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通向一片阴冷多雪的桦树林。气温低到摄氏零下五摄氏度，天空灰暗。在一辆充满呵气的巴士上，我们挤坐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你一定会想，这可一点都不浪漫啊。别急，你还不知道我们将要到哪里去呢。
　　我的妻子Bee跟我建议，过一个浪漫的新年假日，就我们两人，不带孩子。她说，“给我一个惊喜！”
　　结果在一个朋友的50岁庆生会上，我碰到一个人，他跟我说，他跟他的女朋友刚去了一趟切尔诺贝利，棒极了！切尔诺贝利？对了，就是乌克兰那个20世纪80年代发生严重核事故的地方，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民用核电站灾难。
　　“别担心，”我的这位新朋友举着一杯红酒说，“现在那里已经安全了。”
　　我想，妻子不是想过一个令她难忘的假日吗？
　　于是，我马上就订了飞机票和一个旅游团——正是到那个前苏联时期曾经被迫疏散了30万居民的切尔诺贝利地区。当我把这个旅行计划告诉几个女性朋友的时候，她们都一边大笑，一边打趣说，“你不是开玩笑吧！”这时我心里才有点嘀咕了。
　　当我们到了飞机场，Bee才知道我们要去的目的地。“真的吗？切尔诺贝利？”她皱着眉头问。登上飞机之后，她才接受现实，或许这趟旅行别具一格吧，但仍然忧心忡忡。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跟我一样，她仍然记得那次事故引起的核扩散灾难，放射性物质弥散到整个欧洲甚至到了英国，放射性物质的强度是投到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强度的400倍。
　　次日，我们登上了旅游巴士。导游安娜斯塔西娅用一个盖格测量器来测量空气中的放射性强度。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测量的强度是每小时0.23微希，比伦敦的要低。
　　“到切尔诺贝利地区强度还会更低。”她向我们保证说。
　　我们仍然没有安全感。在干线公路上的两个检查站，检查我们证件的士兵都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一旦进入该地区，感觉令人怪异地空旷。
　　第一站是一个幼儿园，它距离那个发生核爆炸的四号反应堆仅仅几英里远。一些玩具娃娃被之前来的访问者颇有艺术感地摆放在已经毁坏的床上。
　　我们在参观这个废弃的楼房过程中，Bee感觉很冷，但显然她被这一切所吸引。而那座专门为核电站工人兴建的普利普娅特城甚至更加令人感到一种苍凉和悲壮。
　　在巴士上，导游安娜斯塔西娅为我们播放了DVD，让我们看到事故发生前这里繁荣的情景：高耸的楼房，宽阔的大道，绿色的草坪，显示着20世纪70年代的斑斓色彩。
　　微笑的市民们骑着自行车，“当时这是一座模范城市。”导游告诉我们，“一些外国游客会被带到这里来，让他们看看另一边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而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座死寂的空城，天寒地冻，一片灰暗——一座前苏联的“庞贝”（意大利被火山湮没的古城）。
　　市中心曾经宽阔的广场逐渐被漫延的森林占据。树木从水泥块下面顽强地滋生出来，曾经的公寓楼似乎瞪着空洞无神的眼睛……
　　安娜斯塔西娅指着一座楼房上的残留标语，上面写着“让原子成为工人，而不是士兵”。
　　我们在一座残破公园的巨大摩天轮前拍下纪念照。
　　导游的盖格测量器显示的读数令人恐惧，让我们感觉到的风险比实际风险要大。
　　这就是第四号反应堆的残骸，现在耗费17亿美元巨资将其重新密封住。根据设计，能够在100年内将放射物质封闭，核电站将在此期间被拆毁。

　　甚至在我们参观的站台上——距离那个巨大的预制防护拱顶建筑只有300米远，盖格测量器测试的放射强度只有每小时0.95微希。人们在长途飞行中平均受到的射线超过每小时2微希。
　　我们在一个叫做“清理人”的纪念碑前停下来，这里纪念的是在清理核灾难中牺牲的消防队员。这不过是一座简陋的水泥建筑物，但对安娜斯塔西娅来说却是此次参观的核心。
　　她告诉我们，这些英雄消防员惨烈地牺牲了，当时的苏联当局向他们隐瞒了他们所面临核灾难的真正危险。
　　当天晚上我们离开最后一个检查站时，我和妻子在一个纪念品商店买热茶，看着那些纪念品：放射线电话贴纸，还有四号反应堆残骸的冰箱贴等，不禁哑然失笑。
　　“你觉得怎么样？”我有点紧张地问妻子。
　　风中雪片在我们身边曼舞，Bee慢慢地喝着她的热茶。
　　“你知道吗，”她看上去显然颇有興致，“我感到此行提醒了我们，大自然的自愈力有多么强大。”
　　她满含深意地看着我，一阵沉默后，我俩同时笑了起来。
　　我低下头，吻了她。（摘自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编辑/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