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案例来看，无论是“老虎级”的腐败大官，还是“苍蝇级”的腐败小吏，其腐败过程都有一个共同的、非常鲜明的特点，即“家族化”“圈子化”及山头主义。腐败呈现出以一个“主要的权力人物”为中心，按照“亲缘信任”的原则，以“水波涟漪的方式”逐步扩散，形成“圈与圈”相套的系统化腐败圈子和链条，这其中，不但包含了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直系血缘关系，而且还包括七大姑八大姨、同学、同事和战友等，形成了一个大的、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而且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腐败家族”，把一些公共权力“私化”了，把组织权力变成了个人权力、家族权力，并明目张胆地利用组织权力、以组织的名义干坏事，极大地损毁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形象。
　　当然，这种腐败现象形成既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也有滋生“家族化腐败”的现实的土壤。但笔者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条件下，站在宪法和党章所表达的原则和价值的高度来看，后一个才是产生“家族化腐败”、圈子腐败、山头主义的根本原因。
　　传统的“官本位”社会或“官僚社会”的“家族化腐败”之所以能够死灰复燃，要从现实的土壤中找原因。也就是说，要从社会主义社会权力结构、权力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找原因。换句话说，要消除权力的“家族化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本质，并通过良性的民主制度安排，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把权力切实关在用“人民权利”编制的制度笼子里。
　　事实上，经过近些年的反腐实践及社会公众、专家学者、纪检部门对腐败案例的认知、会诊、梳理、分析、判断、总结，中国权力腐败的“官场病”的病因已经比较清楚了，治理的“药方”也开了很多。但要根除“病灶”，彻底清除依附于权力体系上的蛀虫，使权力不敢贪、不能贪，最根本的还是要用“民主与法治”的办法规范、约束和监督权力，让“公共权力”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权力腐败的本质是“公权私化”或异化，即把组织权力个人化、家族化、圈子化。在我们大力推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今天，一些权力之所以能被“私化”，原因虽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体制机制上的。因此，要防止权力“私化”现象，根除“家族式腐败”，说到底还是要从民主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要真正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规范、约束、监督权力，防止权力腐败，前提是“把权力摊晒在阳光下”，让群众有一个对权力运行过程进行民主评判的“制度性平台”。因此，“把权力摊晒在阳光下”是防腐反腐的最基本的民主制度安排。从当代世界治理腐败的经验来看，缺少了这一制度安排，有效治理权力的腐败或家族式腐败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传统上注重“人情关系”的社会，在一个先天地赋予官员以“道德优势”和“政治优势”的社会，公共权力极易通过暗箱操作演化成个人权力和家族权力，从而产生家族化、圈子化的“系统化腐败”现象，并从根本上消解“公共权力的合理性”，动摇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一些“双面官员”，极易利用职权扩大自己的“圈子”，维护自己的圈子利益和家族利益，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造成巨大破坏，给社会主义和党的信誉造成极大伤害。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使公共权力公正、责任、忠诚、廉洁的依法运行，真正实现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人民性”，彻底根除权力的腐败或家族化、圈子化腐败，切实做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比较成熟的通常做法是首先实现“两个公开透明”，即公共组织权力或“机构权力”公开透明和官员的“岗位权力”公开透明。只有权力公开透明了，我们经常所说的人民监督、立法机构监督、舆论监督等才能落到实处，权力才会得到“刚性约束”。公开透明是实现有效监督的前提。
　　一般来说，在公共管理的视域下，公共机构是保证社会秩序与安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机构，其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因此，公共机构的权力运行过程必须公开透明，真正实现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公共机构的三种基本权力，即公共政策制定权、干部选任权、公共财政与预算权必须做到公开透明，摊在群众的目光下，让群众监督、让舆论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开门反腐”，使权力不敢“不作为、胡作为、乱作为”，真正为权力抹上一层厚厚的防腐剂，实现弥久常新。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