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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谢持对容共政策的态度始终受到国共合作进程中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对中共党员加入后的及时观察引发了其对中共党团活动的担忧。为寻求预制，他联名张继、邓泽如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但弹劾案旨在寻求通过纪律解决国共纠纷，并不反对容共政策。鲍罗庭强硬地为党团活动辩护，拒不答应取消党团，不但宣告纪律解决的破产，而且促使谢持最终走向终止容共政策。
[关键词]谢持，容共政策，弹劾案，国共关系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2-0017-08
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邓泽如联名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确立不久的“联俄容共”政策面临被终止的危机，这无疑是国共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在众多的历史著述中，该事件被不约而同地作为“过渡情节”处理，造成了对某些历史事实的误读。有鉴于此，本文以“弹劾案”的主角谢持为中心，具体考察其走向弹劾的历程，融重大事件于个人活动中，以期重建相关史实。
一、谢持与国民党改组
1922年8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马林，接受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容共”政策拉开帷幕。此间，时任党务部长的谢持奉命入京，初以领导护法议员争国会法统为己任，继以扩展国民党北方党势为要务。谢持晚年在自述中明言：“吾党与苏俄接洽，余亦赞成其议者。”虽未明言赞成“容共”，但“联俄”与“容共”在当时实是一体两面，很难两分。以反共名世的谢持晚年的此番表述显示了其在酝酿时期对容共政策的支持态度。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联俄”政策正式确立。孙越宣言发表两天前，谢持等递交了辞呈，随即被孙任命为参议，“备总理咨询，设计督导，为上级干部”。不久，由于滇桂军人粤驱赶了陈炯明，孙中山再次返粤重建大元帅府，临行之际交谢持“孙文印”，并告以“凡党中应由总理签名处决者，悉以委话焉”。3月26日，孙致电上海本部“委任谢慧生为全权代表，执行国民党党务事宜”。谢持因之主持国民党本部并代理总理一职长达半年有余，其受孙中山倚重由此可见。如果谢持此时对“容共”政策持有异议，很难想象孙会让其代理总理，并委以主持上海本部之重任。
但谢持所主持的上海本部对容共政策的执行并不热心，以致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颇有微词，认为“因国民党本部办事不敏决”而致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尚未能充分执行”。上海本部不积极推进“容共”政策的原因有二。第一，作为最高党务机构的中央最高干部会议，其实际参加人员，如谢持、居正、覃振、田桐、张继等，多数具有国会议员身份，一时难以忘怀旨在护法的议会斗争，更多地将精力集中于北京政局的应对。第二，孙中山返粤后所面临的处境使其“不得不偏重于军事”。从《谢持日记未刊稿》所收录的四、五两月拍发的电报原稿来看，其内容主要关涉向孙中山及时汇报事关广东革命基地安危的军事情报，无一与党务有关。某种意义上说，谢持所主持的上海本部对“容共”的怠慢可算得上是追随孙中山，与孙保持一致。
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抵达广州，随即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24日特派廖仲恺等九人组成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臂划国民党改组事宜，一场更为彻底的改组随之展开。11日，上海本部被告知“本部应改组”，“总理全权代表及总理办事处，一并裁撤”；谢持复电询以嗣后以何种名义召集会议，孙告以“开会可用干部会议召集”；谢持再次电孙谓此举与党章不符，孙“指示党章可修改”。由孙谢两人往来电报观之，在上海本部看来，他们是管理党务的最高机构，改组应由中央最高干部会议来决策和领导，而广州方面撇开本部改组，不但违背党章，还将不可避免地侵蚀他们的领地，使其在改组后的组织系统中地位降低。由此可见，谢持所主持的上海本部对孙中山在广州改组的异议源于其认定改组不合组织程序、违背党章，其对组织程序的捍卫或多或少地暗含保守自身在党内既定地位的考量。
11月18日和29日，谢持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央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改组事宜，他在发言中主张“不可党中有党”；彭素民、张秋白、吕志尹等也各自表达了一些担忧，张继则坚持“本部自应仍设上海，不宜移粤”。李云汉据此认为上海本部诸人对于容共多有疑虑。此论不无所见，但需要说明的是，谢、彭、张(秋白)、吕诸人所持的看法当是孙中山“容共”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并不能说明谢持等人反对“容共”政策。倒是张继所坚持的“本部自应仍设上海，不宜移粤”一语，道破上海本部诸人的真实关切所在。对于国民党在改组问题上的分歧，中共中央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此时国民党内有一派人拟实行改造，并决于明年正月十五日在广州召集大会，又一派人反对之，将来或酿成重大的变化。”中共中央虽未指出分歧原因所在，但上海方面未集矢于中共党员加入也是可以想见的，否则，中共中央在决议中不会不提及并制定应对之策。
为解决分歧，孙中山派廖仲恺、鲍罗廷于11月底赴沪疏通。12月9日，谢持主持召开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廖仲恺首先说明此行目的是“关于党之改组及清理内部，俾机关可以圆滑进行”，接着针对与会诸人疑问所集中的“新旧办党情形”的“交割”作了解释。与会诸人不乏后来反共最力者，但均未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提出异见，而集矢于组织程序问题。上海本部诸人，大多像谢持一样，跟随孙中山革命有年，多具中华革命党背景，曾宣誓效忠孙中山，他们在听取了廖仲恺代为解释的孙中山的意见之后，对改组的异见和不满消解不少，也不再有反对意见提出。12月16日，瞿秋白向鲍罗廷汇报道：上海本部“也想着手改组上海的地方组织……一些人说，要按老党章接受新党员，另一些人则主张按新章程接收”。可见，上海本部就“容共”已达成共识，分歧只在以何种党章为标准来接收中共加入，“容共”政策的“反对派已销声匿迹了”。
第十次中央干部会议后，国民党上海本部随即撤销。由汪精卫、居正、张继、叶楚伧、戴季陶、胡汉民及谢持7人组成的上海执行部迅速为“容共”的进行和一大召开积极开展工作，“著手党员重新登记，定期开全体大会，分区组织”，并于12月23日举行上海党员大会选举出席一大代表。1924年1月10日，谢持“夜集四川党员之客上海者议大会代表事”，推定刘泳恺、刘泉如为出席“一大”的四川代表。时在上海的鲍罗廷认为谢持等人的工作“异常活跃”。谭平山在“一大”所作的党务报告中对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也给予较高评价。 二、走向弹劾
谢持在国民党一大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主持了1月24日的会议，参加了党务审查委员会和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审议党务报告及党章，29日向大会作党务审查报告并获通过，30日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从一大会议记录看，其在大会上并无反对“容共”政策的公开言论。有关谢持在一大期间的会外活动见诸黄季陆、何香凝的回忆，常为论者引证。
黄、何二人均认定谢持等在“会议开幕之前”“在广州太平沙一个住宅里”“多次开会”，对付中共党人。关于会议目的，黄、何都认为是“预备对于共党分子加入后有所取缔防止”，所不同的是何香凝认为会议还“策划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即密谋反对“容共”政策。谢持于1月16日乘船离沪，以当日的航行技术，最快于19日抵达广州，次日一大便开，其并无足够时间来“多次”开会研讨对付中共之策。即便谢持参加了黄、何指称的会议，其旨也为谋求预制中共，而非反对“容共”政策。这与一大前所持的“不可党中有党”是一以贯之的，依然强调容共后的预制。值得注意的是，谢氏当属黄季陆所说的“资深望重”之人，却不愿领衔提案，其“顾虑”无非是生怕触及容共政策。
一大之后，谢持与张继、吴稚晖同被分派上海执行部履职监委。2月8日离穗，途中作书寄中山坦言此行“丝毫无补于大局与党务”，表露出失落与失望之情。但他也未立即走上反对容共之路，或如居正那样消极避政。此次自2月18日抵沪，6月5日离沪，在沪共计108天，存有日记35天。期间，谢持与邹鲁、于右任、廖仲恺、戴季陶、吴稚晖、张继、邓泽如等各地中央执监委员互通声气，密切监察党务事宜，由其日记可知以下三个原因导致其对“容共”政策实行的观感较差，由此走上弹劾之路。
一是鲍罗庭擅改被孙中山视为“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的一大宣言。邹鲁和戴季陶在校对时即发现一些内容与原文不符，询问廖仲恺后得知系鲍所为，邹戴对此极为不满并依照原文改回。但随后印行的宣言仍被一大澳门代表蔡世棻控诉“有两段与大会通过之原文不符”，要求“严行查究，以维纪律”，此事经报章披露后，一度引起较大反响。3月18日上海执行部开会讨论此事，决议“大会宣言之增改者为不可也”。
二是在中俄交涉期间，为配合和声援苏联政府的外交行动，已具有国民党党籍的部分共产党人公开主张北京政府与苏联互相承认，并组织群众向北京政府请愿。在国民党人看来，共产党人此举显然违背孙中山视直系北京政权为非法的既定政策。孙镜亚因此上书孙中山检举李大钊等“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孙批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查明有无此事，另行酌夺”。4月21日，谢持收到邓泽如告知孙对此事态度的函件，该函还建议其利用“上海工于规避”的有利条件“以调查守常不守党义事嘱”。此外，曾为议员的谢持一直以未与贿选自鸣得意，部分中共党员此举非但违背国民党的党纪党义，且与谢持的身份认同格格不入，其对共产党人的恶感随之加重。而孙的批示无形中鼓舞着谢持走向弹劾之途。
三是调查所得的证据。自容共政策实行以来，谢持先主持国民党上海本部，一大后任中央监察委员，须臾未离党务，对容共实行后的国共纠纷情况当知之甚详。在北京，中共党员与由纯粹国民党人组成的民治主义同志会“有龃龉”，双方互相猜忌，上海本部“利用同志会从中阻挠”，中共也派“得力同志加入同志会”以去除障碍。因民治主义同志会系谢持亲手组建，其领导人傅汝霖与谢关系甚密，谢持对其中详情无疑了然于胸，且一再指导同志会与中共针锋相对。此外，孙镜亚于3月22日上书孙中山，揭发陈独秀“利用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之出版物，以故施其构陷本党之伎俩”，外界大肆渲染谓其为“国民党内讧。诸如此类的国共纠纷自然令本已对容共持有疑虑的谢持更为忧虑。适在此时，谢持大婿曹任远留德学成归国，带回了由曾琦转交的《中国共产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曾琦在其《自定年谱》中明确其事道：“适谢持之婿任远由德返国过法，予乃嘱其归告谢持。谢持闻之大愤，遂邀张继赴粤告密。”曾氏认定谢持走向弹劾之途导因于自己托人转交的文件，还有学者据此认为“弹劾案”与曾琦有关。但从《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一文来看，谢持收集的证据还包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所刊载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团刊第七号》(1924年4月11日刊行)所刊载的《北京报告决议案》《上海报告决议案》《关于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及《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共产党人在中苏交涉期间发表的承认北京政府言论；共产党人在《新青年》《向导》及上海《民国日报》等刊物上发表的对国民党不满的文章“其他印刷事实”。曾琦提供的材料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众多材料与此前的忧虑及恶感互为印证，遂使谢持认定共产党人确系以党团的方式在国民党内活动，力谋控驭国民党及扩张自身组织。
与此同时，谢持还得到一份有关中共的密报材料。该份材料前半部分主要揭示中共成立前后的有关活动，并对陈独秀的行径进行丑化，后半部分则对容共政策进行评论，认为：“所惧者，党中加入有一个不同宗旨之团体(若仅分子便不成为问题)，即于国民党中树起两面旗帜。此种互相利用之计划，能否在打到恶势期间内不生若何变化，恐谁也不敢作此保证……国民党兼收并蓄，固然不可厚非。但只可吸收分子，决不可容许寄生虫式的小团体，以自损其精神，紊其系统。因共产党系有组织的，非交通系、安福系等可比，亦非无政府党可比。”这样的评论正契合谢持的观感，进一步强固了对容共政策的忧虑和恶感。实际上，谢持后来在广州起草的弹劾案全文隐约着该文论调的影子，足见其对谢氏之影响。
据张国焘回忆，谢持曾就调查所得就近提交驻沪执监委讨论过，且知照陈独秀，表示“不赞成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办法，认为这违反了李大钊先生向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声明”。陈独秀对此极感为难，只好表示“将召开会议商讨，再行答复”。但一方面为保证中共的独立性而不能取消党团，另一方面又不能违背共产国际指令退出国民党，答复一事遂不了了之。
三、弹劾受挫
在迟迟不能等来陈独秀答复后，6月5日谢持和张继离沪赴粤，正式走向弹劾。谢张抵沪后即与在穗军政要员广泛接触详谈党务，争取各方对即将提交的弹劾案的同情。14日，谢持草就弹劾报告。张继则于同日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公开检举中共的计划，随即再次面谒孙中山，出示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俄协定第6条的文本，控告中共以谋害国民党为加入国民党的目标。并未获悉该条款内容的孙中山，鉴于此事与联俄相关，表示要等鲍罗廷南归后处理。18日，谢持联名邓泽如、张继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此事很快即被散播出去，闹得沸沸扬扬，广为人知，时在上海的瞿秋白不久即从报纸得知该事。 弹劾书据谢持在沪调查所得的材料认定：“中国共产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碍。”为此，弹劾书请求孙中山“督促中央执行委员会从速严重处分”，“俾本党根本不致动摇”。值得注意的是，在列举诸种事实后，弹劾案仅从纪律角度提出弹劾，且申明“本报告书之提出，非反对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非反对或排斥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个人”，明言不反对“容共”政策。其反对的主要是中共的党团活动，主张“绝对不宜党中有党”，这也是自“容共”以来谢持的基本主张，只不过由原初的疑虑变成了实际行动。
若就弹劾案的文本而言，确看不出谢、张的真实动机在于排斥中共分子，中止“联俄容共”政策。但弹劾案对“联俄容共”政策构成挑战则是显然的事实。所以弹劾案一经提出，即引起“颇多争执”，中央执委对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意见不一。1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没有中共党人参加的特别会议讨论弹劾案，谢持、张继把收集的所有材料“提交会议讨论”，且“与廖仲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会议不欢而散”。由此引发的党内政见分歧及情绪紧张，还导致张继和戴季陶间几成拳脚相向，戴因之弃职愤然离穗赴沪。
6月22日，一度赴京帮办中俄交涉的鲍罗庭回到广州，旋与孙中山长谈两个小时。交谈中，鲍暗示俄援的多少取决于与中共的合作程度，这使孙中山左右为难，只好安排鲍与谢、张私下会谈，以期达成谅解与妥协。25日，谢持、张继与鲍罗廷会谈，孙科充任翻译，双方争论的焦点依然是中共党团问题。综观会谈全程，鲍罗廷自始至终缺乏达成谅解所必备的诚意态度和宽容精神，不仅公然承认党团活动，而且为之辩护，既不答允取消党团组织，亦不担保停止分化国民党的活动。当谢张问及中共在国民党内以党团活动是否合法时，鲍罗廷当即列举国民党的诸多缺点后公然表示：“党中分派，是不能免”；“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的竞争心，则党可复活”；“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如此强硬的回答无异于火上浇油，谢、张遂反唇相讥道：“君所用方法，欲令国民党复活者，实足以使国民党死亡尔。”张继甚至表示：“余个人素来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共同从事革命，此次问题发生，仍主张友谊解决。今闻君之言论，则不能不变更主义。国民党是一腐败革命党，余亦不能全否认，假如君所说共产党是新生革命团体，如斯则两种性质不相容，不如分道扬镳。腐败者团结起来，加以改良，新生者一往直前，两无妨碍，分作两起，岂不更佳?”值得注意的是，被激怒后的谢、张并未中止谈话，反而自收话锋道：“吾辈亦非绝对主张分离者，惟党团作用万不能容许耳。”鲍却再次强硬答以：“今日两者本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面对鲍的咄咄逼人之势，谢、张仍将“联俄”与“容共”区别对待：“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互相提携，或可得互相利用之好结果。如只有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自今春以来，只见有害，不见有利”，且认定“中国国民党或可为俄国之友”。但鲍罗庭似乎显得极其不耐烦，告以“国民党依多数决议，可自由的驱逐共产党员出党”，主动终止了谈话。
鲍罗廷之所以在孙中山寄予双方达成谅解厚望的会谈中表现如此强硬，一方面基于事前中共中央既定的“提出我方派别的合法化问题”之计划，故公然为中共党团辩护；另一方面也因有孙期待甚殷的俄援在手，自视甚高，底气十足。但鲍的强硬断送了达成凉解之机，留给双方极大的不悦。在鲍看来，“与右派斗争的波折如此激烈，而国民党内的局势又如此不容乐观”，致使其做出了数月后国民党将“不可避免的灭亡”的“灾难性预测”，由此更加坚信将右派驱逐出国民党的必要，很快便向孙中山建议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以架空右派势力尚占优势的中央执监委员会。谢、张则于会谈后将谈话记录印行单行本，将鲍罗廷的“蛮横”公之于众，使其影响被放大。此后，谢、张不再坚持弹劾案所申明的不反对“容共”政策的底线，转而主张“以分为要”。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一文也佐证了此番谈话对谢持的影响，该文说：
黄埔军校开学时，国民党的老顽固分子谢持由上海来贵州，说是参加军校开学典礼。他住广州大沙头医院，饰词养病，极力拉拢军校教职员中的右翼分子，如教授部主任王柏龄等以及学生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极力造谣煽动的能事，说：“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趁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之地。”等等，危言耸听。
曾扩情明言谢持的上述言动是在其住院养病期间发出的。据谢的日记，其于6月17日“病作”，30日因“病加剧”住入医院并确诊为糖尿病。可知，谢持的上述言动发生于和鲍罗庭的谈话之后，表明其已公开对外宣示反对容共政策，可视为与鲍那次谈话的直接后果。虽然谢持拉拢煽惑之词在曾扩情看来是“危言耸听”，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听闻鲍为中共党团辩护，且拒不答应停止党团活动的表态后内心的震惊愤怒状态，也是其为国民党前途担忧而力谋补救的急切心情之写照。
为解决久悬不决的弹劾风潮，一届二中全会于8月15日召开。谢持抱病出席了18、19、20日三次会议，并于18日和20日的会议上发言。19日，一届二中全会开始讨论弹劾案，张继指责共产党人不守信义，“名义上跨党徒滋纷扰”，须对纠纷负责，明确主张两党分立，协同工作。20日，大会继续讨论弹劾案，谢持发言首先阐明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以革命党、友党资格或以友党党员资格来帮助指导我们，我很希望且感谢的；以友党资格利用我们，我反对的；以友党党员而入本党仍利用我们为友党尽力，我认为不忠于本党，我不但反对而且痛恨的。以本党党员而阻止本党劳动运动之改善，力图吸收本党，我认为本党之仇敌，我认为世界劳动者之仇敌，我认为人道之仇敌；阻止本党之改善即系力求促成资本阶级发达以达其劳动阶级革命之至，即是只图造成革命机会而不恤劳动者之痛苦；是二者，我不但反对而且切齿痛恨的。 谢持的发言极富感情色彩，态度极为严厉，视中共的党团活动为“不忠于本党”“本党之仇敌”“世界劳动者之仇敌”及“人道之仇敌”，而不再仅视为弹劾案所认定的“违背党义”“破坏党德”了，明确主张“须令其脱党”。张继和谢持的发言与6月18日提交的弹劾案相比，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明确主张中止“容共”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谢持的发言特意指出中共党员“今不忠于本党而利用本党，且直言利用之意而不讳”，显然是针对鲍罗庭而言的。而在7月3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上，张继也以与鲍的谈话为由，反对聘鲍为政治委员会高级顾问。这显示着与鲍罗庭的谈话是其改变解决之道并转而反对容共政策的直接原因。
据谢持日记可知其出席会议并非出自主动，而是在张继、邓泽如及覃振的力促下勉强赴会，当8月21日张继“又来促赴会”时，谢持已倍感疲惫，谢绝所请。谢持在弹劾案的关键之际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似乎不高，病痛困扰自是客观因素；对弹劾案获得通过的悲观预知则是主要原因。据曹任远回忆，谢持于8月20日赴会发言前曾晋见孙中山谈及联俄容共，谢告以赞成联俄，但反对苏俄利用中共扩张夺权；孙对此表示赞同说：“那是应该的”、“夺权不行”。虽然谢持和孙中山在不能因为联俄而有损国民党自身组织、防止中共籍“容共”政策扩张夺权上意见一致，但谢持还是坚持中止“容共”政策，驱逐中共党员出国民党。这不可避免地要动摇“联俄”政策的基础，影响孙中山期待甚殷的俄援之到来。
当天，孙中山召集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议决案作为解决弹劾案的范本，次日中执会全体会议接受此决议。该两案申明“容共”政策不可动摇，重申惟以党纪规范党员行动；为解除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党团”活动的疑惑，决定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负责与第三国际“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依据两案颁布的对全体党员的训令谓弹劾案认定中共组织党团“实为过枉”，并批评“诸党员对于共产派问题，又往往激昂过甚，逸于常轨，此皆所谓意气用事”。可见，该训令否认了弹劾案所认定的中共在国民党组织党团的“事实”，未对其与中共分离的要求作出正面回应，这自然令谢持大为不满。更有甚者，谢持等很快即意识到通过与共产国际联络来获悉中共党团秘密的做法实乃自欺欺人、“殊难实现”。同时，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中央的该项决议案也极为不满。陈独秀、蔡和森等认为此举是孙中山等“利用右派的反对”借此“消灭独立的共产党组织”，蔡和森为此还致电国民党中央否认该训令。基于这种判断，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采取了更加强硬的路线。由此可见，一届二中全会非但未能化解弹劾案引发的国共关系的紧张态势，反而使之更趋恶化。虽然国民党内怀疑和反对“容共”政策的势力遭受打压，要求革除中共党员国民党党籍的风潮迅速平息，但由于造成国共间纠纷的根源依然如故，全会所宣称的“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的结论显系过于乐观。
四、结语
梳理谢持走向弹劾的心路历程可知，其对容共的态度随容共进程中的观感变化而变化。在党务改进时期，时任党务部长的谢持对容共政策是支持的，在代理国民党总理并主持上海本部期间配合孙中山在广州的军事斗争，对“容共”的执行有所怠慢。1923年10月鲍罗庭抵粤后，孙中山在广州实施彻底的改组，容共随之急速推行。谢持所主持的上海本部认定广州改组不合组织程序、违背党章，其对改组的异议主要不是基于政见和意识形态，而是源于对事权和利益分配的争夺，暗含保守自身在党内既定地位的考量。经廖仲恺代表孙中山赴沪解释后，谢持及其所在的上海执行部为容共的推行及一大的筹备做出了积极工作。虽然谢持在“一大”前后并未消除对容共的顾虑，但毕竟和冯自由等人公然反对容共政策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中央监察委员，其对中共党员加入后的及时观察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共党团活动的担忧，并寻求预制，是其职务行为，也是孙中山容共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其日记显示鲍罗庭擅改一大宣言、部分中共党员在中俄交涉期间公开主张承认北京政府及调查所得的中共“罪证”影响着其对“容共”的观感，促使其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但弹劾案只是寻求在纪律层面解决日益显露的国共纠纷，明确说明提案目的不是排斥中共分子和反对“容共”政策。在旨在寻求谅解的谈话中，鲍强硬地为党团活动辩护，拒不答应取消令谢持十分忧虑的党团。鲍的表态令其十分震怒，也宣告纪律解决的破产，促使其最终走向终止容共政策。总体说来，谢持对容共政策的支持、懈怠、忧虑直至走向弹劾以及最终的反对，其态度始终受到容共进程中来自主客观因数的制约，呈现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弹劾失败后，谢持在反对容共的道路上渐行渐远，1925年11月发起西山会议，会后另立中央与广州中央分庭抗礼，成为西山会议派的中坚人物。
在既往的历史叙事中，处于不同学术语境的学者近乎一致地认为谢持是国民党内反对容共政策的先锋，并将其包括弹劾案在内的西山会议前的言动也纳入“西山会议派”的叙事框架，要么视其为一以贯之的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结果和表现，要么被看成“清党”的前奏和“护党先驱”们的先见之明。于是，提案弹劾时的谢持就必须要被描述成像“西山会议派”那样反对容共政策，这样的论断显然不是基于对作为事件的“弹劾共产党案”史实构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事件当事人据以行动的主客观因素的分析，落入了以后起的派别身份论定前在的个体事件的泥潭。
推而广之，革命事件的参与者影响着革命进程也被革命进程影响着。就前者而言，由于对现实持不同看法的主体判断选择不同，致使革命进程伴有诸多纷争；就后者而言，革命进程不断地、动态地重塑再造了参与者，使其获得一个个即时性的身份。事件与人物间这般互动关系要求研究者必须对宏大叙事及所谓的“历史规律”保持适度警惕，以适当视角对人物和事件展开具体分析，方能做到知人论世。在这样的研究取经中，固然不能忽视长期趋势或背景条件对人物与事件的影响，更要重视那些偶发性的相邻事件对特定个体和个案的关键作用。
[作者简介]苏舟，男，1978年生，安徽无为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
[责任编辑：李婷轩]
[关键词]谢持，容共政策，弹劾案，国共关系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2-0017-08
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邓泽如联名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确立不久的“联俄容共”政策面临被终止的危机，这无疑是国共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在众多的历史著述中，该事件被不约而同地作为“过渡情节”处理，造成了对某些历史事实的误读。有鉴于此，本文以“弹劾案”的主角谢持为中心，具体考察其走向弹劾的历程，融重大事件于个人活动中，以期重建相关史实。
一、谢持与国民党改组
1922年8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马林，接受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容共”政策拉开帷幕。此间，时任党务部长的谢持奉命入京，初以领导护法议员争国会法统为己任，继以扩展国民党北方党势为要务。谢持晚年在自述中明言：“吾党与苏俄接洽，余亦赞成其议者。”虽未明言赞成“容共”，但“联俄”与“容共”在当时实是一体两面，很难两分。以反共名世的谢持晚年的此番表述显示了其在酝酿时期对容共政策的支持态度。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联俄”政策正式确立。孙越宣言发表两天前，谢持等递交了辞呈，随即被孙任命为参议，“备总理咨询，设计督导，为上级干部”。不久，由于滇桂军人粤驱赶了陈炯明，孙中山再次返粤重建大元帅府，临行之际交谢持“孙文印”，并告以“凡党中应由总理签名处决者，悉以委话焉”。3月26日，孙致电上海本部“委任谢慧生为全权代表，执行国民党党务事宜”。谢持因之主持国民党本部并代理总理一职长达半年有余，其受孙中山倚重由此可见。如果谢持此时对“容共”政策持有异议，很难想象孙会让其代理总理，并委以主持上海本部之重任。
但谢持所主持的上海本部对容共政策的执行并不热心，以致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颇有微词，认为“因国民党本部办事不敏决”而致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尚未能充分执行”。上海本部不积极推进“容共”政策的原因有二。第一，作为最高党务机构的中央最高干部会议，其实际参加人员，如谢持、居正、覃振、田桐、张继等，多数具有国会议员身份，一时难以忘怀旨在护法的议会斗争，更多地将精力集中于北京政局的应对。第二，孙中山返粤后所面临的处境使其“不得不偏重于军事”。从《谢持日记未刊稿》所收录的四、五两月拍发的电报原稿来看，其内容主要关涉向孙中山及时汇报事关广东革命基地安危的军事情报，无一与党务有关。某种意义上说，谢持所主持的上海本部对“容共”的怠慢可算得上是追随孙中山，与孙保持一致。
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抵达广州，随即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24日特派廖仲恺等九人组成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臂划国民党改组事宜，一场更为彻底的改组随之展开。11日，上海本部被告知“本部应改组”，“总理全权代表及总理办事处，一并裁撤”；谢持复电询以嗣后以何种名义召集会议，孙告以“开会可用干部会议召集”；谢持再次电孙谓此举与党章不符，孙“指示党章可修改”。由孙谢两人往来电报观之，在上海本部看来，他们是管理党务的最高机构，改组应由中央最高干部会议来决策和领导，而广州方面撇开本部改组，不但违背党章，还将不可避免地侵蚀他们的领地，使其在改组后的组织系统中地位降低。由此可见，谢持所主持的上海本部对孙中山在广州改组的异议源于其认定改组不合组织程序、违背党章，其对组织程序的捍卫或多或少地暗含保守自身在党内既定地位的考量。
11月18日和29日，谢持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央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改组事宜，他在发言中主张“不可党中有党”；彭素民、张秋白、吕志尹等也各自表达了一些担忧，张继则坚持“本部自应仍设上海，不宜移粤”。李云汉据此认为上海本部诸人对于容共多有疑虑。此论不无所见，但需要说明的是，谢、彭、张(秋白)、吕诸人所持的看法当是孙中山“容共”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并不能说明谢持等人反对“容共”政策。倒是张继所坚持的“本部自应仍设上海，不宜移粤”一语，道破上海本部诸人的真实关切所在。对于国民党在改组问题上的分歧，中共中央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此时国民党内有一派人拟实行改造，并决于明年正月十五日在广州召集大会，又一派人反对之，将来或酿成重大的变化。”中共中央虽未指出分歧原因所在，但上海方面未集矢于中共党员加入也是可以想见的，否则，中共中央在决议中不会不提及并制定应对之策。
为解决分歧，孙中山派廖仲恺、鲍罗廷于11月底赴沪疏通。12月9日，谢持主持召开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廖仲恺首先说明此行目的是“关于党之改组及清理内部，俾机关可以圆滑进行”，接着针对与会诸人疑问所集中的“新旧办党情形”的“交割”作了解释。与会诸人不乏后来反共最力者，但均未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提出异见，而集矢于组织程序问题。上海本部诸人，大多像谢持一样，跟随孙中山革命有年，多具中华革命党背景，曾宣誓效忠孙中山，他们在听取了廖仲恺代为解释的孙中山的意见之后，对改组的异见和不满消解不少，也不再有反对意见提出。12月16日，瞿秋白向鲍罗廷汇报道：上海本部“也想着手改组上海的地方组织……一些人说，要按老党章接受新党员，另一些人则主张按新章程接收”。可见，上海本部就“容共”已达成共识，分歧只在以何种党章为标准来接收中共加入，“容共”政策的“反对派已销声匿迹了”。
第十次中央干部会议后，国民党上海本部随即撤销。由汪精卫、居正、张继、叶楚伧、戴季陶、胡汉民及谢持7人组成的上海执行部迅速为“容共”的进行和一大召开积极开展工作，“著手党员重新登记，定期开全体大会，分区组织”，并于12月23日举行上海党员大会选举出席一大代表。1924年1月10日，谢持“夜集四川党员之客上海者议大会代表事”，推定刘泳恺、刘泉如为出席“一大”的四川代表。时在上海的鲍罗廷认为谢持等人的工作“异常活跃”。谭平山在“一大”所作的党务报告中对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也给予较高评价。 二、走向弹劾
谢持在国民党一大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主持了1月24日的会议，参加了党务审查委员会和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审议党务报告及党章，29日向大会作党务审查报告并获通过，30日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从一大会议记录看，其在大会上并无反对“容共”政策的公开言论。有关谢持在一大期间的会外活动见诸黄季陆、何香凝的回忆，常为论者引证。
黄、何二人均认定谢持等在“会议开幕之前”“在广州太平沙一个住宅里”“多次开会”，对付中共党人。关于会议目的，黄、何都认为是“预备对于共党分子加入后有所取缔防止”，所不同的是何香凝认为会议还“策划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即密谋反对“容共”政策。谢持于1月16日乘船离沪，以当日的航行技术，最快于19日抵达广州，次日一大便开，其并无足够时间来“多次”开会研讨对付中共之策。即便谢持参加了黄、何指称的会议，其旨也为谋求预制中共，而非反对“容共”政策。这与一大前所持的“不可党中有党”是一以贯之的，依然强调容共后的预制。值得注意的是，谢氏当属黄季陆所说的“资深望重”之人，却不愿领衔提案，其“顾虑”无非是生怕触及容共政策。
一大之后，谢持与张继、吴稚晖同被分派上海执行部履职监委。2月8日离穗，途中作书寄中山坦言此行“丝毫无补于大局与党务”，表露出失落与失望之情。但他也未立即走上反对容共之路，或如居正那样消极避政。此次自2月18日抵沪，6月5日离沪，在沪共计108天，存有日记35天。期间，谢持与邹鲁、于右任、廖仲恺、戴季陶、吴稚晖、张继、邓泽如等各地中央执监委员互通声气，密切监察党务事宜，由其日记可知以下三个原因导致其对“容共”政策实行的观感较差，由此走上弹劾之路。
一是鲍罗庭擅改被孙中山视为“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的一大宣言。邹鲁和戴季陶在校对时即发现一些内容与原文不符，询问廖仲恺后得知系鲍所为，邹戴对此极为不满并依照原文改回。但随后印行的宣言仍被一大澳门代表蔡世棻控诉“有两段与大会通过之原文不符”，要求“严行查究，以维纪律”，此事经报章披露后，一度引起较大反响。3月18日上海执行部开会讨论此事，决议“大会宣言之增改者为不可也”。
二是在中俄交涉期间，为配合和声援苏联政府的外交行动，已具有国民党党籍的部分共产党人公开主张北京政府与苏联互相承认，并组织群众向北京政府请愿。在国民党人看来，共产党人此举显然违背孙中山视直系北京政权为非法的既定政策。孙镜亚因此上书孙中山检举李大钊等“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孙批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查明有无此事，另行酌夺”。4月21日，谢持收到邓泽如告知孙对此事态度的函件，该函还建议其利用“上海工于规避”的有利条件“以调查守常不守党义事嘱”。此外，曾为议员的谢持一直以未与贿选自鸣得意，部分中共党员此举非但违背国民党的党纪党义，且与谢持的身份认同格格不入，其对共产党人的恶感随之加重。而孙的批示无形中鼓舞着谢持走向弹劾之途。
三是调查所得的证据。自容共政策实行以来，谢持先主持国民党上海本部，一大后任中央监察委员，须臾未离党务，对容共实行后的国共纠纷情况当知之甚详。在北京，中共党员与由纯粹国民党人组成的民治主义同志会“有龃龉”，双方互相猜忌，上海本部“利用同志会从中阻挠”，中共也派“得力同志加入同志会”以去除障碍。因民治主义同志会系谢持亲手组建，其领导人傅汝霖与谢关系甚密，谢持对其中详情无疑了然于胸，且一再指导同志会与中共针锋相对。此外，孙镜亚于3月22日上书孙中山，揭发陈独秀“利用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之出版物，以故施其构陷本党之伎俩”，外界大肆渲染谓其为“国民党内讧。诸如此类的国共纠纷自然令本已对容共持有疑虑的谢持更为忧虑。适在此时，谢持大婿曹任远留德学成归国，带回了由曾琦转交的《中国共产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曾琦在其《自定年谱》中明确其事道：“适谢持之婿任远由德返国过法，予乃嘱其归告谢持。谢持闻之大愤，遂邀张继赴粤告密。”曾氏认定谢持走向弹劾之途导因于自己托人转交的文件，还有学者据此认为“弹劾案”与曾琦有关。但从《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一文来看，谢持收集的证据还包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所刊载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团刊第七号》(1924年4月11日刊行)所刊载的《北京报告决议案》《上海报告决议案》《关于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及《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共产党人在中苏交涉期间发表的承认北京政府言论；共产党人在《新青年》《向导》及上海《民国日报》等刊物上发表的对国民党不满的文章“其他印刷事实”。曾琦提供的材料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众多材料与此前的忧虑及恶感互为印证，遂使谢持认定共产党人确系以党团的方式在国民党内活动，力谋控驭国民党及扩张自身组织。
与此同时，谢持还得到一份有关中共的密报材料。该份材料前半部分主要揭示中共成立前后的有关活动，并对陈独秀的行径进行丑化，后半部分则对容共政策进行评论，认为：“所惧者，党中加入有一个不同宗旨之团体(若仅分子便不成为问题)，即于国民党中树起两面旗帜。此种互相利用之计划，能否在打到恶势期间内不生若何变化，恐谁也不敢作此保证……国民党兼收并蓄，固然不可厚非。但只可吸收分子，决不可容许寄生虫式的小团体，以自损其精神，紊其系统。因共产党系有组织的，非交通系、安福系等可比，亦非无政府党可比。”这样的评论正契合谢持的观感，进一步强固了对容共政策的忧虑和恶感。实际上，谢持后来在广州起草的弹劾案全文隐约着该文论调的影子，足见其对谢氏之影响。
据张国焘回忆，谢持曾就调查所得就近提交驻沪执监委讨论过，且知照陈独秀，表示“不赞成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办法，认为这违反了李大钊先生向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声明”。陈独秀对此极感为难，只好表示“将召开会议商讨，再行答复”。但一方面为保证中共的独立性而不能取消党团，另一方面又不能违背共产国际指令退出国民党，答复一事遂不了了之。
三、弹劾受挫
在迟迟不能等来陈独秀答复后，6月5日谢持和张继离沪赴粤，正式走向弹劾。谢张抵沪后即与在穗军政要员广泛接触详谈党务，争取各方对即将提交的弹劾案的同情。14日，谢持草就弹劾报告。张继则于同日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公开检举中共的计划，随即再次面谒孙中山，出示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俄协定第6条的文本，控告中共以谋害国民党为加入国民党的目标。并未获悉该条款内容的孙中山，鉴于此事与联俄相关，表示要等鲍罗廷南归后处理。18日，谢持联名邓泽如、张继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此事很快即被散播出去，闹得沸沸扬扬，广为人知，时在上海的瞿秋白不久即从报纸得知该事。 弹劾书据谢持在沪调查所得的材料认定：“中国共产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碍。”为此，弹劾书请求孙中山“督促中央执行委员会从速严重处分”，“俾本党根本不致动摇”。值得注意的是，在列举诸种事实后，弹劾案仅从纪律角度提出弹劾，且申明“本报告书之提出，非反对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非反对或排斥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个人”，明言不反对“容共”政策。其反对的主要是中共的党团活动，主张“绝对不宜党中有党”，这也是自“容共”以来谢持的基本主张，只不过由原初的疑虑变成了实际行动。
若就弹劾案的文本而言，确看不出谢、张的真实动机在于排斥中共分子，中止“联俄容共”政策。但弹劾案对“联俄容共”政策构成挑战则是显然的事实。所以弹劾案一经提出，即引起“颇多争执”，中央执委对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意见不一。1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没有中共党人参加的特别会议讨论弹劾案，谢持、张继把收集的所有材料“提交会议讨论”，且“与廖仲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会议不欢而散”。由此引发的党内政见分歧及情绪紧张，还导致张继和戴季陶间几成拳脚相向，戴因之弃职愤然离穗赴沪。
6月22日，一度赴京帮办中俄交涉的鲍罗庭回到广州，旋与孙中山长谈两个小时。交谈中，鲍暗示俄援的多少取决于与中共的合作程度，这使孙中山左右为难，只好安排鲍与谢、张私下会谈，以期达成谅解与妥协。25日，谢持、张继与鲍罗廷会谈，孙科充任翻译，双方争论的焦点依然是中共党团问题。综观会谈全程，鲍罗廷自始至终缺乏达成谅解所必备的诚意态度和宽容精神，不仅公然承认党团活动，而且为之辩护，既不答允取消党团组织，亦不担保停止分化国民党的活动。当谢张问及中共在国民党内以党团活动是否合法时，鲍罗廷当即列举国民党的诸多缺点后公然表示：“党中分派，是不能免”；“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的竞争心，则党可复活”；“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如此强硬的回答无异于火上浇油，谢、张遂反唇相讥道：“君所用方法，欲令国民党复活者，实足以使国民党死亡尔。”张继甚至表示：“余个人素来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共同从事革命，此次问题发生，仍主张友谊解决。今闻君之言论，则不能不变更主义。国民党是一腐败革命党，余亦不能全否认，假如君所说共产党是新生革命团体，如斯则两种性质不相容，不如分道扬镳。腐败者团结起来，加以改良，新生者一往直前，两无妨碍，分作两起，岂不更佳?”值得注意的是，被激怒后的谢、张并未中止谈话，反而自收话锋道：“吾辈亦非绝对主张分离者，惟党团作用万不能容许耳。”鲍却再次强硬答以：“今日两者本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面对鲍的咄咄逼人之势，谢、张仍将“联俄”与“容共”区别对待：“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互相提携，或可得互相利用之好结果。如只有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自今春以来，只见有害，不见有利”，且认定“中国国民党或可为俄国之友”。但鲍罗庭似乎显得极其不耐烦，告以“国民党依多数决议，可自由的驱逐共产党员出党”，主动终止了谈话。
鲍罗廷之所以在孙中山寄予双方达成谅解厚望的会谈中表现如此强硬，一方面基于事前中共中央既定的“提出我方派别的合法化问题”之计划，故公然为中共党团辩护；另一方面也因有孙期待甚殷的俄援在手，自视甚高，底气十足。但鲍的强硬断送了达成凉解之机，留给双方极大的不悦。在鲍看来，“与右派斗争的波折如此激烈，而国民党内的局势又如此不容乐观”，致使其做出了数月后国民党将“不可避免的灭亡”的“灾难性预测”，由此更加坚信将右派驱逐出国民党的必要，很快便向孙中山建议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以架空右派势力尚占优势的中央执监委员会。谢、张则于会谈后将谈话记录印行单行本，将鲍罗廷的“蛮横”公之于众，使其影响被放大。此后，谢、张不再坚持弹劾案所申明的不反对“容共”政策的底线，转而主张“以分为要”。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一文也佐证了此番谈话对谢持的影响，该文说：
黄埔军校开学时，国民党的老顽固分子谢持由上海来贵州，说是参加军校开学典礼。他住广州大沙头医院，饰词养病，极力拉拢军校教职员中的右翼分子，如教授部主任王柏龄等以及学生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极力造谣煽动的能事，说：“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趁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之地。”等等，危言耸听。
曾扩情明言谢持的上述言动是在其住院养病期间发出的。据谢的日记，其于6月17日“病作”，30日因“病加剧”住入医院并确诊为糖尿病。可知，谢持的上述言动发生于和鲍罗庭的谈话之后，表明其已公开对外宣示反对容共政策，可视为与鲍那次谈话的直接后果。虽然谢持拉拢煽惑之词在曾扩情看来是“危言耸听”，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听闻鲍为中共党团辩护，且拒不答应停止党团活动的表态后内心的震惊愤怒状态，也是其为国民党前途担忧而力谋补救的急切心情之写照。
为解决久悬不决的弹劾风潮，一届二中全会于8月15日召开。谢持抱病出席了18、19、20日三次会议，并于18日和20日的会议上发言。19日，一届二中全会开始讨论弹劾案，张继指责共产党人不守信义，“名义上跨党徒滋纷扰”，须对纠纷负责，明确主张两党分立，协同工作。20日，大会继续讨论弹劾案，谢持发言首先阐明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以革命党、友党资格或以友党党员资格来帮助指导我们，我很希望且感谢的；以友党资格利用我们，我反对的；以友党党员而入本党仍利用我们为友党尽力，我认为不忠于本党，我不但反对而且痛恨的。以本党党员而阻止本党劳动运动之改善，力图吸收本党，我认为本党之仇敌，我认为世界劳动者之仇敌，我认为人道之仇敌；阻止本党之改善即系力求促成资本阶级发达以达其劳动阶级革命之至，即是只图造成革命机会而不恤劳动者之痛苦；是二者，我不但反对而且切齿痛恨的。 谢持的发言极富感情色彩，态度极为严厉，视中共的党团活动为“不忠于本党”“本党之仇敌”“世界劳动者之仇敌”及“人道之仇敌”，而不再仅视为弹劾案所认定的“违背党义”“破坏党德”了，明确主张“须令其脱党”。张继和谢持的发言与6月18日提交的弹劾案相比，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明确主张中止“容共”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谢持的发言特意指出中共党员“今不忠于本党而利用本党，且直言利用之意而不讳”，显然是针对鲍罗庭而言的。而在7月3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上，张继也以与鲍的谈话为由，反对聘鲍为政治委员会高级顾问。这显示着与鲍罗庭的谈话是其改变解决之道并转而反对容共政策的直接原因。
据谢持日记可知其出席会议并非出自主动，而是在张继、邓泽如及覃振的力促下勉强赴会，当8月21日张继“又来促赴会”时，谢持已倍感疲惫，谢绝所请。谢持在弹劾案的关键之际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似乎不高，病痛困扰自是客观因素；对弹劾案获得通过的悲观预知则是主要原因。据曹任远回忆，谢持于8月20日赴会发言前曾晋见孙中山谈及联俄容共，谢告以赞成联俄，但反对苏俄利用中共扩张夺权；孙对此表示赞同说：“那是应该的”、“夺权不行”。虽然谢持和孙中山在不能因为联俄而有损国民党自身组织、防止中共籍“容共”政策扩张夺权上意见一致，但谢持还是坚持中止“容共”政策，驱逐中共党员出国民党。这不可避免地要动摇“联俄”政策的基础，影响孙中山期待甚殷的俄援之到来。
当天，孙中山召集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议决案作为解决弹劾案的范本，次日中执会全体会议接受此决议。该两案申明“容共”政策不可动摇，重申惟以党纪规范党员行动；为解除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党团”活动的疑惑，决定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负责与第三国际“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依据两案颁布的对全体党员的训令谓弹劾案认定中共组织党团“实为过枉”，并批评“诸党员对于共产派问题，又往往激昂过甚，逸于常轨，此皆所谓意气用事”。可见，该训令否认了弹劾案所认定的中共在国民党组织党团的“事实”，未对其与中共分离的要求作出正面回应，这自然令谢持大为不满。更有甚者，谢持等很快即意识到通过与共产国际联络来获悉中共党团秘密的做法实乃自欺欺人、“殊难实现”。同时，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中央的该项决议案也极为不满。陈独秀、蔡和森等认为此举是孙中山等“利用右派的反对”借此“消灭独立的共产党组织”，蔡和森为此还致电国民党中央否认该训令。基于这种判断，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采取了更加强硬的路线。由此可见，一届二中全会非但未能化解弹劾案引发的国共关系的紧张态势，反而使之更趋恶化。虽然国民党内怀疑和反对“容共”政策的势力遭受打压，要求革除中共党员国民党党籍的风潮迅速平息，但由于造成国共间纠纷的根源依然如故，全会所宣称的“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的结论显系过于乐观。
四、结语
梳理谢持走向弹劾的心路历程可知，其对容共的态度随容共进程中的观感变化而变化。在党务改进时期，时任党务部长的谢持对容共政策是支持的，在代理国民党总理并主持上海本部期间配合孙中山在广州的军事斗争，对“容共”的执行有所怠慢。1923年10月鲍罗庭抵粤后，孙中山在广州实施彻底的改组，容共随之急速推行。谢持所主持的上海本部认定广州改组不合组织程序、违背党章，其对改组的异议主要不是基于政见和意识形态，而是源于对事权和利益分配的争夺，暗含保守自身在党内既定地位的考量。经廖仲恺代表孙中山赴沪解释后，谢持及其所在的上海执行部为容共的推行及一大的筹备做出了积极工作。虽然谢持在“一大”前后并未消除对容共的顾虑，但毕竟和冯自由等人公然反对容共政策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中央监察委员，其对中共党员加入后的及时观察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共党团活动的担忧，并寻求预制，是其职务行为，也是孙中山容共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其日记显示鲍罗庭擅改一大宣言、部分中共党员在中俄交涉期间公开主张承认北京政府及调查所得的中共“罪证”影响着其对“容共”的观感，促使其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但弹劾案只是寻求在纪律层面解决日益显露的国共纠纷，明确说明提案目的不是排斥中共分子和反对“容共”政策。在旨在寻求谅解的谈话中，鲍强硬地为党团活动辩护，拒不答应取消令谢持十分忧虑的党团。鲍的表态令其十分震怒，也宣告纪律解决的破产，促使其最终走向终止容共政策。总体说来，谢持对容共政策的支持、懈怠、忧虑直至走向弹劾以及最终的反对，其态度始终受到容共进程中来自主客观因数的制约，呈现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弹劾失败后，谢持在反对容共的道路上渐行渐远，1925年11月发起西山会议，会后另立中央与广州中央分庭抗礼，成为西山会议派的中坚人物。
在既往的历史叙事中，处于不同学术语境的学者近乎一致地认为谢持是国民党内反对容共政策的先锋，并将其包括弹劾案在内的西山会议前的言动也纳入“西山会议派”的叙事框架，要么视其为一以贯之的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结果和表现，要么被看成“清党”的前奏和“护党先驱”们的先见之明。于是，提案弹劾时的谢持就必须要被描述成像“西山会议派”那样反对容共政策，这样的论断显然不是基于对作为事件的“弹劾共产党案”史实构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事件当事人据以行动的主客观因素的分析，落入了以后起的派别身份论定前在的个体事件的泥潭。
推而广之，革命事件的参与者影响着革命进程也被革命进程影响着。就前者而言，由于对现实持不同看法的主体判断选择不同，致使革命进程伴有诸多纷争；就后者而言，革命进程不断地、动态地重塑再造了参与者，使其获得一个个即时性的身份。事件与人物间这般互动关系要求研究者必须对宏大叙事及所谓的“历史规律”保持适度警惕，以适当视角对人物和事件展开具体分析，方能做到知人论世。在这样的研究取经中，固然不能忽视长期趋势或背景条件对人物与事件的影响，更要重视那些偶发性的相邻事件对特定个体和个案的关键作用。
[作者简介]苏舟，男，1978年生，安徽无为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