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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涉及村干部贪腐的消息屡见报端。5月17日，山西省纪委通报了9起村干部涉嫌违纪违法典型案件。9名村干部通过索贿、贪污、挪用公款、套取国家补贴等不同的手段，把不该拿的钱揣进了自家钱袋子。专家表示：“村干部已成贪腐高发人群，对‘村官’中的‘苍蝇’，须引起重视。”
“村官”贪腐存在多种表现形式
部分村干部沦为“黑老大”
“村官”是农村基层组织“从事公务”的干部，虽不是行政意义上“国家工作人员”，但诸多案例表明“小干部大贪腐”。如深圳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被曝拥有20亿身家；温州10名“村官”瓜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河北曲阳七里庄党支部书记刘会民自2001年担任村主任后，10年间非法敛财达7100余万元。
佛山中院曾披露，2010~2012年，佛山两级法院共审结了40件（其中二审案6件）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涉案人数共计62人，涉案总金额达8582.76万元。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监察厅副厅长刘蓉华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面向群众的街道干部、‘村官’成为贪腐的高发人群。”
刘蓉华分析认为“村官”贪腐存在3种形式，首先，是在集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方面谋取私利，少数村干部从中截留、克扣、套取、挪用、贪污征地补偿款和拆迁补偿款。其次，虚报冒领、贪污侵占、截留克扣惠农资金。最后，农村贿选问题也时有发生。
除了贪腐，部分村干部沦为“黑老大”。如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七里庄原村支书刘会民，因贪污受贿上千万元并领导等级分明、成员固定、分工明确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等罪名，于2013年8月一审被判死刑。
刘会民案并不是个案。據《南方日报》报道，佛山市警方今年4月抓捕了以犯罪嫌疑人黄敏昌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共抓获嫌疑人10多人。被捕的黄敏昌正是佛山市安富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任进向记者指出：“‘村官’中的‘苍蝇’，损害了广大农民利益，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给基层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须引起重视。”
当前村务监督不到位甚至缺位
应进一步完善民主监督机制
针对“村官”监督短板，《人民日报》今年2月发表评论称：在我国，“村官”本不是官，但往往权力很大。个别地方的“村官”甚至被称为“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拥有很大的“能量”。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根子在于现行制度没有把“村官”当干部，失去监督导致权力滥用。
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看来，小村庄大腐败现象令人震惊，这“血淋淋”的事实，充分暴露出当前农村基础自治组织权力运行过程缺乏必要的制约，尤其在对公共事务建设与公共资源配置方面，当前的村务监督还不到位甚至缺位。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程同顺教授则指出：“村民监督村干部担心被打击报复，大多数村民是不想和村干部撕破脸的。”而一些基层政府监督不力是因为很多行政工作需要村干部配合，认为没有必要得罪村干部。
基层“村官”自己怎么看？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原平市子干乡子干村党支部书记栗翠田接受采访时称，现在各地都在搞村务公开，制度虽然好，但没有监督，难以落实。
任进指出，村级财务管理缺失，财务人员素质普遍较低，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监督流于形式，民主理财小组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民主理财名不符实。而乡镇除了安排经济指标就是下达工作任务，对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廉洁教育基本上仍停留在口头和文件上，更谈不上耐心指导和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防止村官贪腐，需要在教育、制度、惩治上三结合。
多地探索加强对村干部监督
“村官”离任审计渐成“规范动作”
早在2012年11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等十二部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建立健全村务监督机构：加快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村务监督机构成员产生方式；明确村务监督机构主要职责。《意见》强调，到2020年，实现村级民主监督制度完善、监督形式丰富、民主评议有效、经济责任审计规范的目标，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在完善监督、制约“村官”权力方面，多地已有行动。
2013年5月，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检察院在基层乡镇设立派驻检察室。而广西省浦北县为加强村级民主监督，全面推动建立和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2013年年末，广州市首开先河，对村官实施出国审批管理，全市2014名村官的护照统一上缴。
今年1月，广东省委常委会明确要求，严肃查办发生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健全农村基层民主监督机制，完善农村“三资”清理、“村账镇代管”以及集体资产资源规范交易工作等。
2月，河南省郑州市出台《关于坚持依靠群众推进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加强对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对于村干部离任审计，《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在中央建立健全村务监督机构的要求下，“村官”的离任审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正在作为一种制度性架构，逐步成为全国的“规范动作”。
任进建议，要把村级财务列入审计监督范围，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村级财务进行监督检查，特别是对重点开发项目、土地征用补偿收入、惠农资金等要列为重点检查内容。
“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约束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离任审计只是其中关键一环。”《人民日报》文章指出，正如有些专家指出的，基层社会要想良性运行，必须对权力有所制衡，监管决不能失之于宽，同时要发挥好自治组织自我监督、管理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民主监督机制，让责权更明晰、衔接更配套、运转更有效。
“村官”贪腐存在多种表现形式
部分村干部沦为“黑老大”
“村官”是农村基层组织“从事公务”的干部，虽不是行政意义上“国家工作人员”，但诸多案例表明“小干部大贪腐”。如深圳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被曝拥有20亿身家；温州10名“村官”瓜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河北曲阳七里庄党支部书记刘会民自2001年担任村主任后，10年间非法敛财达7100余万元。
佛山中院曾披露，2010~2012年，佛山两级法院共审结了40件（其中二审案6件）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涉案人数共计62人，涉案总金额达8582.76万元。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监察厅副厅长刘蓉华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面向群众的街道干部、‘村官’成为贪腐的高发人群。”
刘蓉华分析认为“村官”贪腐存在3种形式，首先，是在集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方面谋取私利，少数村干部从中截留、克扣、套取、挪用、贪污征地补偿款和拆迁补偿款。其次，虚报冒领、贪污侵占、截留克扣惠农资金。最后，农村贿选问题也时有发生。
除了贪腐，部分村干部沦为“黑老大”。如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七里庄原村支书刘会民，因贪污受贿上千万元并领导等级分明、成员固定、分工明确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等罪名，于2013年8月一审被判死刑。
刘会民案并不是个案。據《南方日报》报道，佛山市警方今年4月抓捕了以犯罪嫌疑人黄敏昌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共抓获嫌疑人10多人。被捕的黄敏昌正是佛山市安富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任进向记者指出：“‘村官’中的‘苍蝇’，损害了广大农民利益，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给基层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须引起重视。”
当前村务监督不到位甚至缺位
应进一步完善民主监督机制
针对“村官”监督短板，《人民日报》今年2月发表评论称：在我国，“村官”本不是官，但往往权力很大。个别地方的“村官”甚至被称为“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拥有很大的“能量”。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根子在于现行制度没有把“村官”当干部，失去监督导致权力滥用。
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看来，小村庄大腐败现象令人震惊，这“血淋淋”的事实，充分暴露出当前农村基础自治组织权力运行过程缺乏必要的制约，尤其在对公共事务建设与公共资源配置方面，当前的村务监督还不到位甚至缺位。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程同顺教授则指出：“村民监督村干部担心被打击报复，大多数村民是不想和村干部撕破脸的。”而一些基层政府监督不力是因为很多行政工作需要村干部配合，认为没有必要得罪村干部。
基层“村官”自己怎么看？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原平市子干乡子干村党支部书记栗翠田接受采访时称，现在各地都在搞村务公开，制度虽然好，但没有监督，难以落实。
任进指出，村级财务管理缺失，财务人员素质普遍较低，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监督流于形式，民主理财小组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民主理财名不符实。而乡镇除了安排经济指标就是下达工作任务，对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廉洁教育基本上仍停留在口头和文件上，更谈不上耐心指导和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防止村官贪腐，需要在教育、制度、惩治上三结合。
多地探索加强对村干部监督
“村官”离任审计渐成“规范动作”
早在2012年11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等十二部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建立健全村务监督机构：加快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村务监督机构成员产生方式；明确村务监督机构主要职责。《意见》强调，到2020年，实现村级民主监督制度完善、监督形式丰富、民主评议有效、经济责任审计规范的目标，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在完善监督、制约“村官”权力方面，多地已有行动。
2013年5月，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检察院在基层乡镇设立派驻检察室。而广西省浦北县为加强村级民主监督，全面推动建立和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2013年年末，广州市首开先河，对村官实施出国审批管理，全市2014名村官的护照统一上缴。
今年1月，广东省委常委会明确要求，严肃查办发生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健全农村基层民主监督机制，完善农村“三资”清理、“村账镇代管”以及集体资产资源规范交易工作等。
2月，河南省郑州市出台《关于坚持依靠群众推进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加强对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对于村干部离任审计，《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在中央建立健全村务监督机构的要求下，“村官”的离任审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正在作为一种制度性架构，逐步成为全国的“规范动作”。
任进建议，要把村级财务列入审计监督范围，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村级财务进行监督检查，特别是对重点开发项目、土地征用补偿收入、惠农资金等要列为重点检查内容。
“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约束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离任审计只是其中关键一环。”《人民日报》文章指出，正如有些专家指出的，基层社会要想良性运行，必须对权力有所制衡，监管决不能失之于宽，同时要发挥好自治组织自我监督、管理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民主监督机制，让责权更明晰、衔接更配套、运转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