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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现代著名学者、哲学家、文学史家、诗人，新红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留学，师从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回国任北大教授，投身新文化运动，是该运动的早期领导者之一。1949年再度赴美，1952年去台湾，1958年4月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主要著作有《胡适文存》等。学术史上的胡适不仅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还兼受西方文明的熏陶。胡适的文献编纂思想与实践主要体现在文献收集、整理、史料鉴辨、目录及编纂方法，对目前文献编纂工作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收集与鉴别
竭泽而渔。胡适认为“大胆假设”是历史研究中必要的一个思维过程，必须与充分地占有史料相结合，所以他十分重视收集史料。例如，在对《红楼梦》的考证上，为了从当时雾蒙蒙的索隐的谜学迷雾中走出，胡适收集了大量的相关材料，如《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谱》、《曹栋亭全集》、《雪桥诗话》、《八旗诗钞》、《八旗文经》、《四松堂集》等一大批档案文献，争取做到相关史料尽归己手；另外他还翻阅了《红梦楼》多种版本的内容和批语评语等。虽然这耗费了他很多精力，但经过全面查找后，一般不会遗漏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档案文献。他认为，只有立足于雄厚的材料基础之上，才能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在经过认真的考辨梳理后，胡适考证出《红楼梦》的著者和版本的情况，建立起《红楼梦》为作者曹雪芹“自叙传”的观点。
博约得当。胡适对文献的收集往往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紧紧围绕其研究课题的，他在一段时间内研究什么课题，相关的档案文献的收集就特别齐备。在他对《水经注》进行考证时，翻阅查找了多达60余种版本，在深入研究档案史料价值的基础上，对已查找到的档案文献进行选择。写文章80余篇，考证出全祖望生前将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改了五次，所谓的七校本多是作伪的，并且澄清了戴震并无抄袭赵一清《水经注释》的问题，将清代关于考证《水经注》的一桩公案及其版本沿革考证清楚并做了结论。
鏊辨。胡适的史学方法论，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有较完整的概述。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在于明变、求因和评判，即厘清历史沿革变迁的线索，究明其原则，然后施以“客观”的评判，以见史事人物在历史上的功过得失、实际影响和效果。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前提是广泛搜集各类相关史料，审定其真伪，通过“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中钩稽出历史真相，并以哲学史研究为例，对上述各道研究程序作了解说。他指出，审定史料的方法，主要是视其所记史事及其文字、文体、思想是否与作书人生活的年代及经历相符，并将之与他书中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以定其真伪，然后用校勘、训诂、贯通等方法进行整理。特别是“贯通”一法，最为清代汉学家忽略，故其学易流于支离破碎。有鉴于此，他主张研治哲学史，应注意用西方哲学作比较参证的材料，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使之成为有系统的学说；依时代的先后察其传授渊源、交互影响、演变过程、因果关系和实际价值。这些主张在国内的提出和运用，当时确使人耳目一新。蔡元培便称其书所用“证明的方法”，“为后来的学者开数法门”。不过。胡适后来的方法论探讨和史学实践，并未对这种较完整意义上的史学方法论继续有所拓深，而是多集中于史料的审定和整理方面。胡适所反复强调的，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首先是科学的治史态度，主要在于倡导怀疑与理性批判精神。他认为，“学原于思，思起于疑”，疑难是思想的第一步。在古史研究中，尤须具备一种“疑古的态度”，比如中国古书中有关盘古以来的上古史记载，看似有根有据，实则很成问题，故“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我们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这些说法，虽有些偏激，但他反对盲从，把勇于怀疑作为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要求以新的观念重新评估传统学术思想和一切旧说成见，则是合理的。其次是研治历史的方法。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1)关于科学方法的程序规定。依据杜威的“思维五步术”，胡适把科学研究的程序概括为三步。即发现疑难、提出假设和验证。后来又将其简化为“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几个字。他认为，从思维方式看，“假设”一般多由直觉产生，这种“直觉”亦非凭空而生，乃是“根据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至于假设是否正确，还须看求证的结果如何”。在这方面，胡适主要谈了小心寻求证据的方法，强调对于任何证据的来源及其可靠性必须严加盘查，凡不相关或间接传闻之事，以及个人意见均不得作为证据。在求证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归纳与演绎的结合运用，还要有一种自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意识，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度。(2)关于注重“历史演进”的考察法。即注重事物发生、发展、演变过程的考察，学术研究的对象如文学、古史传说、文物制度、道德观念等，无不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故在研究中，应以“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来求得一事一物的演变顺序(明变)和因果(求因)。胡适所设定的由疑难、假设到求证的程序方法，的确反映了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思维过程和特点，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也是其史学研究能时有创新并取得相当成就的重要原因。如他的禅宗史研究。便是从对一些传统说法特别是禅宗六世祖慧能传奇性事迹的怀疑开始。通过分析唐代遗留下来的几篇有关文献，认为很可能中唐时期的神会和尚(慧能的弟子)才是禅宗史上使南宗取代北宗居于支配地位的关键人物。然后极力发掘《大藏经》、《续藏经》和敦煌文献中的资料加以证明，并整理编辑了《神会和尚遗集》和《菏泽大师神会传》，为整个禅宗史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目录
胡适的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目录学的性质和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并贯穿于他所从事的大量编目实践活动之中。他认为，目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青年读书的捷径。胡适认为，对于青年读书学习来说，目录有着指导作用。因为它能告诉读者，欲学某科，应读哪些．以及先读什么，后读什么，各如何读等问题。
学者治学的基础。胡适认为，目录是学者治学的基础。因为它能为学者提供研究方法和查检所需资料的线索，同时还能告诉学者某课题研究的情况。在这方面，胡适自己也有亲身体会，他研究《水经注》取得大量成果的原因之一，就是有目录帮助。
鉴定版本的根据。胡适认为，通过有关目录对该书各本的著录，就可以考证出它是何版本。于是他先用碛砂《藏经》目录来和这部残本对勘，“又用《昭和法室总目录》里各种宋、元、明刻本《大藏经》目录来 比勘。方证明这部《藏经》残本确为原刻本”，即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原本。
访图书的依据。胡适指出。买中文书时应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各部主任开单交图书委员会审查登记，然后交出订购”。他认为，凭书目购书既可避免错购、漏购和重购，又可以节约经费。
馆际互借的线索。胡适这里主要指各类联合目录。他指出，大家应分地区进行协调收藏图书，同时开展馆际互借，这就离不开联合目录。“北京最近编制联合目录之举．极为兴盛，如前数年之《植物学联合目录》、《期刊联合目录》……此种工作之效用，最美最多，不胜枚举”。他认为，只有编制联合目录，读者才能了解各馆所藏．才便于开展馆际互借，实现资源共享。
管理文献的工具。胡适认为，要管理好馆藏文献，使其不丢或少丢，同时又能方便读者使用，就要将其整理分编，然后进行科学排架，这就离不开目录。
检索文献的途径。这是目录的最基本功能。胡适认为，通过目录不仅可以检索图书，还可以检索资料。胡适这里主要论述了专书索引的作用。他说：“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除此之外，胡适认为，对于学者进行考据、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来说，目录也都有一定的功能。
档案文献编纂方法
存而不作。孔子《论语·述而》的“述而不作”或称“述而不论”，在我国历代史志界都较流行，但胡适的这种“存而不作”的要求看起来比自孔予以来文献整理中“述而不作”的主张更为严格。他认为，应当尊重档案文献的真实面貌，对于档案性质的“原料”“可以发表的就发表”，而不要在有所忌讳的情况下发表，这样最容易伤害文献。公布史料就应以保证文献“原料”的真实性为旨，“使真实的材料不致毁灭”。他十分不满那种公布文献时不尊重“原料”的做法，遇到此种行为就会予以严厉批评。如，对孙德中所编蔡元培先生文集的态度可作一个典型的例证。为了纪念蔡先生，孙德中收集了17篇关于纪念的旧文，其中有一篇是马寅初的《蔡先生思想之宽大》，而孙德中却故意将“寅”字写作“云”字。对此，胡适严正地指出“这样不好。要收马寅初的文章，就写他的‘寅’字，下面说明这篇文章的年、月、日，或者不收”。这种尊重历史事实、尊重档案文献原始真实性的做法，以及将学术与政治严格分开的态度，都是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的。
形成时间。时间概念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因素，档案文献的形成时问是否明确，将直接关系到档案文献的利用价值。胡适认为重视档案文献的形成时间，能够反映文献产生的时代和记载事实的背景，可以为后人的考证留下依据。胡适对注重年月日者十分赞赏。一次见陶贞白所藏张叔末手札多记某年某月某日时，他便禁不住赞叹：“这种精神真可佩服!这种风范真可效法!”而他对不注重年月日者也会严厉批评。在他审读《中国公学校史》时，发现其中很多文献不署时间，便说“我的文章，无论写张便条，也都有年、月、日的，这篇《校史》一定被编辑的人删去了”。他强调“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能给后人省多少事!’，为了说明时间对于文献“原料”的重要性，他还引证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说该书虽是一部绝大荒谬的书，却在一千四百年前就知道记年记月记日的重要，“就是这一条最有价值”。
真实。读者对于一部汇编的态度受汇编题目的影响很大，因此拟制汇编标题时应惜字如金，并且措辞准确、能够表明编者的态度。胡适对于汇编的书名常常斟酌再三，希望能够真实、科学、准确地揭示文献内容。他曾问孙德中为何要将蔡氏文献汇编称为“文选”，并建议“不如叫做文钞，或者文录，不是‘选’，不是更好吗?”胡适的意思是说“文选”反映的编纂者的主观意向较多，而叫“文录”或“文钞”则表明编纂者对“原料”的客观尊重。胡适为该书两度易名，最后结合编纂体例的特征，将其定名为《蔡元培先生遗文类钞》。
尊重。胡适对“原料”的尊重也不是盲目被动的。为了从更高层次体现文献原貌和文献内涵的联系，给利用者以更宏观的真实空间，胡适也很注重档案文献编纂时的科学分类和参考文献的编制工作。如他认为“蔡氏文录就应分成若干个子目”，“有关中央研究院的，在这个子目中都是有关中央研究院的文章”，而对那些没有收录汇编的文献，则“应该编一个目录附在书里”。为了体现他对档案文献“原料”的尊重，胡适还引用了章学诚的话借以阐述自己的这种主张：“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胡适对文献“原料”之价值的高度认识，对文献搜集、整理、编纂保存和利用所提出的见解及实践，尤其是在保存与利用问题上卓然于时代的远见和务实的建议，不仅显露出他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异常珍重，也真实地使我们感受到其学术研究中对材料的实际重视。
编校 郑艳
收集与鉴别
竭泽而渔。胡适认为“大胆假设”是历史研究中必要的一个思维过程，必须与充分地占有史料相结合，所以他十分重视收集史料。例如，在对《红楼梦》的考证上，为了从当时雾蒙蒙的索隐的谜学迷雾中走出，胡适收集了大量的相关材料，如《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谱》、《曹栋亭全集》、《雪桥诗话》、《八旗诗钞》、《八旗文经》、《四松堂集》等一大批档案文献，争取做到相关史料尽归己手；另外他还翻阅了《红梦楼》多种版本的内容和批语评语等。虽然这耗费了他很多精力，但经过全面查找后，一般不会遗漏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档案文献。他认为，只有立足于雄厚的材料基础之上，才能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在经过认真的考辨梳理后，胡适考证出《红楼梦》的著者和版本的情况，建立起《红楼梦》为作者曹雪芹“自叙传”的观点。
博约得当。胡适对文献的收集往往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紧紧围绕其研究课题的，他在一段时间内研究什么课题，相关的档案文献的收集就特别齐备。在他对《水经注》进行考证时，翻阅查找了多达60余种版本，在深入研究档案史料价值的基础上，对已查找到的档案文献进行选择。写文章80余篇，考证出全祖望生前将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改了五次，所谓的七校本多是作伪的，并且澄清了戴震并无抄袭赵一清《水经注释》的问题，将清代关于考证《水经注》的一桩公案及其版本沿革考证清楚并做了结论。
鏊辨。胡适的史学方法论，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有较完整的概述。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在于明变、求因和评判，即厘清历史沿革变迁的线索，究明其原则，然后施以“客观”的评判，以见史事人物在历史上的功过得失、实际影响和效果。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前提是广泛搜集各类相关史料，审定其真伪，通过“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中钩稽出历史真相，并以哲学史研究为例，对上述各道研究程序作了解说。他指出，审定史料的方法，主要是视其所记史事及其文字、文体、思想是否与作书人生活的年代及经历相符，并将之与他书中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以定其真伪，然后用校勘、训诂、贯通等方法进行整理。特别是“贯通”一法，最为清代汉学家忽略，故其学易流于支离破碎。有鉴于此，他主张研治哲学史，应注意用西方哲学作比较参证的材料，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使之成为有系统的学说；依时代的先后察其传授渊源、交互影响、演变过程、因果关系和实际价值。这些主张在国内的提出和运用，当时确使人耳目一新。蔡元培便称其书所用“证明的方法”，“为后来的学者开数法门”。不过。胡适后来的方法论探讨和史学实践，并未对这种较完整意义上的史学方法论继续有所拓深，而是多集中于史料的审定和整理方面。胡适所反复强调的，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首先是科学的治史态度，主要在于倡导怀疑与理性批判精神。他认为，“学原于思，思起于疑”，疑难是思想的第一步。在古史研究中，尤须具备一种“疑古的态度”，比如中国古书中有关盘古以来的上古史记载，看似有根有据，实则很成问题，故“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我们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这些说法，虽有些偏激，但他反对盲从，把勇于怀疑作为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要求以新的观念重新评估传统学术思想和一切旧说成见，则是合理的。其次是研治历史的方法。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1)关于科学方法的程序规定。依据杜威的“思维五步术”，胡适把科学研究的程序概括为三步。即发现疑难、提出假设和验证。后来又将其简化为“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几个字。他认为，从思维方式看，“假设”一般多由直觉产生，这种“直觉”亦非凭空而生，乃是“根据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至于假设是否正确，还须看求证的结果如何”。在这方面，胡适主要谈了小心寻求证据的方法，强调对于任何证据的来源及其可靠性必须严加盘查，凡不相关或间接传闻之事，以及个人意见均不得作为证据。在求证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归纳与演绎的结合运用，还要有一种自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意识，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度。(2)关于注重“历史演进”的考察法。即注重事物发生、发展、演变过程的考察，学术研究的对象如文学、古史传说、文物制度、道德观念等，无不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故在研究中，应以“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来求得一事一物的演变顺序(明变)和因果(求因)。胡适所设定的由疑难、假设到求证的程序方法，的确反映了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思维过程和特点，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也是其史学研究能时有创新并取得相当成就的重要原因。如他的禅宗史研究。便是从对一些传统说法特别是禅宗六世祖慧能传奇性事迹的怀疑开始。通过分析唐代遗留下来的几篇有关文献，认为很可能中唐时期的神会和尚(慧能的弟子)才是禅宗史上使南宗取代北宗居于支配地位的关键人物。然后极力发掘《大藏经》、《续藏经》和敦煌文献中的资料加以证明，并整理编辑了《神会和尚遗集》和《菏泽大师神会传》，为整个禅宗史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目录
胡适的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目录学的性质和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并贯穿于他所从事的大量编目实践活动之中。他认为，目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青年读书的捷径。胡适认为，对于青年读书学习来说，目录有着指导作用。因为它能告诉读者，欲学某科，应读哪些．以及先读什么，后读什么，各如何读等问题。
学者治学的基础。胡适认为，目录是学者治学的基础。因为它能为学者提供研究方法和查检所需资料的线索，同时还能告诉学者某课题研究的情况。在这方面，胡适自己也有亲身体会，他研究《水经注》取得大量成果的原因之一，就是有目录帮助。
鉴定版本的根据。胡适认为，通过有关目录对该书各本的著录，就可以考证出它是何版本。于是他先用碛砂《藏经》目录来和这部残本对勘，“又用《昭和法室总目录》里各种宋、元、明刻本《大藏经》目录来 比勘。方证明这部《藏经》残本确为原刻本”，即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原本。
访图书的依据。胡适指出。买中文书时应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各部主任开单交图书委员会审查登记，然后交出订购”。他认为，凭书目购书既可避免错购、漏购和重购，又可以节约经费。
馆际互借的线索。胡适这里主要指各类联合目录。他指出，大家应分地区进行协调收藏图书，同时开展馆际互借，这就离不开联合目录。“北京最近编制联合目录之举．极为兴盛，如前数年之《植物学联合目录》、《期刊联合目录》……此种工作之效用，最美最多，不胜枚举”。他认为，只有编制联合目录，读者才能了解各馆所藏．才便于开展馆际互借，实现资源共享。
管理文献的工具。胡适认为，要管理好馆藏文献，使其不丢或少丢，同时又能方便读者使用，就要将其整理分编，然后进行科学排架，这就离不开目录。
检索文献的途径。这是目录的最基本功能。胡适认为，通过目录不仅可以检索图书，还可以检索资料。胡适这里主要论述了专书索引的作用。他说：“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除此之外，胡适认为，对于学者进行考据、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来说，目录也都有一定的功能。
档案文献编纂方法
存而不作。孔子《论语·述而》的“述而不作”或称“述而不论”，在我国历代史志界都较流行，但胡适的这种“存而不作”的要求看起来比自孔予以来文献整理中“述而不作”的主张更为严格。他认为，应当尊重档案文献的真实面貌，对于档案性质的“原料”“可以发表的就发表”，而不要在有所忌讳的情况下发表，这样最容易伤害文献。公布史料就应以保证文献“原料”的真实性为旨，“使真实的材料不致毁灭”。他十分不满那种公布文献时不尊重“原料”的做法，遇到此种行为就会予以严厉批评。如，对孙德中所编蔡元培先生文集的态度可作一个典型的例证。为了纪念蔡先生，孙德中收集了17篇关于纪念的旧文，其中有一篇是马寅初的《蔡先生思想之宽大》，而孙德中却故意将“寅”字写作“云”字。对此，胡适严正地指出“这样不好。要收马寅初的文章，就写他的‘寅’字，下面说明这篇文章的年、月、日，或者不收”。这种尊重历史事实、尊重档案文献原始真实性的做法，以及将学术与政治严格分开的态度，都是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的。
形成时间。时间概念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因素，档案文献的形成时问是否明确，将直接关系到档案文献的利用价值。胡适认为重视档案文献的形成时间，能够反映文献产生的时代和记载事实的背景，可以为后人的考证留下依据。胡适对注重年月日者十分赞赏。一次见陶贞白所藏张叔末手札多记某年某月某日时，他便禁不住赞叹：“这种精神真可佩服!这种风范真可效法!”而他对不注重年月日者也会严厉批评。在他审读《中国公学校史》时，发现其中很多文献不署时间，便说“我的文章，无论写张便条，也都有年、月、日的，这篇《校史》一定被编辑的人删去了”。他强调“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能给后人省多少事!’，为了说明时间对于文献“原料”的重要性，他还引证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说该书虽是一部绝大荒谬的书，却在一千四百年前就知道记年记月记日的重要，“就是这一条最有价值”。
真实。读者对于一部汇编的态度受汇编题目的影响很大，因此拟制汇编标题时应惜字如金，并且措辞准确、能够表明编者的态度。胡适对于汇编的书名常常斟酌再三，希望能够真实、科学、准确地揭示文献内容。他曾问孙德中为何要将蔡氏文献汇编称为“文选”，并建议“不如叫做文钞，或者文录，不是‘选’，不是更好吗?”胡适的意思是说“文选”反映的编纂者的主观意向较多，而叫“文录”或“文钞”则表明编纂者对“原料”的客观尊重。胡适为该书两度易名，最后结合编纂体例的特征，将其定名为《蔡元培先生遗文类钞》。
尊重。胡适对“原料”的尊重也不是盲目被动的。为了从更高层次体现文献原貌和文献内涵的联系，给利用者以更宏观的真实空间，胡适也很注重档案文献编纂时的科学分类和参考文献的编制工作。如他认为“蔡氏文录就应分成若干个子目”，“有关中央研究院的，在这个子目中都是有关中央研究院的文章”，而对那些没有收录汇编的文献，则“应该编一个目录附在书里”。为了体现他对档案文献“原料”的尊重，胡适还引用了章学诚的话借以阐述自己的这种主张：“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胡适对文献“原料”之价值的高度认识，对文献搜集、整理、编纂保存和利用所提出的见解及实践，尤其是在保存与利用问题上卓然于时代的远见和务实的建议，不仅显露出他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异常珍重，也真实地使我们感受到其学术研究中对材料的实际重视。
编校 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