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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凸显出来，马克思对生态危机没有感同身受，因而，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也就没有形成系统的生态文明理论。但是，当我们细致探究马克思思想时就会发现，在马克思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这为我们理解当下生态危机的本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在新时代特定的历史方位下所形成的，是对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化。正是在对马克思生态思想深刻理解的前提下，习近平以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为经，以中国的生态环境状况为纬，在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生态思想之经和生态现实之纬的有机统一，进而形成了习近平系统的生态文明思想，为中国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世界性的生态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南。
关键词：生命共同体;生态历史观;“两山”论;人类命运共同体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2.002
中图分类号：A81;X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2-0011-05
在资本逻辑依旧盛行的21世纪，存在着两大世界性问题：第一个就是由资本逻辑所引发的人与人关系的危机进而发展到人与自然层面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第二个就是以人的市场化的存在方式所表征的人的物化。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我们都可以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找到基础性阐释。但马克思的理论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提出的，所以这一理论自然也需要以当下的社会现实为基础的与时俱进地发展。对于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正是在对马克思的自然观、文明观、发展观等基本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全新发展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生态文明思想。
一、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辨证自然观出发倡导生命共同体的绿色自然观
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这是马克思自然观的一个核心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1]在这里，马克思首先承认了自然对人的先在性，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之基础，人类社会是依赖于自然而存在的。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人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生产活动时也提到，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这种生产活动的进行也是以自然界提供的原始材料为基础的，当这种材料与人的劳动力相结合时，便出现了生产，进而出现了交换。生产实践活动不仅连接起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创造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得不承认，这两种关系的存在都是以自然为先在基础的，自然不仅给人提供了生活资料的来源，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的来源。所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而对自然的依赖则是绝对的”。[2]自然的存在物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最为基础的前提条件，人是在与自然的有机互动中生产、生活和发展的。这种对人与自然两极对立状态的消解对于马克思自然观的确立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和谐统一的整体性存在，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性存在，而不是像传统主客二分式的思维方式所主张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游离状态。
在自然观方面，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自然观，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3]并且以辩证的观点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到了以“生命共同体”为基础的绿色自然观：“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一系列观点和理念不仅是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继承发展，同时也是针对新时代中国生态环境状况的一种理论阐释和解答。对此著名学者王雨辰就认为：“生命共同体概念彰显的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人类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与共生关系。”[4]
二、着眼于人类文明兴衰视角下“生态历史观”的一脉相承
关于历史领域问题的研究，在马克思之前的理论家都是在两极对立思维框架中探索的。他们要么从主体精神出发，把人类史归结为纯粹的精神史;要么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将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纯粹的自然历史过程，将自然史与精神史相分离，在历史观中同样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通过对主客二分式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以“实践原则”和“历史原则”为基本立场，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划分，认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5]以此来说明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形态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之关系，进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剥削工人，更剥削自然。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最终导致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变换断裂的“物质变换裂缝”的现实，这种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类文明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让自己灭亡的种子，因而只有通过批判否定现实，使现存的事物革命化，进行共产主义革命通达至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實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解。这种和解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6]所以，马克思从批判资本逻辑出发的生态批判方法认为资本主义文明不仅是反人类的，同样也是反自然的。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与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按照唯物史观来看，我们不需要再进行社会形态的革命。但是，如何在同一文明形态下从当前这种初级的文明形态走向更为高级的文明形态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这种矛盾体现在当代的中国现实层面就是如何在发展中、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正确处理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和工业文明建设按照西方的发展路径看，本是属于不同时期的人类历史课题，属于“历时态”的发展问题，但是从中国现实来看，二者却需要我们在“同时态”中进行解决。这就是孙正聿教授所说的“历时态问题的同时态解决”。[7]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站在人类文明高度指出，地中海沿岸等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进而导致了某些地区文明的灭绝。习近平同样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历史观”，并在青海考察时指出：“在人类发展史上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曾发生过大量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事件，酿成惨痛教训。”我们知道，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进程的载体，这种人类文明进程的当代体现就是“工业化”问题、是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对立统一问题。习近平认为，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并不是相互替代的敌对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促进关系。因此，我们应秉持着这样一种历史辩证法：不能为了生态文明的建设就否定工业文明的成果，同样也不能刻意夸大工业文明自身的优势来消解生态文明建设之意义。一方面，工业文明的发展奠定的经济基础促使我们向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迈进;另一方面，工业文明经过几百年发展积累大量的问题也迫使我们做出改变。历史规律和现实问题的合力都在促使我们走一条有利于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化的文明发展道路。因而，习近平从人类文明兴衰的高度指出：“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协调好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关系”。[8]能否正确处理“两个文明”的关系关涉到中华文明的兴衰，“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9]这一论断既是对世界各大文明兴衰历程总结的结果，也是当今美丽中国建设的现实要求。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重视并处理好工业化与绿色化之间的关系。美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不能为了当下的利益就断子孙的后路，历史能否进步、文明能否延续都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这种“生态历史观”的形成不仅是对当代全球性环境危机现实的总结，亦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文明观继承发展的理论结晶。
三、从“全面生产理论”到以“两山”论为基础的生态生产力的发展观
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是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的理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一些生态批评家把马克思的理论归于一种主张“生产中心主义”的理论，认为马克思强调的只是纯粹的社会生产，却忽视了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关怀与保护。像唐纳德·C·李（Donald C.Lee）一些学者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贪婪的、暴力的和破坏自然的。”[10]客观地说，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读与曲解。当我们认真研读马克思的文本时，可以对这一问题做出客观公正的解答。
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从哲学层面看，马克思认为：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力量的本质性体现，其中包含的生产劳动实践是社会生活得以运行的基础，因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人类社会的产生起到的是决定性作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把人的精神活动归结为人的本质性活动，不同于他们的是，马克思早期在承认自然先在性的基础上借用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人的活动”，接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把“自由自觉的活动”发展为人的实践活动，并且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种实践活动就发展到了以人的生产劳动为表征的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可见，马克思是强调以改造世界为特征的生产劳动实践的，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是否是“暴力的”和破坏自然的，这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赞成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丰富物质产品，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但丰富的物质财富是否必然带来生态破坏，对此我们的回答则是否定的。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下，生产劳动不仅连接起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也联结起了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从批判资本逻辑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进而构想了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摄下产生出了一个以人的物化、市场化为表征的异化社会，“资本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了，而且使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了”。[11]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出现，资本不仅消解了自然界的合法地位，同样也消解了人的本质化的存在方式。资本对两极消解的结果导致一切改造世界的活动都应向资本看齐，生产劳动的目的变成了追求资本的增殖，而非是追求物的使用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资本的逐利本性不仅破坏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社会交往关系，并且由此所催生的“虚假需求”更是把这种主体关系的恶化转嫁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所以生态危机的出现在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的。因而，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变革，当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竞争，消除资本对人和自然的异化统治时，人类社会就会通过自觉的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将自身的生产活动限制在生态许可的界限内。因此，马克思所强调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生产理论并不必然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相反，在资本逻辑统摄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才会必然导致生态破坏，这是资本的规律，是为事实所证明的资本主义历史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乔纳森·休斯认為：“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的增长是建立一个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但这并不是可以指责他的构想具有生态不可持续性的充足理由”。[12]
现在，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部分的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树立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的道德观念;部分的发展主义者则认为很多地方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奢谈环境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不难发现，单纯的发展主义一味地强调经济的发展，从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和可持续性问题;而单纯的生态主义过度地强调生态保护，“企图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13]这种观点也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现实的问题只有回到现实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说明，发展的问题也只有回到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要想实现环境和发展的统一，必须处理好以下三者之关系：绿色化、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绿色化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要实现绿色发展、而绿色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途径、生态文明则是二者的最终目标。三者的有机统一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一目标指出了现实路径。这个现实路径就是以“两山论”为基础的生态生产力的发展观。以“两山论”为基础的生态生产力的构建则是以生命共同体为基础的自然观的具体运用，它的提出最先可见于《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中《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关于这一理论的具体论述是2006年3月8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他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一个三段论式的论断，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14]这一阶段不仅是思想更高一级的境界，更是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和谐统一的现实要求。因而习近平指出“必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15]这一论断从根本上明确了保护环境本身就是在发展经济，二者实际上并不冲突;保护环境就是在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本身不仅是财富的自然体现，它还具有价值，而且可以增值。总之，要认识到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不是冲突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通约的。 四、从“自由人的联合体”到德法兼治、全球统一的生态治理观
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共同体的思想不同，马克思从社会经济现实出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内构建了其共同体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指出，以劳动为表征的人的存在方式是共同体形成的根本原因。这种以“人的本质化存在方式”为基础的共同体有两个根本特征：一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共同体内的个体间的交往方式也会不断地进步;二是社会个体间的共同利益是共同体产生的现实动因。马克思认为，个体的发展与共同体密不可分，个体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只能在共同体内才能得以实现;同时，他还在这个基础上区分了“虚假共同体”和“真实共同体”。对于前者而言，“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是新的桎梏。”[16]在这种共同体中存在的个人，除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再也没有其它真实的存在状态。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以阶级的存在与否为区分，提出了理想的人类共同体（真实共同体）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的当代体现就是习近平关于共同体思想的系统论述。生态环境恶化表面上是人与自然之间交往方式出现的危机，但就其实质来说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危机的转嫁到人与自然层面的结果。主体间这种交往方式的危机，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马克思所说的主体在“虚假共同体”中异化的存在方式。因此，在世界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泛滥、局部地区热战以及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一个主体间平等交往、相互尊重的“真实共同体”对于这些矛盾的化解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发展开始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国际上，中国的治理理念和实践得到了高度赞赏和广泛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以一个大国领袖的胸怀和担当，在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历史课题下，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在多个不同场合进行了具体论述，逐步实现了系统完备、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生态问题不仅仅是历时态的国内问题，同样亦是共时态的国际问题。正是在对马克思真实共同体理论的继承和全球发展模式现实批判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之上，习近平提出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以全球视野为着眼点，提出了既注重现实问题、又具有价值情怀的德法兼治的生态治理观。所谓德法兼治的生态治理观，就是指在我国的生态治理问题上既要重视生态法治建设;同时亦要强调生态道德和生态文化建设。习近平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17]并且，在法律制度上进行规范的同时，强调“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18]主张通过“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19]从而实现外部硬性规定和内部道德规范的双重自觉。所谓全球统一的生态治理观，就是指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国家民族复兴的历程中抛弃了传统国强必霸的国际交往模式，主张合作共赢的交往模式和发展模式。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对此做了深刻阐述，那就是秉持国与国交往的新型义利观，“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它包括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不同层面的意义。在生态层面，中国鼓励各国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并积极参与全球性的生态治理。在国内，习近平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纳为五大发展的基本方面;在国际上，主张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0]“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21]正如知名学者冯颜利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生态和谐、国际和平事业、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及构建新的国际秩序都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结语
在《
关键词：生命共同体;生态历史观;“两山”论;人类命运共同体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2.002
中图分类号：A81;X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2-0011-05
在资本逻辑依旧盛行的21世纪，存在着两大世界性问题：第一个就是由资本逻辑所引发的人与人关系的危机进而发展到人与自然层面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第二个就是以人的市场化的存在方式所表征的人的物化。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我们都可以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找到基础性阐释。但马克思的理论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提出的，所以这一理论自然也需要以当下的社会现实为基础的与时俱进地发展。对于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正是在对马克思的自然观、文明观、发展观等基本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全新发展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生态文明思想。
一、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辨证自然观出发倡导生命共同体的绿色自然观
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这是马克思自然观的一个核心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1]在这里，马克思首先承认了自然对人的先在性，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之基础，人类社会是依赖于自然而存在的。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人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生产活动时也提到，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这种生产活动的进行也是以自然界提供的原始材料为基础的，当这种材料与人的劳动力相结合时，便出现了生产，进而出现了交换。生产实践活动不仅连接起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创造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得不承认，这两种关系的存在都是以自然为先在基础的，自然不仅给人提供了生活资料的来源，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的来源。所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而对自然的依赖则是绝对的”。[2]自然的存在物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最为基础的前提条件，人是在与自然的有机互动中生产、生活和发展的。这种对人与自然两极对立状态的消解对于马克思自然观的确立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和谐统一的整体性存在，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性存在，而不是像传统主客二分式的思维方式所主张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游离状态。
在自然观方面，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自然观，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3]并且以辩证的观点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到了以“生命共同体”为基础的绿色自然观：“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一系列观点和理念不仅是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继承发展，同时也是针对新时代中国生态环境状况的一种理论阐释和解答。对此著名学者王雨辰就认为：“生命共同体概念彰显的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人类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与共生关系。”[4]
二、着眼于人类文明兴衰视角下“生态历史观”的一脉相承
关于历史领域问题的研究，在马克思之前的理论家都是在两极对立思维框架中探索的。他们要么从主体精神出发，把人类史归结为纯粹的精神史;要么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将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纯粹的自然历史过程，将自然史与精神史相分离，在历史观中同样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通过对主客二分式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以“实践原则”和“历史原则”为基本立场，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划分，认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5]以此来说明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形态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之关系，进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剥削工人，更剥削自然。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最终导致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变换断裂的“物质变换裂缝”的现实，这种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类文明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让自己灭亡的种子，因而只有通过批判否定现实，使现存的事物革命化，进行共产主义革命通达至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實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解。这种和解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6]所以，马克思从批判资本逻辑出发的生态批判方法认为资本主义文明不仅是反人类的，同样也是反自然的。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与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按照唯物史观来看，我们不需要再进行社会形态的革命。但是，如何在同一文明形态下从当前这种初级的文明形态走向更为高级的文明形态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这种矛盾体现在当代的中国现实层面就是如何在发展中、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正确处理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和工业文明建设按照西方的发展路径看，本是属于不同时期的人类历史课题，属于“历时态”的发展问题，但是从中国现实来看，二者却需要我们在“同时态”中进行解决。这就是孙正聿教授所说的“历时态问题的同时态解决”。[7]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站在人类文明高度指出，地中海沿岸等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进而导致了某些地区文明的灭绝。习近平同样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历史观”，并在青海考察时指出：“在人类发展史上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曾发生过大量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事件，酿成惨痛教训。”我们知道，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进程的载体，这种人类文明进程的当代体现就是“工业化”问题、是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对立统一问题。习近平认为，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并不是相互替代的敌对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促进关系。因此，我们应秉持着这样一种历史辩证法：不能为了生态文明的建设就否定工业文明的成果，同样也不能刻意夸大工业文明自身的优势来消解生态文明建设之意义。一方面，工业文明的发展奠定的经济基础促使我们向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迈进;另一方面，工业文明经过几百年发展积累大量的问题也迫使我们做出改变。历史规律和现实问题的合力都在促使我们走一条有利于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化的文明发展道路。因而，习近平从人类文明兴衰的高度指出：“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协调好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关系”。[8]能否正确处理“两个文明”的关系关涉到中华文明的兴衰，“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9]这一论断既是对世界各大文明兴衰历程总结的结果，也是当今美丽中国建设的现实要求。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重视并处理好工业化与绿色化之间的关系。美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不能为了当下的利益就断子孙的后路，历史能否进步、文明能否延续都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这种“生态历史观”的形成不仅是对当代全球性环境危机现实的总结，亦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文明观继承发展的理论结晶。
三、从“全面生产理论”到以“两山”论为基础的生态生产力的发展观
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是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的理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一些生态批评家把马克思的理论归于一种主张“生产中心主义”的理论，认为马克思强调的只是纯粹的社会生产，却忽视了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关怀与保护。像唐纳德·C·李（Donald C.Lee）一些学者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贪婪的、暴力的和破坏自然的。”[10]客观地说，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读与曲解。当我们认真研读马克思的文本时，可以对这一问题做出客观公正的解答。
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从哲学层面看，马克思认为：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力量的本质性体现，其中包含的生产劳动实践是社会生活得以运行的基础，因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人类社会的产生起到的是决定性作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把人的精神活动归结为人的本质性活动，不同于他们的是，马克思早期在承认自然先在性的基础上借用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人的活动”，接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把“自由自觉的活动”发展为人的实践活动，并且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种实践活动就发展到了以人的生产劳动为表征的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可见，马克思是强调以改造世界为特征的生产劳动实践的，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是否是“暴力的”和破坏自然的，这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赞成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丰富物质产品，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但丰富的物质财富是否必然带来生态破坏，对此我们的回答则是否定的。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下，生产劳动不仅连接起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也联结起了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从批判资本逻辑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进而构想了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摄下产生出了一个以人的物化、市场化为表征的异化社会，“资本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了，而且使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了”。[11]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出现，资本不仅消解了自然界的合法地位，同样也消解了人的本质化的存在方式。资本对两极消解的结果导致一切改造世界的活动都应向资本看齐，生产劳动的目的变成了追求资本的增殖，而非是追求物的使用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资本的逐利本性不仅破坏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社会交往关系，并且由此所催生的“虚假需求”更是把这种主体关系的恶化转嫁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所以生态危机的出现在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的。因而，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变革，当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竞争，消除资本对人和自然的异化统治时，人类社会就会通过自觉的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将自身的生产活动限制在生态许可的界限内。因此，马克思所强调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生产理论并不必然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相反，在资本逻辑统摄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才会必然导致生态破坏，这是资本的规律，是为事实所证明的资本主义历史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乔纳森·休斯认為：“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的增长是建立一个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但这并不是可以指责他的构想具有生态不可持续性的充足理由”。[12]
现在，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部分的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树立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的道德观念;部分的发展主义者则认为很多地方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奢谈环境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不难发现，单纯的发展主义一味地强调经济的发展，从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和可持续性问题;而单纯的生态主义过度地强调生态保护，“企图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13]这种观点也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现实的问题只有回到现实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说明，发展的问题也只有回到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要想实现环境和发展的统一，必须处理好以下三者之关系：绿色化、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绿色化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要实现绿色发展、而绿色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途径、生态文明则是二者的最终目标。三者的有机统一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一目标指出了现实路径。这个现实路径就是以“两山论”为基础的生态生产力的发展观。以“两山论”为基础的生态生产力的构建则是以生命共同体为基础的自然观的具体运用，它的提出最先可见于《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中《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关于这一理论的具体论述是2006年3月8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他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一个三段论式的论断，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14]这一阶段不仅是思想更高一级的境界，更是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和谐统一的现实要求。因而习近平指出“必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15]这一论断从根本上明确了保护环境本身就是在发展经济，二者实际上并不冲突;保护环境就是在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本身不仅是财富的自然体现，它还具有价值，而且可以增值。总之，要认识到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不是冲突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通约的。 四、从“自由人的联合体”到德法兼治、全球统一的生态治理观
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共同体的思想不同，马克思从社会经济现实出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内构建了其共同体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指出，以劳动为表征的人的存在方式是共同体形成的根本原因。这种以“人的本质化存在方式”为基础的共同体有两个根本特征：一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共同体内的个体间的交往方式也会不断地进步;二是社会个体间的共同利益是共同体产生的现实动因。马克思认为，个体的发展与共同体密不可分，个体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只能在共同体内才能得以实现;同时，他还在这个基础上区分了“虚假共同体”和“真实共同体”。对于前者而言，“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是新的桎梏。”[16]在这种共同体中存在的个人，除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再也没有其它真实的存在状态。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以阶级的存在与否为区分，提出了理想的人类共同体（真实共同体）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的当代体现就是习近平关于共同体思想的系统论述。生态环境恶化表面上是人与自然之间交往方式出现的危机，但就其实质来说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危机的转嫁到人与自然层面的结果。主体间这种交往方式的危机，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马克思所说的主体在“虚假共同体”中异化的存在方式。因此，在世界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泛滥、局部地区热战以及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一个主体间平等交往、相互尊重的“真实共同体”对于这些矛盾的化解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发展开始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国际上，中国的治理理念和实践得到了高度赞赏和广泛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以一个大国领袖的胸怀和担当，在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历史课题下，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在多个不同场合进行了具体论述，逐步实现了系统完备、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生态问题不仅仅是历时态的国内问题，同样亦是共时态的国际问题。正是在对马克思真实共同体理论的继承和全球发展模式现实批判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之上，习近平提出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以全球视野为着眼点，提出了既注重现实问题、又具有价值情怀的德法兼治的生态治理观。所谓德法兼治的生态治理观，就是指在我国的生态治理问题上既要重视生态法治建设;同时亦要强调生态道德和生态文化建设。习近平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17]并且，在法律制度上进行规范的同时，强调“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18]主张通过“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19]从而实现外部硬性规定和内部道德规范的双重自觉。所谓全球统一的生态治理观，就是指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国家民族复兴的历程中抛弃了传统国强必霸的国际交往模式，主张合作共赢的交往模式和发展模式。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对此做了深刻阐述，那就是秉持国与国交往的新型义利观，“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它包括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不同层面的意义。在生态层面，中国鼓励各国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并积极参与全球性的生态治理。在国内，习近平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纳为五大发展的基本方面;在国际上，主张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0]“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21]正如知名学者冯颜利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生态和谐、国际和平事业、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及构建新的国际秩序都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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