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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末的一个清晨，我从辽宁来到山东青岛市。在万花苑中，我站在被七八棵高大的黄连树围绕的一尊铜像前，伫立着、凝视着、沉思着，不由得潸然泪下……
这是一尊被誉为“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的全身铜像。50多年前的束星北教授正值精力充沛的中年，浓眉俊眼、气宇轩昂、不苟言笑。我们两家是近邻，每次上下班，他都要路过我家的门前。如今，我只能把从东北山野采摘的一束鲜花，代表家人恭敬地摆放在终年遥望大海的铜像前……
李政道向周恩来总理荐贤
1972年10月14日，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回国。这是他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政道时，希望他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李政道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他并不知道束星北教授正在做什么，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未能如愿。
束星北在1943年，是李政道上浙江大学时的物理老师。
早在1926年到1930年，束星北就先后在美国、德国和英国留学，那时就已开始进入国际理论物理的一些前沿研究领域。1931年束星北应竺可桢之邀，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偏居贵州遵义湄潭的山寨里，却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在这里，束星北启蒙了李政道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当时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设在湄潭的双修寺。年仅16岁的李政道，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双修寺的实验室里。他在和束星北、王淦昌（建国后曾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两位物理教授的学习中，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物理学从此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无比强大的吸引力。
每隔一两个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湄潭专程来浙大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进行讨论。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李政道和束星北老师经常是一对一的讨论，束星北的科学精神和很多观点使李政道终生受益。
李政道在和束星北告别时，束星北送他一本《电磁学》。这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大学做研究时用的参考书。李政道成名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3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促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与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站在世界级物理大师的身边
1979年年底，国家航天部首次实验的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在公海最佳的接收和打捞时间。当时，国家并没有相关的专家来承担这项绝密的任务。
有人推荐在“文革”中饱经磨难的束星北教授。束星北分文未要，仅凭着一台计算器和一摞纸，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这项计算任务，既为国家节省了百万元实验经费，又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当年，他72岁。这在国内高度保密的科学界传为佳话。
在浙江大学，程开甲（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实验事业创始人之一）是束星北惟一所带的一个研究生，毕业后又在物理系作助教，跟随束星北时间最久。他认为束星北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如对量子电磁场的高次微扰的计算。因为量子电磁场的发散不能计算，因而人们无法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可是束星北想出一个点子：“将发散上限切断（Cut-off），继续进行下去，就可以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实质上已经接近计算Lamb效应，当时世界还未有人发现，直到1948年才发现。
20世纪30年代的束星北，除在自己的专业上独有造诣，对国际上刚刚出现的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于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都潜心研究过。
他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世界级物理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
1928年，在德国柏林，束星北拿着自己有关相对论的两篇论文找到爱因斯坦，后被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后来，由于爱因斯坦科研受阻，介绍束星北到英国投师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惠特克和达尔文。随后，又投师剑桥大学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1931年8月，束星北又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师从斯特洛罗克。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应邀来到中国。他访问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与这位世界量子力学大师相识的。在杭州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玻尔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
玻尔回国后，不断收到中国大学师生的信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的。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20世纪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
当面责难蒋介石
束星北是一位有血性的人，在青年时期就曾当面责难蒋介石。
那时他刚从国外归来，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一天，蒋介石来校视察，在接见的几个军官中就有束星北。当时“一·二八”事件刚发生不久，束星北认为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和八十四师违抗政府不抵抗命令与日军血战，是民族的壮举；国民政府与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是种妥协行为。于是，他对蒋介石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蒋介石当众感到难堪，只是说：“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束星北的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告诉他说，蒋介石回到总统府，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件事。束星北见蒋介石气量太小，就辞了教官一职去了浙江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束星北突然失踪。正准备与教授们商议大学西迁的竺可桢、何增禄等人急忙各处去寻找。最后还是由其妻葛楚华领着，在杭州一所临时搭建为兵营的学校操场里找到了他。当时，束星北已成为向社会招募的第一批义勇军战士，剃了光头、一身戎装，在杀声震天的口号声中，将刺刀一次次刺进“敌人”的胸膛。
这个时期的束星北，将精力转向了国防武器的研究，还同王淦昌一起给学生们开讲“国防物理”讲座。王淦昌主讲枪炮的设计、子弹和炮弹行进过程中的动力学、飞机飞行中的空气动力学原理；束星北主讲短波、激光、雷达、收发报机、无人驾驶飞机。
1944年，日军从广西打了进来。教授或年龄较长的老师各处疏散，投亲靠友，年轻力壮的师生上山打游击。束星北在湄潭的家马上成了武器作坊，寄居在他家的两个弟弟给他当助手。束星北用最原始的方式：一屑、二木、三硫磺做火药，用当地含磷很高的火柴头做引爆雷管，造出了大量的子弹和手榴弹。他的儿子束庆星说：“按父亲的脾气，如果不是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军被阻止于贵州的独山并最终撤出广西，父亲一定带着他制造的土武器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
刚直不阿却热心助人
如今，束星北已经成为青岛乃至全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他的名声和山大的中国著名生物教授童第周、著名文学教授陆侃如、冯沅君共载史册。然而，岁月也曾留下沉痛。1952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束星北由浙江大学来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家被安排到鱼山路26号教授大院，这个大院只有国内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童第周和陆侃如、冯沅君夫妇都住在这里。
这是一尊被誉为“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的全身铜像。50多年前的束星北教授正值精力充沛的中年，浓眉俊眼、气宇轩昂、不苟言笑。我们两家是近邻，每次上下班，他都要路过我家的门前。如今，我只能把从东北山野采摘的一束鲜花，代表家人恭敬地摆放在终年遥望大海的铜像前……
李政道向周恩来总理荐贤
1972年10月14日，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回国。这是他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政道时，希望他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李政道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他并不知道束星北教授正在做什么，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未能如愿。
束星北在1943年，是李政道上浙江大学时的物理老师。
早在1926年到1930年，束星北就先后在美国、德国和英国留学，那时就已开始进入国际理论物理的一些前沿研究领域。1931年束星北应竺可桢之邀，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偏居贵州遵义湄潭的山寨里，却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在这里，束星北启蒙了李政道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当时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设在湄潭的双修寺。年仅16岁的李政道，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双修寺的实验室里。他在和束星北、王淦昌（建国后曾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两位物理教授的学习中，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物理学从此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无比强大的吸引力。
每隔一两个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湄潭专程来浙大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进行讨论。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李政道和束星北老师经常是一对一的讨论，束星北的科学精神和很多观点使李政道终生受益。
李政道在和束星北告别时，束星北送他一本《电磁学》。这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大学做研究时用的参考书。李政道成名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3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促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与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站在世界级物理大师的身边
1979年年底，国家航天部首次实验的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在公海最佳的接收和打捞时间。当时，国家并没有相关的专家来承担这项绝密的任务。
有人推荐在“文革”中饱经磨难的束星北教授。束星北分文未要，仅凭着一台计算器和一摞纸，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这项计算任务，既为国家节省了百万元实验经费，又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当年，他72岁。这在国内高度保密的科学界传为佳话。
在浙江大学，程开甲（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实验事业创始人之一）是束星北惟一所带的一个研究生，毕业后又在物理系作助教，跟随束星北时间最久。他认为束星北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如对量子电磁场的高次微扰的计算。因为量子电磁场的发散不能计算，因而人们无法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可是束星北想出一个点子：“将发散上限切断（Cut-off），继续进行下去，就可以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实质上已经接近计算Lamb效应，当时世界还未有人发现，直到1948年才发现。
20世纪30年代的束星北，除在自己的专业上独有造诣，对国际上刚刚出现的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于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都潜心研究过。
他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世界级物理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
1928年，在德国柏林，束星北拿着自己有关相对论的两篇论文找到爱因斯坦，后被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后来，由于爱因斯坦科研受阻，介绍束星北到英国投师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惠特克和达尔文。随后，又投师剑桥大学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1931年8月，束星北又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师从斯特洛罗克。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应邀来到中国。他访问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与这位世界量子力学大师相识的。在杭州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玻尔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
玻尔回国后，不断收到中国大学师生的信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的。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20世纪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
当面责难蒋介石
束星北是一位有血性的人，在青年时期就曾当面责难蒋介石。
那时他刚从国外归来，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一天，蒋介石来校视察，在接见的几个军官中就有束星北。当时“一·二八”事件刚发生不久，束星北认为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和八十四师违抗政府不抵抗命令与日军血战，是民族的壮举；国民政府与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是种妥协行为。于是，他对蒋介石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蒋介石当众感到难堪，只是说：“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束星北的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告诉他说，蒋介石回到总统府，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件事。束星北见蒋介石气量太小，就辞了教官一职去了浙江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束星北突然失踪。正准备与教授们商议大学西迁的竺可桢、何增禄等人急忙各处去寻找。最后还是由其妻葛楚华领着，在杭州一所临时搭建为兵营的学校操场里找到了他。当时，束星北已成为向社会招募的第一批义勇军战士，剃了光头、一身戎装，在杀声震天的口号声中，将刺刀一次次刺进“敌人”的胸膛。
这个时期的束星北，将精力转向了国防武器的研究，还同王淦昌一起给学生们开讲“国防物理”讲座。王淦昌主讲枪炮的设计、子弹和炮弹行进过程中的动力学、飞机飞行中的空气动力学原理；束星北主讲短波、激光、雷达、收发报机、无人驾驶飞机。
1944年，日军从广西打了进来。教授或年龄较长的老师各处疏散，投亲靠友，年轻力壮的师生上山打游击。束星北在湄潭的家马上成了武器作坊，寄居在他家的两个弟弟给他当助手。束星北用最原始的方式：一屑、二木、三硫磺做火药，用当地含磷很高的火柴头做引爆雷管，造出了大量的子弹和手榴弹。他的儿子束庆星说：“按父亲的脾气，如果不是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军被阻止于贵州的独山并最终撤出广西，父亲一定带着他制造的土武器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
刚直不阿却热心助人
如今，束星北已经成为青岛乃至全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他的名声和山大的中国著名生物教授童第周、著名文学教授陆侃如、冯沅君共载史册。然而，岁月也曾留下沉痛。1952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束星北由浙江大学来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家被安排到鱼山路26号教授大院，这个大院只有国内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童第周和陆侃如、冯沅君夫妇都住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