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清平乐》对宋代礼文化的影像表达及其传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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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20年4月,电视剧《清平乐》一经播出便在古装电视剧中脱颖而出,剧中内容不仅高度还原了宋代时期雅致的生活方式,还通过场景布置、服饰造型、人物形象等方面表现出宋代的“礼”文化。通过以《清平乐》为例,从礼制、礼仪、礼俗、礼义等方面分析电视剧对宋代礼文化的影像表达及其传播价值。
  【关键词】电视剧《清平乐》;宋代禮文化;影像表达;传播价值
  2020年4月,电视剧《清平乐》一经播出便在古装电视剧中脱颖而出,受到大众好评,剧中内容高度还原了宋代雅致的生活方式。宋代在封建社会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时代特征,宋人通过对先秦、汉、唐以来的文化继承及总结,借助于经济的繁荣以及科举制度的日益成熟,将中国礼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本文以电视剧《清平乐》为例,分析其对宋代礼文化的影像表达及其传播价值。
  一、以宋代为背景的电视剧中的礼文化传播现状
  电视剧作为大众传播的媒介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与接受,能够使受众从故事情节、场景布置、人物表演以及视听语言传达中,具体形象地感受到影视剧传递的信息及主题,能够把抽象的价值观念以具体可感的影像内容让人们接受,尤其是以历史为背景的电视剧能够通过对历史场景的还原让受众更容易进入当时的情境,以具体的视听元素直接作用于受众,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直接的作用。以下从三个方面归纳以宋代为背景的电视剧中的礼文化传播。
  第一,对宋代礼乐文化的传播,“礼乐”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礼乐文化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也是一种伦理道德原则与规范”。电视剧《清平乐》以宋仁宗为创作主线,一半戏份表现朝堂之上宋仁宗与文人士大夫的治国之策,一半戏份表现宋仁宗与曹皇后、后宫妃子、公主徽柔的日常生活,既有对朝堂之上礼制的展示,也有日常生活中礼仪、礼俗的展示,且整部剧的情节发展及矛盾冲突都围绕着“礼”字展开,让观众感受到宋仁宗作为“人子、人君、人夫”在不同角色中进行情与礼的转换与抉择。《清平乐》中的情节较多地还原了历史史实,电视剧的场景布置、典礼仪式、服装冠饰也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第二,对宋代“家礼”的传播。宋代的“家礼”建设主要包括祠堂制的建设、宗子制的确立以及“孝道”的推行。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表现了北宋官宦家庭中少女明兰的成长故事,讲述了一个家宅的兴荣,在古代礼教制度下女性的奋斗传奇。剧中的情节发展及场景构建对当时的婚礼、丧礼、相见礼、宴饮之礼以及祠堂中心地位的表现,让受众了解到家庭就是礼文化践行的最好场域,《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传播将不同的“家礼”在生活中展现,把看似抽象的礼文化变得生动形象。
  第三,对“礼”精神内化的传播,礼乐教化是修身的重要方法。“礼”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上自天子诸侯,下到平民百姓,都要把遵循礼制作为行动准则,《礼记·礼器》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这些规定将礼贯穿于日常生活与身体力行中,通过对礼的学习与践行,做到合乎礼的要求。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此类电视剧对于礼文化的传播,主要以表现人物身上的某种特质为制作前提,比如以北宋包拯为创作主线的《开封府》,对包拯刚正不阿、为官清廉优秀品质的传播,以及《大宋少年志》以北宋和夏长达百年的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六位少年为家国大义守望相助,在隐蔽战线上为守护江山社稷和百姓平安而奋战的少年英雄传奇。
  二、电视剧《清平乐》对宋代礼文化的影像表达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分裂的局面,实现了政治的统一,同时也面临着五代十国长期分裂割据造成的礼崩乐坏的局面,面对当时的人伦坏、世道衰、无亲疏之礼。宋代统治者大力倡导“礼”,施行“兴文教,抑武事”的重要政策,提倡儒学复兴。宋代对于“礼”精神的领悟以及功能的发挥也都实现了较为全面的实践,不仅朝堂上有礼制规范,家庭中有家礼规范,还有书院对“学礼”的制定,等等,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表现出宋代对于“礼”的重视与践行。
  (一)电视剧中表现的礼制、礼仪与礼俗
  1.服饰与礼制
  《礼记·乐记》记载“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古代君王治理国家既非人治也非法制,而是礼制,礼制是通过制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法去维护社会的稳定,维护统治者的统治。《清平乐》第五集中,刘娥要在谒庙仪式上身穿衮服祭祀太庙,衮服是天子的礼服,据《宋史·舆服志三》记载“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衮冕……”“大裘冕是天子祭祀天地时所穿的礼服,衮冕,是天子所穿衮衣和冠冕的合称,在祭祀宗庙、册封典礼、大朝会等仪式上所穿的最尊贵的礼服之一”。刘娥虽为太后,但是她的这番举动让群臣担心刘娥想要夺权称帝。
  中国古代社会十分注重冠服之制,并用礼法加以约束,严格的服饰制度便于显示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身份和地位,如有逾越,便会受到惩罚;同时,天子、诸侯等人服饰的区别也是其身份和权力的表现。在谒庙仪式上最终刘娥身着衮服祭祖,但她身着的衮服有所改动,与天子之服有所区别,在刘娥去世前,又换回太后的服饰。
  除此之外,剧中官员上朝的服饰也有不同,宋代官员的服饰“最典型的当属朝服和公服”。《宋史·舆服志四》中记载“朝服,一曰进贤冠,二曰貂蝉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除朝服外,“宋代官员平时所穿的服饰叫常服,也称公服、省服。其服色通过不同的颜色区分官职的高低。三品以上为紫色,四品、五品为朱色,六品、七品为绿色,八品以下为青色”。剧中表现朝堂戏份时,站在前排的官员衣着紫色,后面依次是红色、绿色。在阶级社会中,服饰不仅仅是生活所需,也是展示礼制的一种标识,规范并统治着所有人。
  2.婚礼的表达
  据《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记载,宋代的嫁娶仪式是在遵循传统礼仪的情况下有所变革。“两宋的婚姻礼仪,基本都经过朱熹《家礼》所载的三个阶段,纳采,即为婚姻的准备;纳币即定聘,是婚姻的确立;亲迎即是娶妇进门。”
  迎娶日,北宋时男家以车子或花檐子,南宋时多以花檐子或轿子迎亲,女方给“利市”钱,称为“起檐子”。到男方家门前,从人等也要给利市钱,称为“拦门”。新娘下车,轿后一女使捧镜倒退引导,新娘则在青布条、青锦褥或者青毡席上行走,从马鞍和秤上跨过,进门后在一问房内稍作休息,室内悬挂着帐子,称为“坐虚帐”,也有直接进入房中坐在床上,称为“坐床富贵”。在《清平乐》第4集表现曹丹姝与李植的婚礼时,曹丹姝进入房中坐在床上等待新郎,有“坐床富贵”的展现。北宋时,新郎即于床前请新娘出房,南宋时,是新郎坐在床右首,新娘坐在床左首,称为“正坐富贵礼”,再由司仪请两位新人出房。   迎娶开始,男家派出可观的迎亲队伍前往女家。宋代以前,迎娶新妇都是用车,北宋时迎娶开始用檐子。新人出嫁,先要向家庙告别。男家迎亲队伍到后,女家要以酒肴款待,还要散发花红利市钱。然后乐官作乐催妆,克择官报时辰,并由后世司礼之类的人念吉利诗词,催促新妇登轿。在《清平乐》第8集,表现曹丹姝与赵祯的婚礼鏡头中,展现了隆重的迎亲队伍、新娘的换装梳洗、官报时辰以及官员的吉利祝词。在第61集中,用了较多的镜头表现徽柔与李玮大婚,展现了徽柔出嫁前先去拜见父母,随后李玮前来迎娶,徽柔坐轿,两人对拜等一系列仪式。
  3.相见与称呼之礼
  宋代经济与文化高度发展,人际社会交往活跃,形成了独特的交际礼仪。宋代的相见礼仪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场上的仪制,其特点是繁文缛节和等级观念;一类是士庶交往的民间礼仪。剧中朝堂之上官员与官家相见,通常是趋翔,趋翔是指大步行走,急趋上前,是宋代常见的下级见尊长之礼。”日常生活中,宋代最盛行的是拱手揖礼,拱手相揖,以礼相待。除此之外,叉手也是宋人相见时示敬致意的一种流行礼仪,叉手是指竖起大拇指,两手在胸前相交,宋人对揖,拱手致礼,是最常见的问候方式。
  宋代称谓种类繁多,有对他人的尊称,对自己或家人的谦称,有官场上的官称等。宋代无论士庶,通称皇帝为官家,《清平乐》中也是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尔、汝”是宋人最为大众化的称呼,剧中前朝戏份中,人物台词中常常用到“尔”这样的称呼。兄、弟、友,是宋人平辈朋侪之间最流行的称呼,在剧中苏子美称范仲淹为范兄。在剧中经常在某一人物出现时,通过字幕显示出此人的名、字、号。“字”以表德,古人以为美称,北宋平辈问普遍以“字”相称。剧中在相见行礼和称呼上都做了较好的还原,剧中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让观众感受到礼的规范。
  4.礼俗的表达
  宋代的节日活动丰富多彩,在《清平乐》中出现了很多传统节日,如端午节,宋代端午节的节日内容有龙舟竞渡、系朱丝避兵、吃粽子等,在第27集中过端午节包粽子,做香荷包;在31集中出现了大朝会这一节日,大朝会就是今天的元旦,是一年的开始,宋人对此节日很重视,在这一天宫廷中要举行大朝会,民间则有放炮仗、贴桃符等习俗,在57集中出现的中秋节也是宋代的重要节日之一,“宋代中秋的主要内容有赏月、拜月、放灯、吃月饼”。在剧中有苏子美和翰林院众人一起去酒楼吃酒赏月。相扑是宋代流行的体育娱乐项目之一,深受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喜爱,不仅在宫廷中有相扑表演,民间的相扑运动也很盛行,市井相扑是一种商业性的艺术表演。一般在开场前,先由数对一般的女相扑手上场,表演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高强的相扑手上场,正式开始表演。宋代还流行女子相扑,她们与男子相扑一样,身穿短袖无领的服装,袒胸露腹,由此遭到一些文人士大夫的非议。在《清平乐》第63集中,徽柔和怀吉一起去看相扑表演,其间听到司马光在议论女子相扑,觉得女子袒胸露腹有伤大雅,徽柔不喜欢司马光的言辞,两人还为女子相扑争辩了几句。除此之外,剧中还多次表现了点茶、插花、傀儡戏等宋代的风俗。
  (二)电视剧中人物形象对礼义精神的表达
  在一个讲仁爱、重诚信、顺应人情的氛围中,便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清平乐》中,范仲淹、韩琦、欧阳修、晏殊、司马光等人都是被人熟知的名相,剧中这些角色通过演员的演绎,把经常出现在课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再现出来,也通过人物的行为向观众展示出礼义精神。
  1.仁爱之心
  仁义道德是中国礼乐文化追求的目标。按照“礼”的要求,小至个人,大至群体乃至国家,都应该具备高尚的操守与品德。《清平乐》第2集中,范仲淹离开朝堂去应天府书院教书,因为身着旧衣,被当时的学监和学子嘲笑,出言讽刺,曹丹姝见此状况便替先生说话,与学监争论,然而先生却说“礼起于敬,而止于仁”,先人制定的规矩礼仪,不是为了杀灭人情,而是为了守护人情。在第24集中,狄青小胜夏军,回来给范仲淹报喜,并拜范仲淹为师,范仲淹在纸上写下了一个“武”字,并告诉狄青“武”这个字,上戈下止,战争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保家卫国,止戈为武,武为止戈,反对把俘虏杀完,体现出仁厚之心。
  在电视剧第26集中,皇帝听了司马光的讲读,赏赐司马光一件玻璃盏。让内侍给司马光送去,原本送玻璃盏的侍卫突然肚子疼让路过的梁怀吉帮忙送去,待怀吉把玻璃盏交至司马光手中时,打开一看御赐之物已经碎了,梁怀吉替人背了黑锅,任守忠知道此事后,按照宫中规矩,便让司马光任意处置梁怀吉,司马光不但没有处置,还放了梁怀吉,让任守忠带了两句话给皇帝,“玉爵弗挥,典礼虽闻于往记,彩云易散,过差宜恕于斯人”。司马光此举的宽厚为人,恕人之过,乃为仁,礼主敬没有错,但人而不仁,如礼何?所谓的礼,是规范,是约束,为了礼而失了仁,那便是舍内而求外了,司马光没有因为过度苛求礼和敬而失去仁爱之心。
  宋代统治者实行厚待文人士大夫的国策,“在这种复兴儒学、重整伦理纲常的时代氛围中,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亦从整体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汉唐时代士大夫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已超越一切而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
  2.忠孝之义
  为国忠诚,对父母孝顺是礼义精神的重要内容,《礼记·儒行》中记载“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儒者以忠信礼义抵御患难,《清平乐》中,推行“庆历新政”受阻之时,范仲淹、富弼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请求出朝巡边,别离之际,富弼问范仲淹“数度贬黜,被权贵打压,被奸人诋毁,被同僚误解,便从未灰心,从无怨怼过吗?”范仲淹笑了笑回答,“吾非圣贤,安能无怨?有怨有感,亦不至于改变心志,这便是仁君与昏君,君子与小人的差别了”。临别之际还嘱咐富弼,“你我虽离京,却仍主政一方,心忧社稷,照拂百姓,时时心存此念,有怨无怨亦无须纠结了”。范仲淹此番话,以己度人,是恕;自我反思,是忠。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表现得有章可循,有地可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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