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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平等、自愿的原则，恰是强调君臣父子等级差序的儒家最为缺失的，这也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缺乏独立精神与思考能力的最主要根源。
尽管遭到当时知识界猛烈的批判和抨击，汉娜·阿伦特依然坚持质疑针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耶路撒冷审判”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并在当年引发了一场巨大的舆论风暴。
身为犹太裔哲学家和法学家，阿伦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就认为必须站在犹太民族甚至以色列政府的立场上思考和说话，而是保持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和品格，并由“耶路撒冷审判”的命题，延伸出了至今看来依然极其深刻而独到的政治哲学思考。
阿伦特与整个西方知识界的这场战争，大约是发生在50年前西方社会的一幕文化景象，50年后，出现在中国社会的一道文化奇景，则是从幼儿园到小学甚至高校、从校园到社会突然盛行起来的跪拜礼，以此为背景的儒学热、国学热大行其道，阉割独立人格、扼杀自由精神的行为和论调随处可见，俯拾皆是，形形色色打着“新儒学”旗号的伪国学大师则怀着难以示人的企图，进行着各种学术或其他不可告人的投机。
阿伦特当年充满争议的思考和言说，已为今天的西方知识界所普遍认同，西方知识分子已经在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价值维度上走了这么远，我们却依然停留甚至是倒退到老祖宗那一套不明不白、三纲五常的礼教秩序之中，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深刻反思。
全体主义：走向暴力的根源
在今天，很多人已经将梁漱溟視为国学大师、一代大儒，他本人也确实是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但令很多人想不到的是，至少在早期，梁漱溟本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竟然可以用深恶痛绝来形容。
梁漱溟曾回忆，他在北京上小学时仅读教科书，根本未读四书五经，到了中学，还是对传统文化“无一不厌恶”。
尽管梁漱溟后来转向对以儒学、佛学等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研究，但其宗旨始终为革新儒学、革新传统文化，而非守旧固本。
“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这三句表述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毫无疑问，梁漱溟本人对于东西文化差异有着相当清醒的认知，对西方文化尤其有着某种兴趣和向往，对于传统儒学，梁漱溟则有明确的批判：只有私德，没有公德，而强调私德只因压抑个体，没有公德则因缺乏公共性。
有学者认为，东西文化最根本的差异，其实在于全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不同主张。东方文化主张全体即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西方文化则更张扬个人的价值。
阿伦特关于“耶路撒冷审判”思考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虽然法西斯已经战败，但全体主义在西方并未寿终正寝，因此西方社会恐怖犹存，精神依旧处于紧张状态，远未从噩梦中醒来。在阿伦特看来，为希特勒种族主义献身的人，恰恰不是那些从生命经验出发，而是凡事都依据所谓国家或集体名义的“原则”、“计划”去实行的人，所以走向暴力是必然归宿。
著名学者袁伟时针对近期中国社会兴起的伪儒学风潮，专门撰文《现在的某些儒学提倡者走的是歪道》，可谓是对那些打着所谓新儒学旗号的伪国学大师们的一次有力而及时的反击。
“所谓国学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准确和不恰当的表达。学术无国界。日本人造出‘国学’一词，旨在压抑外来的儒学和佛学影响，抬高本土的神道和武士道。中国人跟在他们屁股后面鼓噪，意欲何为？”袁伟时在文中这样直斥道。
作为历史学家、思想史家，袁伟时对儒学、对传统文化其实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对儒学某些合理的内核也并非一味排斥，他反对的只是当前某些学术投机者对儒学的无限推崇与上扬。
“数字后面是制度落后、文化落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承袭宗法专制制度的大清帝国没有靠自己内生的力量转型为现代社会。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从1840年起计算，仅仅辩论是不是应该接受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就花了60年！义和团闯了弥天大祸，京师第二次被占领，赔了巨款，大清帝国才开始老老实实全面学西方。主要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依据这个文化体系建构的社会制度……在儒家三纲六纪固化为制度后，人都成为等级差序格局下的臣民、子民，任何超出圣人和经典教导的行动都是不容许的。”袁伟时这样说道。
而最令袁伟时痛心疾首的是，时至今天，“仍有自封或互相吹捧的儒家‘大师’，信誓旦旦地断言儒学可以医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痼疾。他们故意回避17世纪至19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失败的主要障碍就是儒学！”
真正的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杜维明则对当前内地一些儒学“大师”借用官方力量推广儒学的趋势表示了担忧。
据传，在山东曲阜等地出现用金钱奖励推行儒学的方式，有村民为5元钱的奖励去听所谓儒学课，就跟国家在海外推行孔子学院一样，其金钱耗费的方式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对此，杜维明表示：“我也有一些担忧，因为儒学强调人的自主性，要民众自愿去学。如果只从上而下强迫民众学习.怕很难起到好的效果。儒学植根民生，生成民间，政府应该接受它的内在价值。儒学最好由民间推行，效果肯定比行政命令好。商人、学者、政府都不能把儒学当成手段与工具。”
契约精神：儒学的真正困境
对于儒学的未来，杜维明更是强调，要从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长的时间来解读，儒学必须更开放、多元和自省。
“儒学的包容、开放、多元化，有助于促进市民社会的出现。学术、媒体、企业、宗教等领域的权威，相对独立，与政治权威可以平行对话，也可以抗衡，甚至批评，而后达成共识，以形成政策。这样的社会就弄活了。”杜维明说。
学者许锡良最近所撰《中国人最缺乏契约精神》一文，可能最深刻地道出了儒家文化在现代视野下的困境。
许锡良认为，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是极其缺乏契约精神。对于什么是契约的认识简直一塌糊涂。许多儒家学者把儒家文化解释为契约文化，轻浮附会，随心所欲地作出解释，不讲逻辑，不尊重历史事实，不顾一切地美化儒家文化，不对契约精神与契约的内涵作起码的界定，就说儒家文化是契约文化。
另一个常见甚至可以说在国人中根深蒂固的误读，就是将法治与中国传统的法家统治混为一谈。
其实中国的法家本身就是儒家的变种，或者说是儒家的另一个面孔，是儒家政治的一体两翼之一。法家始祖本身也是儒家子弟，只不过中国的法家继承了儒家性恶论一说，并且在人性恶的基础上搞出的一套以法、术、势为标志的统治系统，显示了统治的残酷性。法家的统治通常叫“霸道”，儒家的统治通常叫“王道”。
“霸道强硬一点，王道温和一点，但是，都是主张枪杆子里出政权，都是维护帝王将相的根本利益，都不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的真正的契约关系。”许锡良写道。
真正的契约关系永远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这也是法治精神的根本。
生活于11世纪阿尔萨斯的一名僧侣，同时也是一名思想者的曼尼戈德，是西方社会契约论的古典源头之一，他说过一段精辟的话：“没有人能够自立为皇帝或国王，人民提升某个人使之高于自己，就是要让他依据正确的理性来统治和治理人民，给予每一个人他所有的，保护善良的人，惩罚邪恶的人，并使正义施行于每一个人。但是如果他妨碍或搅乱了人民建立他们所要确立的秩序，也就是违反了人民选择他的契约，那么人民就可以正义而理性地解除服从他的义务。因为是他首先违背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信仰。”
这个契约精神简单明了，说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实际上是管理与参加管理的关系。这种平等、自愿的原则，恰是强调君臣父子等级差序的儒家最为缺失的，这也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缺乏独立精神与思考能力的最主要根源。没有独立精神与思考能力的人当然就没有契约精神。
（据《华夏时报》）
尽管遭到当时知识界猛烈的批判和抨击，汉娜·阿伦特依然坚持质疑针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耶路撒冷审判”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并在当年引发了一场巨大的舆论风暴。
身为犹太裔哲学家和法学家，阿伦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就认为必须站在犹太民族甚至以色列政府的立场上思考和说话，而是保持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和品格，并由“耶路撒冷审判”的命题，延伸出了至今看来依然极其深刻而独到的政治哲学思考。
阿伦特与整个西方知识界的这场战争，大约是发生在50年前西方社会的一幕文化景象，50年后，出现在中国社会的一道文化奇景，则是从幼儿园到小学甚至高校、从校园到社会突然盛行起来的跪拜礼，以此为背景的儒学热、国学热大行其道，阉割独立人格、扼杀自由精神的行为和论调随处可见，俯拾皆是，形形色色打着“新儒学”旗号的伪国学大师则怀着难以示人的企图，进行着各种学术或其他不可告人的投机。
阿伦特当年充满争议的思考和言说，已为今天的西方知识界所普遍认同，西方知识分子已经在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价值维度上走了这么远，我们却依然停留甚至是倒退到老祖宗那一套不明不白、三纲五常的礼教秩序之中，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深刻反思。
全体主义：走向暴力的根源
在今天，很多人已经将梁漱溟視为国学大师、一代大儒，他本人也确实是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但令很多人想不到的是，至少在早期，梁漱溟本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竟然可以用深恶痛绝来形容。
梁漱溟曾回忆，他在北京上小学时仅读教科书，根本未读四书五经，到了中学，还是对传统文化“无一不厌恶”。
尽管梁漱溟后来转向对以儒学、佛学等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研究，但其宗旨始终为革新儒学、革新传统文化，而非守旧固本。
“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这三句表述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毫无疑问，梁漱溟本人对于东西文化差异有着相当清醒的认知，对西方文化尤其有着某种兴趣和向往，对于传统儒学，梁漱溟则有明确的批判：只有私德，没有公德，而强调私德只因压抑个体，没有公德则因缺乏公共性。
有学者认为，东西文化最根本的差异，其实在于全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不同主张。东方文化主张全体即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西方文化则更张扬个人的价值。
阿伦特关于“耶路撒冷审判”思考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虽然法西斯已经战败，但全体主义在西方并未寿终正寝，因此西方社会恐怖犹存，精神依旧处于紧张状态，远未从噩梦中醒来。在阿伦特看来，为希特勒种族主义献身的人，恰恰不是那些从生命经验出发，而是凡事都依据所谓国家或集体名义的“原则”、“计划”去实行的人，所以走向暴力是必然归宿。
著名学者袁伟时针对近期中国社会兴起的伪儒学风潮，专门撰文《现在的某些儒学提倡者走的是歪道》，可谓是对那些打着所谓新儒学旗号的伪国学大师们的一次有力而及时的反击。
“所谓国学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准确和不恰当的表达。学术无国界。日本人造出‘国学’一词，旨在压抑外来的儒学和佛学影响，抬高本土的神道和武士道。中国人跟在他们屁股后面鼓噪，意欲何为？”袁伟时在文中这样直斥道。
作为历史学家、思想史家，袁伟时对儒学、对传统文化其实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对儒学某些合理的内核也并非一味排斥，他反对的只是当前某些学术投机者对儒学的无限推崇与上扬。
“数字后面是制度落后、文化落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承袭宗法专制制度的大清帝国没有靠自己内生的力量转型为现代社会。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从1840年起计算，仅仅辩论是不是应该接受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就花了60年！义和团闯了弥天大祸，京师第二次被占领，赔了巨款，大清帝国才开始老老实实全面学西方。主要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依据这个文化体系建构的社会制度……在儒家三纲六纪固化为制度后，人都成为等级差序格局下的臣民、子民，任何超出圣人和经典教导的行动都是不容许的。”袁伟时这样说道。
而最令袁伟时痛心疾首的是，时至今天，“仍有自封或互相吹捧的儒家‘大师’，信誓旦旦地断言儒学可以医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痼疾。他们故意回避17世纪至19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失败的主要障碍就是儒学！”
真正的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杜维明则对当前内地一些儒学“大师”借用官方力量推广儒学的趋势表示了担忧。
据传，在山东曲阜等地出现用金钱奖励推行儒学的方式，有村民为5元钱的奖励去听所谓儒学课，就跟国家在海外推行孔子学院一样，其金钱耗费的方式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对此，杜维明表示：“我也有一些担忧，因为儒学强调人的自主性，要民众自愿去学。如果只从上而下强迫民众学习.怕很难起到好的效果。儒学植根民生，生成民间，政府应该接受它的内在价值。儒学最好由民间推行，效果肯定比行政命令好。商人、学者、政府都不能把儒学当成手段与工具。”
契约精神：儒学的真正困境
对于儒学的未来，杜维明更是强调，要从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长的时间来解读，儒学必须更开放、多元和自省。
“儒学的包容、开放、多元化，有助于促进市民社会的出现。学术、媒体、企业、宗教等领域的权威，相对独立，与政治权威可以平行对话，也可以抗衡，甚至批评，而后达成共识，以形成政策。这样的社会就弄活了。”杜维明说。
学者许锡良最近所撰《中国人最缺乏契约精神》一文，可能最深刻地道出了儒家文化在现代视野下的困境。
许锡良认为，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是极其缺乏契约精神。对于什么是契约的认识简直一塌糊涂。许多儒家学者把儒家文化解释为契约文化，轻浮附会，随心所欲地作出解释，不讲逻辑，不尊重历史事实，不顾一切地美化儒家文化，不对契约精神与契约的内涵作起码的界定，就说儒家文化是契约文化。
另一个常见甚至可以说在国人中根深蒂固的误读，就是将法治与中国传统的法家统治混为一谈。
其实中国的法家本身就是儒家的变种，或者说是儒家的另一个面孔，是儒家政治的一体两翼之一。法家始祖本身也是儒家子弟，只不过中国的法家继承了儒家性恶论一说，并且在人性恶的基础上搞出的一套以法、术、势为标志的统治系统，显示了统治的残酷性。法家的统治通常叫“霸道”，儒家的统治通常叫“王道”。
“霸道强硬一点，王道温和一点，但是，都是主张枪杆子里出政权，都是维护帝王将相的根本利益，都不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的真正的契约关系。”许锡良写道。
真正的契约关系永远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这也是法治精神的根本。
生活于11世纪阿尔萨斯的一名僧侣，同时也是一名思想者的曼尼戈德，是西方社会契约论的古典源头之一，他说过一段精辟的话：“没有人能够自立为皇帝或国王，人民提升某个人使之高于自己，就是要让他依据正确的理性来统治和治理人民，给予每一个人他所有的，保护善良的人，惩罚邪恶的人，并使正义施行于每一个人。但是如果他妨碍或搅乱了人民建立他们所要确立的秩序，也就是违反了人民选择他的契约，那么人民就可以正义而理性地解除服从他的义务。因为是他首先违背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信仰。”
这个契约精神简单明了，说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实际上是管理与参加管理的关系。这种平等、自愿的原则，恰是强调君臣父子等级差序的儒家最为缺失的，这也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缺乏独立精神与思考能力的最主要根源。没有独立精神与思考能力的人当然就没有契约精神。
（据《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