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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人称指代与政治意识形态为主题，通过对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8年至2002年）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进行分析，着重考察了朱镕基在这一特定的社会场景下，如何选择和运用人称代词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同时，也证明了前人所提出的代词距离尺度理论框架是一种客观描述个体代词使用特征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人称指代 政治意识形态 距离尺度 朱镕基
一、引言
多年以来，政治语言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对政治人物的言论进行语言学分析，在西方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其中，1987年Karen Maitland和John Wilson的《代词选择与意识形态冲突》（Pronominal Selection and Ideological Conflic）一文特别值得关注。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对英国三位政治人物（Mrs. Thatcher、 Neil Kinnock和Michael Foot）演讲词的分析，探讨了人称代词的选择与运用和说话者本人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Karen Maitland和John Wilson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启发，促使我们在中国场景下来关注政治语言这一话题。本文即尝试从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8年至2002年的五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着手，借鉴Karen Maitland和John Wilson的理论框架，以人称指代与政治意识形态为主题，着重考察朱镕基在当时的社会场景下，如何选择和运用人称代词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
二、理论与方法
（一）理论框架
众所周知，代词的选择与说话者和听话者在地位与相互关系上的自觉角色存在关联。[2]（P495）如果从“距离”的角度来看，说话者以“我”或“我们”之外的方式来进行自称，代表了他希望远离谈话主题、或者远离“谈话参与者”这一自我角色的意愿。Ann Rees将这种“距离效应”与人称代词系统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一种连续统关系，提出了“代词距离尺度（Scale of Pronominal Distancing）”的理论假设。[2]（P498）在代词距离尺度中，I（及其变体my、me、mine）是最基本的自称方式，其他代词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一种距离效应。
0 1 2 3 4 5 6 7 8
I We You One You It She He They
（Direct） （Indefinite）
Distancing from self
Ann Rees所提出的代词距离尺度只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概念。Karen Maitland和John Wilson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延伸和发展：他们认为代词距离尺度的测量方式可以用于特殊个体对象的研究，即可以为某一个体绘制出个性化的代词距离尺度连续统。[2]（P505）例如，他们将Mrs. Thatcher的代词距离尺度描述为： ?
0 1 2 3 4 5 6 7 8 9
I We You One You She He They They Those
（Direct） （Indefinite）
Distancing from self
而Neil Kinnock的代词距离尺度则为：
0 1 2 3 4 5 6 7 8
I We You You They Those He She It
（Direct）（Indefinite）
Distancing from self
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而对不同个体间代词使用差异及其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差别进行比较研究。Karen Maitland和John Wilson认为，“如果不同个体以相似的方式去理解外在世界，即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及信仰系统，他们应该表现出相似的代词使用模式”[2]（P505）。
上述研究说明，代词距离尺度可以作为客观描述个体代词使用特征的有效方式。Karen Maitland和John Wilson的研究更进一步彰显了代词运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政治人物基于不同的政治取向会选择不同的代词使用模式。这一点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和理论线索。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就是，作为时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他如何选择和使用人称代词？他的代词距离尺度表现出什么样的模式特征？这种代词使用模式又折射出了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本文将对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进行深入分析，以回答上述三个问题。也就是说，本文将探讨人称代词单位在朱镕基的政治言语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与相关研究进行理论对话。
（二）研究方法
⒈人称代词系统
如前所述，本文将集中考察朱镕基讲话中人称代词的分布与组织。我们所参照的人称代词系统可以概括如表1：
表1：人称代词系统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其他人称指代形式
我 你（基本） 他、她、它 有人、有些（人）
? 你（泛化） 某些、某个、某某
我们 你们（基本） 他们 ?
? 你们（泛化）
其中，有两点值得说明：
第一，关于第二人称代词“你”和“你们”意义“泛化”的问题。第二人称代词的基本意义是指称听话人，但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其称代对象往往会发生变化，可以指称第三者或说话者本人，甚至变为任指或虚指。[3]本文中，对第二人称代词的基本意义和泛化意义做出区分。例如：
（1）我希望通过你向印度政府的首脑和印度人民致以我最美好的祝愿。（1998年3月19日） （2）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中国部署了600枚导弹，因为连我都不知道！（1999年3月15日）
（3）但是由于种种不讲你们也知道的原因，在美国出现了一种反对中国的潮流，这使我们感到很不安。（1999年3月15日）
（4）在这种气氛中，我应邀访美当然是个很不轻松的任务，很多媒体也预言我的访问不可能成功，但是我还是要去，因为既然你们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1999年3月15日）
例（1）和例（3）中的“你”和“你们”都是第二人称代词的基本用法，它们分别指代那位印度记者和所有现场记者；而例（2）和例（4）中的“你”和“你们”则为泛化用法，它们都没有特定的指代对象：“你”泛指那些指责中国部署导弹的人们，“你们”则泛指那些对中国持敌对态度的美国人士。
第二，在常见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代词系统之外，我们增加了一类“其他人称指代形式”，包括有人、有些（人）、某些、某个、某某。这是因为我们发现在朱镕基的政治言语中，它们尽管出现频率有限，但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换句话说，它们在朱镕基的代词距离尺度上占有特殊位置，值得特别关注。
⒉语料数据及分析步骤
本文的语料数据为1998年至2002年朱镕基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五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文本：文本总词数为13118个，其中人称代词为727个，占总数的5.5%（具体见表2、表3、表4）。在下文中，我们将以代词距离尺度为线索，首先对朱镕基讲话中的自我指称情况（即尺度上靠近“自我”的一端）进行描述，然后再对涉及对立方的指称情况（即尺度上远离“自我”的一端）进行考察，最后将尝试对朱镕基人称代词运用的特征和性质进行概括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与思考。
表2：1998～2002年历年记者招待会讲话情况
编号 场合 时间 总词数 人称代词总数 人称代词占总词数百分比（%）
A 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1998.3.19 1843 70 3.8
B 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1999.3.15 2503 173 6.9
C 第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2000.3.15 2629 146 2.5
D 第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2001.3.15 3714 214 5.8
E 第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2002.3.15 2429 124 5.1
合计 13118 727 5.5
表3：1998～2002年人称代词使用情况
人称指代 出现次数 占人称代词总数百分比（%）
我 324 44.6
我们 241 33.1
你（基本） 24 3.3
你（泛化） 17 2.3
你们（基本） 5 0.7
你们（泛化） 12 1.6
他、她、它 52 7.2
他们 36 5.0
有人、有些（人） 10 1.4
某些、某个、某某 6 0.8
合计 727 100.0
表4：1998～2002年历年人称代词使用情况
人称指代 出现次数 占人称代词总数百分比（%）
A B C D E A B C D E
我 36 79 54 86 69 51.4 45.7 37.0 40.2 55.6
我们 26 49 54 79 33 37.1 28.3 37.0 36.9 26.6
你（基本） 1 5 5 5 8 1.4 2.9 3.4 2.3 6.5
你（泛化） - 10 6 - 1 - 5.8 4.1 - 0.8
你们（基本） - 1 1 3 - - 0.6 0.7 1.4 -
你们（泛化） - 5 3 - 4 - 2.9 2.1 - 3.2
他、她、它 6 16 5 21 4 8.6 9.2 3.4 9.8 3.2
他们 1 7 10 14 4 1.4 4.0 6.8 6.5 3.2
有人有些（人） - - 5 5 - - - 3.4 2.3 -
某些、某个、某某 - 1 3 1 1 - 0.6 2.1 0.5 0.8
合计 70 173 146 214 124 99.9 100.0 100.0 99.9 99.9
（注：由于统计误差，“合计”有时会出现不足100.0%的情况。）
三、自我指称
人称指代以自我为中心，说话者就是中枢人物。朱镕基的讲话也不例外。从出现频率来看，第一人称代词“我”和“我们”占据了绝对优势（见表3和表4）。因此，我们首先对朱镕基的自我指称方式进行分析。换句话说，我们将首先尝试确定朱镕基代词距离尺度上靠近“自我”一端的人称代词的位置与分布。
（一）我
长期以来，朱镕基在海内外媒体中都拥有“真诚坦率”的赞誉。我们的分析显示，这与他对于第一人称代词“我”的成功驾驭有直接关系。我们发现朱镕基经常大量使用“我”来表达个人情感，藉此增加话语感染力，拉近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例如：
（5）对于外界称我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经济沙皇”等，我都不高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虽然很怕辜负人民的期望，但是很有信心。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国人民，我相信本届政府将无往而不胜。（1998年3月19日）
在例（5）中，朱镕基连用7个“我”来表达自己的多种复杂情感：对于外界评价的不悦、当选总理后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及本届政府执政能力的自信。与“我”的使用相照应的是一系列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语，如“不高兴、感到、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很怕、很有信心、相信”。这也是朱镕基使用“我”的一个特点：他往往会连续使用一些抒发个人情感的词语，最常见的包括“想、知道、认为、相信、希望、感到、估计、感觉、感动、愿意、关心、满意、担心”等。 朱镕基运用“我”的另一个特点是，他通常会以个人化的“我”开始谈话，继而很自然地转换到更加机构化的“我们”。例如：
（6）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的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站住了，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挺过去了。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了一句：“来之不易”呀！（1999年3月15日）
在例（6）中，朱镕基首先连用6个“我”来描述自己一年中的情感历程。随着话语的行进，他很自然地将“我”转换成“我们”，这也代表着他的角色转换——由诉说情感的个人转变为中国政府的代言人。这其中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尽管他个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中国政府这一实体充满力量、可以战胜一切困难。最后，朱镕基又一次使用“我”回归到个人角色，与谈话开端完成情感呼应。
（二）我们
“我们”也是朱镕基频繁使用的人称代词。他会使用“我们”的基本含义，即指代共同参与某种活动的人或组织。例如：
（7）我和小渊惠三首相多次见面，我也在中国接待过小渊首相的访问，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2001年3月15日）
例（7）中的“我们”显然是指代小渊惠三和朱镕基。不过，在朱镕基的讲话中“我们”更普遍的用法是指代中国、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例如：
（8）至于如何选举主席和总理，这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不同于外国，东方不同于西方，我们有自己的选举制度。（1998年3月19日）
（9）现在我们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查处，保护消费者和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需要大大加强。因此，我们除了要加强市场监管的立法工作以外，还要加强执法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将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升格为总局，加强对市场的监管，还要加强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新闻出版署等等。（2001年3月15日）
（10）对于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我们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很好地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对此，我们全党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最近几年，我们党和政府的历次会议对此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会改变。（1998年3月19日）
例（8）、例（9）和例（10）中的“我们”分别指代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这三个例句也反映出这样一种事实：在朱镕基的意识形态中，中国、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这三者其实是等同的，而他自身也是与它们合为一体的。
由此可以看出，朱镕基所使用的“我们”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意义泛化现象，即在一定语境下，“我们”不限于特定的指代对象，而是包含一切支持其观点的人或组织，比如“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所有的人”。例如：
（11）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时期，在美国有过这种时期，在中国也有过这种时期。（1999年3月15日）
（12）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能够允许自古就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吗？绝对不能！（2000年3月15日）
（13）我刚才已经说过，没有任何一个内地的城市可以在近期代替香港。我们都应该有信心，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2002年3月15日）
例（11）中的“我们”泛指所有的人，例（12）中的“我们”是指所有支持中国统一的中国人，而例（13）中的“我们”则包含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及所有关心香港发展的人。
（三）其他人称指称方式
朱镕基会使用泛化意义上的第二人称代词“你”或第三人称代词“他”进行自我指称，偶尔也会自称“朱镕基”。例如：
（14）他们就是愿意或者主张台湾问题无限期地拖下去，今天你说不能够无限期拖下去，那不就翻了天了嘛！因此，种种的威胁也就出来了，说什么如果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那某某国家就要用武力来干预。（2000年3月15日）
（15）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2000年3月15日）
例（14）中的“你”不是指向朱镕基提问的记者，而是指中国政府。面对台湾问题这一敏感问题时，身为政府代言人的朱镕基选择第二人称“你”来指代中国政府，而不使用习惯性的第一人称“我”或“我们”，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营造一种“距离效应”——采用一种貌似客观的“局外人”式的口吻对事件进行评述。在例（15）中朱镕基分别使用第三人称“他”和自己的名字“朱镕基”来进行自我指称，同样也是期望能够达到一种“距离效应”，是一种礼貌性的自谦用法。
?四、对立方指称
在每年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少记者都会提出敏感尖锐的问题。一般来说，这些问题的焦点大都集中在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及人权问题上。朱镕基在反驳不同意见、维护自我立场的过程中，就必须考虑如何使用合适的人称代词指称对立方。依据本文的理论框架，这些人称代词在代词距离尺度上位于远离“自我”的一端。下面我们将考察朱镕基使用人称代词指称对立方的情况，由此来确定他的代词距离尺度上远离“自我”一端的人称代词的位置与分布。
（一）“我”或“我们”与“你”或“你们”
在应答敏感问题时，我们发现朱镕基习惯于将对立关系表达为第一人称“我”或“我们”与第二人称“你”或“你们”的对立。当然，这里的“你”或“你们”通常都是使用泛化意义。例如：
（16）这家杂志的封面上登了我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看起来我就像个死人。在这种气氛中，我应邀访美当然是个很不轻松的任务，很多媒体也预言我的访问不可能成功，但是我还是要去，因为既然你们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这不是个“地雷阵”，无非是气氛不太好，但我的访问就是要去说明真相，恢复中美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好势头。（1999年3月15日） （17）我们在人权方面的工作每天都有进步。刚刚闭幕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我们国务院也在立法，国务院立的法叫行政法规。我们天天在努力健全我国的法制，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我们会继续做下去。我们欢迎外国朋友批评我们的工作，但你不要太急了，我比你还急嘛！（1999年3月15日）
（18）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谁赞成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就支持谁，我们就跟他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让步，让步给中国人嘛！谁要是搞“台湾独立”，谁就没有好下场，因为你不得人心，你违背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人心，你也违背了全世界华裔、华侨的人心。（2000年3月15日）
（19）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十几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在个别的分支机构发生违法事件，我想这不是什么太奇怪的问题。你们美国不是也出现了“安然事件”吗？由于你们在认真地处理“安然事件”，中国的报纸、杂志、舆论界没有大肆渲染这件事情。同样，中国银行的个别分支机构发生一些违法事件，也不值得大肆渲染。我们对这种事件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是依法处理的。（2002年3月15日）
在以上四个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组对立关系：“我”——“你们”、“我们”——“你”及“我”和“我们”——“你们”。同时也可以发现，从“你”和“你们”所出现的语境来看，前者比后者所蕴含的排斥情感更为强烈。
（二）有人（有些人）、某些（某个、某某）
在指代对立方时，朱镕基也习惯于使用一些模糊性概念，比如“有人”“有些人”“某些”“某个”“某某”等。例如：
（20）为什么反响这么大呢？就是因为在某个国家，有一些从来就是反对中国的人士，他们从来就是把中国当做潜在的敌人，要利用台湾这个不沉的“航空母舰”来反对中国。他们就是愿意或者主张台湾问题无限期地拖下去，今天你说不能够无限期拖下去，那不就翻了天了嘛！因此，种种的威胁也就出来了，说什么如果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那某某国家就要用武力来干预。（2000年3月15日）
（21）现在，有些人在计算中国有多少飞机、多少军舰、多少导弹。结论是中国人不敢打，也不会打。按照这种计算，希特勒早已统治全世界啦。他们不懂中国的历史，不知道中国人民一定会以鲜血与生命来捍卫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尊严。这几天，台湾的选情波谲云诡，急转直下。有人用尽了权谋手段，“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就是有人要让“台独”势力上台嘛！（2000年3月15日）
（22）反腐败问题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但是我从来不认为中国政府是最腐败的政府，像某些杂志所排列的次序，从来不是这样。中国的腐败案件是多一点，因为中国人多嘛。（2000年3月15日）
（23）至于我本人，除了我确实是在埋头苦干以外，我没有什么优点，我不希望别人学习我。特别是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2002年3月15日）
从以上四个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模糊性人称指代的用法。值得注意的是，从表面上来看，它们没有特指具体对象，似乎避免了对明确个体的攻击。但事实上它们的语用效果恰好相反，不指名道姓反而更易于直接承载强烈的负面情感。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这些模糊性人称指代形式应该位于代词距离尺度上最远离“自我”的位置。另外，在例（20）和例（21）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他们”也值得关注：“他们”往往与“有人”“某些”共同出现，也因此带有了一些排斥意味，不再单纯扮演客观中立的指称角色。
五、结语
我们已经从自我指称和对立方指称两个层面考察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依据前人所提出的代词距离尺度的理论假设，现在可以尝试将朱镕基运用人称代词的模式特征概括为如下的连续统：
0 1 2 3 4 ?5 6 7
我 我们 你/你们 他/她/它 他们 你们 你 有人（有些人）/某些（某个、某某）
（基本） （泛化）（泛化）
偏离“自我”
在这个尺度上，第一人称代词“我”和“我们”位于靠近“自我”的一端，而泛化意义上的第二人称指代“你”和“你们”与模糊性指代方式“有人（有些人）”和“某些（某个、某某）”则位于远离“自我”的一端。“你”和“你们”的基本用法及第三人称代词依次排列在中端。
对比前文中所提到的Karen Maitland和John Wilson所描绘的Mrs.Thatcher与Neil Kinnock的代词距离尺度，我们可以发现朱镕基的尺度与它们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这固然与东西方语言和文化差异相关，但是不可否认，相异的政治思想意识确实影响了他们在代词上的选择与组织。不过，从语言学意义上来说，或许更为重要的发现是：我们的研究支持了前人的理论假设，即代词距离尺度的测量方式可以用于特殊个体对象的研究，是一种客观描述个体代词使用特征的有效方式。
?
注 释：
[1]相关著作包括：
Atkinson，Max. Our Masters’Voices：the Language and Body Language of Politics[M].New York：Methuen & Co.Ltd， 1984.
Sch?ffner，Christina，eds. Analysing Political Speeches[M]. 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7.
Partington，Alan.The linguistics of Political Argumant： the Spin-doctor and the Wolf-pack at the White House[M]. London：Routledge，2003.
Yoos，George E. Politics & Rhetoric：Coming to Terms with Term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
[2]Maitland，Karen，and John Wilson.Pronominal Selection
and Ideological Conflict[J].Journal of Pragmatics，1987， （11）.
[3]张爱民.现代汉语第二人称代词人称泛化探讨[J].徐州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31.
参考文献：
[1]索振羽.语用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张爱民.现代汉语第二人称代词人称泛化探讨[J].徐州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3]Maitland，Karen，and John Wilson.Pronominal Selection
and Ideological Conflict[J].Journal of Pragmatics 11 （1987）：495～512.
[4]人民网[Z].www.people.com.cn.
（赵春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关键词：人称指代 政治意识形态 距离尺度 朱镕基
一、引言
多年以来，政治语言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对政治人物的言论进行语言学分析，在西方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其中，1987年Karen Maitland和John Wilson的《代词选择与意识形态冲突》（Pronominal Selection and Ideological Conflic）一文特别值得关注。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对英国三位政治人物（Mrs. Thatcher、 Neil Kinnock和Michael Foot）演讲词的分析，探讨了人称代词的选择与运用和说话者本人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Karen Maitland和John Wilson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启发，促使我们在中国场景下来关注政治语言这一话题。本文即尝试从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8年至2002年的五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着手，借鉴Karen Maitland和John Wilson的理论框架，以人称指代与政治意识形态为主题，着重考察朱镕基在当时的社会场景下，如何选择和运用人称代词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
二、理论与方法
（一）理论框架
众所周知，代词的选择与说话者和听话者在地位与相互关系上的自觉角色存在关联。[2]（P495）如果从“距离”的角度来看，说话者以“我”或“我们”之外的方式来进行自称，代表了他希望远离谈话主题、或者远离“谈话参与者”这一自我角色的意愿。Ann Rees将这种“距离效应”与人称代词系统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一种连续统关系，提出了“代词距离尺度（Scale of Pronominal Distancing）”的理论假设。[2]（P498）在代词距离尺度中，I（及其变体my、me、mine）是最基本的自称方式，其他代词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一种距离效应。
0 1 2 3 4 5 6 7 8
I We You One You It She He They
（Direct） （Indefinite）
Distancing from self
Ann Rees所提出的代词距离尺度只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概念。Karen Maitland和John Wilson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延伸和发展：他们认为代词距离尺度的测量方式可以用于特殊个体对象的研究，即可以为某一个体绘制出个性化的代词距离尺度连续统。[2]（P505）例如，他们将Mrs. Thatcher的代词距离尺度描述为： ?
0 1 2 3 4 5 6 7 8 9
I We You One You She He They They Those
（Direct） （Indefinite）
Distancing from self
而Neil Kinnock的代词距离尺度则为：
0 1 2 3 4 5 6 7 8
I We You You They Those He She It
（Direct）（Indefinite）
Distancing from self
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而对不同个体间代词使用差异及其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差别进行比较研究。Karen Maitland和John Wilson认为，“如果不同个体以相似的方式去理解外在世界，即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及信仰系统，他们应该表现出相似的代词使用模式”[2]（P505）。
上述研究说明，代词距离尺度可以作为客观描述个体代词使用特征的有效方式。Karen Maitland和John Wilson的研究更进一步彰显了代词运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政治人物基于不同的政治取向会选择不同的代词使用模式。这一点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和理论线索。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就是，作为时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他如何选择和使用人称代词？他的代词距离尺度表现出什么样的模式特征？这种代词使用模式又折射出了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本文将对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进行深入分析，以回答上述三个问题。也就是说，本文将探讨人称代词单位在朱镕基的政治言语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与相关研究进行理论对话。
（二）研究方法
⒈人称代词系统
如前所述，本文将集中考察朱镕基讲话中人称代词的分布与组织。我们所参照的人称代词系统可以概括如表1：
表1：人称代词系统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其他人称指代形式
我 你（基本） 他、她、它 有人、有些（人）
? 你（泛化） 某些、某个、某某
我们 你们（基本） 他们 ?
? 你们（泛化）
其中，有两点值得说明：
第一，关于第二人称代词“你”和“你们”意义“泛化”的问题。第二人称代词的基本意义是指称听话人，但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其称代对象往往会发生变化，可以指称第三者或说话者本人，甚至变为任指或虚指。[3]本文中，对第二人称代词的基本意义和泛化意义做出区分。例如：
（1）我希望通过你向印度政府的首脑和印度人民致以我最美好的祝愿。（1998年3月19日） （2）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中国部署了600枚导弹，因为连我都不知道！（1999年3月15日）
（3）但是由于种种不讲你们也知道的原因，在美国出现了一种反对中国的潮流，这使我们感到很不安。（1999年3月15日）
（4）在这种气氛中，我应邀访美当然是个很不轻松的任务，很多媒体也预言我的访问不可能成功，但是我还是要去，因为既然你们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1999年3月15日）
例（1）和例（3）中的“你”和“你们”都是第二人称代词的基本用法，它们分别指代那位印度记者和所有现场记者；而例（2）和例（4）中的“你”和“你们”则为泛化用法，它们都没有特定的指代对象：“你”泛指那些指责中国部署导弹的人们，“你们”则泛指那些对中国持敌对态度的美国人士。
第二，在常见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代词系统之外，我们增加了一类“其他人称指代形式”，包括有人、有些（人）、某些、某个、某某。这是因为我们发现在朱镕基的政治言语中，它们尽管出现频率有限，但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换句话说，它们在朱镕基的代词距离尺度上占有特殊位置，值得特别关注。
⒉语料数据及分析步骤
本文的语料数据为1998年至2002年朱镕基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五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文本：文本总词数为13118个，其中人称代词为727个，占总数的5.5%（具体见表2、表3、表4）。在下文中，我们将以代词距离尺度为线索，首先对朱镕基讲话中的自我指称情况（即尺度上靠近“自我”的一端）进行描述，然后再对涉及对立方的指称情况（即尺度上远离“自我”的一端）进行考察，最后将尝试对朱镕基人称代词运用的特征和性质进行概括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与思考。
表2：1998～2002年历年记者招待会讲话情况
编号 场合 时间 总词数 人称代词总数 人称代词占总词数百分比（%）
A 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1998.3.19 1843 70 3.8
B 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1999.3.15 2503 173 6.9
C 第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2000.3.15 2629 146 2.5
D 第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2001.3.15 3714 214 5.8
E 第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2002.3.15 2429 124 5.1
合计 13118 727 5.5
表3：1998～2002年人称代词使用情况
人称指代 出现次数 占人称代词总数百分比（%）
我 324 44.6
我们 241 33.1
你（基本） 24 3.3
你（泛化） 17 2.3
你们（基本） 5 0.7
你们（泛化） 12 1.6
他、她、它 52 7.2
他们 36 5.0
有人、有些（人） 10 1.4
某些、某个、某某 6 0.8
合计 727 100.0
表4：1998～2002年历年人称代词使用情况
人称指代 出现次数 占人称代词总数百分比（%）
A B C D E A B C D E
我 36 79 54 86 69 51.4 45.7 37.0 40.2 55.6
我们 26 49 54 79 33 37.1 28.3 37.0 36.9 26.6
你（基本） 1 5 5 5 8 1.4 2.9 3.4 2.3 6.5
你（泛化） - 10 6 - 1 - 5.8 4.1 - 0.8
你们（基本） - 1 1 3 - - 0.6 0.7 1.4 -
你们（泛化） - 5 3 - 4 - 2.9 2.1 - 3.2
他、她、它 6 16 5 21 4 8.6 9.2 3.4 9.8 3.2
他们 1 7 10 14 4 1.4 4.0 6.8 6.5 3.2
有人有些（人） - - 5 5 - - - 3.4 2.3 -
某些、某个、某某 - 1 3 1 1 - 0.6 2.1 0.5 0.8
合计 70 173 146 214 124 99.9 100.0 100.0 99.9 99.9
（注：由于统计误差，“合计”有时会出现不足100.0%的情况。）
三、自我指称
人称指代以自我为中心，说话者就是中枢人物。朱镕基的讲话也不例外。从出现频率来看，第一人称代词“我”和“我们”占据了绝对优势（见表3和表4）。因此，我们首先对朱镕基的自我指称方式进行分析。换句话说，我们将首先尝试确定朱镕基代词距离尺度上靠近“自我”一端的人称代词的位置与分布。
（一）我
长期以来，朱镕基在海内外媒体中都拥有“真诚坦率”的赞誉。我们的分析显示，这与他对于第一人称代词“我”的成功驾驭有直接关系。我们发现朱镕基经常大量使用“我”来表达个人情感，藉此增加话语感染力，拉近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例如：
（5）对于外界称我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经济沙皇”等，我都不高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虽然很怕辜负人民的期望，但是很有信心。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国人民，我相信本届政府将无往而不胜。（1998年3月19日）
在例（5）中，朱镕基连用7个“我”来表达自己的多种复杂情感：对于外界评价的不悦、当选总理后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及本届政府执政能力的自信。与“我”的使用相照应的是一系列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语，如“不高兴、感到、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很怕、很有信心、相信”。这也是朱镕基使用“我”的一个特点：他往往会连续使用一些抒发个人情感的词语，最常见的包括“想、知道、认为、相信、希望、感到、估计、感觉、感动、愿意、关心、满意、担心”等。 朱镕基运用“我”的另一个特点是，他通常会以个人化的“我”开始谈话，继而很自然地转换到更加机构化的“我们”。例如：
（6）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的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站住了，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挺过去了。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了一句：“来之不易”呀！（1999年3月15日）
在例（6）中，朱镕基首先连用6个“我”来描述自己一年中的情感历程。随着话语的行进，他很自然地将“我”转换成“我们”，这也代表着他的角色转换——由诉说情感的个人转变为中国政府的代言人。这其中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尽管他个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中国政府这一实体充满力量、可以战胜一切困难。最后，朱镕基又一次使用“我”回归到个人角色，与谈话开端完成情感呼应。
（二）我们
“我们”也是朱镕基频繁使用的人称代词。他会使用“我们”的基本含义，即指代共同参与某种活动的人或组织。例如：
（7）我和小渊惠三首相多次见面，我也在中国接待过小渊首相的访问，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2001年3月15日）
例（7）中的“我们”显然是指代小渊惠三和朱镕基。不过，在朱镕基的讲话中“我们”更普遍的用法是指代中国、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例如：
（8）至于如何选举主席和总理，这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不同于外国，东方不同于西方，我们有自己的选举制度。（1998年3月19日）
（9）现在我们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查处，保护消费者和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需要大大加强。因此，我们除了要加强市场监管的立法工作以外，还要加强执法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将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升格为总局，加强对市场的监管，还要加强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新闻出版署等等。（2001年3月15日）
（10）对于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我们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很好地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对此，我们全党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最近几年，我们党和政府的历次会议对此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会改变。（1998年3月19日）
例（8）、例（9）和例（10）中的“我们”分别指代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这三个例句也反映出这样一种事实：在朱镕基的意识形态中，中国、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这三者其实是等同的，而他自身也是与它们合为一体的。
由此可以看出，朱镕基所使用的“我们”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意义泛化现象，即在一定语境下，“我们”不限于特定的指代对象，而是包含一切支持其观点的人或组织，比如“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所有的人”。例如：
（11）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时期，在美国有过这种时期，在中国也有过这种时期。（1999年3月15日）
（12）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能够允许自古就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吗？绝对不能！（2000年3月15日）
（13）我刚才已经说过，没有任何一个内地的城市可以在近期代替香港。我们都应该有信心，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2002年3月15日）
例（11）中的“我们”泛指所有的人，例（12）中的“我们”是指所有支持中国统一的中国人，而例（13）中的“我们”则包含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及所有关心香港发展的人。
（三）其他人称指称方式
朱镕基会使用泛化意义上的第二人称代词“你”或第三人称代词“他”进行自我指称，偶尔也会自称“朱镕基”。例如：
（14）他们就是愿意或者主张台湾问题无限期地拖下去，今天你说不能够无限期拖下去，那不就翻了天了嘛！因此，种种的威胁也就出来了，说什么如果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那某某国家就要用武力来干预。（2000年3月15日）
（15）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2000年3月15日）
例（14）中的“你”不是指向朱镕基提问的记者，而是指中国政府。面对台湾问题这一敏感问题时，身为政府代言人的朱镕基选择第二人称“你”来指代中国政府，而不使用习惯性的第一人称“我”或“我们”，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营造一种“距离效应”——采用一种貌似客观的“局外人”式的口吻对事件进行评述。在例（15）中朱镕基分别使用第三人称“他”和自己的名字“朱镕基”来进行自我指称，同样也是期望能够达到一种“距离效应”，是一种礼貌性的自谦用法。
?四、对立方指称
在每年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少记者都会提出敏感尖锐的问题。一般来说，这些问题的焦点大都集中在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及人权问题上。朱镕基在反驳不同意见、维护自我立场的过程中，就必须考虑如何使用合适的人称代词指称对立方。依据本文的理论框架，这些人称代词在代词距离尺度上位于远离“自我”的一端。下面我们将考察朱镕基使用人称代词指称对立方的情况，由此来确定他的代词距离尺度上远离“自我”一端的人称代词的位置与分布。
（一）“我”或“我们”与“你”或“你们”
在应答敏感问题时，我们发现朱镕基习惯于将对立关系表达为第一人称“我”或“我们”与第二人称“你”或“你们”的对立。当然，这里的“你”或“你们”通常都是使用泛化意义。例如：
（16）这家杂志的封面上登了我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看起来我就像个死人。在这种气氛中，我应邀访美当然是个很不轻松的任务，很多媒体也预言我的访问不可能成功，但是我还是要去，因为既然你们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这不是个“地雷阵”，无非是气氛不太好，但我的访问就是要去说明真相，恢复中美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好势头。（1999年3月15日） （17）我们在人权方面的工作每天都有进步。刚刚闭幕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我们国务院也在立法，国务院立的法叫行政法规。我们天天在努力健全我国的法制，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我们会继续做下去。我们欢迎外国朋友批评我们的工作，但你不要太急了，我比你还急嘛！（1999年3月15日）
（18）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谁赞成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就支持谁，我们就跟他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让步，让步给中国人嘛！谁要是搞“台湾独立”，谁就没有好下场，因为你不得人心，你违背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人心，你也违背了全世界华裔、华侨的人心。（2000年3月15日）
（19）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十几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在个别的分支机构发生违法事件，我想这不是什么太奇怪的问题。你们美国不是也出现了“安然事件”吗？由于你们在认真地处理“安然事件”，中国的报纸、杂志、舆论界没有大肆渲染这件事情。同样，中国银行的个别分支机构发生一些违法事件，也不值得大肆渲染。我们对这种事件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是依法处理的。（2002年3月15日）
在以上四个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组对立关系：“我”——“你们”、“我们”——“你”及“我”和“我们”——“你们”。同时也可以发现，从“你”和“你们”所出现的语境来看，前者比后者所蕴含的排斥情感更为强烈。
（二）有人（有些人）、某些（某个、某某）
在指代对立方时，朱镕基也习惯于使用一些模糊性概念，比如“有人”“有些人”“某些”“某个”“某某”等。例如：
（20）为什么反响这么大呢？就是因为在某个国家，有一些从来就是反对中国的人士，他们从来就是把中国当做潜在的敌人，要利用台湾这个不沉的“航空母舰”来反对中国。他们就是愿意或者主张台湾问题无限期地拖下去，今天你说不能够无限期拖下去，那不就翻了天了嘛！因此，种种的威胁也就出来了，说什么如果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那某某国家就要用武力来干预。（2000年3月15日）
（21）现在，有些人在计算中国有多少飞机、多少军舰、多少导弹。结论是中国人不敢打，也不会打。按照这种计算，希特勒早已统治全世界啦。他们不懂中国的历史，不知道中国人民一定会以鲜血与生命来捍卫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尊严。这几天，台湾的选情波谲云诡，急转直下。有人用尽了权谋手段，“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就是有人要让“台独”势力上台嘛！（2000年3月15日）
（22）反腐败问题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但是我从来不认为中国政府是最腐败的政府，像某些杂志所排列的次序，从来不是这样。中国的腐败案件是多一点，因为中国人多嘛。（2000年3月15日）
（23）至于我本人，除了我确实是在埋头苦干以外，我没有什么优点，我不希望别人学习我。特别是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2002年3月15日）
从以上四个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模糊性人称指代的用法。值得注意的是，从表面上来看，它们没有特指具体对象，似乎避免了对明确个体的攻击。但事实上它们的语用效果恰好相反，不指名道姓反而更易于直接承载强烈的负面情感。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这些模糊性人称指代形式应该位于代词距离尺度上最远离“自我”的位置。另外，在例（20）和例（21）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他们”也值得关注：“他们”往往与“有人”“某些”共同出现，也因此带有了一些排斥意味，不再单纯扮演客观中立的指称角色。
五、结语
我们已经从自我指称和对立方指称两个层面考察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依据前人所提出的代词距离尺度的理论假设，现在可以尝试将朱镕基运用人称代词的模式特征概括为如下的连续统：
0 1 2 3 4 ?5 6 7
我 我们 你/你们 他/她/它 他们 你们 你 有人（有些人）/某些（某个、某某）
（基本） （泛化）（泛化）
偏离“自我”
在这个尺度上，第一人称代词“我”和“我们”位于靠近“自我”的一端，而泛化意义上的第二人称指代“你”和“你们”与模糊性指代方式“有人（有些人）”和“某些（某个、某某）”则位于远离“自我”的一端。“你”和“你们”的基本用法及第三人称代词依次排列在中端。
对比前文中所提到的Karen Maitland和John Wilson所描绘的Mrs.Thatcher与Neil Kinnock的代词距离尺度，我们可以发现朱镕基的尺度与它们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这固然与东西方语言和文化差异相关，但是不可否认，相异的政治思想意识确实影响了他们在代词上的选择与组织。不过，从语言学意义上来说，或许更为重要的发现是：我们的研究支持了前人的理论假设，即代词距离尺度的测量方式可以用于特殊个体对象的研究，是一种客观描述个体代词使用特征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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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相关著作包括：
Atkinson，Max. Our Masters’Voices：the Language and Body Language of Politics[M].New York：Methuen & Co.Ltd， 1984.
Sch?ffner，Christina，eds. Analysing Political Speeches[M]. 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7.
Partington，Alan.The linguistics of Political Argumant： the Spin-doctor and the Wolf-pack at the White House[M]. London：Routledge，2003.
Yoos，George E. Politics & Rhetoric：Coming to Terms with Term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
[2]Maitland，Karen，and John Wilson.Pronominal Selection
and Ideological Conflict[J].Journal of Pragmatics，1987， （11）.
[3]张爱民.现代汉语第二人称代词人称泛化探讨[J].徐州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31.
参考文献：
[1]索振羽.语用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张爱民.现代汉语第二人称代词人称泛化探讨[J].徐州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3]Maitland，Karen，and John Wilson.Pronominal Selection
and Ideological Conflict[J].Journal of Pragmatics 11 （1987）：495～512.
[4]人民网[Z].www.people.com.cn.
（赵春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