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安是著名的“书画艺术之乡”，谈及诏安的书画史，人们每每追溯至唐开元年间一代书法名家钟绍京被贬怀恩县尉之时。可惜彼时的南诏地方尚是蛮荒之地，文化土壤实在是太过贫瘠，以至于钟绍京带来的这颗书法“种子”并没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而真正意义上诏籍本土书画家的出现则是始于明末的沈起津。
　　沈起津，字承筏，号生鹤，诏安三都人，明天启五年（1625）乙丑科进士。生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卒年不详。沈起津家世显赫，其父沈介庵为明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其岳父胡士鳌、岳祖父胡文父子又皆为进士。其家族在当地可谓荣耀一时。沈起津少年顽劣，喜欢搞一些恶作剧，在民间就有“沈起津装死抓乌鸦”的传说。但其天姿聪颖，经其父教诲后闭门思过，发奋读书，十七岁时便考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官至池州司理，任中抑制强暴，关心民瘼，颇有政绩。可惜生逢末世，沈起津步入政坛之时，大明帝国已是风雨飘摇。明崇祯七年（1634）其父去世后沈起津便辞官回乡，潜心经史，致力著作。明亡后，沈起津激于民族义愤屡图反清复明，并加入天地会。沈起津一生宦海沉浮，书剑飘零，可谓传奇人物，但清康熙《诏安县志》为其立传时将其列于文学一栏，可见其文艺成就是盖过为政声名的。沈起津又是一位书画名家，《诏安县志》稱其“书法豪迈雄健，跌宕多姿，潇洒纵逸，神采飞扬”。俞剑华主编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称其“字画入神品，名流宝之如拱璧”。
　　古代影印技术尚未发明，一般百姓极少有机会看到书画经典作品，书画学习多靠师承。入明以后，市井社会逐渐成熟，书法作品不仅为书写工具和文人清玩，开始作为商品流通于市井之中。这样一方面使明人书法少了些书卷气，一方面也促进了书法在民间的传播。而沈起津显赫的家世和他本人的社会地位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书画经典，为他的书画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巧合的是在晚明屈指可数的书法大家中，就有两位与诏安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一位是黄道周，另一位是张瑞图。黄道周为漳浦铜山（现东山县铜陵镇）人，与诏安的五都仅一水之隔，与沈起津为同科举人，先后考中进士。明亡后，又都参与了反 清复明的活动。黄道周与诏安理学家林迈佳等过从甚密，多次到诏安的龙山书社造访林迈佳，在诏安留有题匾、墨迹。明崇祯初期，张瑞图因魏忠贤案下台，逃匿于诏安的仕渡村。传说仕渡大庙的对联是他所书。南诏地方自宋以降已是文风日盛，明代置诏安县后更是科举迭出。在这种情况下，黄道周和张瑞图两位书法大家的到来，无疑给诏安书法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从沈起津的书法中我们也能看到黄道周等这些晚明书家对他的影响。
　　对于明人书法，前人以一个“势”字做了很好的总结，即所谓的明人尚势。汉魏以来，书法精神虽已归自觉，但终未摆脱实用之拘束，其表现形式多为尺牍、文稿、碑版等。入明以后，于华堂之上悬挂条幅或中堂书画作品作壁上观之风日盛。这种中堂和条幅作品纯为审美之需，无实用书写之羁绊，加上此类作品通常尺幅巨大，书写者可以纵意挥洒，所以此类作品往往豪纵浪漫，痛快淋漓。条幅和中堂形式的蔚然成风对明代狂草的发展和尚势书风的形成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代草书的这种狂纵之风自宋克起已肇其端，至徐青藤、祝枝山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明末时局动荡，思想自由，书法的狂纵浪漫之风有增无减，草书大家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傅山等先后著名，群星璀璨，构筑了晚明书坛一道万象峥嵘的景象。
　　沈起津作为诏安本籍最早的书画家，可惜其书画作品现已销散几尽，流传下来的除了《双屏泰山庙记》、九侯山几处摩崖石刻外，仅存的墨迹便是一张“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的草书中堂。该作品长136cm，宽62cm，现收藏于诏安私人藏家手中，出版于1999年版《诏安县志》。该书作以三行出之，若高山坠石、飞泉流瀑，飞泻而下，纵逸横飞，势不可挡；又间以涨墨和飞白，跌宕起伏，节奏感极强。明人的尚势之风在此一览无余。但一味的狂纵，也使线条少了些笔法的锤炼。点画缭绕，影响了整体字形的美感。一些字的草法也不够规范，如“无事”的“事”，“从容”的“容”字，“睡觉”两字，其草法都不够规范。如就此作观之，则与“书画入神品”之谓略有出入。因沈起津遗留下的墨迹现在只有这件草书中堂，我们对他的书法只能作管中窥豹，而无法察其艺术之全貌。但无论如何，这件草书作品能保存至今，对我们研究沈起津和诏安书画史都有着弥足珍贵的艺术和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