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北京郊区的一栋旧房子里。天气很热，水泥地板上撒了水，她抱着孩子，光着脚有力地走来走去。那时候她和丈夫已经在一个宗教社团里积极地活动着。租来的房子空荡荡的，只有两张旧床，地上撒着一些鹅卵石和玻璃珠子，是孩子的玩具。她非常亢奋地用四川普通话给我讲他们的教义，语气强势。当时我的人生还有很多困惑，她不停地向我转述着那位神说过的话，并说如果我的悟性高，神的光芒一定会将我照耀。也许是我悟性没有那么高，对于那些话一直似懂非懂。倒是他们的生活拮据，超过了我积攒20年的见识。我住在她家的那几天，感到自己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就是我的钱每天买一些菜回来，哄着他们的女儿，等他们下班。
　　他们每天早出晚归，经营着一个很小的手套厂，生产那种很少见到的、没有任何销路的棉线手套，几个女工都是残疾人。她像一个真正的业主一样铿锵有力地指挥她们干活，干活间隙，不忘对那些呆滞缓慢的残疾女工，大声说出“爱”“感应”之类的宗教词汇，俨然众生平等，不放弃任何一个有希望的生命。几个女工低着头，张着嘴傻笑着，好像做错了事。一个过分勇敢的女工用底气不足的声音提出了工钱的事，立刻觉得自己罪不可赦，脸刷一下红了。那些女工的工钱也一直在拖欠着。我曾建议他们停掉手套厂，出去工作挣钱，把生活过好。但他们觉得工作没有意义和价值，缺少灵魂缺少爱。
　　我走的时候，她的丈夫指着满满一屋子的书告诉我，这些都是没有灵魂的，如果你想要，可以把它们全带走。那些书应该是资深文青很多年的积累。我不好意思拿走，然而她的丈夫很坚决。她一直想要阻止，然而面对这种情况也无可奈何。
　　又过了一年，我又见到他们。他们正在一个教友家里聚会，我于是直奔过去。教友住在望京一个著名的高档小区里，生活十分阔绰并全盘西化，客厅里到处点着白蜡烛，活像个教堂，全家来自四川，然而都用英语交谈。我十分僵硬地参加完这次聚会，就跟她和孩子一起踏上了去她家的公交车。当时她已在这位阔绰教友办的一个贵族幼儿园谋了个差事，而她的女儿也已顺理成章地在此免费就读了。
　　在车上，照旧是我这个大学生买票，转了五六个车之后，总算到了他们的新家。他们已经搬至北京另一处郊区，住着和先前差不多的一套旧房子。房子的形状很奇特，到处都是棱角和小拐弯，地上照旧扔着一些鹅卵石。这次她没有太多耐心来对待我，我想跟她交谈，但她除了觉得我罪孽深重，需要神的照耀之外，不想说更多的话。她十分不屑：你来我这里就只谈你自己的事，你自己的事有那么重要吗?
　　我哑口无言。对于我怎样才能找到那位神，她没再解释，而是拿给我两本册子，让我回去自己看。大概她对上一次我带走他们的书很不满，在我将要出门的时候，她忽然掏出一个本子和一支笔，要把那两本册子记下来，以免日后丢失。我知道那种册子在任何宗教里都是免费赠阅的。我慌忙把册子还给了她。
　　那以后我们没再联系。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了关于她的事，原来她早就在云南一个极贫困的村子当起了教员，没有保障和编制，完全自愿的。她自己的生活费用是社会捐赠的，学生的书本也是外界捐赠的。
　　我忽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办厂，传教(教里面有位无上正确的神，信他就得听他的)在某种意义上都能获得一种强权。而在阔绰教友的照顾庇护下，她的强权就消失了。而去那种荒蛮之地，任何一个来自文明地段的外人都被极大看重，因此而有了话语权，更何况是以泛爱的名义，去做一名教师呢?网上有许多人在打听她，赞扬她，这的确是一份普普通通，窝窝囊囊的工作所不能比的。可是，以接受别人帮助的方式去帮助别人，算不算很大的功德呢?
　　那些无处不在的控制意识，我们时常在它的压制之下浑然不觉，但时常又是这种强权的隐秘发出者。人们信仰一个宗教，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获得解脱，同时也可能应和了自身对强权和特权的渴望。如果宗教真能帮人解决这个“爱好”，也许就真的能帮助人达到心灵的完善。我想到她光着脚有力地走在地板上的样子，还有照片上那个在悬崖边小土屋里玩着泥巴的她的女儿，觉得人在一团混沌下选择的有力，其实对人生都是有损无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