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0年9月27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发生武装冲突，持续至今。期间，10月10日，双方曾达成停火协议，但协议生效几分钟后，再次交火。
　　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只是两个陌生的国名。不过，对旅行发烧友而言，这两个国家则是一定要“打卡”的小众国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并称为外高加索三国，1991年以前，它们同属于苏联。然而，无论是苏联解体之前，还是之后，亚阿两国由于宗教、民族和历史等原因造成的积怨与敌意旷日持久。
　　此次双方矛盾主要聚焦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以下简称“纳卡地区”）这块饱受争议的土地的所有权上。
　　苏联原子物理学家、人权运动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曾评价两国的矛盾为：“对阿塞拜疆而言，卡拉巴赫问题是抱负，对亚美尼亚人而言，卡拉巴赫问题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在10月8日刊登于《雅各宾》杂志上的一篇名为《什么驱使了亚阿冲突？》的文章中，几位研究这一领域的专家（他们分别是Djene Rhys Bajalan，Sara Nur Yildiz，Vazken Khatchig Davidian）认为，1915年奥斯曼帝国针对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发动的种族清洗运动（这场屠杀导致约150万人死亡）深刻地影响着亚美尼亚人，也成为透视这个民族与阿塞拜疆人冲突的一个视角。苏联时期不仅没有缓解两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反而将主要由亚美尼亚人构成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纳入到阿塞拜疆的版图中。
　　1991年苏联解体，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先后独立，双方此前在纳卡地区的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据《雅各宾》杂志报道，这次战争期间，有多达3万人丧生，一百多万人流离失所，许多亚美尼亚人被迫离开阿塞拜疆，还有更多的阿塞拜疆人被驱逐出亚美尼亚以及纳卡地区一带。
　　1994年5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俄罗斯的斡旋下签署停火协议，随后，两国参加了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主持的和平谈判。尽管如此，就纳卡地区的归属权双方并未能达成真正的和解与共识。几位生活在两地的受访者也向《南方人物周刊》表示，自1994年停火协议签订以来，两国小的冲突未曾间断。
　　僵持数十年之久的纳卡冲突于9月27日再次大规模爆发。据法新社10月17日消息，此次冲突迄今已造成七百多人丧生，其中包括近80名平民。
　　直到今天，战争仍在继续。

进入战时状态

　　9月27日早晨，刘幼沙醒来发现，Instagram怎么都刷新不出来，WhatsApp（当地人使用的聊天工具，类似微信）也是一样的情况。他感觉到不对劲，赶忙去搜新闻，发现阿塞拜疆通讯和运输部发布了一则通知：“由于前线的紧张冲突，网络会有一定的限制，请大家谅解。”
　　这一天，在阿塞拜疆国立石油大学念书的都雨涵也遇到一样的情况。 “可能是想跟亚美尼亚打打信息战吧，也是怕对方发布一些比较虚的报道。”虽是限制，“但其实只有几个通讯或社交软件不能用。”都雨涵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他们上网课用的Zoom一开始也被禁了，“限制三四天后就恢复了，比起前线的战争与人身安全问题，我身边的朋友们更关心的其实是课程没有办法继续。”
　　随后发生的事，更让刘幼沙错愕不已。27日当天，阿塞拜疆总统伊拉姆·阿利耶夫签署法令，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戒严令，各个城市每日21点后至次日凌晨6点实行宵禁，所有人除特殊情况外一律不准外出。法令自当地时间28日零点起生效。
　　“这是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我以为限制网络就是政府最大的措施了。”刘幼沙称。他是巴库国立大学历史学系的一位中国留学生。5年前，他获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与阿塞拜疆互换奖学金的项目，来到巴库。今年是他本科的最后一年。

　　宵禁政策宣布之前几天，阿利耶夫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称，“亚美尼亚领导人仇视阿塞拜疆的言论和进行的挑衅表明，亚美尼亚正在为与阿塞拜疆的新战争做准备。我们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遏制亚美尼亚的军事侵略，对这个事情保持关注。”
　　刘幼沙将这段发言稿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个人公众号上，配文是：“时移势易，多事之秋。”“沒成想，几天后就又打起来了。”刘幼沙向《南方人物周刊》说道。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时常因为纳卡地区而冲突不断，但两国自1994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冲突多是“小打小闹”。“你夺取我一个镇子，我占据你三四个定居点，没想到这次大家大打出手，甚至把冲突升级到战争的规模。”刘幼沙感到十分震惊。 　　虽是学习历史，但刘幼沙的专业兴趣主要集中在美国区域史研究，对阿塞拜疆的了解多来自于日常的观察与旅行。
　　两年前，在去往当地乡下的一次旅行中，他遇到了一位参加过纳卡冲突的老兵。老兵把纳卡冲突形容为一片大雾中的火药桶，“你不知道冲突会什么时候结束，包括它的开始，大家也都各执一词，所以这就是一团迷雾。”刘幼沙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形容，当时一知半解。
　　在他印象里，无论是当年参战过的士兵，还是由于战争流离失所的人，都把格式化的谴责挂在嘴边。痛骂与责备邻国俨然成为一种情绪宣泄的出口，很少有人冷静思考为什么会出现战争。
　　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3月以来，阿塞拜疆政府基于连日高涨的感染人数，设立了全国隔离检疫制度。对大部分生活在阿塞拜疆的人来说，早已习惯足不出户的日子，战争只是把他们在外自由活动的时间又缩短了一部分。
　　但有些改变是肉眼可见的。刘幼沙常去的那家超市，过去24小时营业，疫情期间调整为凌晨两点结束营业。战时状态宣布后，超市每天晚上8点便不得不熄灯打烊。营业时间骤减，也使得超市人流量变得集中起来。刘幼沙观察到，“以往去这家是不需要排队的，现在如果下班晚高峰去买东西，排的队有三四米那么远。”
　　与此同时，几乎是一夜之间，阿塞拜疆街道两旁的路灯杆、居民楼阳台、私家车，以及公共场所都挂上了阿塞拜疆国旗，也有一些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国旗。土耳其与阿塞拜疆一向交好，两国素来以“一个民族，两个国家”来形容彼此，但“巴基斯坦人公开站出来支持阿塞拜疆维护领土完整，武力收复纳卡地区，我也是后来看新闻才了解到的。”刘幼沙说。
　　对于身处首都巴库的刘幼沙而言，除了生活有所不便，安全问题至少目前还不用太担心。不过，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却没那么幸运。通讯设备受限让刘幼沙与同学的联系时断时续。同学的学校在阿塞拜疆第二大城市甘贾。10月4日，这座城市遭到了亚美尼亚武装力量袭击，导弹降落在居民区，造成大量死伤。刘幼沙同学的家因为在附近，也受到波及。
　　10月17日，据阿塞拜疆国防部的消息，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再次向甘贾与明盖恰乌尔发动空袭，导致甘贾的一处居民区13人死亡、40余人受伤。 与此同时，亚美尼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斯捷潘尼扬1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了亚方对阿境内目标发动袭击的说法。亚美尼亚通讯社援引亚外交部的声明称，阿军16日攻击了纳卡包括斯捷潘纳克特在内的一些地区，造成平民受伤。
　　“纳卡问题就像是一团迷雾中的火药桶”，那位老兵的话最近一直在刘幼沙的脑海里盘旋。在这次战争的背景下，刘幼沙对这句话也有了更多理解：“它（战争）随时都可能被再次点燃，你不知道点燃它的是什么，可能是烟花爆炸，也可能是一根小小的烟头，结果可能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就像这次一样。”

在外高加索做旅游

　　张文煊最先在微博上看到战争的消息，骂了一句“怎么又来”，再打开朋友圈，“在阿塞的朋友们都刷屏了，乃至回国的朋友也都在分享这一消息。”
　　他在巴库的将近7年时间里，亚阿冲突不断。他第一次听说两国矛盾是在2013年读预科时的历史课堂上。老师在世界地图上指出纳卡地区的位置，并详细介绍两国的历史渊源。

　　甘贾被炮弹袭击的第二天，张文煊发微信问候仍留在巴库的亲戚，劝他们安全起见，赶紧回国。但亲戚只是说“还好还好”，并没有离开的打算。他只好作罢。
　　2018年，在阿塞拜疆读大三的张文煊开始留意当地旅游业。彼时，这一行业还没有被重视起来，“做旅游的人还少，硬件跟不上，很多设施也都不够完善，去一些景点的道路坑坑洼洼的。”第二年，他大四毕业，面临就业的压力，“感觉像无头苍蝇一样”，觉得回国也不好做什么，和家人商量后，决定留在阿塞拜疆做旅游。
　　他的旅游公司主要面向中国人，业务分成两部分：一块针对散客，帮他们联系网约车、提供相关服务;另一块则是与国内旅行社合作，旅行社提供客源，他们负责安排好行程与住宿，实行全包制服务。在安排游客行程时，张文煊会把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放在一起。“很少有旅行社单独做一个国家的，从经济性的角度来考虑，不划算。”张文煊称，“外高加索三国游已经成了一种营销噱头，一般来阿塞拜疆玩，也都会去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看看，体验一次小众国家深度游。”三个国家因旅游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开旅游公司前，为了熟悉业务，张文煊曾去亚美尼亚考察过一次。因为曾在阿塞拜疆留学，他的护照有三四页密密麻麻盖满了阿塞拜疆海關的印章。“他们一页纸能盖四五行章、每行上面盖两个。”频繁出入阿塞拜疆的签证记录，让张文煊在入境亚美尼亚时，被海关盘问了一小时，见了两三个领导。如同查户口一般，去亚美尼亚的目的、在阿塞拜疆的职业和这些签证记录的缘由，统统都要交代清楚。“我那时候就有点担心了，还特意把阿塞拜疆的绿卡都收起来了，我就说自己是在那边上学的。”张文煊回忆。 　　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虽在地理上毗邻，但旅行社通常会把格鲁吉亚当作两国之间的中转站，从阿塞拜疆经格鲁吉亚到亚美尼亚，或者从亚美尼亚借道格鲁吉亚去阿塞拜疆。“如果没有这个中转站，对一般人而言，想直接从阿塞拜疆入境亚美尼亚是非常困难的。”张文煊介绍。
　　许多游玩一圈归来的旅客对南高加索三国的评价总是“不虚此行”。尽管同为前苏联加盟国，斯大林式建筑仍散布在各个国家的不同角落，但历史、宗教与资源的迥异也让三国各自发展出不尽相同的城市景观。若以“现代化”为标准，阿塞拜疆无疑独占鳌头。它被称作“小迪拜”，因石油资源丰富累积了一定的财富，看上去更现代，特别是巴库，“高耸林立的玻璃大楼，很像我们北京上海的那些办公大楼。”张文煊介绍，“亚美尼亚的设施相对古老一点，走在城市里感觉回到了20世纪，但也是另一种韵味，与那里的自然风光浑然一体。”
　　2020年1月，阿塞拜疆进入旅游淡季，张文煊的工作基本收尾，打算回国过年，等正月十五之后再返阿。国内疫情打乱了这一计划，他只好留在国内。4月，旅行社刚接到订单，但又赶上国外疫情正盛，他最终不得已停掉旅行社所有业务。
　　尽管目前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冲突不断，但张文煊还是想有一天能够再回去做旅游：“毕竟呆了这么多年，对那里也有感情。从旅游这一块来说，我个人感觉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不过也要看当地的复苏情况。”

“我只希望战争快点结束”

　　10月19日，不少市民涌向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街头，高举亚美尼亚国旗，大喊口号，呼吁联合国站出来充当此次亚阿战争的调停人。街道两旁，不时有老人紧握拳头，为游行者加油。汪汪将这一场景拍摄下来，上传到了自己的频道（“汪汪在亚美尼亚”）中。
　　汪汪已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场景。2018年， 他从原来的公司辞职，开启环游世界计划，第一站是亚美尼亚。初来乍到，亚美尼亚就出现紧张局势，大批市民走上街头抗议当局。汪汪刚从健身房出来，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跟着人群走了一段路。”他对那天记忆犹新。正是在这混乱中，他遇到了玛丽亚，他们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他之后前往格鲁吉亚、土耳其等国家的计划也随之搁浅。
　　第二年春天，因现实原因回国而与玛丽亚异地7个月后，汪汪再次返回埃里温。但这并非长久之计，“不能一直这样消耗自己的存款，太不现实，我就学着拍拍视频传到快手上。”刚开始的两个月颗粒无收，“我和她都特别紧张。”后来他逐渐摸索出自己的感觉和风格，开始以视频的形式记录自己在亚美尼亚的日常生活。
　　在汪汪的视频里，秋天的埃里温阳光明媚，因为地处高原，雨天较少。两人会和观众分享玛丽亚父母对这段跨国恋情的看法，也会分享在当地理发、逛农贸市场、去本地餐厅的经历。当汪汪举着摄像机走在菜市场时，时常有路人前来搭讪，当地人对他的异域面孔充满好奇，不远处的商贩看到他身前的镜头，会吆喝着：“快过来小伙子，我要给你展示几个东西。”为表友好，汪汪通常都会多买一些食材照顾店主的生意。
　　9月5日开始，他坚持每天拍摄vlog（视频记录），并上传到国内的B站。不少人在评论区表示，“感觉这个国家真的好祥和、欢乐，人民都好亲切啊。”然而，欢乐氛围在9月27日戛然而止，一切都变得沉重起来。
　　“说实话，（战争发生）头几天我自己也觉得很压抑，找配乐都不想用欢乐的旋律。”汪汪向《南方人物周刊》说道，他和玛丽亚发现眼前有一条无形却又显眼的分界线。战争发生后，他们家附近的广场变得安静、沉重，昔日载歌载舞的亚美尼亚年轻人已难觅踪影，他们大多响应国家号召，奔赴前线，留在城中的多半是妇女、老人和儿童。

　　战争消息传来的当晚，汪汪和玛丽亚一家在餐厅吃饭，门外是一条主干道，有几辆满载士兵的卡车正在驶过。生长于埃里温的玛利亚对亚阿两国多年来因纳卡地区爆发的冲突并不陌生，但听到战争的消息，她依然难过不已。“我们的父辈、祖辈为了捍卫这片土地，在前线冲锋陷阵，为的就是不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在他们的后代身上，但还是发生了。现在，我的朋友、兄弟们在战场上为了和平而战，我只希望战争能快点结束。”玛丽亚向《南方人物周刊》说道。
　　虽然目前埃里温的食物供应一切如常，第一次经历战争的汪汪还是建议玛利亚的妈妈在家中多囤点食物，以防万一。玛利亚的妈妈拒绝了这一提议，“我们不囤食物，我们要把东西留给前线最需要的人。”而在埃里温的超市里，他也没有看到市民去抢购和囤积货品。
　　这种日子还要持续多久，没人知道答案。过去几十年里，两国一代代年轻人奔赴战场，为各自的国家而战。“这是最后一战。”玛利亚希望，“虽然战争是残酷的，但为了我们的领土，我们会战斗到最后。”
　　10月9日，都明涵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但她要到2021年才能毕业。由于战争，从巴库飞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航班被取消，她不得不退掉此前订好的机票，重新买票。她先飞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再到明斯克转机，最后回到中国。这一趟下来，她花了一万八千多元。
　　并非所有在亚阿两地的中国人都可以這样说走就走，多数人仍在犹疑，等待。2020年1月，汪汪和玛丽亚原本计划回中国登记结婚。但因为疫情，他们分开了八个月，直到9月初才重返亚美尼亚。如今，在疫情和战争的双重不确定中，他“不敢做长远计划了，只想着明年能顺利回国登记结婚”。尽管战火已起，他最终还是决定留在亚美尼亚，和未婚妻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