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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悦，1989年生于山西吕梁，2015年考入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师从著名画家刘健教授。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01
鲁迅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短暂的一生所创造的对于整个时代和社会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以至于他的光辉遮掩了整个民国的文学和思想。最初接触鲁迅是通过语文课本，不知道课本里的《三味书屋》毁掉了多少的课桌，每一届学到此文的无知后生都刻上了“早”字，只是我们再也没有产生出鲁迅一般的伟人。
我曾经认识的鲁迅，是一个文学家，批评家，民主和民族斗士。他的对于旧封建社会和当时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对于人民麻木不仁和传统的奴性的怒斥，令每一个读到他文章的人都产生发自灵魂深处的震荡。永远忘不了代表亿万劳苦大众的闰土，他个人的经历和人生际遇亦是旧社会里多少普通人民的噩梦，出身贫苦，求富无门，只能在社会最底层摸爬，为了生计又生出许多的孩子，本来的贫苦又是雪上加霜，如此便陷入了无尽的恶性循环。鲁迅对这普通人的记录和同情，虽然文章中并没有什么鲜明的愤怒，但更是无声胜有声的揭示了那个血淋淋的吃人的社会。鲁迅看到了，悟到了，明白了，反思了。于是他的“投笔从戎”成了他人生的大事，也是整个中国的大事。他留日期间创办文学刊物《新生》、《域外小说集》等。他不惧怕多数人的漠视，他是在黑夜中奋力前行的勇士。
他对于青年的事业和精神状态的扶持和关注是热切的。他与青年的关系是颇亲密的，态度是和蔼的，他如今的画像多是严肃的，这是不对的。关于他的画像的问题周作人在他的《鲁迅的笑》一文里有所解释。只要是青年有任何问题找他，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不论是修稿还是资助，他都是慷慨的。他知道青年是祖国的未来，自己的能力再大终究也有耗尽之日，唯努力的无私的培养年轻人，一代代继承下去，中国才有救。萧红与萧军，便是青年与鲁迅关系的缩影。
鲁迅在美术艺术上对青年的扶持和付出是巨大的，这不仅展示了他为人的无私，更显示了他于文学之外对于美术的关注和倾心。我对于鲁迅的认知便是在此更加扩展的。鲁迅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美术学家，只是被他的文名掩掉了。鲁迅从小就喜欢书画，对于画谱，那是能买到的基本都买了，《芥子园画谱》自不必说。陈淏子的《花镜》是他买来的第一部书，是用了两百文钱从一个同窗的本家那里得来的。
鲁迅对于美术艺术的用心还表现他平日的编辑工作中。他从不曾任过某一家出版集团的编辑，不曾坐在办公室里办公、施行编辑的职务。他的编辑之职，乃是自封的。他经常坐在自己家里，吃自己的饭，在办编辑的事务，著作翻译自然也占大部分的时间。他编辑自己的，更多的是别人的稿件。他修改、抄写、编整、规定行款格式，找寻和描画封面图案，预备付印。那时很多书籍的印刷装帧设计都不很注重书籍自身的美观性和实用性，不仅不在书边上标出卷数，而且为了省纸，有很多的大本子刊物，长行细字，委实不好读，不便读。鲁迅固然也有他自己的一偏好，一定要把书印的清楚，装的美观大方，但这却也是为读者服务。尤其书籍的封面设计和绘图、甚至插画，都是他亲自设计，交付使用。若他没有那许多的美术修养，如何做得来这细致琐碎的工作。
鲁迅对于我国美术事业的贡献，集中的表现于版画一事。中国复制木刻版画已有上千年历史，传统上就有木雕的佛像和其他人物，但都是单线勾勒的。自鲁迅引进西方（德国）的木刻后，在中国一批进步画家也开始了木刻创作，并形成高潮。创作版画起自20世纪30年代，经鲁迅提倡，后来取得了巨大发展。在西方，16世纪的A.丢勒以铜版画和木版画复制钢笔画，到17世纪，伦勃朗则把铜版画从镂刻法发展到腐蚀方法，并进入到创作版画阶段。木刻版画进入创作版画阶段是在19世纪。鲁迅对中国现代的木刻版画一事具有开创之功。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序》中写道：“到近几年，才知道西洋还有一种由画家一手造成的版画，也就是原画，倘用木版，便叫作‘创作木刻’。”
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先生曾在上海市虹口区长春路360号（现为391号）三楼的一间教室里，举办了为期六天的创作木刻讲习会，特邀日本内山嘉吉先生讲授木刻技法。这是我国第一个创作木刻讲习会，为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兴木刻的倡导者鲁迅和播种者内山嘉吉共同为中国的新兴木刻和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建立了真挚的情谊。
木刻讲习会于1931年8月17日开学，学员13人。选自上海美专、上海艺专、艺社社员、白鹅画会等四个方面人员。即陈广（卓坤）、倪焕之、陈铁耕、江丰、胡仲明、郑谷川、李岫石、顾鸿干、黄山定、乐从钧、苗勃然、郑启凡、钟步卿等。为配合讲授，鲁迅每日带去珂勒惠支及英、日等国的版画，供学员观摩，并进行讲解。讲习班第四天午后，鲁迅赠内山嘉吉德国著名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一幅铜版画和七幅一套的石版组画《织匠》。画上皆有作者的铅笔署名。内山嘉吉在《中国现代木刻的黎明期》文中说：“这一定是鲁迅珍藏的贵重品，在日本也是独一无二的，我感到又高兴又惭愧。但是，在太平洋战争中，我带着鲁迅送给我的礼物和信，疏散到了黑目，4月25日的空袭中，全部变成了灰烬。事后，我感到又可惜又后悔。”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兴版画运动，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新中国版画今后几十年的发展。而鲁迅对于此次运动起的推动和引导的作用无疑是巨大而有决定性的。也正因如此，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绝不该忽视鲁迅在“以古入今”这个方面的指导思想和努力尝试。
参考文献：
[1]《华盖集续编》1927年北新书局初版.
[2]《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3]《周作人谈鲁迅》北方文艺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01
鲁迅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短暂的一生所创造的对于整个时代和社会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以至于他的光辉遮掩了整个民国的文学和思想。最初接触鲁迅是通过语文课本，不知道课本里的《三味书屋》毁掉了多少的课桌，每一届学到此文的无知后生都刻上了“早”字，只是我们再也没有产生出鲁迅一般的伟人。
我曾经认识的鲁迅，是一个文学家，批评家，民主和民族斗士。他的对于旧封建社会和当时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对于人民麻木不仁和传统的奴性的怒斥，令每一个读到他文章的人都产生发自灵魂深处的震荡。永远忘不了代表亿万劳苦大众的闰土，他个人的经历和人生际遇亦是旧社会里多少普通人民的噩梦，出身贫苦，求富无门，只能在社会最底层摸爬，为了生计又生出许多的孩子，本来的贫苦又是雪上加霜，如此便陷入了无尽的恶性循环。鲁迅对这普通人的记录和同情，虽然文章中并没有什么鲜明的愤怒，但更是无声胜有声的揭示了那个血淋淋的吃人的社会。鲁迅看到了，悟到了，明白了，反思了。于是他的“投笔从戎”成了他人生的大事，也是整个中国的大事。他留日期间创办文学刊物《新生》、《域外小说集》等。他不惧怕多数人的漠视，他是在黑夜中奋力前行的勇士。
他对于青年的事业和精神状态的扶持和关注是热切的。他与青年的关系是颇亲密的，态度是和蔼的，他如今的画像多是严肃的，这是不对的。关于他的画像的问题周作人在他的《鲁迅的笑》一文里有所解释。只要是青年有任何问题找他，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不论是修稿还是资助，他都是慷慨的。他知道青年是祖国的未来，自己的能力再大终究也有耗尽之日，唯努力的无私的培养年轻人，一代代继承下去，中国才有救。萧红与萧军，便是青年与鲁迅关系的缩影。
鲁迅在美术艺术上对青年的扶持和付出是巨大的，这不仅展示了他为人的无私，更显示了他于文学之外对于美术的关注和倾心。我对于鲁迅的认知便是在此更加扩展的。鲁迅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美术学家，只是被他的文名掩掉了。鲁迅从小就喜欢书画，对于画谱，那是能买到的基本都买了，《芥子园画谱》自不必说。陈淏子的《花镜》是他买来的第一部书，是用了两百文钱从一个同窗的本家那里得来的。
鲁迅对于美术艺术的用心还表现他平日的编辑工作中。他从不曾任过某一家出版集团的编辑，不曾坐在办公室里办公、施行编辑的职务。他的编辑之职，乃是自封的。他经常坐在自己家里，吃自己的饭，在办编辑的事务，著作翻译自然也占大部分的时间。他编辑自己的，更多的是别人的稿件。他修改、抄写、编整、规定行款格式，找寻和描画封面图案，预备付印。那时很多书籍的印刷装帧设计都不很注重书籍自身的美观性和实用性，不仅不在书边上标出卷数，而且为了省纸，有很多的大本子刊物，长行细字，委实不好读，不便读。鲁迅固然也有他自己的一偏好，一定要把书印的清楚，装的美观大方，但这却也是为读者服务。尤其书籍的封面设计和绘图、甚至插画，都是他亲自设计，交付使用。若他没有那许多的美术修养，如何做得来这细致琐碎的工作。
鲁迅对于我国美术事业的贡献，集中的表现于版画一事。中国复制木刻版画已有上千年历史，传统上就有木雕的佛像和其他人物，但都是单线勾勒的。自鲁迅引进西方（德国）的木刻后，在中国一批进步画家也开始了木刻创作，并形成高潮。创作版画起自20世纪30年代，经鲁迅提倡，后来取得了巨大发展。在西方，16世纪的A.丢勒以铜版画和木版画复制钢笔画，到17世纪，伦勃朗则把铜版画从镂刻法发展到腐蚀方法，并进入到创作版画阶段。木刻版画进入创作版画阶段是在19世纪。鲁迅对中国现代的木刻版画一事具有开创之功。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序》中写道：“到近几年，才知道西洋还有一种由画家一手造成的版画，也就是原画，倘用木版，便叫作‘创作木刻’。”
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先生曾在上海市虹口区长春路360号（现为391号）三楼的一间教室里，举办了为期六天的创作木刻讲习会，特邀日本内山嘉吉先生讲授木刻技法。这是我国第一个创作木刻讲习会，为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兴木刻的倡导者鲁迅和播种者内山嘉吉共同为中国的新兴木刻和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建立了真挚的情谊。
木刻讲习会于1931年8月17日开学，学员13人。选自上海美专、上海艺专、艺社社员、白鹅画会等四个方面人员。即陈广（卓坤）、倪焕之、陈铁耕、江丰、胡仲明、郑谷川、李岫石、顾鸿干、黄山定、乐从钧、苗勃然、郑启凡、钟步卿等。为配合讲授，鲁迅每日带去珂勒惠支及英、日等国的版画，供学员观摩，并进行讲解。讲习班第四天午后，鲁迅赠内山嘉吉德国著名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一幅铜版画和七幅一套的石版组画《织匠》。画上皆有作者的铅笔署名。内山嘉吉在《中国现代木刻的黎明期》文中说：“这一定是鲁迅珍藏的贵重品，在日本也是独一无二的，我感到又高兴又惭愧。但是，在太平洋战争中，我带着鲁迅送给我的礼物和信，疏散到了黑目，4月25日的空袭中，全部变成了灰烬。事后，我感到又可惜又后悔。”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兴版画运动，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新中国版画今后几十年的发展。而鲁迅对于此次运动起的推动和引导的作用无疑是巨大而有决定性的。也正因如此，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绝不该忽视鲁迅在“以古入今”这个方面的指导思想和努力尝试。
参考文献：
[1]《华盖集续编》1927年北新书局初版.
[2]《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3]《周作人谈鲁迅》北方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