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首先要为作者陶勇先生点赞：他沉浸在联想、华为汗牛充栋的资料海洋中，用辩证思维的利器掘宝，为读者勾勒出一个别开生面走出“象牙塔”的柳传志和出类拔萃的草根任正非。
由于工作关系，我们读过的关于联想与华为的长篇报道和丰厚的书稿，不夸张地说可以用“等身”二字来形容。因《中关村》杂志的宗旨和地域关系，对联想和柳传志及他的“接棒人”杨元庆先生有更多的偏爱。这些书稿，多是状写创业之艰难，路途之坎坷，奋斗之精神，当然也些许融合个人之情怀，结论就是“知识英雄”成为“知本家”。无须讳言，在感动之余却有因“同质化”内容雷同而生发的“审美疲劳”。读多了，也就失去新鲜感。日前拜读《联想做大 华为做强》这部书稿，作者陶勇先生高屋建瓴，竟然别出心裁地把联想和华为放在一个历史的平台上，或者说PK罢，复盘历史场景，说长道短，进行比较，真的让读者茅塞顿开，看到了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改革开放中诞生的两艘“航空母舰”，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乘风破浪比肩前进。
这部书稿之所以立意高远、构思新颖、内容详实、条分缕析、给人启迪，这是跟作者陶勇先生的人生经历分不开的，那就是多年来从事新旧传媒之记者和编辑的实践经历，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不仅选题敏锐善于扑捉新闻亮点，而且练就了文字的畅达和精确。目前陶勇先生在潜心研究中关村历史，可以解读为——“中关村高新技术发展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这对研究认知中国高新科技企业的发展有“一叶知秋”、“触类旁通”之效。阅读了大量的联想和华为的第一手资料，浏览越广泛，研究越深刻，思考越全面，激情越浓烈，创作激情幡然而生，学者的社会责任付诸笔端，一部大作就诞生了！写出来的书稿自然也就越发能打动读者的心。作者从联想和华为的“管理实践、行业竞争力、国际化进程、智能化程度、产业链效应、品牌建设、创新能力”等多个方面进行比照分析，为我们提炼出可资借鉴具有理性认识的宝贵经驗。
业界专家纷纷为《联想做大 华为做强》这部书稿“点赞”。最有代表性的评语，莫过于徐祖哲先生和范根定先生为本书写“序”中的点晴之笔。范根定先生是信息行业的专家，在文中有一段话读来让我们“别有一番滋味”的感慨萦绕在心头。范先生平实地陈述，“一年前，中关村的百位大咖推荐了604册图书，结果前100册书中仅有23册属于本土创作；前30册中只有《场景革命》一册是本土著述。”结语耐人寻味——“虽然我们的新闻多、案例多、材料多、文章多，媒体和论坛热热闹闹，可认真组织论著者却较少见。”看来我们一些以笔墨为职业的秀才们虚有“无冕之王”之雅号，忝列纸媒的侪辈难免汗颜。范根定先生是作者陶勇先生的笔墨朋友，在凝神构思书稿期间，两人不谋而合，所见略同，只是陶勇先生“独自承受，著书立说，像女人生孩子一样不容易。”“如今能静下心来写书的人不多，这是我最想为陶勇兄点赞的——他有勇气。”古人云，“文章者，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研究万物之宜者也。”看来我们当代的秀才们还要“学而时习之”这条古训。
联想和华为的每一个细泡里都带着遗传基因——科技兴国，实业兴邦，为人民服务。两个“样板”同唱一台振兴中华的大戏，读者热切期待着“戏的高潮”也就是说“好戏”还在后头。
陶勇认为，“从历史来看，联想和华为的出身有云泥之别”。联想有具国家科学院的传承血统，是中央科研单位的嫡系，可谓“高大上”。因此，联想创业团队属于“国家队”。柳传志先生毅然走出“象牙塔”为理想而奋斗。华为的缔造者任正非纯属草根创业者，为“生存而战”，首要任务是解决温饱问题。与联想相比，称其为“矮小下”也不过分。其实，在中关村拼搏创业实现梦想的的人都知道，联想在柳传志创业之初，就资金而言，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过是一间收发室做做门面，20万元借贷做开办费。唯一值得骄傲的是人才队伍潜质丰厚，只要挖掘出志同道合者，堪为领军人物。华为的开山始祖任正非则寒酸得令人望而同情，几个伙伴凑份子钱2万元，就举起创业大旗上路了。不过，不该忽视却常被后人忽视的是：柳传志和任正非，都有军人的气质和情结，任正非说“部队的经历让我学会了不争名利”；柳传志说“联想的成功与我在军队养成的性格有关”。不同的是，前者带有学者的风度走出衣食无虞令人仰望的“象牙塔”；后者更具有草民朴实的情怀为“活下来”而奋斗奔跑。柳传志和任正非都是“中共”党员，党员的称号意味着什么？那就是：联想和华为的每一个细泡里都带着遗传基因——科技兴国，实业兴邦，为人民服务。柳传志旗下联想的管理要素，搭班子善于选用“街上的人”，意谓不拘一格；统一意志“打造斯巴达方阵”，锻炼能征善战的团队。任正非门下华为的“神秘力量”，为求“长治久安”，实现价值“坚持以奋斗者为本”；干部队伍建设，坚信“将军是打出来的”。
回眸长路，细察足迹，我们感到，总体而言，“由大到强”的说词似乎更适合联想；“由强到大”的比喻更贴近华为。其实，“强与大”充满着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先大后强”与“先强后大”的结果，目标一致，殊途同归，联想与华为终极追求的都是“强大”。正如陶勇先生所言，“做大成就了中国制造，做强成就了中国创造”。制造与创造只有一字之差，却蕴涵着内容的区别，当然更需要由“勤奋”到“智慧”的升级。人们不会忘记，联想发端捷足先登的“汉卡”，是技术的突破，继有“联想微机”，在“大”之前，可曰之为“强”。今日看来，“对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谓功勋卓著。华为在成为“世界级的电信制造企业”之前，也是有“二道贩子”的恶名，由“低起点向高目标”前进，靠的是“量变到质变”。国人把华为与联想视为中国的骄傲，有志的企业们家们多把联想、华为当做学习的“样板”。我们读完这部书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两个“样板”同唱一台振兴中华的大戏，而且期待着“戏的高潮”也就是说“好戏”还在后头。
“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研发、自己发展。”于是，我们今天拜读推荐《联想做大 华为做强》这部厚重的著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以技术换市场”是思想解放革故鼎新的标志。实事求是地讲，正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经过消化吸收，形成了我们独立自主的制造开发能力，就是所谓的“拿来主义”，为我国今后的发展打下技术基础。何况还从牙缝里剩下钱“积累了宝贵的外汇资金”和国门洞开“培育了解世界的人才”，打开中国迈向世界的通道。如果今天的学者把那时的“以市场换技术”视之为“越引进越落后、越落后越引进”、“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恶行循环，甚至嘲笑，“组装和仿造的新产品带来的利润恰似刮刀片般的微薄，到了‘毛巾拧水’的地步。”愚以为，这种论道，脱离了中国历史的真实，未免失之公允，大有“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的味道，更不懂得“退一步、进两步”的发展道理。
吃一堑长一智，正是在“吃小亏”的实践中变得“大聪明”起来，“八亿件中国衬衫只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中国贴牌”并非“自主品牌”，正如智者的感悟，我们落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陷阱。“知不足而后思进取”，“知耻而后勇”，我们终于觉悟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总结了我们30年来的经验，语重心长的明确提出——“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研发、自己发展。”于是，我们今天拜读并重笔推荐《联想做大 华为做强》这部厚重的著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中华民族IT产业之旗帜联想和中国民营企业之典范华为，是改革开放的硕果，前者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PQ厂商，后者进入世界第二大通信设备供应商的序列。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中国的“联想”和“华为”像两艘航空母舰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破浪前进，而且后来居上，华为更具有旗舰的意味。只因，华为已然成为《财富》500强唯一的非上市公司——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民营企业。如今，华为的专利申请总量居全球之首。即便乔布斯创造的苹果这样的品牌，也开始向华为支付每年高达数亿美元的专利费。我们在阅读中欣然地领悟出，联想的“兼并、兼并、再兼并”，华为的“研发、研发、再研发”，分别创出了“独一无二的并购”和“自主技术创新的独角兽”，体现出一种精神——“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罢”！
无独有偶，殊途同归，强大合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灵魂则是创新。联想、华为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样板”，一切有志走向世界的创业者将在“复盘”中获得启迪。
《联想做大 华为做强》让我们从感性认知到理性升华中感悟创新故事。对联想和华为的认识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再到“理当然”。作者为我们分析：“联想‘技工贸’与‘贸工技’之轮回”，“华为‘贸工技’到‘技工贸’之崛起”，让人为之一震，不管是“蛇吞象”的气派，还是“先易后难”的执着，目标一致，殊途同归，冲出国门，走向世界。
在陶勇先生的笔下，“中关村一条街”、“两通两海”的基因和中科院计算所有血脉相连的传承关系，联想是计算所全资创办的高科技企业。计算所转化的科技成果与计算所约130位科技人员多年的奋斗与加盟是因果关系，是联想创办初期就有“技工贸”之核心竞争力的母体。如今享誉世界的“联想PC”乃当时“联想微机”的后代产品，如今联想由大漸强之后，“技工贸”的排位获得了新的“灵魂”，为“既大又强”丰富了底蕴内涵。今人“数典”不能“忘祖”，让我们想起了联想首任总工程师倪光南先生，他把自己领衔研发的汉卡带入联想，他主持研发的286微机成为联想的自主品牌。这些成果是联想发展的基石，奠定了日后做大的基础。由此可见，联想“做大”的基础是由“做小强”的技术基因发端的。因此陶勇先生把联想汉卡的推广和联想微机的普及视为“对中国信息革命的独特贡献”。
无独有偶。在中国的南方改革开放的先行之地诞生了华为，掌门人是草根出身具有军人素质的任正非先生。他没有联想创业时强大的“金字塔”背景，只有从牙缝挤出来的2万元人民币做开办费。值得注意的，也是从“贸工技”起步，难免有“二道贩子”之嫌，历尽艰辛，别无所求，只为生存“活下去”而拼搏。有意思的是，联想起步是“技工贸”，后来走向“贸工技”；华为起步是“贸工技”，后来走向“技工贸”。可见，“技贸”何者为先，是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绝无定论。华为从组装小型交换机开始，到自己研发小型交换机，再研发出程控交换机，成为从中国到世界的佼佼者。行伍出身的任正非深知打仗要靠战士，科研要靠人才，于是想尽一切办法寻觅英才，求贤若渴，他深知“共产党只要有了人才，什么人间奇迹都会发生”。时势造英雄，“华为交换机之父”郑宝用，放弃清华“读博”跟随校友郭平成为研发领军人物。还有27岁担当华为副总裁的李一男，都饱含着任正非慧眼识才伯乐选才的传奇故事。陶勇先生在研究华为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认为“对中国与世界彪炳史册的贡献”——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后起之秀，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技工贸”战略；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民营企业。华为是“全球领先的电信全套解决方案供应商”，也是推动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典范。华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尽了自己的力量，做出了中国特色的贡献。
陶勇先生用生动精炼富有哲理的语言为我们提炼出企业管理的箴言。诸如，“华为貌似揪着自己的头发冲出了地球”，实则脚踏实地吸取力量，“如同铀原子在中子的打击下，产生核能一样，你身上的小小的原子核，在价值观的驱使下，发出了巨大的原子能”。又如，“硬件、软件、服务的优势叠加是联想一以贯之的战略思路”。而“‘目的性极强、分阶段实现目标、复盘’是联想的方法论，是联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联想管理传统中，‘听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商量，自己做决定’被封为管理之圭臬”……可见柳传志的学者风度和气质。再如，“华为执行的是‘开放、妥协、灰度’的管理哲学”。“选拔干部三原则：‘优先从成功团队中选拔干部’”，“优先从主攻战场、一线和艰苦地区选拔干部”，“优先从影响公司长远发展的关键事件中考察和选拔干部”……表现出任正非的军人务实和霸气。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是思想市场里企业灵魂的附体。联想、华为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样板”，我们相信，一切有志闯荡向世界的拓荒者将在联想华为经验的“复盘”中获得启迪。
由于工作关系，我们读过的关于联想与华为的长篇报道和丰厚的书稿，不夸张地说可以用“等身”二字来形容。因《中关村》杂志的宗旨和地域关系，对联想和柳传志及他的“接棒人”杨元庆先生有更多的偏爱。这些书稿，多是状写创业之艰难，路途之坎坷，奋斗之精神，当然也些许融合个人之情怀，结论就是“知识英雄”成为“知本家”。无须讳言，在感动之余却有因“同质化”内容雷同而生发的“审美疲劳”。读多了，也就失去新鲜感。日前拜读《联想做大 华为做强》这部书稿，作者陶勇先生高屋建瓴，竟然别出心裁地把联想和华为放在一个历史的平台上，或者说PK罢，复盘历史场景，说长道短，进行比较，真的让读者茅塞顿开，看到了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改革开放中诞生的两艘“航空母舰”，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乘风破浪比肩前进。
这部书稿之所以立意高远、构思新颖、内容详实、条分缕析、给人启迪，这是跟作者陶勇先生的人生经历分不开的，那就是多年来从事新旧传媒之记者和编辑的实践经历，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不仅选题敏锐善于扑捉新闻亮点，而且练就了文字的畅达和精确。目前陶勇先生在潜心研究中关村历史，可以解读为——“中关村高新技术发展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这对研究认知中国高新科技企业的发展有“一叶知秋”、“触类旁通”之效。阅读了大量的联想和华为的第一手资料，浏览越广泛，研究越深刻，思考越全面，激情越浓烈，创作激情幡然而生，学者的社会责任付诸笔端，一部大作就诞生了！写出来的书稿自然也就越发能打动读者的心。作者从联想和华为的“管理实践、行业竞争力、国际化进程、智能化程度、产业链效应、品牌建设、创新能力”等多个方面进行比照分析，为我们提炼出可资借鉴具有理性认识的宝贵经驗。
业界专家纷纷为《联想做大 华为做强》这部书稿“点赞”。最有代表性的评语，莫过于徐祖哲先生和范根定先生为本书写“序”中的点晴之笔。范根定先生是信息行业的专家，在文中有一段话读来让我们“别有一番滋味”的感慨萦绕在心头。范先生平实地陈述，“一年前，中关村的百位大咖推荐了604册图书，结果前100册书中仅有23册属于本土创作；前30册中只有《场景革命》一册是本土著述。”结语耐人寻味——“虽然我们的新闻多、案例多、材料多、文章多，媒体和论坛热热闹闹，可认真组织论著者却较少见。”看来我们一些以笔墨为职业的秀才们虚有“无冕之王”之雅号，忝列纸媒的侪辈难免汗颜。范根定先生是作者陶勇先生的笔墨朋友，在凝神构思书稿期间，两人不谋而合，所见略同，只是陶勇先生“独自承受，著书立说，像女人生孩子一样不容易。”“如今能静下心来写书的人不多，这是我最想为陶勇兄点赞的——他有勇气。”古人云，“文章者，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研究万物之宜者也。”看来我们当代的秀才们还要“学而时习之”这条古训。
联想和华为的每一个细泡里都带着遗传基因——科技兴国，实业兴邦，为人民服务。两个“样板”同唱一台振兴中华的大戏，读者热切期待着“戏的高潮”也就是说“好戏”还在后头。
陶勇认为，“从历史来看，联想和华为的出身有云泥之别”。联想有具国家科学院的传承血统，是中央科研单位的嫡系，可谓“高大上”。因此，联想创业团队属于“国家队”。柳传志先生毅然走出“象牙塔”为理想而奋斗。华为的缔造者任正非纯属草根创业者，为“生存而战”，首要任务是解决温饱问题。与联想相比，称其为“矮小下”也不过分。其实，在中关村拼搏创业实现梦想的的人都知道，联想在柳传志创业之初，就资金而言，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过是一间收发室做做门面，20万元借贷做开办费。唯一值得骄傲的是人才队伍潜质丰厚，只要挖掘出志同道合者，堪为领军人物。华为的开山始祖任正非则寒酸得令人望而同情，几个伙伴凑份子钱2万元，就举起创业大旗上路了。不过，不该忽视却常被后人忽视的是：柳传志和任正非，都有军人的气质和情结，任正非说“部队的经历让我学会了不争名利”；柳传志说“联想的成功与我在军队养成的性格有关”。不同的是，前者带有学者的风度走出衣食无虞令人仰望的“象牙塔”；后者更具有草民朴实的情怀为“活下来”而奋斗奔跑。柳传志和任正非都是“中共”党员，党员的称号意味着什么？那就是：联想和华为的每一个细泡里都带着遗传基因——科技兴国，实业兴邦，为人民服务。柳传志旗下联想的管理要素，搭班子善于选用“街上的人”，意谓不拘一格；统一意志“打造斯巴达方阵”，锻炼能征善战的团队。任正非门下华为的“神秘力量”，为求“长治久安”，实现价值“坚持以奋斗者为本”；干部队伍建设，坚信“将军是打出来的”。
回眸长路，细察足迹，我们感到，总体而言，“由大到强”的说词似乎更适合联想；“由强到大”的比喻更贴近华为。其实，“强与大”充满着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先大后强”与“先强后大”的结果，目标一致，殊途同归，联想与华为终极追求的都是“强大”。正如陶勇先生所言，“做大成就了中国制造，做强成就了中国创造”。制造与创造只有一字之差，却蕴涵着内容的区别，当然更需要由“勤奋”到“智慧”的升级。人们不会忘记，联想发端捷足先登的“汉卡”，是技术的突破，继有“联想微机”，在“大”之前，可曰之为“强”。今日看来，“对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谓功勋卓著。华为在成为“世界级的电信制造企业”之前，也是有“二道贩子”的恶名，由“低起点向高目标”前进，靠的是“量变到质变”。国人把华为与联想视为中国的骄傲，有志的企业们家们多把联想、华为当做学习的“样板”。我们读完这部书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两个“样板”同唱一台振兴中华的大戏，而且期待着“戏的高潮”也就是说“好戏”还在后头。
“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研发、自己发展。”于是，我们今天拜读推荐《联想做大 华为做强》这部厚重的著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以技术换市场”是思想解放革故鼎新的标志。实事求是地讲，正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经过消化吸收，形成了我们独立自主的制造开发能力，就是所谓的“拿来主义”，为我国今后的发展打下技术基础。何况还从牙缝里剩下钱“积累了宝贵的外汇资金”和国门洞开“培育了解世界的人才”，打开中国迈向世界的通道。如果今天的学者把那时的“以市场换技术”视之为“越引进越落后、越落后越引进”、“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恶行循环，甚至嘲笑，“组装和仿造的新产品带来的利润恰似刮刀片般的微薄，到了‘毛巾拧水’的地步。”愚以为，这种论道，脱离了中国历史的真实，未免失之公允，大有“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的味道，更不懂得“退一步、进两步”的发展道理。
吃一堑长一智，正是在“吃小亏”的实践中变得“大聪明”起来，“八亿件中国衬衫只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中国贴牌”并非“自主品牌”，正如智者的感悟，我们落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陷阱。“知不足而后思进取”，“知耻而后勇”，我们终于觉悟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总结了我们30年来的经验，语重心长的明确提出——“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研发、自己发展。”于是，我们今天拜读并重笔推荐《联想做大 华为做强》这部厚重的著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中华民族IT产业之旗帜联想和中国民营企业之典范华为，是改革开放的硕果，前者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PQ厂商，后者进入世界第二大通信设备供应商的序列。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中国的“联想”和“华为”像两艘航空母舰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破浪前进，而且后来居上，华为更具有旗舰的意味。只因，华为已然成为《财富》500强唯一的非上市公司——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民营企业。如今，华为的专利申请总量居全球之首。即便乔布斯创造的苹果这样的品牌，也开始向华为支付每年高达数亿美元的专利费。我们在阅读中欣然地领悟出，联想的“兼并、兼并、再兼并”，华为的“研发、研发、再研发”，分别创出了“独一无二的并购”和“自主技术创新的独角兽”，体现出一种精神——“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罢”！
无独有偶，殊途同归，强大合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灵魂则是创新。联想、华为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样板”，一切有志走向世界的创业者将在“复盘”中获得启迪。
《联想做大 华为做强》让我们从感性认知到理性升华中感悟创新故事。对联想和华为的认识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再到“理当然”。作者为我们分析：“联想‘技工贸’与‘贸工技’之轮回”，“华为‘贸工技’到‘技工贸’之崛起”，让人为之一震，不管是“蛇吞象”的气派，还是“先易后难”的执着，目标一致，殊途同归，冲出国门，走向世界。
在陶勇先生的笔下，“中关村一条街”、“两通两海”的基因和中科院计算所有血脉相连的传承关系，联想是计算所全资创办的高科技企业。计算所转化的科技成果与计算所约130位科技人员多年的奋斗与加盟是因果关系，是联想创办初期就有“技工贸”之核心竞争力的母体。如今享誉世界的“联想PC”乃当时“联想微机”的后代产品，如今联想由大漸强之后，“技工贸”的排位获得了新的“灵魂”，为“既大又强”丰富了底蕴内涵。今人“数典”不能“忘祖”，让我们想起了联想首任总工程师倪光南先生，他把自己领衔研发的汉卡带入联想，他主持研发的286微机成为联想的自主品牌。这些成果是联想发展的基石，奠定了日后做大的基础。由此可见，联想“做大”的基础是由“做小强”的技术基因发端的。因此陶勇先生把联想汉卡的推广和联想微机的普及视为“对中国信息革命的独特贡献”。
无独有偶。在中国的南方改革开放的先行之地诞生了华为，掌门人是草根出身具有军人素质的任正非先生。他没有联想创业时强大的“金字塔”背景，只有从牙缝挤出来的2万元人民币做开办费。值得注意的，也是从“贸工技”起步，难免有“二道贩子”之嫌，历尽艰辛，别无所求，只为生存“活下去”而拼搏。有意思的是，联想起步是“技工贸”，后来走向“贸工技”；华为起步是“贸工技”，后来走向“技工贸”。可见，“技贸”何者为先，是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绝无定论。华为从组装小型交换机开始，到自己研发小型交换机，再研发出程控交换机，成为从中国到世界的佼佼者。行伍出身的任正非深知打仗要靠战士，科研要靠人才，于是想尽一切办法寻觅英才，求贤若渴，他深知“共产党只要有了人才，什么人间奇迹都会发生”。时势造英雄，“华为交换机之父”郑宝用，放弃清华“读博”跟随校友郭平成为研发领军人物。还有27岁担当华为副总裁的李一男，都饱含着任正非慧眼识才伯乐选才的传奇故事。陶勇先生在研究华为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认为“对中国与世界彪炳史册的贡献”——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后起之秀，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技工贸”战略；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民营企业。华为是“全球领先的电信全套解决方案供应商”，也是推动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典范。华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尽了自己的力量，做出了中国特色的贡献。
陶勇先生用生动精炼富有哲理的语言为我们提炼出企业管理的箴言。诸如，“华为貌似揪着自己的头发冲出了地球”，实则脚踏实地吸取力量，“如同铀原子在中子的打击下，产生核能一样，你身上的小小的原子核，在价值观的驱使下，发出了巨大的原子能”。又如，“硬件、软件、服务的优势叠加是联想一以贯之的战略思路”。而“‘目的性极强、分阶段实现目标、复盘’是联想的方法论，是联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联想管理传统中，‘听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商量，自己做决定’被封为管理之圭臬”……可见柳传志的学者风度和气质。再如，“华为执行的是‘开放、妥协、灰度’的管理哲学”。“选拔干部三原则：‘优先从成功团队中选拔干部’”，“优先从主攻战场、一线和艰苦地区选拔干部”，“优先从影响公司长远发展的关键事件中考察和选拔干部”……表现出任正非的军人务实和霸气。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是思想市场里企业灵魂的附体。联想、华为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样板”，我们相信，一切有志闯荡向世界的拓荒者将在联想华为经验的“复盘”中获得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