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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针，深刻阐明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为我国的社会发展指出了光明前程。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程度，得心应手运用之妙，对史学理论贡献之大，都是世所罕见的。人们称颂“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其实，他又是卓越的历史学家。恩格斯曾经说过：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科学历史观，是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基石。毛泽东把研究社会变动的历史科学提到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作为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推进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
一、毛泽东通过对中华民族史的宏观研究，揭示了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
展共同道路的规律，从而奠定了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深厚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社会发展史与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中，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论证了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论的科学性，明确指出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是指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对这一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共性的揭示，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从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经过有阶级社会，随着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人的觉悟的极大提高，共产主义社会是必然会到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提供了历史前提。毛泽东对自己的民族有较全面的认识，并有强烈的自豪感。他指出：“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将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他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的正确阐述，不仅对民族虚无主义是最好的批判，而且还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与激励。毛泽东还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民族精神作过总结，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通过对祖国历史的研究，毛泽东不仅自己确立起民族自信心，而且不断向人们宣传，指出“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他既寄望于未来，更着眼于当前，十分冷静地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二、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从而为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解决革命领导权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放在突出的地位。近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继续，又是未来中国的起点，要认识国情也就不能离开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国革命发生在近代中国社会，认清近代社会性质“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毛泽东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弄清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独创，但他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系统概括与实践上的有效运用，却是别人无与伦比的。毛泽东说：“中国已经变化了。自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封建的社会。”他接着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依旧存在，而且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势力；二、民族资本有了某些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三、皇帝和贵族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四、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并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五、由于中国在许多帝国主义的统治、半统治之下，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极端不平衡；六、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破产，其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通过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的了解有了新的飞跃，认识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起来的”。这样一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对象与目标也弄清楚了。他还追述近代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各个阶段，从而使人们对中国近代史走向更为一目了然。他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从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新的变化中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目标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我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紧随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他又进一步提出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对我国革命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解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即来源于他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与革命分两步走的结论。于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毛泽东从中国战争史，特别是农民战争史中汲取养料，为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历史启示
毛泽东亲自领导农民运动，进行农村调查，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骨干，是中国共产党的农运专家；他又对中国战争史、农民战争史非常熟悉，称得上是中国农战史权威。他在研究封建社会时，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农民战争这一中国特有现象所吸引。他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他肯定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战争的必然性与正义性，认为“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并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给他以很大的启迪，为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动力、领导权问题解决后，如何选择革命道路成了革命能否成功的突出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都表明，“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这些思想，充分揭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他还说，“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指农民战争”。正如马克思所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共产党人要取得胜利，也需要有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战争，当然不能走旧式农民战争的老路。毛泽东深刻指出，“历史上存在过的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这就要求克服旧式农民战争的弱点，“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只有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新型的农民战争，才彻底打碎了旧时代的铁锁链，取得革命的真正胜利。
四、毛泽东坚持与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思想，为确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新中国的“人民本位”（人民主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向有“三千年史乘”之美谈。有了历史学，才使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得以延续下来。然而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生产和科学发展的制约，历史上文化领导权又操纵在剥削阶级手里，所以以往的历史记载，在不同程度上充塞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偏见甚至歪曲。封建统治者的“正史”，长篇累牍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群众被排除在外。毛泽东在史学研究中，贯彻了唯物主义路线，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矛盾、性质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对象、动力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闪耀着唯物史观的光辉。他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翻了历史旧案，恢复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本来面目。他反复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并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逻辑地系统化为“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的思想，又把唯物史观与认识论、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坚持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毛泽东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向群众负责、一切依靠群众与向群众学习的群众观点。把人民群众正确地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即是承认群众是认识活动的主体。领导者只是群众中的一分子。共产党人在群众面前只有当好学生，才能当好先生与领导。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求“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就大大丰富了党的建设的学说。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体现，是党的宝贵传统，也是毛泽东以唯物史观武装全党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它团结各族人民，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长期斗争中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才克服了无数困难，战胜了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近代中上最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开辟了中国人民自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毛泽东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针，深刻阐明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为我国的社会发展指出了光明前程。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程度，得心应手运用之妙，对史学理论贡献之大，都是世所罕见的。人们称颂“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其实，他又是卓越的历史学家。恩格斯曾经说过：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科学历史观，是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基石。毛泽东把研究社会变动的历史科学提到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作为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推进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
一、毛泽东通过对中华民族史的宏观研究，揭示了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
展共同道路的规律，从而奠定了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深厚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社会发展史与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中，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论证了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论的科学性，明确指出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是指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对这一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共性的揭示，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从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经过有阶级社会，随着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人的觉悟的极大提高，共产主义社会是必然会到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提供了历史前提。毛泽东对自己的民族有较全面的认识，并有强烈的自豪感。他指出：“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将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他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的正确阐述，不仅对民族虚无主义是最好的批判，而且还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与激励。毛泽东还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民族精神作过总结，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通过对祖国历史的研究，毛泽东不仅自己确立起民族自信心，而且不断向人们宣传，指出“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他既寄望于未来，更着眼于当前，十分冷静地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二、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从而为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解决革命领导权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放在突出的地位。近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继续，又是未来中国的起点，要认识国情也就不能离开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国革命发生在近代中国社会，认清近代社会性质“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毛泽东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弄清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独创，但他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系统概括与实践上的有效运用，却是别人无与伦比的。毛泽东说：“中国已经变化了。自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封建的社会。”他接着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依旧存在，而且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势力；二、民族资本有了某些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三、皇帝和贵族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四、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并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五、由于中国在许多帝国主义的统治、半统治之下，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极端不平衡；六、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破产，其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通过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的了解有了新的飞跃，认识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起来的”。这样一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对象与目标也弄清楚了。他还追述近代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各个阶段，从而使人们对中国近代史走向更为一目了然。他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从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新的变化中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目标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我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紧随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他又进一步提出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对我国革命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解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即来源于他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与革命分两步走的结论。于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毛泽东从中国战争史，特别是农民战争史中汲取养料，为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历史启示
毛泽东亲自领导农民运动，进行农村调查，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骨干，是中国共产党的农运专家；他又对中国战争史、农民战争史非常熟悉，称得上是中国农战史权威。他在研究封建社会时，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农民战争这一中国特有现象所吸引。他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他肯定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战争的必然性与正义性，认为“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并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给他以很大的启迪，为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动力、领导权问题解决后，如何选择革命道路成了革命能否成功的突出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都表明，“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这些思想，充分揭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他还说，“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指农民战争”。正如马克思所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共产党人要取得胜利，也需要有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战争，当然不能走旧式农民战争的老路。毛泽东深刻指出，“历史上存在过的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这就要求克服旧式农民战争的弱点，“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只有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新型的农民战争，才彻底打碎了旧时代的铁锁链，取得革命的真正胜利。
四、毛泽东坚持与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思想，为确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新中国的“人民本位”（人民主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向有“三千年史乘”之美谈。有了历史学，才使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得以延续下来。然而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生产和科学发展的制约，历史上文化领导权又操纵在剥削阶级手里，所以以往的历史记载，在不同程度上充塞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偏见甚至歪曲。封建统治者的“正史”，长篇累牍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群众被排除在外。毛泽东在史学研究中，贯彻了唯物主义路线，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矛盾、性质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对象、动力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闪耀着唯物史观的光辉。他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翻了历史旧案，恢复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本来面目。他反复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并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逻辑地系统化为“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的思想，又把唯物史观与认识论、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坚持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毛泽东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向群众负责、一切依靠群众与向群众学习的群众观点。把人民群众正确地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即是承认群众是认识活动的主体。领导者只是群众中的一分子。共产党人在群众面前只有当好学生，才能当好先生与领导。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求“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就大大丰富了党的建设的学说。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体现，是党的宝贵传统，也是毛泽东以唯物史观武装全党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它团结各族人民，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长期斗争中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才克服了无数困难，战胜了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近代中上最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开辟了中国人民自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毛泽东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针，深刻阐明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为我国的社会发展指出了光明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