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林洸耀递给本刊记者的名片上，他的职位已不再是路透社“驻北京分社社长”，而是变成了“北亚首席记者”。历任路透社驻北京和台北社长之后，这位在中国生活工作已30余年的菲律宾籍华人又重拾与新闻亲密接触的一线记者生涯。
今年53岁的林洸耀1997年成为率先报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去世消息的外国记者之一，2007年又因对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的成功报道而名噪一时。十多年来，他几乎参与了对中国所有重要时政新闻的报道，并以其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独到见解给世界留下印象。
参与报道十八大，林洸耀又要大忙。赶在会前，本刊记者专访了林洸耀，请他以外籍华人、外媒记者和中国问题观察家的三重身份，畅谈采访党代会的心得以及对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见解。
对《人民日报》头版如数家珍
北京初冬夜晚，建国门外交公寓东侧，异常忙碌的林洸耀精确规划时间到每小时。见到本刊记者，他的第一个动作是从包里掏出一大本《人民日报》头版复印件，从十二届一中全会到十七届一中全会期间重要事件节点的《人民日报》头版，不但是内容，连排版特点和照片安排等他都如数家珍。“《人民日报》是我们每天必读功课，头版尤要精读。”林洸耀说，另一项每日必修课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瞭望东方周刊》：与其他西方媒体驻中国记者相比，华裔身份对报道中国新闻有怎样的帮助？
林洸耀：我在菲律宾出生长大，大学念工程，19岁到台湾念中文。父母都是福建人，在菲律宾家里讲的是闽南话，学校里用英文，跟司机佣人讲菲律宾话，学校外语是中文。后来我姐姐到美国去念书，弟弟到瑞士念书，我其实也有其他选择，但我从小就对中文很感兴趣，去中国台湾念书之前，我看了1000多部武侠片，因此我的中文比一般菲律宾华侨好很多。
我做现在的工作可能是命中注定的，我觉得自己就是中国人。我在台湾住了15年，在北京住了15年，现在定居北京，在路透社工作已经21年半了。
在北京的外国记者有个习惯，就是会“扎堆”，澳大利亚人跟澳大利亚人扎堆，法国人跟法国人扎堆……身在异国，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这样做也会影响你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我在北京15年很少跟外国记者扎堆，我的朋友大多是中國人。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在中国做新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人。
语言只是最基本的，就像你去加拿大，能讲英文并不等于能够融入当地社会，尤其是高层，要试着脱胎换骨去变成本地人。很多外国记者到一个国家任职仅仅三年五年，比如被派去印度，可能喜欢吃印度食物，喜欢看印度电影，喜欢穿印度服装，但是你会一辈子呆在印度吗？不会。这与我和中国的关系完全不一样，虽然国籍是菲律宾，但我就是百分之百的华人，甚至在去中国台湾之前，我就已经“很中国”了。
《瞭望东方周刊》：刚来北京的时候怎样适应中国的新闻环境？
林洸耀：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连重庆或甘肃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有人学习靠看书，有人学习靠聊天，我就是跟人家聊天侃明白的。但是你怎么保证别人说的一定是对的呢，我刚来北京是上世纪，不像如今随时可以用网络查资料，怎么去证实？我就去找路透社的旧资料旧档案，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知识。
那个时候，外媒在中国的采访报道环境比不上如今。外媒记者只能住在外交公寓，1997年以后允许我们搬出去住了。2008年中国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外国记者到别的省份采访可以不必事先申请。
对于这几年的新闻报道环境，我感觉很有进步，也还有一些问题有待改善，比如新闻发言人制度还不够成熟。
《瞭望东方周刊》：有些外媒记者在报道中国新闻时会不由自主戴上有色眼镜，甚至出现“妖魔化”中国的倾向，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林洸耀：我不是替他们讲话，这可能不是一种“倾向”。
首先要看这家媒体有没有拿政府补助，如果拿了补助，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这种媒体在报道新闻的时候当然会投其政府所好，这是必然的。
第二点，我真的相信大部分外媒不是有意“鸡蛋里挑骨头”。大部分外媒不是“极左极右”，可以说都是在中间徘徊，有些外媒可能是“中间靠右”，但大部分外媒是“中庸”的。
一些西方媒体用它的价值观来报道中国，那是因为在它成长的地方，它已经习惯这样的做法，它认为自己是媒体监督政府。
从路透社来看，本身是上市公司，路透的取向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新闻偏中左，有的偏中右。对于中国的重大新闻，在争论取向前，我先要抢新闻，比如，能不能比法新社早，早了多少分钟，这是我要关心的。我抢的是新闻，并不因为我支持谁。
有良心的记者不会故意挑拨，只会想把新闻写得更精彩，但不会夸大和说谎，这是基本的价值观。在中国的重大政治新闻面前，我尤其会坚持这样的价值观。
媒体有四个作用：传播信息、教育、娱乐和监督。路透作为上市公司，我们没有教育和监督的功能，没有教育任何一个国家读者的功能，我们的读者群遍布美洲欧洲中东亚洲，我们以营利为目的，必须要考虑世界的视角。所以美国报纸说的一些恐怖分子，我们可能不会这样措辞，因为阿拉伯人也是读者。在中国采访也是这样，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我们要选择最重要最有趣最大的新闻。
中国叫醒世界
《瞭望东方周刊》：对中国领导人的采访一直是你采访的重点内容之一，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体会？
林洸耀：1997年，我第一次采访中共党代会，是十五大。2004年，我对温家宝总理进行了一次专访，2008年和其他几个外媒一起小规模群访了胡锦涛总书记。
温总理在2004年狠抓宏观调控，他曾说“宏观调控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中国宏观调控，全球金融市场大跌，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少进口粮食、油、大米、玉米、大豆、铁矿石、天然气、钢、铝、铜，所以这些产品的国际价格都跌了。
温总理去了英国，有记者问他“中国宏观调控，全球金融市场大跌，你有什么看法”，他还开了玩笑说是“温室效应”。 在专访的时候，我问了温总理一些经济方面的话题，他回答得非常巧妙。后来我的报道英文叫“Wake Up Call”，就是“中国把全世界叫醒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上来了。就像我说的，之前中国也搞过宏观调控，但是对世界并没有如此大的影响，因为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实力还达不到这个影响力。
2008年采访胡锦涛总书记的时候，按照约定每个人只能问一个问题且须跟奥运有关。我就问“奥运后，中国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挑战是什么？”还是有奥运两个字。其他媒体，没有人问奥运后的影响，后来外交部的一位领导過来跟我打招呼，说“你的问题问得最好”，其他人都问奥运场馆准备完之后做什么，这些是着眼点比较小的具体问题。
大家看全国两会以后的总理答记者问就可以看出来，温总理会给予外媒记者更多一点时间。有一年两会上，他对我说对美国债券没有信心，第二年我就问他“过了一年你对美国债券是更没信心还是放心还是有信心呢？”我用押韵的方式问的这个问题，全场哄堂大笑，温总理也笑了。
每个总理风格不一样，温总理温文尔雅，常常引经据典。
朱镕基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准备了100个棺材，99个给贪官，一个给自己”那句话说得很好。他口才很好，反应很快，给人的印象办事效果非常高，我们叫他“can do”。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政府有两个不容置疑的主张：一是稳定压倒一切，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你怎样看待这两个主张下的中国社会发展？
林洸耀：我是佛教徒，按星云大师说的“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我先说好的。
积极的方面就是效率高，印度式民主效率比较低，中国和印度都存在腐败问题，但是印度在基础设施上落后许多，没有高铁、动车，城市破破旧旧的，而中国说建设就建设起来了。
弊端，就是自己人监督自己人，容易有比较“宽厚”的情况。共产党内部有监督机制，但是并没有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当然十全十美的制度并不存在，所以中国还在寻找和建立自己的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说过，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和反思过去、纠正错误的能力，这一点是怎么总结出来的？
林洸耀：从否定“文革”开始，中国共产党一直有自我纠错的做法。2003年，当SARS开始在中国肆虐的时候，个别地方政府起初对疫情采取了隐瞒不报的方式，后来迫于形势如实汇报。态度改变之后较为透明的处理危机方式，也为政府赢得了一定的口碑。2003年孙志刚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这个事件带来的纠错就是把《收容遣送条例》废除了。
当然，问题依然有，但是许许多多例子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和与时俱进。
关注十八大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下一届中国领导层会面临哪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林洸耀：最主要的是三个方面。一个是意识形态问题，2005年12月在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很关注这个事情，这是中国人的智慧，还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理论研究必须先做，才能用。
社会道德下滑的原因还是精神真空，老人扶不扶的问题，假药、毒奶粉、地沟油问题都是源于此。对未来中国领导人来说，必须要从教育做起，找回中国社会的淳朴美好，各级官员要以身作则。
第二点，每个中国人，从中国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我们都是去圆上一代的梦。我爸爸中学都没念完，所以他希望我们6个小孩都能大学毕业，所以后来我们每个人都上了大学。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圆富强复兴梦的同时，还要去解决历史留下的课题。
比如毛泽东解决蒋介石时代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邓小平解决老百姓太穷，没得吃的问题；江泽民时代突破中国外交孤立的局面等。这样的领导人做了许多事情。比如台湾问题，反分裂国家法2005年出台以后，连战、宋楚瑜等都过来大陆，免关税政策实施，商人可以贷款，学生可以申请奖学金，从这个意义上看，已经扭转了乾坤，两岸关系回到了正轨。
第三，对于未来中国领导人而言，和前几届相比，网络和新媒体带来的影响必须重视。除适当管控外，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会利用起新媒体的监督功能，尤其是一部分相对基层官员的廉政勤政问题，像“表哥” 杨达才被曝出来后很快得到相应处理就是案例。但是，网络是把双刃剑，可以起到监督作用，也会发生过度发酵问题，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树立政府形象，这是下一届领导人的一大挑战。
我个人的看法，当今中国的言论自由程度，已经有了很大进步。郭德纲和他的徒弟们，还有周立波都可以在表演中讲政治话题，从前有人能想象在中国这样的公开场合讲政治话题吗？不可能。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许多中国朋友，他们的身份是学者或者官员，他们给你怎样的印象？
林洸耀：学者朋友特别多。学者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官方学者，因为他有了身份和地位，有时候“屁股决定脑袋”；另外一种学者属于研究机构、院校，会大胆建言，也因此建立影响力。
对于地方官员群体，我相信还是好的官员比坏的多，清廉的比腐败的多。至于老百姓，首先中国老百姓是善良的。
中国有些地方官员的观念没有与时俱进，看问题还比较闭塞，甚至对待外媒还是旧的一套，觉得不说不错，多说多错。我们有那么可怕吗？有时候他们觉得他们是好意，只堵不疏。如果你真的为这个国家好，有问题就要提出来要解决。如果你为朋友家人好，你看到他的缺点后你会不去说吗？可以善意地去说，而不是谩骂嘲笑，但需要提出来。
新闻最重要的是“公平”两个字，而不是仅仅只有“快”和“准确”，如果不把硬币的两面都讲出来就不是公平的，做好了要给他鼓掌，做不好也要说，不能只说好不说坏，也不能只说坏不说好。做官要和做新闻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对中共十八大，路透社这次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林洸耀：各方面都在关注，新一届领导层，军方高层将领变动，等等。也关注经济，我们已经采访了一批银行家，了解他们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期望。还有，外交政策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会不会有变化，是不是继续韬光养晦，在南海东海问题上有什么变化。
我总结的中共十八大有三个S：第一个S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Secrecy，保密；第二个是Stability，稳定；第三个Surprises，惊奇，会有一些让世界惊讶的东西。
所谓保密是新领导集体的施政方向对于我们来说是未知的；第二个，稳定对于中国社会依然是最重要的；第三个，每一次这样重要的会议对于外媒来说都有跌破眼镜的发现，这次可能也不例外。
今年53岁的林洸耀1997年成为率先报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去世消息的外国记者之一，2007年又因对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的成功报道而名噪一时。十多年来，他几乎参与了对中国所有重要时政新闻的报道，并以其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独到见解给世界留下印象。
参与报道十八大，林洸耀又要大忙。赶在会前，本刊记者专访了林洸耀，请他以外籍华人、外媒记者和中国问题观察家的三重身份，畅谈采访党代会的心得以及对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见解。
对《人民日报》头版如数家珍
北京初冬夜晚，建国门外交公寓东侧，异常忙碌的林洸耀精确规划时间到每小时。见到本刊记者，他的第一个动作是从包里掏出一大本《人民日报》头版复印件，从十二届一中全会到十七届一中全会期间重要事件节点的《人民日报》头版，不但是内容，连排版特点和照片安排等他都如数家珍。“《人民日报》是我们每天必读功课，头版尤要精读。”林洸耀说，另一项每日必修课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瞭望东方周刊》：与其他西方媒体驻中国记者相比，华裔身份对报道中国新闻有怎样的帮助？
林洸耀：我在菲律宾出生长大，大学念工程，19岁到台湾念中文。父母都是福建人，在菲律宾家里讲的是闽南话，学校里用英文，跟司机佣人讲菲律宾话，学校外语是中文。后来我姐姐到美国去念书，弟弟到瑞士念书，我其实也有其他选择，但我从小就对中文很感兴趣，去中国台湾念书之前，我看了1000多部武侠片，因此我的中文比一般菲律宾华侨好很多。
我做现在的工作可能是命中注定的，我觉得自己就是中国人。我在台湾住了15年，在北京住了15年，现在定居北京，在路透社工作已经21年半了。
在北京的外国记者有个习惯，就是会“扎堆”，澳大利亚人跟澳大利亚人扎堆，法国人跟法国人扎堆……身在异国，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这样做也会影响你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我在北京15年很少跟外国记者扎堆，我的朋友大多是中國人。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在中国做新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人。
语言只是最基本的，就像你去加拿大，能讲英文并不等于能够融入当地社会，尤其是高层，要试着脱胎换骨去变成本地人。很多外国记者到一个国家任职仅仅三年五年，比如被派去印度，可能喜欢吃印度食物，喜欢看印度电影，喜欢穿印度服装，但是你会一辈子呆在印度吗？不会。这与我和中国的关系完全不一样，虽然国籍是菲律宾，但我就是百分之百的华人，甚至在去中国台湾之前，我就已经“很中国”了。
《瞭望东方周刊》：刚来北京的时候怎样适应中国的新闻环境？
林洸耀：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连重庆或甘肃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有人学习靠看书，有人学习靠聊天，我就是跟人家聊天侃明白的。但是你怎么保证别人说的一定是对的呢，我刚来北京是上世纪，不像如今随时可以用网络查资料，怎么去证实？我就去找路透社的旧资料旧档案，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知识。
那个时候，外媒在中国的采访报道环境比不上如今。外媒记者只能住在外交公寓，1997年以后允许我们搬出去住了。2008年中国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外国记者到别的省份采访可以不必事先申请。
对于这几年的新闻报道环境，我感觉很有进步，也还有一些问题有待改善，比如新闻发言人制度还不够成熟。
《瞭望东方周刊》：有些外媒记者在报道中国新闻时会不由自主戴上有色眼镜，甚至出现“妖魔化”中国的倾向，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林洸耀：我不是替他们讲话，这可能不是一种“倾向”。
首先要看这家媒体有没有拿政府补助，如果拿了补助，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这种媒体在报道新闻的时候当然会投其政府所好，这是必然的。
第二点，我真的相信大部分外媒不是有意“鸡蛋里挑骨头”。大部分外媒不是“极左极右”，可以说都是在中间徘徊，有些外媒可能是“中间靠右”，但大部分外媒是“中庸”的。
一些西方媒体用它的价值观来报道中国，那是因为在它成长的地方，它已经习惯这样的做法，它认为自己是媒体监督政府。
从路透社来看，本身是上市公司，路透的取向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新闻偏中左，有的偏中右。对于中国的重大新闻，在争论取向前，我先要抢新闻，比如，能不能比法新社早，早了多少分钟，这是我要关心的。我抢的是新闻，并不因为我支持谁。
有良心的记者不会故意挑拨，只会想把新闻写得更精彩，但不会夸大和说谎，这是基本的价值观。在中国的重大政治新闻面前，我尤其会坚持这样的价值观。
媒体有四个作用：传播信息、教育、娱乐和监督。路透作为上市公司，我们没有教育和监督的功能，没有教育任何一个国家读者的功能，我们的读者群遍布美洲欧洲中东亚洲，我们以营利为目的，必须要考虑世界的视角。所以美国报纸说的一些恐怖分子，我们可能不会这样措辞，因为阿拉伯人也是读者。在中国采访也是这样，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我们要选择最重要最有趣最大的新闻。
中国叫醒世界
《瞭望东方周刊》：对中国领导人的采访一直是你采访的重点内容之一，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体会？
林洸耀：1997年，我第一次采访中共党代会，是十五大。2004年，我对温家宝总理进行了一次专访，2008年和其他几个外媒一起小规模群访了胡锦涛总书记。
温总理在2004年狠抓宏观调控，他曾说“宏观调控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中国宏观调控，全球金融市场大跌，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少进口粮食、油、大米、玉米、大豆、铁矿石、天然气、钢、铝、铜，所以这些产品的国际价格都跌了。
温总理去了英国，有记者问他“中国宏观调控，全球金融市场大跌，你有什么看法”，他还开了玩笑说是“温室效应”。 在专访的时候，我问了温总理一些经济方面的话题，他回答得非常巧妙。后来我的报道英文叫“Wake Up Call”，就是“中国把全世界叫醒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上来了。就像我说的，之前中国也搞过宏观调控，但是对世界并没有如此大的影响，因为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实力还达不到这个影响力。
2008年采访胡锦涛总书记的时候，按照约定每个人只能问一个问题且须跟奥运有关。我就问“奥运后，中国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挑战是什么？”还是有奥运两个字。其他媒体，没有人问奥运后的影响，后来外交部的一位领导過来跟我打招呼，说“你的问题问得最好”，其他人都问奥运场馆准备完之后做什么，这些是着眼点比较小的具体问题。
大家看全国两会以后的总理答记者问就可以看出来，温总理会给予外媒记者更多一点时间。有一年两会上，他对我说对美国债券没有信心，第二年我就问他“过了一年你对美国债券是更没信心还是放心还是有信心呢？”我用押韵的方式问的这个问题，全场哄堂大笑，温总理也笑了。
每个总理风格不一样，温总理温文尔雅，常常引经据典。
朱镕基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准备了100个棺材，99个给贪官，一个给自己”那句话说得很好。他口才很好，反应很快，给人的印象办事效果非常高，我们叫他“can do”。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政府有两个不容置疑的主张：一是稳定压倒一切，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你怎样看待这两个主张下的中国社会发展？
林洸耀：我是佛教徒，按星云大师说的“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我先说好的。
积极的方面就是效率高，印度式民主效率比较低，中国和印度都存在腐败问题，但是印度在基础设施上落后许多，没有高铁、动车，城市破破旧旧的，而中国说建设就建设起来了。
弊端，就是自己人监督自己人，容易有比较“宽厚”的情况。共产党内部有监督机制，但是并没有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当然十全十美的制度并不存在，所以中国还在寻找和建立自己的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说过，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和反思过去、纠正错误的能力，这一点是怎么总结出来的？
林洸耀：从否定“文革”开始，中国共产党一直有自我纠错的做法。2003年，当SARS开始在中国肆虐的时候，个别地方政府起初对疫情采取了隐瞒不报的方式，后来迫于形势如实汇报。态度改变之后较为透明的处理危机方式，也为政府赢得了一定的口碑。2003年孙志刚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这个事件带来的纠错就是把《收容遣送条例》废除了。
当然，问题依然有，但是许许多多例子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和与时俱进。
关注十八大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下一届中国领导层会面临哪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林洸耀：最主要的是三个方面。一个是意识形态问题，2005年12月在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很关注这个事情，这是中国人的智慧，还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理论研究必须先做，才能用。
社会道德下滑的原因还是精神真空，老人扶不扶的问题，假药、毒奶粉、地沟油问题都是源于此。对未来中国领导人来说，必须要从教育做起，找回中国社会的淳朴美好，各级官员要以身作则。
第二点，每个中国人，从中国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我们都是去圆上一代的梦。我爸爸中学都没念完，所以他希望我们6个小孩都能大学毕业，所以后来我们每个人都上了大学。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圆富强复兴梦的同时，还要去解决历史留下的课题。
比如毛泽东解决蒋介石时代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邓小平解决老百姓太穷，没得吃的问题；江泽民时代突破中国外交孤立的局面等。这样的领导人做了许多事情。比如台湾问题，反分裂国家法2005年出台以后，连战、宋楚瑜等都过来大陆，免关税政策实施，商人可以贷款，学生可以申请奖学金，从这个意义上看，已经扭转了乾坤，两岸关系回到了正轨。
第三，对于未来中国领导人而言，和前几届相比，网络和新媒体带来的影响必须重视。除适当管控外，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会利用起新媒体的监督功能，尤其是一部分相对基层官员的廉政勤政问题，像“表哥” 杨达才被曝出来后很快得到相应处理就是案例。但是，网络是把双刃剑，可以起到监督作用，也会发生过度发酵问题，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树立政府形象，这是下一届领导人的一大挑战。
我个人的看法，当今中国的言论自由程度，已经有了很大进步。郭德纲和他的徒弟们，还有周立波都可以在表演中讲政治话题，从前有人能想象在中国这样的公开场合讲政治话题吗？不可能。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许多中国朋友，他们的身份是学者或者官员，他们给你怎样的印象？
林洸耀：学者朋友特别多。学者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官方学者，因为他有了身份和地位，有时候“屁股决定脑袋”；另外一种学者属于研究机构、院校，会大胆建言，也因此建立影响力。
对于地方官员群体，我相信还是好的官员比坏的多，清廉的比腐败的多。至于老百姓，首先中国老百姓是善良的。
中国有些地方官员的观念没有与时俱进，看问题还比较闭塞，甚至对待外媒还是旧的一套，觉得不说不错，多说多错。我们有那么可怕吗？有时候他们觉得他们是好意，只堵不疏。如果你真的为这个国家好，有问题就要提出来要解决。如果你为朋友家人好，你看到他的缺点后你会不去说吗？可以善意地去说，而不是谩骂嘲笑，但需要提出来。
新闻最重要的是“公平”两个字，而不是仅仅只有“快”和“准确”，如果不把硬币的两面都讲出来就不是公平的，做好了要给他鼓掌，做不好也要说，不能只说好不说坏，也不能只说坏不说好。做官要和做新闻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对中共十八大，路透社这次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林洸耀：各方面都在关注，新一届领导层，军方高层将领变动，等等。也关注经济，我们已经采访了一批银行家，了解他们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期望。还有，外交政策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会不会有变化，是不是继续韬光养晦，在南海东海问题上有什么变化。
我总结的中共十八大有三个S：第一个S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Secrecy，保密；第二个是Stability，稳定；第三个Surprises，惊奇，会有一些让世界惊讶的东西。
所谓保密是新领导集体的施政方向对于我们来说是未知的；第二个，稳定对于中国社会依然是最重要的；第三个，每一次这样重要的会议对于外媒来说都有跌破眼镜的发现，这次可能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