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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从字面上理解实则包含了三层范畴：文化、产业、园区（空间）。现有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层面，运用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的价值、解释集聚现象以及区位选择等等，但缺少从文化以及空间的视角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进行解读及分析。
空间一直以来都被看成是时间的附属，没有得到社会学者的重视。诚如福柯所言：“空间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福柯，引自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湾明文书局2002年版，P392）而1974年列斐伏尔出版专著《空间的生产》，则被视为西方思想“空间转向”的开始。空间的生产主要表现在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组织的问题等方面，“今日，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HenriLefebvre：犜犺犲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犛狆犪犮犲，WileyBlackwell，1992.）列斐伏尔的最大贡献就是将空间强行塞进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当中，使人们从时间的魔力中解放出来。之后学者开始将空间概念带回社会领域，从空间视角重新审视社会。
在分析事物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空间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维度，它不再是中立客观的而是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因而也成为各方利益争夺的对象。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学界才展开对空间问题的研究，其中最具系统性且富有成果的要数城中村的研究，对于文化艺术空间的研究还是相当的匮乏。
在全球化以及消费文化兴起的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不仅仅是一个承载文化产业的容器，它是制度、资本与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既是各方斗争的目标也是斗争的场所，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利益角斗场。
一
随着每次产业结构的调整，空间必然被重新构建。列斐伏尔指出：“每个社会都处于既定的生产模式架构里，内含于这个架构的特殊性质则形塑了空间。”（HenriLefebvre：犜犺犲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犛狆犪犮犲，WileyBlackwell，1992.）这意味着每种生产模式都有其独特的空间，从一种生产模式转移到另一种生产模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出现。2010年中国三次产业的构成为第一产业占GDP的10.1%，第二产业占46.8%，第三产业占43.1%，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仍以第二产业为重，总体仍然处于工业社会。但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如北京，其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调整。2010年北京市第三产业的比重高达75.1%，74.4%的劳动者从事第三产业，其中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12%。北京市已从工业社会迈向了信息社会，由工业遗产改造的文化艺术空间如798艺术区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798艺术区经过了自下而上的草莽时代，但最终还是被体制所收编。2005年12月798艺术区被北京市授牌成为首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之一，从此政府通过各种形式介入到园区的发展。在中国强政府的语境之下，政府对文化产业聚集区空间的塑造最为直接与强烈。一方面，政府直接控制着文化产业园区的空间供给与规划。中国土地实行公有制度，包括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而全民所有的产权真正拥有者是各地政府。土地是文化产业园区生存的基础，而这个权利就掌握在政府的手中。2006年北京市出台的《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中提到要盘活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可利用的传统四合院区域等存量房地资源，转型文化创意产业。原产权单位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保持不变，政府可暂不对划拨土地的经营行为征收土地收益。当土地的所有者（政府）倾向于将空间用于文化产业时，土地的使用者（原产权单位）会积极顺应政策的指向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此时文化空间的产生才有了可能性。北京市朝阳区《“十二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到要构建“一横三纵六圈”的产业空间布局，CBD—定福庄国际传媒产业走廊由东向西贯穿朝阳区，成为产业布局的主轴线；三环、四环、五环分别发展会展、旅游和新兴产业；拓展原有文化聚集区的空间，打造6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圈，增强集聚效应。
政府的空间规划即是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再现。空间再现是“概念化的空间想象，是科学家、规划师、专家治国论者等的空间”，占据着主导与统治地位。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土地的控制以及产业规划指导着现实中的空间生产；另一方面，政府运用财政政策直接形塑着文化产业园区空间。北京市于2006年设立了5亿元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基础设施专项基金，主要用于改善园区的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平台建设等公共设施工程。“十二五”期间，朝阳区政府预投资14.4亿元用于大山子产业功能区建设和发展，用于交通改造或者园区内大厦的建设。这些资金的投入强烈地改变着园区的物理层面的空间。
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空间是政治的。它永运是政治性和策略性的。”（HenriLefebvre：犜犺犲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犛狆犪犮犲，WileyBlackwell，1992.）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由工业遗产改造而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符合了政府发展需求，因此通过空间的供给、规划以及资金的支持，符合政治要求的文化艺术空间不断被生产出来。被生产出来的空间已经不再是客观中立，其中被寄予了政府的各种发展诉求：振兴内城、增加就业、产业升级、改善形象等等。如798艺术区，经过政府的一番环境修饰后，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旅游接待地，成为对外展示与销售中国当代艺术的高地。
二
哈维认为，空间是资本作用的产物，资本对利益的追逐直接塑造了资本主义城市的空间面貌。当资本为追逐利益离开第一级循环（制造业）而进入第二级循环（人造环境）的时候，资本就开始强力地塑造着空间。（Harvey，David：犜犺犲犝狉犫犪狀犈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Oxford UK＆CambridgeUSA：BasilBlackwellPublisher，1989.）随着经济的发展，北京已经实现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经济结构。这即意味着资本在工业经济中的积累将投向哈维所说的“第二循环”，而这个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内城的更新。内城中的大量的工业厂房处于闲置状态，但因处于内城绝佳地段，房产具有巨大的升值潜力。空间的潜在获利能力受到了资本的青睐，在巨大利润的驱动之下，资本与政府共同盘活闲置的厂房和老旧四合院，将其改造成为艺术文化空间。
资本一旦作用于空间，就使空间变成了可以生产货币资本的母体，具有了强烈的经济属性。随着798艺术区影响的不断增大，参观的人数不断增多。人流对资本而言即意味着商机，园区内的房租也随着人流的增加一路高歌猛进。从1995年的几毛钱一平方米，上涨到2009年的5元一平方米。在强势的房租面前，弱势的艺术家只能节节退败。与租金飞涨相伴的，是798艺术区的商业化。798艺术区也与纽约的SOHO区一样，经历着从艺术区向商业区的转变。纽约SOHO艺术区，从无到有、兴起衰落，经历了30余年。随着大量商业画廊、酒吧、餐馆、剧院及时尚品牌店等商业元素的涌入，房租日益昂贵，创作氛围喧嚣，众多艺术家已经陆续撤离，SOHO地带的创意之源日趋枯竭，艺术区彻底变为商业区。“北京有什么地方值得关注？我希望大家能记住我们的口号：长城、烤鸭、798！”在2008年的798奥运接待开放日上，朝阳区某政府官员曾如此表示。事实上，“成名”的798艺术区每年吸引百余场品牌新品发布和展示活动，更有难以计数的电影节、艺术节、演唱会、时装秀等各种与艺术“沾边”的商业活动，798艺术区最终沦为了商业活动的狂欢之地。
在空间商品化的同时，空间在资本逻辑统一改造下呈现出同质化。2007年，1.2亿的资金被用于798艺术区的环境改造。1.2亿改造的空间充满了大理石、橱窗玻璃、造型各异的路灯等等布置，使得798艺术区的工业气息尽丧，与北京其他繁华地段毫无区别。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的空间具有同质化特征，其空间“否定了所有差异，否定那些源于自然与历史，以及源自身体、年龄、性别和种族的差异”。（Henri Lefebvre：犜犺犲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犛狆犪犮犲，WileyBlackwell，1992.）在资本逐利的逻辑下，空间安排呈现出同质化的倾向，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雷同的动漫园区、主题公园。
同时资本具有流动的本性，能够消除一切的空间障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寻求新的利益增长点，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对空间进行着重新塑造与组织。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以及亚洲市场的繁荣不断诱惑着国外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截至2009年，798艺术区中共有399家艺术机构，其中包括来自海外20个地区的45家国际机构，有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美国纽约的佩斯画廊及西班牙的伊比利亚当代中心等重量级的外资画廊。798艺术区已经成为国外游客到北京游玩的第二目的地。跨国精英的到来，本身也意味着资本的跨国流动，中国文化产业园区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本全球再生产的一个节点。
三
文化产业聚集区与一般的产业园区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化在其空间运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时文化甚至会逃脱政府和资本的控制，强有力地改变着文化产业园区的空间。
在798艺术区的形成阶段，艺术家自发地聚集在一起进行艺术创造。低廉的租金、简约宽敞的包豪斯建筑、便利的交通等都是最初吸引艺术家选择798艺术区的原因。随着艺术家的增多，艺术家聚集在一起进行创意与思想的交流，碰撞出灵感的火花，激发着各自的创作。一张无形的社交网在园区内形成，艺术家在其中分享着智慧与讯息，这才是后来吸引越来越多艺术家加入的原因。艺术家的创造与展览活动如“再造798”、“蓝天不设防”艺术展、“左手与右手”中的艺术，使得798艺术区成为一个巨大的磁场，形成自由、开放的艺术氛围，其艺术魅力深深吸引着中外人士。长城、故宫代表着中国璀璨的历史，798则成为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现状的重要窗口。2003年，美国《时代》周刊将798艺术区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同年，因为798艺术区，北京首度入选《新闻周刊》年度12大世界城市。2003—2005年三年之间有多位重量级的外国政要或文化界人士访问798艺术区。
艺术家的入驻完全打乱了规划好的空间，资本看中空间的获利潜力，艺术家则看重其历史及文化价值，此时的空间既是斗争的目标也是斗争的场所。“空间和时间实践在社会事务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始终都表现为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P299）当时空间的所有者物业公司处于强势一方：冻结租赁计划、阻碍艺术活动、禁止车辆进入等等，物业与艺术家之间充满矛盾与冲突。只有在更强势的政府介入其中时，两者的矛盾才得以调停，最终原有的空间得以被保存。表面上看似乎艺术家赢得了这场斗争，但实际上该空间却离艺术渐行渐远。艺术家们奔走相告希望能拯救日益被商业吞噬的798艺术区，但在政府与资本的面前，艺术永远都处于弱势的一方。“艺术带来了经济，经济带来了人群，人群驱逐了艺术”。（汪斋：《798艺术产业集聚区的发展趋势》，参见今日艺术网，2009年1月）人群的嘈杂以及节节攀升的房租，使得该空间对艺术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艺术家纷纷选择离开。园区内的商业氛围日渐取代艺术，记录着过去辉煌工业史的厂房与设备只是商业活动的噱头与活动背景，过去的记忆被无情地割断。失去历史的空间，能走多远？798艺术区的魅力在于其独特的文化氛围与文化体验，这些文化内涵是历史的沉淀及艺术家经过长期实践积累而成的。如果失去艺术创作活动，园区内的艺术氛围也会随之稀薄，最后成为一处没有灵魂的失乐园。
在文化创意产业空间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文化与政府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制度既调控着资本同时又与资本进行合谋。一方面，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同样需要考虑盈利问题。因此政府在某些层面必然需要和资本合谋。曾有官员向媒体表示，从业态发展来说，如果厂房都租出去作为艺术家工作室，企业单纯依靠房租是难以负担员工的各项保障费用的，所以引入商业机构是一种必然。政府需要园区的税收以及园区的产值为其增加政治砝码，因此必然支持园区的商业化。另外一方面，政府作为各级利益的代表，有义务调节各方利益。政府通过出台各种政策对资本进行调控。最近中央释放出控制文化产业园区数量的信号，文化部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原则上控制在10家左右，各省的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也要严格控制数量。同时要加强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严格建设程序和条件，遏制文化产业园区盲目发展的势头。
在政府控制资本的同时，资本也反过来利用甚至是变向解读政府的政策。现阶段地方利用文化创意产业的优惠政策或资金扶持，一哄而上地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其中就夹杂着许多以文化产业之名违规占地，搞房地产或其他产业开发。资本为了掩饰其赤裸裸营利本性，披上与文化沾边的保护衣之后，其逐利行为更加隐蔽。结果便是利用政府的优惠措施，运营千篇一律的伪文化产业园区。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与政府博弈的能力将大大增加。现阶段在国家强有力的调控政策下房地产价格仍然居高不下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强势的资本与政府面前，文化对园区的主导作用常常被削弱。但文化产业园区的差异性就体现在其独特的文化创作氛围，如果都按照资本的逻辑去发展文化产业园区，与其他的高科技园区又有何区别？同时对于那些由工业遗产或者年代建筑改造成的文化艺术空间，蕴涵其中的历史使得空间具有了别样的韵味。如果割裂过往而只将其看成营利的背板，那么在没有根基的基础上，空间的魅力也会逐渐消失，营利也将无从谈起。因此，在资本与文化对抗的过程中，政府有义务向文化倾斜，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使得创意活动能够在园区内蓬勃发展。
制度、资本与文化三者的博弈造就了现阶段文化产业园区的空间特性，无论是强势的资本、政府或是处于弱势的文化，都是空间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只有充分调动三者的能动性，才能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保留文化创造的活力与氛围。
空间一直以来都被看成是时间的附属，没有得到社会学者的重视。诚如福柯所言：“空间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福柯，引自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湾明文书局2002年版，P392）而1974年列斐伏尔出版专著《空间的生产》，则被视为西方思想“空间转向”的开始。空间的生产主要表现在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组织的问题等方面，“今日，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HenriLefebvre：犜犺犲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犛狆犪犮犲，WileyBlackwell，1992.）列斐伏尔的最大贡献就是将空间强行塞进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当中，使人们从时间的魔力中解放出来。之后学者开始将空间概念带回社会领域，从空间视角重新审视社会。
在分析事物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空间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维度，它不再是中立客观的而是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因而也成为各方利益争夺的对象。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学界才展开对空间问题的研究，其中最具系统性且富有成果的要数城中村的研究，对于文化艺术空间的研究还是相当的匮乏。
在全球化以及消费文化兴起的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不仅仅是一个承载文化产业的容器，它是制度、资本与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既是各方斗争的目标也是斗争的场所，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利益角斗场。
一
随着每次产业结构的调整，空间必然被重新构建。列斐伏尔指出：“每个社会都处于既定的生产模式架构里，内含于这个架构的特殊性质则形塑了空间。”（HenriLefebvre：犜犺犲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犛狆犪犮犲，WileyBlackwell，1992.）这意味着每种生产模式都有其独特的空间，从一种生产模式转移到另一种生产模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出现。2010年中国三次产业的构成为第一产业占GDP的10.1%，第二产业占46.8%，第三产业占43.1%，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仍以第二产业为重，总体仍然处于工业社会。但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如北京，其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调整。2010年北京市第三产业的比重高达75.1%，74.4%的劳动者从事第三产业，其中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12%。北京市已从工业社会迈向了信息社会，由工业遗产改造的文化艺术空间如798艺术区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798艺术区经过了自下而上的草莽时代，但最终还是被体制所收编。2005年12月798艺术区被北京市授牌成为首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之一，从此政府通过各种形式介入到园区的发展。在中国强政府的语境之下，政府对文化产业聚集区空间的塑造最为直接与强烈。一方面，政府直接控制着文化产业园区的空间供给与规划。中国土地实行公有制度，包括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而全民所有的产权真正拥有者是各地政府。土地是文化产业园区生存的基础，而这个权利就掌握在政府的手中。2006年北京市出台的《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中提到要盘活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可利用的传统四合院区域等存量房地资源，转型文化创意产业。原产权单位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保持不变，政府可暂不对划拨土地的经营行为征收土地收益。当土地的所有者（政府）倾向于将空间用于文化产业时，土地的使用者（原产权单位）会积极顺应政策的指向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此时文化空间的产生才有了可能性。北京市朝阳区《“十二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到要构建“一横三纵六圈”的产业空间布局，CBD—定福庄国际传媒产业走廊由东向西贯穿朝阳区，成为产业布局的主轴线；三环、四环、五环分别发展会展、旅游和新兴产业；拓展原有文化聚集区的空间，打造6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圈，增强集聚效应。
政府的空间规划即是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再现。空间再现是“概念化的空间想象，是科学家、规划师、专家治国论者等的空间”，占据着主导与统治地位。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土地的控制以及产业规划指导着现实中的空间生产；另一方面，政府运用财政政策直接形塑着文化产业园区空间。北京市于2006年设立了5亿元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基础设施专项基金，主要用于改善园区的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平台建设等公共设施工程。“十二五”期间，朝阳区政府预投资14.4亿元用于大山子产业功能区建设和发展，用于交通改造或者园区内大厦的建设。这些资金的投入强烈地改变着园区的物理层面的空间。
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空间是政治的。它永运是政治性和策略性的。”（HenriLefebvre：犜犺犲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犛狆犪犮犲，WileyBlackwell，1992.）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由工业遗产改造而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符合了政府发展需求，因此通过空间的供给、规划以及资金的支持，符合政治要求的文化艺术空间不断被生产出来。被生产出来的空间已经不再是客观中立，其中被寄予了政府的各种发展诉求：振兴内城、增加就业、产业升级、改善形象等等。如798艺术区，经过政府的一番环境修饰后，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旅游接待地，成为对外展示与销售中国当代艺术的高地。
二
哈维认为，空间是资本作用的产物，资本对利益的追逐直接塑造了资本主义城市的空间面貌。当资本为追逐利益离开第一级循环（制造业）而进入第二级循环（人造环境）的时候，资本就开始强力地塑造着空间。（Harvey，David：犜犺犲犝狉犫犪狀犈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Oxford UK＆CambridgeUSA：BasilBlackwellPublisher，1989.）随着经济的发展，北京已经实现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经济结构。这即意味着资本在工业经济中的积累将投向哈维所说的“第二循环”，而这个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内城的更新。内城中的大量的工业厂房处于闲置状态，但因处于内城绝佳地段，房产具有巨大的升值潜力。空间的潜在获利能力受到了资本的青睐，在巨大利润的驱动之下，资本与政府共同盘活闲置的厂房和老旧四合院，将其改造成为艺术文化空间。
资本一旦作用于空间，就使空间变成了可以生产货币资本的母体，具有了强烈的经济属性。随着798艺术区影响的不断增大，参观的人数不断增多。人流对资本而言即意味着商机，园区内的房租也随着人流的增加一路高歌猛进。从1995年的几毛钱一平方米，上涨到2009年的5元一平方米。在强势的房租面前，弱势的艺术家只能节节退败。与租金飞涨相伴的，是798艺术区的商业化。798艺术区也与纽约的SOHO区一样，经历着从艺术区向商业区的转变。纽约SOHO艺术区，从无到有、兴起衰落，经历了30余年。随着大量商业画廊、酒吧、餐馆、剧院及时尚品牌店等商业元素的涌入，房租日益昂贵，创作氛围喧嚣，众多艺术家已经陆续撤离，SOHO地带的创意之源日趋枯竭，艺术区彻底变为商业区。“北京有什么地方值得关注？我希望大家能记住我们的口号：长城、烤鸭、798！”在2008年的798奥运接待开放日上，朝阳区某政府官员曾如此表示。事实上，“成名”的798艺术区每年吸引百余场品牌新品发布和展示活动，更有难以计数的电影节、艺术节、演唱会、时装秀等各种与艺术“沾边”的商业活动，798艺术区最终沦为了商业活动的狂欢之地。
在空间商品化的同时，空间在资本逻辑统一改造下呈现出同质化。2007年，1.2亿的资金被用于798艺术区的环境改造。1.2亿改造的空间充满了大理石、橱窗玻璃、造型各异的路灯等等布置，使得798艺术区的工业气息尽丧，与北京其他繁华地段毫无区别。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的空间具有同质化特征，其空间“否定了所有差异，否定那些源于自然与历史，以及源自身体、年龄、性别和种族的差异”。（Henri Lefebvre：犜犺犲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犛狆犪犮犲，WileyBlackwell，1992.）在资本逐利的逻辑下，空间安排呈现出同质化的倾向，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雷同的动漫园区、主题公园。
同时资本具有流动的本性，能够消除一切的空间障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寻求新的利益增长点，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对空间进行着重新塑造与组织。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以及亚洲市场的繁荣不断诱惑着国外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截至2009年，798艺术区中共有399家艺术机构，其中包括来自海外20个地区的45家国际机构，有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美国纽约的佩斯画廊及西班牙的伊比利亚当代中心等重量级的外资画廊。798艺术区已经成为国外游客到北京游玩的第二目的地。跨国精英的到来，本身也意味着资本的跨国流动，中国文化产业园区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本全球再生产的一个节点。
三
文化产业聚集区与一般的产业园区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化在其空间运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时文化甚至会逃脱政府和资本的控制，强有力地改变着文化产业园区的空间。
在798艺术区的形成阶段，艺术家自发地聚集在一起进行艺术创造。低廉的租金、简约宽敞的包豪斯建筑、便利的交通等都是最初吸引艺术家选择798艺术区的原因。随着艺术家的增多，艺术家聚集在一起进行创意与思想的交流，碰撞出灵感的火花，激发着各自的创作。一张无形的社交网在园区内形成，艺术家在其中分享着智慧与讯息，这才是后来吸引越来越多艺术家加入的原因。艺术家的创造与展览活动如“再造798”、“蓝天不设防”艺术展、“左手与右手”中的艺术，使得798艺术区成为一个巨大的磁场，形成自由、开放的艺术氛围，其艺术魅力深深吸引着中外人士。长城、故宫代表着中国璀璨的历史，798则成为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现状的重要窗口。2003年，美国《时代》周刊将798艺术区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同年，因为798艺术区，北京首度入选《新闻周刊》年度12大世界城市。2003—2005年三年之间有多位重量级的外国政要或文化界人士访问798艺术区。
艺术家的入驻完全打乱了规划好的空间，资本看中空间的获利潜力，艺术家则看重其历史及文化价值，此时的空间既是斗争的目标也是斗争的场所。“空间和时间实践在社会事务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始终都表现为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P299）当时空间的所有者物业公司处于强势一方：冻结租赁计划、阻碍艺术活动、禁止车辆进入等等，物业与艺术家之间充满矛盾与冲突。只有在更强势的政府介入其中时，两者的矛盾才得以调停，最终原有的空间得以被保存。表面上看似乎艺术家赢得了这场斗争，但实际上该空间却离艺术渐行渐远。艺术家们奔走相告希望能拯救日益被商业吞噬的798艺术区，但在政府与资本的面前，艺术永远都处于弱势的一方。“艺术带来了经济，经济带来了人群，人群驱逐了艺术”。（汪斋：《798艺术产业集聚区的发展趋势》，参见今日艺术网，2009年1月）人群的嘈杂以及节节攀升的房租，使得该空间对艺术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艺术家纷纷选择离开。园区内的商业氛围日渐取代艺术，记录着过去辉煌工业史的厂房与设备只是商业活动的噱头与活动背景，过去的记忆被无情地割断。失去历史的空间，能走多远？798艺术区的魅力在于其独特的文化氛围与文化体验，这些文化内涵是历史的沉淀及艺术家经过长期实践积累而成的。如果失去艺术创作活动，园区内的艺术氛围也会随之稀薄，最后成为一处没有灵魂的失乐园。
在文化创意产业空间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文化与政府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制度既调控着资本同时又与资本进行合谋。一方面，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同样需要考虑盈利问题。因此政府在某些层面必然需要和资本合谋。曾有官员向媒体表示，从业态发展来说，如果厂房都租出去作为艺术家工作室，企业单纯依靠房租是难以负担员工的各项保障费用的，所以引入商业机构是一种必然。政府需要园区的税收以及园区的产值为其增加政治砝码，因此必然支持园区的商业化。另外一方面，政府作为各级利益的代表，有义务调节各方利益。政府通过出台各种政策对资本进行调控。最近中央释放出控制文化产业园区数量的信号，文化部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原则上控制在10家左右，各省的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也要严格控制数量。同时要加强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严格建设程序和条件，遏制文化产业园区盲目发展的势头。
在政府控制资本的同时，资本也反过来利用甚至是变向解读政府的政策。现阶段地方利用文化创意产业的优惠政策或资金扶持，一哄而上地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其中就夹杂着许多以文化产业之名违规占地，搞房地产或其他产业开发。资本为了掩饰其赤裸裸营利本性，披上与文化沾边的保护衣之后，其逐利行为更加隐蔽。结果便是利用政府的优惠措施，运营千篇一律的伪文化产业园区。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与政府博弈的能力将大大增加。现阶段在国家强有力的调控政策下房地产价格仍然居高不下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强势的资本与政府面前，文化对园区的主导作用常常被削弱。但文化产业园区的差异性就体现在其独特的文化创作氛围，如果都按照资本的逻辑去发展文化产业园区，与其他的高科技园区又有何区别？同时对于那些由工业遗产或者年代建筑改造成的文化艺术空间，蕴涵其中的历史使得空间具有了别样的韵味。如果割裂过往而只将其看成营利的背板，那么在没有根基的基础上，空间的魅力也会逐渐消失，营利也将无从谈起。因此，在资本与文化对抗的过程中，政府有义务向文化倾斜，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使得创意活动能够在园区内蓬勃发展。
制度、资本与文化三者的博弈造就了现阶段文化产业园区的空间特性，无论是强势的资本、政府或是处于弱势的文化，都是空间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只有充分调动三者的能动性，才能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保留文化创造的活力与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