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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视媒介的天然娱乐性和市场经济的沃土，电视俨然成为了最大的娱乐媒体。“我是歌手”之类的娱乐节目在给人带来视觉冲击和欢笑刺激的同时，也为我们制造了电视娱乐话语的陷阱。我们很可能在一个以图像为主、语境破碎的世界里沦为被动的受众，不再思考，也无法意识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对“我是歌手”以及电视的娱乐化现象的解读有助我们提高媒介认识，正确处理自身与电视的关系。
一、电视媒介的娱乐话语
任何技术都不是中立的，它不仅有自身的内容偏好还决定了文化。电视的主要特征是看它偏爱能带来视觉刺激的画面和那些善于创造短句和生动表达法的人。我们不乏有一些想要发扬印刷术人文传统的谈话、新闻节目，但这些复杂的节目并不能和那些更具视觉快感的节目抢时间。两种媒介之间的转换是有失有得的，印刷术下表现的内容在转换过程中有时会丧失本质。“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着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还必定要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其实，观众并没有什么机会分出几秒钟进行一些思考，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①电视上专家讨论的话题并不会有太多实质性结果，但这类话题的生活气息浓厚，观众理解起来并不需要费力气。音乐就是一个受众范围广的话题，“我是歌手”等音乐节目里请来的专家，他们并不需要追求专业的鉴定，只需要使用感性生动的语言比如“哗上去哗下来，鸡皮疙瘩起了好几次”。电视是表演艺术，它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即讯息，社会生活中发挥深刻影响的是媒介的构成方式而不是媒介承载的信息②。印刷术赋予的是严肃、有序、逻辑的理性思维。我们在阅读文字的沉默里获得思考的力量。而电视的思维是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为了方便人们随时进入，电视上每隔八分钟便可看做一个独立的单元。新闻播音员用固定不变、得体的腔调在播完一条地震的死亡人数的新闻后继续播报一条动物园新闻也不会令我们惊讶。在“我是歌手”里我们看到不断插播进来的广告，歌手的演唱画面不停地被现场观众和后台选手切割，主持人开场前总要喊一句广告商的名字，人们在为辛晓琪的《亲爱的小孩》感动、为长春的失踪儿童祈祷时，接下来的广告和摇滚歌曲又让人们回复到狂欢之中。人们早已习惯电视破碎、不连贯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我们无法思考事物的因果和线性顺序，无法获得持续深刻的感受，无法通过比较察觉自相矛盾的存在，电视的观众变成了一群爱看热闹和吸引眼球的东西的人，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
电视语言的记忆是稍纵即逝的，人们只有在面对书面文字的沉默时才能得到智识能力的提升。我们进入了一个遗忘症患者的焦虑时代，知道过去24小时发生的任何事情，但对过去60个世纪发生的事却所知甚少。我们无法获得对整体的洞察力，只能看到细碎过剩的信息。媒介研究学者特伦斯·莫兰曾说，“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段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视角，我们已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③
二、追逐神话的光环
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大众文化的诠释》中，他对现代流行神话进行了解构，任何一种流行的大众文化都是可以看成一个符号，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传统的神话是指远古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而巴特的神话是一种言谈，或一种“欺骗”，因为神话能通过符号的二级转化而将神话原来的内容去实质化。“我是歌手”的能指是一帮过气歌手，所指是歌手的音乐梦想，这里的能指和所指构成了一个意指的符号，而这个符号“歌手演绎自己的音乐梦想”可以找到新的所指经典是需要传承的，神话由此成立并且被不断扩大。在大众传媒的光环下，一群过气明星发生了点石成金的神奇转变。对于杨宗纬、沙宝亮这样较年轻曾在一段时间走红的三线歌手来说这个节目就像他们的星路缩影，沙宝亮在节目里坦言这十周的经历甚至都超过我十年的从艺经历。我们很难察觉媒介权力对我们潜意识的操控。神话的发生是神话制造者与受众的共谋，“人不关心神话是真是假，而是关心它有用无用。”④大众依据自身需要可以对神话意识形态的内容去政治化，受众暂时摆脱了现实中的多变和波折，进入一段稳定拟仿的时间，每个人在不同年代的歌曲演绎里找回了自身以往的梦境和逝去青春的影子，神话在他们眼中变得自然。
真人秀节目主要契合了神话制造者的自恋倾向和观众的偷窥心理。在这个由演艺界、音乐戏剧界、传媒界的明星组成的自恋化的圈子里，有太多随意而不假思索的说法、太多迅即的分析，太多的平庸观点，年复一年，到处都是完全滋生于圈子里的人聚来聚去。在“我是歌手”里，主持人化身经纪人，花在体现自身价值的时间与花在嘉宾身上的时间几乎是相等的，节目的主持人是参赛歌手，导演成为比赛结果的公布者。他们把传媒化的空间当成了整个公共空间，常常有一种自以为是对一切评头论足的倾向，把自己对世界的阐释混淆成世界本身。圈子里的人只认同在自己的领域有知名度的那些人，他们认为黄绮珊是被遗忘的好声音，羽泉是有才华的歌曲改编者，而飙高音，民族、古典、流行、摇滚的随意混合被他们看作是音乐水平与创意的体现，传播活动担负了这种自恋化景观不断扩大的黑锅。观众虽然在听歌，但他们关心的是人，明星和明星的情感、社会关系。“我是歌手”对节目的全景展现大大满足了观众的偷窥心理，每个明星搭配一位随行编导和经纪人，在一个每期长达约90分钟的歌唱节目里，选歌、排练、下场后休息室里的互动等无关歌唱的内容占据了节目的一半多时间。明星将自己的情感故事、心路历程全部暴露在镜头前，例如黄绮珊回忆感伤往事，首次在舞台上唱前夫旧作《剪爱》，彭佳慧讲述自己在生小孩时险些丧失再次站在舞台的机会，陈明在首场排名最后时含泪说不想让女儿看到妈妈最后一名，微博上立刻有人称要找就要找陈明这样的老婆。
现代消费社会创造的神话是人们对物或技术的崇拜。⑤“我是歌手”的硬件设施和制作水平代表了目前歌唱类真人秀节目的最高规格，为歌曲特制的麦克风，50多人的现场乐队演出。林志炫表示自己的演唱会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舞台效果。主持人指导电视机前的观众调高音量就能享受到视听盛宴。现场的关众沉浸在音响技术的完美外衣下，歌词并没有像在广播或mp3前那么重要。他们很乐意被拍到自我陶醉的样子，因为只需购买一张门票，所有人消除了社会差距而享受到了同样的待遇。观众要求的不止是好听，还有好看。音乐舞台变成了时尚秀场，尚雯婕大胆的服装造型总会引发热议。电视机前的观众不会漏掉任何一个有观赏价值的动作，因为现场的38个机位会捕捉到最完美的画面。⑥与“我是歌手”相比，其接档草根选秀节目“中国最强音”的首播却遭微博网友吐槽——剪辑混乱得像在看节目花絮、音响不好、评审仿佛来自不同朝代、选手质量不高。这说明大众对于粗糙的原生态呈现的忍受是有下限的。他们想要看筛选后的选手、精致的舞台、清晰的框架结构、程式化的设置（评委的分工）。超女的成功是由于形式的创新，当这类节目泛滥，物的获得、感官的直接满足是精神和心理的保障。 三、对传播活动的思考和建议
媒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们自身变成了我们观察的东西。社会精英对电视或大众文化往往采取批判态度。例如传统的电视批判理论代表者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是被动地非批判性地进入电视的图像世界，情愿接受这个世界向他们展现的内容。电视有使人们心灵体验标准化的权力，人们在不必思考自己所从事的活动中获得愉快，也不在乎他们是如何获得愉快的，丧失了思维自觉性。⑦再者，社会精英认为技术的发展让艺术的复制成为可能，人们不用再去博物馆欣赏毕加索的画，电视就是一个博物馆。他们认为文化的博雅性受到了大众文化的威胁，他们得出了一个等式，“大众社会=大众文化=传媒=传播活动=水平下降” ⑧。作者认为受众尽管无时不刻不置身于媒体主流价值观的霸权之下，但依然具有诠释媒介的能动性。麦克卢汉把电视归为与电影之类的热媒介相对的低清晰度的冷媒介，它要求“接受者的参与程度高，完成的信息多”⑨。我们要思考的是电视在带来情感娱乐的同时是否会导致人们反思自己的生活，人们是否能认识到节目的不合理性并在内心记录下来，而不是贬低大众文化。
大学的精英教育是使人们保持清醒头脑的途径之一。对于那些具较高思维自觉性、有选择性地守在电视机前观看自己心爱的节目的人，他们带有批判意识但是却将不符合自己的习惯和风格的统统排除在外。他们的习惯风格往往受网络社群的口碑和从众心理的影响。微博这一媒介存在沉默的螺旋、信息失实等弊端，甚至比电视有更大的道德缺陷。面对乌合之众一边倒的批判和褒扬，我们需要精英教育培育主流价值观的反对意见与充满缺陷、媚俗的主流价值观抗衡，而不是对传播活动抱有成见却缄默失语，也并不拒绝去电视制作部门或艺术节客串的“精英们”。
媒体从业人员要改变收视率至上和随波逐流的媒介价值观。对收视率和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是娱乐垃圾大量复制的罪恶根源，国家亟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评价机制。现在的媒体价值观是非理性的，它总是习惯性地趋附时事，显示出人性的浅薄易变。大众媒介时刻提醒着人们不要背时，它有时从社会的流行观念和现存价值观获取灵感，因为推行的阻力比较小，但它也并不对旧的价值观进行清算。他们只根据市场包容一切文化包括经典文化。“媒介的价值观是浅薄的、流动的、盲目的和无根底的，它追随时尚却不深究时尚是否有品位。”⑩
注释：
①③[美]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第178页。
②⑨[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第51页。
④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⑥许青红：《羽泉签约价超千万》，《京华时报》2013年4月15日。
⑦[美]隆·莱博：《思考电视》，中华书局出版社2005年版。
⑧[法]多米尼克·吴尔敦：《拯救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
⑩蒋原伦：《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孙 婵
一、电视媒介的娱乐话语
任何技术都不是中立的，它不仅有自身的内容偏好还决定了文化。电视的主要特征是看它偏爱能带来视觉刺激的画面和那些善于创造短句和生动表达法的人。我们不乏有一些想要发扬印刷术人文传统的谈话、新闻节目，但这些复杂的节目并不能和那些更具视觉快感的节目抢时间。两种媒介之间的转换是有失有得的，印刷术下表现的内容在转换过程中有时会丧失本质。“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着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还必定要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其实，观众并没有什么机会分出几秒钟进行一些思考，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①电视上专家讨论的话题并不会有太多实质性结果，但这类话题的生活气息浓厚，观众理解起来并不需要费力气。音乐就是一个受众范围广的话题，“我是歌手”等音乐节目里请来的专家，他们并不需要追求专业的鉴定，只需要使用感性生动的语言比如“哗上去哗下来，鸡皮疙瘩起了好几次”。电视是表演艺术，它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即讯息，社会生活中发挥深刻影响的是媒介的构成方式而不是媒介承载的信息②。印刷术赋予的是严肃、有序、逻辑的理性思维。我们在阅读文字的沉默里获得思考的力量。而电视的思维是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为了方便人们随时进入，电视上每隔八分钟便可看做一个独立的单元。新闻播音员用固定不变、得体的腔调在播完一条地震的死亡人数的新闻后继续播报一条动物园新闻也不会令我们惊讶。在“我是歌手”里我们看到不断插播进来的广告，歌手的演唱画面不停地被现场观众和后台选手切割，主持人开场前总要喊一句广告商的名字，人们在为辛晓琪的《亲爱的小孩》感动、为长春的失踪儿童祈祷时，接下来的广告和摇滚歌曲又让人们回复到狂欢之中。人们早已习惯电视破碎、不连贯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我们无法思考事物的因果和线性顺序，无法获得持续深刻的感受，无法通过比较察觉自相矛盾的存在，电视的观众变成了一群爱看热闹和吸引眼球的东西的人，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
电视语言的记忆是稍纵即逝的，人们只有在面对书面文字的沉默时才能得到智识能力的提升。我们进入了一个遗忘症患者的焦虑时代，知道过去24小时发生的任何事情，但对过去60个世纪发生的事却所知甚少。我们无法获得对整体的洞察力，只能看到细碎过剩的信息。媒介研究学者特伦斯·莫兰曾说，“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段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视角，我们已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③
二、追逐神话的光环
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大众文化的诠释》中，他对现代流行神话进行了解构，任何一种流行的大众文化都是可以看成一个符号，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传统的神话是指远古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而巴特的神话是一种言谈，或一种“欺骗”，因为神话能通过符号的二级转化而将神话原来的内容去实质化。“我是歌手”的能指是一帮过气歌手，所指是歌手的音乐梦想，这里的能指和所指构成了一个意指的符号，而这个符号“歌手演绎自己的音乐梦想”可以找到新的所指经典是需要传承的，神话由此成立并且被不断扩大。在大众传媒的光环下，一群过气明星发生了点石成金的神奇转变。对于杨宗纬、沙宝亮这样较年轻曾在一段时间走红的三线歌手来说这个节目就像他们的星路缩影，沙宝亮在节目里坦言这十周的经历甚至都超过我十年的从艺经历。我们很难察觉媒介权力对我们潜意识的操控。神话的发生是神话制造者与受众的共谋，“人不关心神话是真是假，而是关心它有用无用。”④大众依据自身需要可以对神话意识形态的内容去政治化，受众暂时摆脱了现实中的多变和波折，进入一段稳定拟仿的时间，每个人在不同年代的歌曲演绎里找回了自身以往的梦境和逝去青春的影子，神话在他们眼中变得自然。
真人秀节目主要契合了神话制造者的自恋倾向和观众的偷窥心理。在这个由演艺界、音乐戏剧界、传媒界的明星组成的自恋化的圈子里，有太多随意而不假思索的说法、太多迅即的分析，太多的平庸观点，年复一年，到处都是完全滋生于圈子里的人聚来聚去。在“我是歌手”里，主持人化身经纪人，花在体现自身价值的时间与花在嘉宾身上的时间几乎是相等的，节目的主持人是参赛歌手，导演成为比赛结果的公布者。他们把传媒化的空间当成了整个公共空间，常常有一种自以为是对一切评头论足的倾向，把自己对世界的阐释混淆成世界本身。圈子里的人只认同在自己的领域有知名度的那些人，他们认为黄绮珊是被遗忘的好声音，羽泉是有才华的歌曲改编者，而飙高音，民族、古典、流行、摇滚的随意混合被他们看作是音乐水平与创意的体现，传播活动担负了这种自恋化景观不断扩大的黑锅。观众虽然在听歌，但他们关心的是人，明星和明星的情感、社会关系。“我是歌手”对节目的全景展现大大满足了观众的偷窥心理，每个明星搭配一位随行编导和经纪人，在一个每期长达约90分钟的歌唱节目里，选歌、排练、下场后休息室里的互动等无关歌唱的内容占据了节目的一半多时间。明星将自己的情感故事、心路历程全部暴露在镜头前，例如黄绮珊回忆感伤往事，首次在舞台上唱前夫旧作《剪爱》，彭佳慧讲述自己在生小孩时险些丧失再次站在舞台的机会，陈明在首场排名最后时含泪说不想让女儿看到妈妈最后一名，微博上立刻有人称要找就要找陈明这样的老婆。
现代消费社会创造的神话是人们对物或技术的崇拜。⑤“我是歌手”的硬件设施和制作水平代表了目前歌唱类真人秀节目的最高规格，为歌曲特制的麦克风，50多人的现场乐队演出。林志炫表示自己的演唱会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舞台效果。主持人指导电视机前的观众调高音量就能享受到视听盛宴。现场的关众沉浸在音响技术的完美外衣下，歌词并没有像在广播或mp3前那么重要。他们很乐意被拍到自我陶醉的样子，因为只需购买一张门票，所有人消除了社会差距而享受到了同样的待遇。观众要求的不止是好听，还有好看。音乐舞台变成了时尚秀场，尚雯婕大胆的服装造型总会引发热议。电视机前的观众不会漏掉任何一个有观赏价值的动作，因为现场的38个机位会捕捉到最完美的画面。⑥与“我是歌手”相比，其接档草根选秀节目“中国最强音”的首播却遭微博网友吐槽——剪辑混乱得像在看节目花絮、音响不好、评审仿佛来自不同朝代、选手质量不高。这说明大众对于粗糙的原生态呈现的忍受是有下限的。他们想要看筛选后的选手、精致的舞台、清晰的框架结构、程式化的设置（评委的分工）。超女的成功是由于形式的创新，当这类节目泛滥，物的获得、感官的直接满足是精神和心理的保障。 三、对传播活动的思考和建议
媒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们自身变成了我们观察的东西。社会精英对电视或大众文化往往采取批判态度。例如传统的电视批判理论代表者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是被动地非批判性地进入电视的图像世界，情愿接受这个世界向他们展现的内容。电视有使人们心灵体验标准化的权力，人们在不必思考自己所从事的活动中获得愉快，也不在乎他们是如何获得愉快的，丧失了思维自觉性。⑦再者，社会精英认为技术的发展让艺术的复制成为可能，人们不用再去博物馆欣赏毕加索的画，电视就是一个博物馆。他们认为文化的博雅性受到了大众文化的威胁，他们得出了一个等式，“大众社会=大众文化=传媒=传播活动=水平下降” ⑧。作者认为受众尽管无时不刻不置身于媒体主流价值观的霸权之下，但依然具有诠释媒介的能动性。麦克卢汉把电视归为与电影之类的热媒介相对的低清晰度的冷媒介，它要求“接受者的参与程度高，完成的信息多”⑨。我们要思考的是电视在带来情感娱乐的同时是否会导致人们反思自己的生活，人们是否能认识到节目的不合理性并在内心记录下来，而不是贬低大众文化。
大学的精英教育是使人们保持清醒头脑的途径之一。对于那些具较高思维自觉性、有选择性地守在电视机前观看自己心爱的节目的人，他们带有批判意识但是却将不符合自己的习惯和风格的统统排除在外。他们的习惯风格往往受网络社群的口碑和从众心理的影响。微博这一媒介存在沉默的螺旋、信息失实等弊端，甚至比电视有更大的道德缺陷。面对乌合之众一边倒的批判和褒扬，我们需要精英教育培育主流价值观的反对意见与充满缺陷、媚俗的主流价值观抗衡，而不是对传播活动抱有成见却缄默失语，也并不拒绝去电视制作部门或艺术节客串的“精英们”。
媒体从业人员要改变收视率至上和随波逐流的媒介价值观。对收视率和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是娱乐垃圾大量复制的罪恶根源，国家亟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评价机制。现在的媒体价值观是非理性的，它总是习惯性地趋附时事，显示出人性的浅薄易变。大众媒介时刻提醒着人们不要背时，它有时从社会的流行观念和现存价值观获取灵感，因为推行的阻力比较小，但它也并不对旧的价值观进行清算。他们只根据市场包容一切文化包括经典文化。“媒介的价值观是浅薄的、流动的、盲目的和无根底的，它追随时尚却不深究时尚是否有品位。”⑩
注释：
①③[美]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第178页。
②⑨[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第51页。
④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⑥许青红：《羽泉签约价超千万》，《京华时报》2013年4月15日。
⑦[美]隆·莱博：《思考电视》，中华书局出版社2005年版。
⑧[法]多米尼克·吴尔敦：《拯救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
⑩蒋原伦：《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孙 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