爆发第一次“大起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开始秘密接触，寻求和平的可能。1994年巴以开启和平进程，约旦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埃及和约旦就此成为阿拉伯世界仅有的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
在很多阿拉伯人看来，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谋求与以色列建交，无疑意味着对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背叛”。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的埃及领导人萨达特在1981年遇刺身亡;约旦国内要求废除与以色列和平条约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2017年以色列驻约旦使馆遭到冲击，以色列安保人员打死闯入使馆的约旦人，引发约旦国内群情激奋，在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力压下，两国关系才得以渡过难关。
以沙特和阿联酋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曾长期将巴以实现最终和平视作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2005年沙特曾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议”，表示愿意在实现巴以和平的前提下，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2014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组织巴以和平谈判，双方互相设置谈判的“先决条件”，谈判无果而终。此后巴以之间再无和谈，和平之路也遥遥无期。
2011年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势力大增，使沙特、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如坐针毡。坚守什叶派“教法官治国”原则的伊朗，不仅与尊奉逊尼派且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相互对立，双方在叙利亚、也门等现实问题上也存在分歧。2015年沙特国王萨勒曼登基后，对于伊朗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更加警惕。
2011年以后，美国对中东的介入不再积极，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都更加倾向于通过间接的“制裁”而非直接军事手段来压制伊朗。尽管特朗普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难以满足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要求。2011年埃及政权更迭，国内经济形势堪忧。在此背景下，以色列似乎成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唯一选择。
中东新格局渐成
阿联酋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可能会促成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变化。一方面，沙特、巴林等其他海湾国家很可能谋求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并带动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接触。作为沙特和阿联酋的“小兄弟”，巴林不仅与美国关系紧密，而且还在过去多年与以色列保持接触，两国正式建交很可能在近期完成。另一方面，阿联酋与以色列很可能会推动更加紧密的军事合作，共同应对伊朗。在以色列看来，伊朗长期高呼“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发展核能力和远程导弹，并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人民动员军、巴勒斯坦哈马斯等组织攻击以色列。面对来自伊朗的“威胁”，阿联酋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或将迅速升温，朝着军事同盟的方向发展。
阿联酋和沙特已经与以色列建立了情报合作机制，共同分享针对伊朗的军事情报;阿联酋军事人员已经开始接受以色列的训练;一些以色列军工人员也与阿联酋展开了合作。2018年，以色列文化和体育部长雷格夫曾率领以色列柔道队到访阿联酋，参加2018年阿布扎比大满贯赛，她还进入阿布扎比大清真寺参观，这被中东国家媒体描述为“史无前例”。在阿联酋的柔道赛场上，首次允许升起以色列国旗、奏响以色列国歌。2020年初特朗普宣布巴以“世纪协定”的时候，阿联酋和巴林的代表也出席仪式，显示出对以色列的同情和支持。
阿联酋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重要的“领袖”，对于阿拉伯世界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很多阿拉伯国家都接受阿联酋的捐助来维持财政稳定。阿联酋与沙特关系紧密，两国王储不仅年纪相仿、私交密切，而且分享共同的地缘政治观念。因此阿联酋与以色列建立和平关系，很可能会带动阿拉伯国家纷纷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关系，进而带动中东地缘政治的巨大变革。
双方在此时达成和平协议，离不开美国的撮合。特朗普在通话后第一时间发布了阿联酋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推文，显示出美国的独特作用和影响。美国大选即将到来，而特朗普无论在伊朗核问题还是在巴以问题上，都未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因此促成阿联酋和以色列彼此承认，将会被特朗普吹嘘为重要的中东外交“业绩”。
对以色列来说，与阿联酋的和平条约也是巨大的外交成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联合政府，不仅要应对国内疫情反弹、经济不景气等社会压力，还要应对竞争党派的挑战，内塔尼亚胡本人还要面对司法机构的贪腐诉讼，因此急需外交成就捍卫自身的地位。2020年5月，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与班尼·冈茨领导的蓝白联盟之间达成组阁协议，2021年11月内塔尼亚胡将交出总理职务，由现任国防部长冈茨接任。内塔尼亚胡很可能会在2021年11月之前，宣布解散政府，提前大选。因此与阿联酋缔结和平条约，无疑将是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强心针”和“续命药”。
阿联酋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意味着巴以和平受到“重击”。海湾阿拉伯国家不再坚持巴以和平是与以色列发展关系的前提，巴勒斯坦感到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背叛”，谋求独立建国之路将愈发艰难，对于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信心也将大大受挫。以色列则将更加坚定推行兼并约旦河西岸的政策，以获取在未来巴以和平进程中更大的主动权。对于以色列来说，一个孱弱、分裂且敌对的巴勒斯坦，不足以成为与之对等的谈判伙伴。
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也是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必然结果。无论是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还是沙特王储小萨勒曼，他们都是阿拉伯世界年轻的新一代政治领袖，不同于自己的父辈和祖父辈追求阿拉伯世界统一和“阿拉伯兄弟情”，而是更加专注本国利益。历史的发展使民族主义最终战胜了其他政治身份，巴勒斯坦被边缘化也许是历史运行的必然。
（作者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