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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1860年天津港的开埠，甘肃逐渐成为西北地区皮毛贸易的重要出产地、贸易地和输出地。甘肃皮毛贸易中回族皮毛贸易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比重，回族商人也成为推动甘肃皮毛贸易不断成规模发展的主要承担者。回族商人不仅促进了甘肃皮毛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甘肃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
［关键词］甘肃回族 皮毛贸易 回族商人 民族交流
［中图分类号］F7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9－0113－01
自古以来甘肃就是我国农牧业发达的地区之一。自汉朝至近代时期，作为甘肃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的畜牧业一直都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隨着畜牧业的不断发展，作为畜牧业中重要一环的皮毛生产和皮毛贸易也逐渐地成为了甘肃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是甘肃皮毛贸易最活跃的时期，回族商人在甘肃的皮毛贸易中也有很出色的表现，这不仅是依靠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因为回族商人特有的经商方式，才能在近代的皮毛贸易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1860年天津港开埠以来，就成为了重要的连接我国西北市场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重要纽带。西方国家的商品通过天津港运销到甘肃，甘肃的皮毛产品也通过天津港进入国际市场，近代的西北经济呈现出向外的发展趋势。1918年编纂的《支那省别全志》中提到：甘肃各地的羊毛通过石嘴子运到天津，其数量占天津港出口额的一半，即占中国羊毛总出口额的40%。
作为皮毛重要产地之一的甘肃，在其皮毛市场上活跃着许多回族商人。在拉卜楞寺地区的皮毛商人中有80%是回族。在临潭也活跃着一支回族商队，“每年春秋两季，西道堂商队一批批向草地进发，到处都有他们活动的市场，商队归来时，就是洮州旧城皮毛市场最活跃的时候”。[1]
回族运输皮毛有着多年的历史，“操纵着朝东运输皮毛的圆圆们”主要采用两种运输途径，春夏季用水运，秋冬季用驼运。甘肃的皮毛运输亦采用着这样的方法进行着。
由于自身特有的民族传统优势和当地独特的地理优势，甘肃回族商人在皮毛贸易和民族交往之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回族商人的加入使皮毛贸易有了多种方式的发展。在甘肃地区内进行接力棒式的贸易。河州是河湟地区的重镇，素有河湟“雄镇”之称。河州是甘肃回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这里是回族财富的聚集地，是皮毛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与藏族地区往来贸易的出发地。在河州的皮毛市场上，不仅有资金充裕的回族巨商大贾，也有小本经营的回族小贩，还有流动经营的回族行商。这些回族行商从内地的一些省区像陕西、四川等购进茶叶、布匹等藏族、蒙古族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再转卖给青海、蒙古的回族商人。而这些回族商人在进入牧区后以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进行交易，再把从牧区交换来的皮毛等转运到河州，再由河州地区的回族商人收购，然后转卖到内地的其他地区，在甘肃地区外拓展皮毛贸易。在近代皮毛贸易繁盛的时期，包头是当时西北皮毛贸易重心，作为水路和陆路的要地，东由平绥路直出平、津，以达内地，以通外洋，南连晋陕、西接宁、新、青，北通内外蒙古，凡由内地运往西北各处的零整杂货及由西北各处内地的皮毛、药材等货物，均以包头作为起卸转运中枢，[2]当时甘肃有许多回族商人在包头经商，在包头的他们被称为“西人”。[3]来到这里的回族商人们，一边搭起临时帐篷，一边出售皮毛等货物，就是在这样的经营中逐渐积累了资本，有的开设皮毛店，其中有的皮毛店还为专门从事皮毛贸易或甘肃的皮毛掮客提供食宿、中介等服务。在甘肃皮毛贸易途经的其他地区，也有许多甘肃回族商人在这些地区开设皮毛店，例如，甘肃回民马超伟就曾在四川成都东御街开设西北皮毛行，主要经营皮毛业，兼接待西北商人食宿。[4]正是凭借着在甘肃地区内外皮毛贸易的开展，甘肃回族商人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与特长，积极地推动着皮毛贸易的发展，使近代甘肃皮毛贸易不断地向更大规模、更大范围扩展，加强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交融。
由于多民族、跨地区皮毛贸易的进行，不同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得到了加强，各民族之间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经济联系，[5]甘肃回族商人作为中间商在民族经济和民族交往中起着催化剂般的作用。甘肃回族商人作为接力棒式的贸易传递活动中重要的一环，可以说是在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架起了一座经济文化沟通的桥梁，不仅拉近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距离，还加强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经济交往。更重要的是，通过甘肃回族商人的中介贸易，加深了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与文化的交融。例如，甘肃临潭的西道堂为方便开展贸易，在临潭专门设了边民招待所，凡边民之到临潭者，都住在西道堂，人吃马喂，主人一概负责。由于他们对边民如此招待，边民是最重感情的，一旦西道堂的人到了他们的地方，他们当然是尽力招待，设法与以便利。甘肃回族商人在经商取得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增进了地区内外民族关系的改善，加强了各民族交往，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黄正林.近代西北皮毛产地及流通市场研究[J].史学月刊,2007(3)．
[2]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包宁线包临段经济调查报告书.1931.
[3]邱树森.中国回族大词典[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4]陈育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5]段金录,姚继德.中国南方回族经济商贸资料选编[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关键词］甘肃回族 皮毛贸易 回族商人 民族交流
［中图分类号］F7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9－0113－01
自古以来甘肃就是我国农牧业发达的地区之一。自汉朝至近代时期，作为甘肃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的畜牧业一直都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隨着畜牧业的不断发展，作为畜牧业中重要一环的皮毛生产和皮毛贸易也逐渐地成为了甘肃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是甘肃皮毛贸易最活跃的时期，回族商人在甘肃的皮毛贸易中也有很出色的表现，这不仅是依靠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因为回族商人特有的经商方式，才能在近代的皮毛贸易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1860年天津港开埠以来，就成为了重要的连接我国西北市场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重要纽带。西方国家的商品通过天津港运销到甘肃，甘肃的皮毛产品也通过天津港进入国际市场，近代的西北经济呈现出向外的发展趋势。1918年编纂的《支那省别全志》中提到：甘肃各地的羊毛通过石嘴子运到天津，其数量占天津港出口额的一半，即占中国羊毛总出口额的40%。
作为皮毛重要产地之一的甘肃，在其皮毛市场上活跃着许多回族商人。在拉卜楞寺地区的皮毛商人中有80%是回族。在临潭也活跃着一支回族商队，“每年春秋两季，西道堂商队一批批向草地进发，到处都有他们活动的市场，商队归来时，就是洮州旧城皮毛市场最活跃的时候”。[1]
回族运输皮毛有着多年的历史，“操纵着朝东运输皮毛的圆圆们”主要采用两种运输途径，春夏季用水运，秋冬季用驼运。甘肃的皮毛运输亦采用着这样的方法进行着。
由于自身特有的民族传统优势和当地独特的地理优势，甘肃回族商人在皮毛贸易和民族交往之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回族商人的加入使皮毛贸易有了多种方式的发展。在甘肃地区内进行接力棒式的贸易。河州是河湟地区的重镇，素有河湟“雄镇”之称。河州是甘肃回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这里是回族财富的聚集地，是皮毛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与藏族地区往来贸易的出发地。在河州的皮毛市场上，不仅有资金充裕的回族巨商大贾，也有小本经营的回族小贩，还有流动经营的回族行商。这些回族行商从内地的一些省区像陕西、四川等购进茶叶、布匹等藏族、蒙古族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再转卖给青海、蒙古的回族商人。而这些回族商人在进入牧区后以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进行交易，再把从牧区交换来的皮毛等转运到河州，再由河州地区的回族商人收购，然后转卖到内地的其他地区，在甘肃地区外拓展皮毛贸易。在近代皮毛贸易繁盛的时期，包头是当时西北皮毛贸易重心，作为水路和陆路的要地，东由平绥路直出平、津，以达内地，以通外洋，南连晋陕、西接宁、新、青，北通内外蒙古，凡由内地运往西北各处的零整杂货及由西北各处内地的皮毛、药材等货物，均以包头作为起卸转运中枢，[2]当时甘肃有许多回族商人在包头经商，在包头的他们被称为“西人”。[3]来到这里的回族商人们，一边搭起临时帐篷，一边出售皮毛等货物，就是在这样的经营中逐渐积累了资本，有的开设皮毛店，其中有的皮毛店还为专门从事皮毛贸易或甘肃的皮毛掮客提供食宿、中介等服务。在甘肃皮毛贸易途经的其他地区，也有许多甘肃回族商人在这些地区开设皮毛店，例如，甘肃回民马超伟就曾在四川成都东御街开设西北皮毛行，主要经营皮毛业，兼接待西北商人食宿。[4]正是凭借着在甘肃地区内外皮毛贸易的开展，甘肃回族商人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与特长，积极地推动着皮毛贸易的发展，使近代甘肃皮毛贸易不断地向更大规模、更大范围扩展，加强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交融。
由于多民族、跨地区皮毛贸易的进行，不同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得到了加强，各民族之间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经济联系，[5]甘肃回族商人作为中间商在民族经济和民族交往中起着催化剂般的作用。甘肃回族商人作为接力棒式的贸易传递活动中重要的一环，可以说是在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架起了一座经济文化沟通的桥梁，不仅拉近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距离，还加强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经济交往。更重要的是，通过甘肃回族商人的中介贸易，加深了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与文化的交融。例如，甘肃临潭的西道堂为方便开展贸易，在临潭专门设了边民招待所，凡边民之到临潭者，都住在西道堂，人吃马喂，主人一概负责。由于他们对边民如此招待，边民是最重感情的，一旦西道堂的人到了他们的地方，他们当然是尽力招待，设法与以便利。甘肃回族商人在经商取得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增进了地区内外民族关系的改善，加强了各民族交往，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黄正林.近代西北皮毛产地及流通市场研究[J].史学月刊,2007(3)．
[2]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包宁线包临段经济调查报告书.1931.
[3]邱树森.中国回族大词典[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4]陈育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5]段金录,姚继德.中国南方回族经济商贸资料选编[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