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居住理念背后有人类文化大安的梦想，房子是我们的终极安全感。无论从汉唐抑或明清，地震，毁坏房屋都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建筑文化亦是中国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至贵族下到平民无不将安居放在最前。然而到了近代，租借、洋楼、粗糙的现代工业方式进入中国，我们的文化、房屋文明也被破坏殆尽，退化成租借产物或者苏式批发产品……
住的文明：房屋上的文化大安
在我国名胜古迹中有许多建筑，如寺庙、佛塔、亭台等经历多次强烈地震而巍然挺立、完好无损的不乏少数。
古代建筑历经千年风雨依旧能屹立如初更和文化态度有关。古代房子有“府邸”、“陋舍”、“广厦”各种称呼，但无论怎么称呼房屋，“广厦千万间，居庇天下”和“陋室铭”都是一种文化理想、一种精神归宿。房屋和居住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安定和最后的退路。
据唐代《谈宾录》中记载，建设汾阳王府过程中，郭子仪拄着拐杖到现场视察，要求工匠把房子造得更牢固一些。一位年老的工匠对他说：“我家祖孙三代都是做泥水匠的在长安不知盖了多少府邸，可是只见过房屋换主人，还未见过哪栋房屋倒塌了的。”
古往今来，对于“文明”一词的解读，但每一代人，都心存创造自己的生活、按自己的愿望去适应和改变周围环境的美好理想——诗意的栖居始终是“文明”最重要的一环。
对于居住的理想，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著作《乌托邦》中虚构了一个奇乡异国的旅行见闻。从原始文明时期的穴居到农业文明时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悠闲自在的居住行为，再到近代人们对居住的权利化，居住需求终饱含文明的印记。
深宅大院表征高贵的身份，小园香径代表文人的风雅，亭台小轩则表达雨夜的清谈。 家不仅仅意味着一处居所，更蕴藏一种文化的传承与精神的寄托。古代的房屋讲究风水、阳光、通风、造型、木材、花纹、草木、结实度，同时“孟母三迁”的典故还告诉我们，居住与人文、自然环境分不开——营造一种与住宅风格一致的精神文化氛围，以满足居住者能充分地体验生活。
古代抗震史：康熙们的“房屋灾难意识”
最早记载地震的是《竹书纪年》，那是在距今3000多年的殷商帝乙三年。
地震总会引起房屋倒塌，财务损害，古代的地震灾难记录文献里无不详细描摹震灾中的建筑受损情况。据《后汉书·五行志四》记载：“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国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坏城郭室屋，压杀人。”地震发生后，灾民曾考虑用木板作房墙，以便抗震。
不过这一切都不如康熙皇帝因自身亲历，更令当权者印象深刻。1679年9月2日，北京发生建城史上最大的一场8级大地震。地震所及，东至辽宁沈阳，西至河南安阳，震中在三河、平谷一带，共有45500人遇难。
当时康熙正搀扶着太皇太后孝庄来到皇后赫舍里氏的储秀宫，说话间宫外隐隐传来隆隆之声，大地像醉汉一样在摇晃，宫殿的梁柱随之咯咯吱吱地响了起来。与此同时，北京城内大街小巷房屋坍塌。宣武、德胜、崇文、广安等城门倒塌，城墙坍毁，大学士勒德洪被砸压致伤，内阁学士王敷政被砸死，原任总理河道工部尚书王光裕一家四十三口全部丧生……
此次地震还造成紫禁城中养心殿、永寿宫、乾清宫、慈宁宫、武英殿等宫殿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当天下午，康熙在宫中召见了时任左都御史魏象枢。魏象枢提出“天人感应”说，劝康熙帝调整朝政诛杀大臣以弥天灾。
康熙思索良久，终于于地震后的第三天发布“罪己诏“进行自省。作为中国历史上经历地震次数最多的帝王，康熙帝晚年开始从科学的角度对大地震做出解释。他最终受外国传教士南怀仁“气动说”影响否定了“天人感应”，并著有《地震》一文。
房子退化史：大时代里的小洋楼
时至今日，大多数的中国城市人口居住其中，“洋楼”与每人的生活密不可分。
中国当代物质文明的普及从租界发端，洋楼就是表现形式。相比传统建筑，这些洋建筑高大通透，强调采光。德国人建设青岛旧城因地制宜，沿山建楼，彼此错落，极具美感又巧妙拓宽了房子的视野。萧军曾在诗中这样描绘：“碧海临窗瞰左右，青山傍户路三叉。”
曾是九国租界的天津保留了欧洲各种流派风格的建筑，政客军阀下野后云集于此。洋楼设计追求低调内敛，大多不高，并以花园中的林木进行视线阻隔。而且天津小洋楼的外墙多用实墙，罕见栏杆，更为私密。
洋楼促进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张爱玲住过不少公寓，最知名的要算是七层高的常德公寓，当年名叫爱丁顿公寓。她在这里写下了《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等，也是在这里，她与胡兰成相识相恋并秘密结婚。
1949年后的中国，因为政权更替，迎来了新的西洋建筑模式——苏式建筑。有着尖顶和大五角星的北京展览馆为代表的北京十大建筑建国后崛地而起。更为常见的苏式建筑为赫鲁晓夫时代产物。当时，赫鲁晓夫在苏联实行标准化建筑，从墙体厚度、层数和外观样式都进行规定。
也正因为这种效仿，从北京到南京，从合肥到西安，从兰州到乌鲁木齐，都充斥着雷同的建筑，包括政府机关、大学教学楼、大量的厂区建筑等都变成了苏式。苏式建筑常被称为当地建筑美学的“破坏之王”。
住的文明：房屋上的文化大安
在我国名胜古迹中有许多建筑，如寺庙、佛塔、亭台等经历多次强烈地震而巍然挺立、完好无损的不乏少数。
古代建筑历经千年风雨依旧能屹立如初更和文化态度有关。古代房子有“府邸”、“陋舍”、“广厦”各种称呼，但无论怎么称呼房屋，“广厦千万间，居庇天下”和“陋室铭”都是一种文化理想、一种精神归宿。房屋和居住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安定和最后的退路。
据唐代《谈宾录》中记载，建设汾阳王府过程中，郭子仪拄着拐杖到现场视察，要求工匠把房子造得更牢固一些。一位年老的工匠对他说：“我家祖孙三代都是做泥水匠的在长安不知盖了多少府邸，可是只见过房屋换主人，还未见过哪栋房屋倒塌了的。”
古往今来，对于“文明”一词的解读，但每一代人，都心存创造自己的生活、按自己的愿望去适应和改变周围环境的美好理想——诗意的栖居始终是“文明”最重要的一环。
对于居住的理想，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著作《乌托邦》中虚构了一个奇乡异国的旅行见闻。从原始文明时期的穴居到农业文明时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悠闲自在的居住行为，再到近代人们对居住的权利化，居住需求终饱含文明的印记。
深宅大院表征高贵的身份，小园香径代表文人的风雅，亭台小轩则表达雨夜的清谈。 家不仅仅意味着一处居所，更蕴藏一种文化的传承与精神的寄托。古代的房屋讲究风水、阳光、通风、造型、木材、花纹、草木、结实度，同时“孟母三迁”的典故还告诉我们，居住与人文、自然环境分不开——营造一种与住宅风格一致的精神文化氛围，以满足居住者能充分地体验生活。
古代抗震史：康熙们的“房屋灾难意识”
最早记载地震的是《竹书纪年》，那是在距今3000多年的殷商帝乙三年。
地震总会引起房屋倒塌，财务损害，古代的地震灾难记录文献里无不详细描摹震灾中的建筑受损情况。据《后汉书·五行志四》记载：“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国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坏城郭室屋，压杀人。”地震发生后，灾民曾考虑用木板作房墙，以便抗震。
不过这一切都不如康熙皇帝因自身亲历，更令当权者印象深刻。1679年9月2日，北京发生建城史上最大的一场8级大地震。地震所及，东至辽宁沈阳，西至河南安阳，震中在三河、平谷一带，共有45500人遇难。
当时康熙正搀扶着太皇太后孝庄来到皇后赫舍里氏的储秀宫，说话间宫外隐隐传来隆隆之声，大地像醉汉一样在摇晃，宫殿的梁柱随之咯咯吱吱地响了起来。与此同时，北京城内大街小巷房屋坍塌。宣武、德胜、崇文、广安等城门倒塌，城墙坍毁，大学士勒德洪被砸压致伤，内阁学士王敷政被砸死，原任总理河道工部尚书王光裕一家四十三口全部丧生……
此次地震还造成紫禁城中养心殿、永寿宫、乾清宫、慈宁宫、武英殿等宫殿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当天下午，康熙在宫中召见了时任左都御史魏象枢。魏象枢提出“天人感应”说，劝康熙帝调整朝政诛杀大臣以弥天灾。
康熙思索良久，终于于地震后的第三天发布“罪己诏“进行自省。作为中国历史上经历地震次数最多的帝王，康熙帝晚年开始从科学的角度对大地震做出解释。他最终受外国传教士南怀仁“气动说”影响否定了“天人感应”，并著有《地震》一文。
房子退化史：大时代里的小洋楼
时至今日，大多数的中国城市人口居住其中，“洋楼”与每人的生活密不可分。
中国当代物质文明的普及从租界发端，洋楼就是表现形式。相比传统建筑，这些洋建筑高大通透，强调采光。德国人建设青岛旧城因地制宜，沿山建楼，彼此错落，极具美感又巧妙拓宽了房子的视野。萧军曾在诗中这样描绘：“碧海临窗瞰左右，青山傍户路三叉。”
曾是九国租界的天津保留了欧洲各种流派风格的建筑，政客军阀下野后云集于此。洋楼设计追求低调内敛，大多不高，并以花园中的林木进行视线阻隔。而且天津小洋楼的外墙多用实墙，罕见栏杆，更为私密。
洋楼促进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张爱玲住过不少公寓，最知名的要算是七层高的常德公寓，当年名叫爱丁顿公寓。她在这里写下了《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等，也是在这里，她与胡兰成相识相恋并秘密结婚。
1949年后的中国，因为政权更替，迎来了新的西洋建筑模式——苏式建筑。有着尖顶和大五角星的北京展览馆为代表的北京十大建筑建国后崛地而起。更为常见的苏式建筑为赫鲁晓夫时代产物。当时，赫鲁晓夫在苏联实行标准化建筑，从墙体厚度、层数和外观样式都进行规定。
也正因为这种效仿，从北京到南京，从合肥到西安，从兰州到乌鲁木齐，都充斥着雷同的建筑，包括政府机关、大学教学楼、大量的厂区建筑等都变成了苏式。苏式建筑常被称为当地建筑美学的“破坏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