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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多么五味杂陈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与音乐相遇，如此奢侈的幸福竟具有残酷的不可复制性
今天，即便能够找到1973年9月费城乐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和上海音乐厅连续六场音乐会的报道，我也不想去做这样的努力；因为想象的空间在我的思绪中日益扩大，以至于到了常常令我激动不已的程度。
1973年9月，我还不满12岁，正和姐姐随父母在北方农村走“五七道路”。每天少不了干很繁重的农活，在学校里上挺紧张的课程，但还是会在每天下午或晚上坚持听“西洋音乐”。这是我们所处地域得天独厚的馈赠——通过半导体收音机，接收来自“南朝鲜”的一整天的古典音乐节目。“文化革命”前在家里的大电唱机里听到的焦木唱片贝多芬，我反倒印象不深了。来自“南朝鲜”的曲目实在太丰富，以至于大多连曾是音乐家的父亲都说不出名字。
在我对西方古典音乐最如饥似渴的时候，来自美国的历史悠久的费城乐团竟然在北京、上海有过内容如此丰富厚重的音乐会！尼克松访华曾经成为每一位中国人关心的大事，可有多少中国人知道，伴随这次访华的一个硬性附加条件，竟然是让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乐团进入中国！
我简直无法想象当时北京、上海音乐界和知识分子的惊奇——只有“惊奇”这个词我敢用之不疑。年逾八旬的费城乐团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总监尤金·奥曼迪在回顾自己辉煌的艺术生涯时说过，他最难忘的演出经历正是在北京。在那样的空气中，在那样一个地球上的“孤岛”，面对那么多心态、神情、举止极为特殊的观众；他目睹并体会到这些人群对音乐的渴望、虔诚和敬畏，他简直是在为世界上最爱音乐的人在演奏。费城！美国历史上的“光荣城市”，它在古典音乐接受史上竟然书写下如此饱满浓重的一笔！
值此费城乐团首次访华35年纪念之际，第四次亚洲巡演即将成行。我在乐团的回顾资料中，第一次见到1973年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我的激动再添几分。贝多芬的“命运”和“田园”如春雷乍现；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传递了另外一种“欢乐颂”的讯息；莫扎特的“哈夫纳交响曲”似春风拂面，婉约宜人；巴伯的“柔板”在《野战排》之前回旋，令感同身受的人潸然泪下；瓦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缔造了中国音乐舞台有史以来最浩瀚的音响气派；拉威尔的《达夫尼与克洛埃》第二组曲和雷斯庇基的《罗马之松》，为中国乐坛带来最复杂迷离的乐思。还有，美国作曲家哈利斯的第三交响曲及威廉·舒曼的《新英格兰三联画》，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乐坛都很难听到，实在想象不出当时坐在民族文化宫观众席的音乐界人士拥有怎样的情怀？这场音乐会对他们日后事业的拓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和尤金·奧曼迪，是费城乐团超过百年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音乐总监。曾经在五年的时间里，两位指挥大师双峰并立，共同执掌首席指挥之职。奥曼迪在乐团的任期达44年之久，所谓“费城之声”其实就是“奥曼迪之声”。在卡拉扬的录音制品没有全面覆盖市场之时，奥曼迪的演绎便是一切曲目的标准。除了耳熟能详的常规作品，奥曼迪对西贝柳斯和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解读可谓独步天下，在任何年代都是权威之作。我很遗憾，奥曼迪没有让这两位中国人比较熟知的作曲家的音乐在中国的苍穹下奏响，后来的音乐总监沃尔夫冈·萨瓦利什在两次访华演出中，也未能列入这两位最能体现“费城之声”的作曲家作品。
但是，历史在35年后出现了对接和延续，这是费城乐团第四次访华的意义所在。郎朗将和乐团合作演奏殷承宗等人版的钢琴协奏曲《黄河》——35年前，正是殷承宗（那时的名字是殷诚忠）本人与费城乐团合作演出了这个版本。为了实现这个对接，6月2日的演出放到音响效果较差的民族文化宫，下半场的曲目也是贝多芬的“田园”。我不知费城乐团还有没有35年前的乐师，但我一定相信，到场的中国观众有35年前“旧人”。是啊！三十多年前，那是一个多么五味杂陈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与音乐相遇，如此奢侈的幸福竟具有残酷的不可复制性。今天，就算我们终于听到了由现任音乐总监克利斯托夫·埃申巴赫指挥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难道真的相信历史能这样被延续吗？
刘雪枫：音乐评论家，瓦格纳中国协会秘书长
今天，即便能够找到1973年9月费城乐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和上海音乐厅连续六场音乐会的报道，我也不想去做这样的努力；因为想象的空间在我的思绪中日益扩大，以至于到了常常令我激动不已的程度。
1973年9月，我还不满12岁，正和姐姐随父母在北方农村走“五七道路”。每天少不了干很繁重的农活，在学校里上挺紧张的课程，但还是会在每天下午或晚上坚持听“西洋音乐”。这是我们所处地域得天独厚的馈赠——通过半导体收音机，接收来自“南朝鲜”的一整天的古典音乐节目。“文化革命”前在家里的大电唱机里听到的焦木唱片贝多芬，我反倒印象不深了。来自“南朝鲜”的曲目实在太丰富，以至于大多连曾是音乐家的父亲都说不出名字。
在我对西方古典音乐最如饥似渴的时候，来自美国的历史悠久的费城乐团竟然在北京、上海有过内容如此丰富厚重的音乐会！尼克松访华曾经成为每一位中国人关心的大事，可有多少中国人知道，伴随这次访华的一个硬性附加条件，竟然是让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乐团进入中国！
我简直无法想象当时北京、上海音乐界和知识分子的惊奇——只有“惊奇”这个词我敢用之不疑。年逾八旬的费城乐团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总监尤金·奥曼迪在回顾自己辉煌的艺术生涯时说过，他最难忘的演出经历正是在北京。在那样的空气中，在那样一个地球上的“孤岛”，面对那么多心态、神情、举止极为特殊的观众；他目睹并体会到这些人群对音乐的渴望、虔诚和敬畏，他简直是在为世界上最爱音乐的人在演奏。费城！美国历史上的“光荣城市”，它在古典音乐接受史上竟然书写下如此饱满浓重的一笔！
值此费城乐团首次访华35年纪念之际，第四次亚洲巡演即将成行。我在乐团的回顾资料中，第一次见到1973年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我的激动再添几分。贝多芬的“命运”和“田园”如春雷乍现；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传递了另外一种“欢乐颂”的讯息；莫扎特的“哈夫纳交响曲”似春风拂面，婉约宜人；巴伯的“柔板”在《野战排》之前回旋，令感同身受的人潸然泪下；瓦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缔造了中国音乐舞台有史以来最浩瀚的音响气派；拉威尔的《达夫尼与克洛埃》第二组曲和雷斯庇基的《罗马之松》，为中国乐坛带来最复杂迷离的乐思。还有，美国作曲家哈利斯的第三交响曲及威廉·舒曼的《新英格兰三联画》，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乐坛都很难听到，实在想象不出当时坐在民族文化宫观众席的音乐界人士拥有怎样的情怀？这场音乐会对他们日后事业的拓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和尤金·奧曼迪，是费城乐团超过百年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音乐总监。曾经在五年的时间里，两位指挥大师双峰并立，共同执掌首席指挥之职。奥曼迪在乐团的任期达44年之久，所谓“费城之声”其实就是“奥曼迪之声”。在卡拉扬的录音制品没有全面覆盖市场之时，奥曼迪的演绎便是一切曲目的标准。除了耳熟能详的常规作品，奥曼迪对西贝柳斯和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解读可谓独步天下，在任何年代都是权威之作。我很遗憾，奥曼迪没有让这两位中国人比较熟知的作曲家的音乐在中国的苍穹下奏响，后来的音乐总监沃尔夫冈·萨瓦利什在两次访华演出中，也未能列入这两位最能体现“费城之声”的作曲家作品。
但是，历史在35年后出现了对接和延续，这是费城乐团第四次访华的意义所在。郎朗将和乐团合作演奏殷承宗等人版的钢琴协奏曲《黄河》——35年前，正是殷承宗（那时的名字是殷诚忠）本人与费城乐团合作演出了这个版本。为了实现这个对接，6月2日的演出放到音响效果较差的民族文化宫，下半场的曲目也是贝多芬的“田园”。我不知费城乐团还有没有35年前的乐师，但我一定相信，到场的中国观众有35年前“旧人”。是啊！三十多年前，那是一个多么五味杂陈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与音乐相遇，如此奢侈的幸福竟具有残酷的不可复制性。今天，就算我们终于听到了由现任音乐总监克利斯托夫·埃申巴赫指挥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难道真的相信历史能这样被延续吗？
刘雪枫：音乐评论家，瓦格纳中国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