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沙孟海，现代印学学科的奠基人，一生研究印学，撰写印学专著、论文、题跋等三十多万字，印风多变。本文从沙孟海的幼年家学，师承、交游两个方面还原沙孟海印学观的形成过程，进而深掘沙孟海印风多变的内因，从而为印学指导篆刻实践提供直观的例证，并为当今印学视域下的篆刻实践建言献策。
　　关键词：沙孟海;印学观;形成;研究
　　一、沙孟海的幼年家学
　　沙孟海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印学成就，不仅仅是因为他天资聪慧，勤奋努力，还与他的幼年家学是密不可分的。沙孟海在《沙邮印话》中写到：“余治印受之庭训。”另有《沙孟海年表》记载：“七岁，课余回家后由父亲隔数日教一二个篆文;九岁，见父亲自镌‘活人命于纸上’六字朱文印钤于为人诊病之药方上，深感兴趣;十一岁，识篆文颇多，常取小印石刻印章;十二岁，报载‘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篆文印样，能读出全文，师生为之惊奇。”由此可知，沙孟海幼年时期就受父亲熏陶，学习古文字、篆刻。将研习古文字与治印两者结合，同步进行，走的是传统文人篆刻的正统大道。
　　二、沙孟海的师承、交游
　　沙孟海最初问学于冯君木，随冯氏学习诗文，且为冯氏赏识，为学为艺都受冯君木很大的影响。沙孟海在《冯君木先生行状》中写到：“先生于学，无术不综，广稽约守，包括道要，不为门户异同之论;文章渊雅，尚规汉魏，言典致博，造次必尔。盖自文笔别，不相合谋，骋辞华者，日靡于繁富;矜省净者，拜遗其风骨;先生假长补短，独重气体，剥散浮华，归于简朗;用能巧不伤理，隽不害道，安帖审固，情彩并茂，可谓修辞立诚，文质彬彬者也;诗主萧澹，不涉凡响……故其所为，植骨必坚，造意必刻，运息必微，导声必涩，裒然自成一家言焉。”沙孟海在早年隨冯君木学习时就受到了冯氏“不为门户异同之论”的影响，冯氏治学重古典本源，尚简明平实，沙氏亦是如此，治学态度更为严谨。
　　沙孟海治印最初效法赵叔孺，他在《沙邮印话》中写到：“余制印初师叔老，其为元朱文，为列国玺，谧栗坚挺，古今无第二手，心摹手追，至今弗能逮。”另外他在《僧孚日录》中写到：“余初作秦汉印，漠然不得其趣，并不知何处著刀;后见赵叔孺、马叔平（衡）诸人仿古之作，模拟再三，始有入处;赵仿秦印尤精雅不苟，秦印本粗疏自然，但若从粗疏处着手，便只得粗疏二字，无复有其神气;赵独以挺健精致之刀出之，此犹守桐城家法以学《史记》，故所就益工，无明人外强中干之病;余所作白文‘钱罕道用’、‘顿丘’诸小印，皆由赵法进窥赢氏者也。”赵叔孺对沙孟海的篆刻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沙氏在《僧孚日录》中写到：“先生于余篆刻极加赞许，不惟于余前言之如此，每遇相识，亦常称许，知其非泛泛视我也;师（冯君木）尝语余：学问之道，途径至博，孰正孰辟，岂易区别;弃舍丛由，全在际遇;汝之学诗文而遇我，学刻印而得叔孺，皆主张公允，不为偏怪欺人之论，皆所谓不期而遇者，此其中实有幸焉。”由此可以看出沙孟海对于赵叔孺师的感恩知遇之情，其治印亦深受赵氏影响，治秦印不应仅从粗疏处着手，更应该注重用刀，用刀挺健精致，方能神气弥漫。
　　沙孟海另求教于吴昌硕，《沙孟海年表》记载：“吴昌硕谈及印人极崇浙派，尤推钱松、胡震，又谓治印自以汉印为正宗，初学宜取平实者效仿之，勿求诡奇。”沙孟海另问学于况蕙风先生，况氏评沙孟海篆刻有“劲、润、韵、静、靓”之妙。《餐樱庑漫笔》中记：“甲子冬日，与慈溪朱君炎复结邻;因介绍获交其同县冯君君木，声气之雅，倾盖如故;飘灯隔巷，风雪过从，良用慰藉……其高弟子沙孟海，诗古文辞，能绍述师法，尤工刻印，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于近世印人，神似陈秋堂;篆法尤极研究，无羼杂迁就之失：缶翁绝契赏之，谓后来之秀，罕其伦比。”另有吴昌硕题沙孟海语：“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惠风绝赏会之，谓神似陈秋堂，信然。”吴昌硕、况蕙风两位老师均认为沙孟海篆刻具有“书卷气”，这种“书卷气”当是其治学的结果。
　　沙孟海因拜吴昌硕、况蕙风为师而能结识很多社会名流，或交流学术、或切磋技艺，因而眼界大开，篆刻精进。篆刻取法亦由“二赵”转向以“汉印”为主，兼及邓石如、吴让之等。沙孟海在《沙邮印话》中写到：“早岁治印，喜为撝叔;乙丑四月，缶庐丈题余印存，乃云‘浙人不学赵撝叔’，又云‘不似之似传让翁’，盖讽之转旆也：缶老亟称让之，然其集中为让之体者，亦复不多：通观全稿，浑刚沧古之气，不可逼视，让之对之，故当让步;余近作亦不肯婷为谁体。老杜云，‘转益多师是汝师’吾意亦犹是耳。”由此看出，沙孟海治印始终有是转益多师、兼采众长的精神。正是这种转益多师、兼采众长的精神才造成了沙孟海多变的印风。《沙孟海年表》另有记载：“三四年来深得吴昌硕先生教诲，听他谈论，看他挥毫，胸襟更开豁，眼界更扩大;与担任吴昌硕先生幼孙家庭教师之王个移结为至交;是年，接受王个移建议，转益多师，拜昌硕先生为师，列为门弟子。”
　　沙孟海与朱复戡、黄宾虹等亦交往甚密。沙孟海在《沙邮印话》中写到：“余初谒叔孺丈于上海虹口，丈以歙黄朴存先生（质）《宾虹草堂藏印》一部相诒;谓是谱己不易得，盖其中钤录玺印数百事，己非黄氏物矣;初，黄寓上海某处，一夕，邻舍火起，黄仓皇捧一箧下楼。遇一少年人，曰‘为公守此，可更上楼取它物。’取它物下，而少年己飏，不记为何人。箧中即平生精力所聚之铜玉玺印也。”
　　由以上两方面可知，沙孟海的幼年家学、师承、交游对沙孟海早年篆刻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印学观也在这一时期形成。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可知，沙孟海最初治印师法“二赵”，后在吴昌硕的影响下转学秦汉印，并涉及邓石如、吴让之等篆刻大家。沙孟海能将吴昌硕的雄浑苍古与赵叔孺的典雅整饬融为一体，是他师古而不囿于古人的创新结果。沙孟海治印面貌多样，印风多变，不囿于一门一派、一家一户，是受赵之谦影响的结果，当然这也与他的老师冯君木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冯君木在早年就已经给他埋下了“不为门户异同之论”的种子。
　　通过对沙孟海印学观的形成过程进行还原，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篆刻实践必须置身于印学学科的大背景下才更有发展前途，也才更具有艺术性，只有将印学研究与篆刻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才能获得驱动篆刻实践发展的源动力，印学是篆刻实践的厚实丰沃的土壤，离开印学进行篆刻实践必将是舍本逐末，无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