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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中国时期权力运作过程中，告密政治与帝国文化传统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性。就基本理论预设而言，作为帝国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悖于血亲伦常和朋友义理的告密自然不在儒家的辩护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帝国“儒表法里”或者“外儒内法”的统治样态，告密很多时候被统治者当作统治权术而大肆使用，致使各个王朝都有不间断的告密风潮发生。到了专制统治发展的极端时期，即明清时代，告密政治也被正式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嵌入到权力链条之中，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权力生产方式被鼓励和实施，即表现为一种告密制度化的操作方式。不过，由于告密政治背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