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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金融海啸的吹袭，欧洲令人羡慕的福利社会展示的并不都是童话般的生活。
不工作不上班，拿的钱居然还要多，这可能吗？
是的，一切皆有可能。据德国媒体报道，一个无业者，靠德国政府每月汇来生活救济金，长年居住在风景优美的美国佛罗里达海边，享受高雅生活。另一个“高雅生活”的享受者，则常常服用伟哥，让保险公司慷慨埋单。
不过，童话毕竟不是真实生活图景。面临金融海啸的吹袭，欧洲令人羡慕的福利社会展示的并不都是童话般的生活。
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
6月22日，欧洲统计局偕同欧洲委员会税务总局，以欧盟最高行政机构“欧洲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欧盟27国及挪威最新税收趋势年度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撰写人似乎嗅到了某种“敏感”，破天荒地在“结论”部分以反诘的修辞形式，直率地批评了欧洲高税式高福利社会发展模式。
年度报告的数据揭示，欧盟税收总额与GDP之比居高不下，平均比值差不多达到40％，相较于前两年，有大幅增加的趋势。有些国家，如丹麦则达48.7％，瑞典为48.3％，几乎占了一半的GDP。光是平均比值，欧盟就远高于美国和日本，高出了12个百分点。若按国别之间比较，丹麦比美国和日本高出了“令人恐怖”的20多个百分点。如不看福利，欧洲显然是全球税负最沉重的地区。
报告不无遗憾地指出，“高税收和高福利模式未能使欧洲免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尽管这场危机起源于美国，但它很快就扩散到欧洲，竟导致了同等比例的经济低迷。”欧洲委员会警告称，本轮危机证明“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模式”并非最好的解决方案。同时警告，各国应对危机导致公共债务大幅增加，加之经济增速放缓，社会老龄化加剧，这导致欧洲国家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虽然只是寥寥数句，但是年度报告的“罕见之举”，足以引发观察家们“无限猜想”:欧洲高税收高福利模式走到尽头了吗？
欧洲模式的起源
这里所称的“欧洲模式”，是指高福利型社会模式，尤指以北欧为标志的“老欧洲”社会发展模式。由于高福利的获得，往往是以高税收为前提，所以欧洲模式也称为“高福利高税收模式”。
一般认为，欧洲最早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由德国俾斯麦时期诞生的，其制度的目的在于给中底阶层适度提供一定的福利保障，以缓解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驱动欧洲福利制度的内力来自于宗教慈善传统，富裕人士把一部分财富捐出来，通过制度性再分配形式，流入中低阶层手里，而外力则来自于风生水起的工人运动和不断壮大的工会组织。
民主化给中低阶层提供了平等的政治话语能力，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福利型社会的纵深发展。从目前来看，越是民主成熟型国家，其国民福利水平也相当高。
经历二战洗礼的欧洲，到20世纪70年代，基本建立了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教育、住房、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殡葬补助等各类“子制度”，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福利体系出现在北欧和西欧。
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拥有这类模式的国家普遍具有了“民主社会主义”特征，虽然其国家本质仍然是资本主义。这个模式的建立，使欧洲享有了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和平和稳定，更令人欣慰的是，欧洲统一进程也得到了突破性进展。
欧洲模式有几种？
欧洲模式是个大而统的概念，具体来说，其模式可细分出几种。
第一类称为“大陆福利型”，见于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和奥地利等欧洲大陆腹地国家。这类福利型以国家主导的保险为主，以强大的福利基金为后盾，国家总是第一个支付福利利益的人。
第二类型为“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型”，见于瑞典、丹麦和芬兰。由于瑞典做得最早，也被称为“瑞典模式”。这一模式与前一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不是福利分配的主导者，而是“负责者”，包干社会福利。这一模式的特点是，社会福利丰厚，但税负也沉重。
第三类型为“盎格鲁－撒克逊福利模式”，主要见于英国和爱尔兰。此模式也叫“剩余福利模式”，国家扮演“补充者”的次要角色，主要福利于社会化的机构来承担。
第四类型为“地中海福利型”，广见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多元化、多层次化。福利名类繁多，但福利分配不均，国家极少承担主要责任，如意大利年轻人的福利要少于其他人，初次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的福利就不同于其他就业者。
不过，这些模式虽然各有特色，但共同点在于居民普遍享有高福利，税负也相当高，不过，相应的工资也很高。在这些模式中，完全达到“高工资、高税负、高福利”三高标准的，只有“瑞典模式”。
欧洲模式遭遇困境
福利虽然诱人，但沉重的税负也让人懊恼。
瑞典北欧斯安银行的经济总监克拉斯·埃克隆德说，他每个月的收入有近60％都要用于交税，这几乎使他丧失了“多赚些钱的积极性”。
欧洲委员会的“最新税收趋势”报告指出，2008年瑞典的个人所得税率为56.44％，丹麦为59％，是欧盟之最。在“老欧洲”中，卢森堡算最低，但也是在38.95％的高位。
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中，企业为了规避雇佣员工引起的高福利负担，更愿意投入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果导致就业不足，失业率上升，转而成为政府难题。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在“大陆模式”的国家中，意味着可以投入于教育、科研的公共资金不得不挪到失业救济基金里。据一份资料表明，1970年德国对教育和基础建设的投入比例还占16％，而今天已经降至6.2％以下。
2009年6月28日，欧洲委员会承认，欧洲目前还没有出现完全复苏的迹象，衰退依旧，而且“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大家认为，欧洲福利模式或许就是欧洲经济苏复乏力的主因。
撼动欧洲模式难
假如没有“欧洲福利模式”，那它就还像欧洲吗？假如欧洲抛弃了欧洲模式，欧洲就不成为欧洲了。这就是欧洲的宿命。
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早就指明，一个层次的需要满足后，人不是知足而退，反而是产生了新的更高的欲望，向上一层次需要看齐。
习惯了欧式福利的欧洲人，哪怕今天让他减少一丝一毫的福利，都会让他们痛苦万分。巴黎、伦敦、罗马街头的工潮就证明了这一切。
越是在经济低迷的时候，欧洲选民就会展示出“矛盾心理”，选票投给“保住福利，但要改革”的政党。有时候他们选择右翼党，但却希望右翼党执行左翼的政策。结果还是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变革。
批评容易，撼动难。即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欧洲模式的缺陷，但一些学者还是坚决地捍卫欧洲模式。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森说，欧洲经济缺乏活力并不能归罪于现有的福利制度，福利制度有利于培养“学习型”和“创新型”工人，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成长。德国学者考夫曼也承认:“人们经常呼吁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改造，不能以大规模的整体改革的方式进行，而是需要围绕决定日常政治事务的细节问题，展开令人生厌的争论。”这注定会是一场真正的持久战。
不工作不上班，拿的钱居然还要多，这可能吗？
是的，一切皆有可能。据德国媒体报道，一个无业者，靠德国政府每月汇来生活救济金，长年居住在风景优美的美国佛罗里达海边，享受高雅生活。另一个“高雅生活”的享受者，则常常服用伟哥，让保险公司慷慨埋单。
不过，童话毕竟不是真实生活图景。面临金融海啸的吹袭，欧洲令人羡慕的福利社会展示的并不都是童话般的生活。
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
6月22日，欧洲统计局偕同欧洲委员会税务总局，以欧盟最高行政机构“欧洲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欧盟27国及挪威最新税收趋势年度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撰写人似乎嗅到了某种“敏感”，破天荒地在“结论”部分以反诘的修辞形式，直率地批评了欧洲高税式高福利社会发展模式。
年度报告的数据揭示，欧盟税收总额与GDP之比居高不下，平均比值差不多达到40％，相较于前两年，有大幅增加的趋势。有些国家，如丹麦则达48.7％，瑞典为48.3％，几乎占了一半的GDP。光是平均比值，欧盟就远高于美国和日本，高出了12个百分点。若按国别之间比较，丹麦比美国和日本高出了“令人恐怖”的20多个百分点。如不看福利，欧洲显然是全球税负最沉重的地区。
报告不无遗憾地指出，“高税收和高福利模式未能使欧洲免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尽管这场危机起源于美国，但它很快就扩散到欧洲，竟导致了同等比例的经济低迷。”欧洲委员会警告称，本轮危机证明“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模式”并非最好的解决方案。同时警告，各国应对危机导致公共债务大幅增加，加之经济增速放缓，社会老龄化加剧，这导致欧洲国家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虽然只是寥寥数句，但是年度报告的“罕见之举”，足以引发观察家们“无限猜想”:欧洲高税收高福利模式走到尽头了吗？
欧洲模式的起源
这里所称的“欧洲模式”，是指高福利型社会模式，尤指以北欧为标志的“老欧洲”社会发展模式。由于高福利的获得，往往是以高税收为前提，所以欧洲模式也称为“高福利高税收模式”。
一般认为，欧洲最早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由德国俾斯麦时期诞生的，其制度的目的在于给中底阶层适度提供一定的福利保障，以缓解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驱动欧洲福利制度的内力来自于宗教慈善传统，富裕人士把一部分财富捐出来，通过制度性再分配形式，流入中低阶层手里，而外力则来自于风生水起的工人运动和不断壮大的工会组织。
民主化给中低阶层提供了平等的政治话语能力，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福利型社会的纵深发展。从目前来看，越是民主成熟型国家，其国民福利水平也相当高。
经历二战洗礼的欧洲，到20世纪70年代，基本建立了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教育、住房、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殡葬补助等各类“子制度”，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福利体系出现在北欧和西欧。
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拥有这类模式的国家普遍具有了“民主社会主义”特征，虽然其国家本质仍然是资本主义。这个模式的建立，使欧洲享有了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和平和稳定，更令人欣慰的是，欧洲统一进程也得到了突破性进展。
欧洲模式有几种？
欧洲模式是个大而统的概念，具体来说，其模式可细分出几种。
第一类称为“大陆福利型”，见于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和奥地利等欧洲大陆腹地国家。这类福利型以国家主导的保险为主，以强大的福利基金为后盾，国家总是第一个支付福利利益的人。
第二类型为“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型”，见于瑞典、丹麦和芬兰。由于瑞典做得最早，也被称为“瑞典模式”。这一模式与前一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不是福利分配的主导者，而是“负责者”，包干社会福利。这一模式的特点是，社会福利丰厚，但税负也沉重。
第三类型为“盎格鲁－撒克逊福利模式”，主要见于英国和爱尔兰。此模式也叫“剩余福利模式”，国家扮演“补充者”的次要角色，主要福利于社会化的机构来承担。
第四类型为“地中海福利型”，广见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多元化、多层次化。福利名类繁多，但福利分配不均，国家极少承担主要责任，如意大利年轻人的福利要少于其他人，初次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的福利就不同于其他就业者。
不过，这些模式虽然各有特色，但共同点在于居民普遍享有高福利，税负也相当高，不过，相应的工资也很高。在这些模式中，完全达到“高工资、高税负、高福利”三高标准的，只有“瑞典模式”。
欧洲模式遭遇困境
福利虽然诱人，但沉重的税负也让人懊恼。
瑞典北欧斯安银行的经济总监克拉斯·埃克隆德说，他每个月的收入有近60％都要用于交税，这几乎使他丧失了“多赚些钱的积极性”。
欧洲委员会的“最新税收趋势”报告指出，2008年瑞典的个人所得税率为56.44％，丹麦为59％，是欧盟之最。在“老欧洲”中，卢森堡算最低，但也是在38.95％的高位。
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中，企业为了规避雇佣员工引起的高福利负担，更愿意投入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果导致就业不足，失业率上升，转而成为政府难题。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在“大陆模式”的国家中，意味着可以投入于教育、科研的公共资金不得不挪到失业救济基金里。据一份资料表明，1970年德国对教育和基础建设的投入比例还占16％，而今天已经降至6.2％以下。
2009年6月28日，欧洲委员会承认，欧洲目前还没有出现完全复苏的迹象，衰退依旧，而且“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大家认为，欧洲福利模式或许就是欧洲经济苏复乏力的主因。
撼动欧洲模式难
假如没有“欧洲福利模式”，那它就还像欧洲吗？假如欧洲抛弃了欧洲模式，欧洲就不成为欧洲了。这就是欧洲的宿命。
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早就指明，一个层次的需要满足后，人不是知足而退，反而是产生了新的更高的欲望，向上一层次需要看齐。
习惯了欧式福利的欧洲人，哪怕今天让他减少一丝一毫的福利，都会让他们痛苦万分。巴黎、伦敦、罗马街头的工潮就证明了这一切。
越是在经济低迷的时候，欧洲选民就会展示出“矛盾心理”，选票投给“保住福利，但要改革”的政党。有时候他们选择右翼党，但却希望右翼党执行左翼的政策。结果还是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变革。
批评容易，撼动难。即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欧洲模式的缺陷，但一些学者还是坚决地捍卫欧洲模式。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森说，欧洲经济缺乏活力并不能归罪于现有的福利制度，福利制度有利于培养“学习型”和“创新型”工人，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成长。德国学者考夫曼也承认:“人们经常呼吁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改造，不能以大规模的整体改革的方式进行，而是需要围绕决定日常政治事务的细节问题，展开令人生厌的争论。”这注定会是一场真正的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