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只允许我向稿纸上喷血，不允许我‘玩弄文学’。”这是七旬作家丛维熙的肺腑之言，迄今他出版的50多本书就是最好的诠释。自1979年重返文坛以《大墙下的红玉兰》轰动之后，他的创作势头犹如掘开了旺盛的泉眼，喷涌不止。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第十个弹孔》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故事片奖；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获全国第一、二、四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断桥》、《鹿回头》备受文坛关注；长篇纪实小说《走向混沌》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仍引起轰动并一版再版；一至八卷400多万字的《丛维熙文集》精装本面世后，受到评论界瞩目。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新文学的崛起及一种寻根思潮的涌来，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艰涩、浓烈的“伤痕”文潮，这个文潮与在这个文潮中写作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中间少不了“大墙文学之父”丛维熙。
　　在当代中国文坛，丛维熙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1933年生，1956年因创作长篇小说《南河春晓》被错划为右派，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劳动改造，从24岁到44岁，他在那7300多个漫长的日日夜夜里，在大墙内外当过煤矿、铁矿掘进工，砖窑制坯工、出窑工，化肥厂铁工、车工和漂粉工……
　　生活决定了丛维熙只能深掘属于他的那口深井，而不可能成为时尚文学中的“新潮时装模特”。自20世纪90年代始，他便远离喧嚣，谢绝众多社会活动。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的张力，使他一鼓作气完成了回忆录长卷《走向混沌》三部曲。《走向混沌》是一部记录作家20年劳改生涯的真实历史；是一座塑造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肖像的世纪浮雕；更是一场发自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自我拷问。
　　丛维熙把民族的使命、民族的责任扛在肩上，把个人所承受的苦难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融合在一起。他的作品之所以深藏了中国历史的经纬与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年代中的雄浑悲壮，就因为20年的磨难给了他许多作家无法得到的悲剧创作题材，20年的苦难生活决定了他必须去写。已出版的英、德、日等6种版本的《走向混沌》，为何能使广大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就是因为他在作品中忠实地纪录了知识分子的命运。某些作家写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从资料里去找，而丛维熙则是自己从生活里滚出来的，具有惊心动魄、生生死死、大喜大悲的真切感受。一个客观的文学叙述者与从生活中滚出来的人感受是绝对不一样的，因为血的历程，水是无法取代的。
　　《走向混沌》之后，丛维熙又完成了《裸雪》、《酒魂西行》、《逃犯》三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此外，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等作品，是一位刻苦耕耘的优秀作家。为此，他被载入英国剑桥编撰的《世界名人录》和《国际名人传》。
　　丛维熙早年的作品，深受孙犁和屠格涅夫作品的影响。新时期，由于生活环境的巨变和创作题材的转移，丛维熙的小说创作俨然与“荷花淀派”分道扬镳。不过，近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裸雪》，又让人们看到早年“荷花淀派”文学的影响，在丛维熙的心灵深处和字里行间，仍然生气勃勃地存在着。丛维熙作品题材多样，视野开阔，取材于农村新生活的作品，格调清新隽永。他所开拓的“大墙文学”作品，笔墨震撼人心，格调冷峻沉郁。
　　丛维熙对创作的执着精神，在文坛颇有口碑。“文学创作本身就是马拉松赛跑，无论作家取得多么大的创作成就，都应该随时把脚下当作起点，要排除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我一直认为自己向读者奉献的是一筐瘪谷，而不是籽粒饱满的粮食。在文学这座大山面前，任何作家都会高山仰止。在车水马龙、灯红酒绿、色彩缤纷的大千世界面前，作家的心态应该像湖水，不应像海水，要不受时尚冲击，不被时尚所左右，始终如一地挚爱着自己的事业。”
　　尽管丛维熙有着非同一般的苦难经历，但生活中的他是很乐观的。他的说说笑笑有很大的包容量，有的让人一笑了之，有的让人在大笑之后，回味无穷。写作、读书之外，丛维熙业余的兴趣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一是他对体育充满痴迷，中国足球队的每一场悲剧，常常影响他个人的喜怒哀乐。二是他在青年时代有过一段时期迷恋音乐，学过钢琴。除了这两种自娱身心的爱好之外，第三个爱好便是“码长城”了。白天创作一天，晚上去搓搓麻将，对他说来，是一种精神调剂。丛维熙除酒量上乘之外，烟也吸得很凶。他有一条自撰的生命运算方式：上帝什么时候招呼，咱就什么时候跟着他走。花费在苦练筋骨上的时间，和延长寿命的时间大约等同一致。他自知这种理论谬之以极，全然与当今保健要求相悖。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到，他的心态恰似平静的湖水，能经常保持平常心，亦有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