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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朋友来电话，不为别的，就是特别告知 ：“昨天在大巴车上看到了你们的学洙，仍然那么风度啊”。
刘学洙大概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起成了“我们的学洙”。
上世纪80年代中，一位为教育事业做出不凡贡献的普通山村教师，因病去世。时任贵州日报社总编辑的刘学洙，不仅亲去吊唁，回来后还急就《化作芳香泥土》一篇感人肺腑的悼念文章，见报后感动了很多读者。我的一位朋友，并不知道学洙是何许人也，为此文感动复印数十份广为散发。从那时起，“你们的学洙”成了朋友与我谈论学洙的特别称谓。
在落笔写下“我们的学洙”时，就发现不能以常规去写之。
首先，不能使用的词汇是“夕阳红”。在学洙的心灵天空，仍是朝霞满天。朝花夕拾，从新闻领域到文史领域，从记者到学者，不同时期的不同目标，都是乐滋滋地以矫健步履地去跋涉。
再就是不能使用的词汇是“老人”。
虽然学洙生理年龄已是78岁，已有些许银发耀眼，却总觉得“老人”一词用之于他，亦有几分“浪费”。学洙特别欣赏肖伯纳的名言“六十以后才是真正的人生”，并有自己独到的诠释：“伴随着人生年轮的增加，作为人的深度和人的美，才逐渐显出来，要好好把握其人生自由之境地。”
且看学洙把握退休后的自由境地，如何显现出人的深度和人的美。
学洙之深，在他的著述里。
若对学洙说社会责任、人生价值这些词未免失之肤浅，但在学洙的身上，却让我辈真切地体会到这些词汇沉甸甸的份量。学洙是福建人，17岁随母到贵州寻父，就此成了“贵州人”。且不说学洙近40年的报人生涯，从当记者编辑的一稿一文报道贵州，到在贵州日报总编辑、社长位上历时8年，和大家一道记录贵州改革开放最为精彩的一段历史，在贵州新闻史上留下有意义的一页；更为令人敬佩的是，退休伊始，没有历史学科背景的他，就全力进军贵州历史文化的学习研究宣传。“我们贵州”是至今仍然说着闽味贵阳话的学洙在各种场合发言说得最多的4个字。为了“我们贵州”，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参与贵州七届省政协历时3年的贵州文物考察活动开始至今，不断推出著述佳作。原省政协主席、老作家龙志毅在为《刘学洙随笔选》作的序中这样写道：学洙 “写贵州的古也写贵州的今，古往今来体现了他对贵州的一片痴情。因情而生爱，因爱而又所憎。爱与憎的交错产生了直言、诤言。”
从上个世纪90年代 的《初窥贵州古文明之光》，到跨世纪的今天，学洙力求以全球、全国的视角来看贵州，已不仅仅如他自谦的“半路出家”、“自告奋勇”，而是渐见研究成果，从十几万字的《贵州开发史话》著述，到《一把火点燃贵州心》的千字激情短文，几百万字的著述，学洙完成了“由一个新闻专家向文史学者转变。”正是多年辛苦不寻常，累累成果，拳拳之心，亦见60余年的贵州情怀。
学洙之美，亦在众人眼中。
“我们的学洙”的含义其实是大家的学洙。贵州文化圈里“谁人不识君”，学洙已是贵州新闻、历史、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公众人物。 “我们”中，有上90岁的文化老人陈福桐，历史学家史继忠，研究员黄万机，作家、书法家戴明贤这样一批黔中鸿儒，亦有年富力强的学者、企业家，更有年青的小编辑小记者们，都以学洙为友。
与学洙为友之境界，诗人黎焕颐独有心得，“与学洙少壮不相识，直到老大之年才握手。然握识者甚众，独与阁下一握而成为倾盖之交”。
作家、书法家戴明贤与学洙亦是倾心相知、切磋华章的挚友。戴明贤不及学洙年长，学洙却总以“戴老师”而尊之。每有新作，必携稿登门“请教”。学洙不独“请教”于明贤、陈福桐、史继忠等，凡他认为能够为他的文章提意见的，必言之恳切，定要对方指点。与学洙“切磋”文章的，有学高位重者，亦有报社的小记小编们，但凡提出见解，学洙定会认真思考，善者欣然接纳，尔后亦会反复提及，“某句是谁谁的”一句之师，某文“有谁谁的功劳”。
正是这种谦逊的胸襟，做人的大气，酿就学洙文章的大气。为文的至性至情，因岁月酿就更为浓烈。无论是针砭时弊的犀利杂文，还是深情款款的散文，既有直奔主题，敏锐洗练的新闻风格，更有纵横古今，一叶知秋的文史之风：《有时间听套话，没有时间听实话》的尖锐针砭，《至美不饰》的人生境界，《姐姐》的岁月沧桑、手足深情，《酸汤鱼·黄桥烧饼》的有滋有味，而《大营巷旧事》一书，被喻为60年前的福州“清明上河图”，更在互联网上为多家网站转载……
学洙有多少朋友，难以尽数，学洙与“我们”之间，有太多说不完的佳话。学洙之所以有这么广泛、不分年龄的朋友，戴明贤一语道破，在于学洙与东坡同病：“看什么人都优点重重，读什么稿都精彩纷呈，不解藏人善，逢人说项斯”。中青年朋友多是他的部下，亦师亦友亦长亦兄，每一种角色，学洙都倾情“出任”。退休多年，在报社大院，在办公室，在学洙家中，不少朋友总还是爱和他聊聊。当然，学洙的“小朋友”们也时有爱戴之情表达。一日，见学洙衣着考究，西装革履，系一色彩绚丽的领带，意趣盎然，情不自禁地连声夸好。学洙亦得意之至：“这条领带是建滨老弟送我的，漂亮吧。”
吴建滨是贵州日报社原记者部主任,亦是学洙的忘年交之一，两人虽有三十多岁的年龄差距，却是常常秉烛夜谈的朋友。学洙的中青年朋友活跃于各个领域，也在各领域多有成就。学洙如一个亦师亦友的教导主任，时常查询指导各个“学生”的学业，自然免不了“教学相长”，学洙亦不讳自“低”其师身份，大谈谁谁真是厉害，又有成就几许，又有高见几何，实在自愧弗如也。
“教导主任”学洙，最成功的“教案”当是保姆小雷。小雷来自农村，在做完学洙家中杂务之余，学洙悉心指导小雷学习写作，还拉上戴明贤一道“授课”，果然名师出高徒，有一双儿女的小雷以带着泥土芳香的语言写出村里的生活，频频见诸于报刊。在庆祝建国50周年征文比赛中，小雷参赛的征文《种菜人家》竟夺得一等大奖，而老师学洙的文章仅获二等奖。学洙乐不可支，写了一篇散文《乐居榜尾》，堂而皇之登在贵州日报副刊《娄山关》上。
常觉眼前春意满，是学洙面对每一个平凡日子的快乐心情。学洙与夫人杨肇生活的主旋律，也平凡如你我，上黔灵山散步，和几个老友打打小麻将，尤爱旅游，又总是趁兴寄情文章，乃至一听学洙宣布新的旅游计划，大家就有期待，猜想学洙旅游归来又会有什么新作。
近年来，学洙还有个与贵州财经学院老院长潘治富、省广电厅老厅长杨德政、省出版社老编审杨守达的“四老每月一聚”活动，聊天小酌，多由老潘主讲，介绍一点现代经济动态。学洙称之为老年精神生活的“充电”，防衰老、僵化、痴呆。至于读书看报，那是学洙每日的生活内容，倒也平常得很。
退下来17年的时光，学洙过得精彩纷呈。其著述不断，涉足领域之广，超过17年前的成就：而其好天下旅游、好朋友雅聚、好民俗美食、好新潮华服的“世俗”生活态度，又怎一个“ 酷”字了得。
瞧瞧，这就是我们的学洙，今天的学洙，明天的学洙
时光对于人类而言，是握不住的精灵，留给人们多少惆怅和感慨。而学洙以激情与时光精灵翩翩共舞，舞出了的人生至善至美的新境界。以这样的态度去丈量人生，从退休之日算起，我们的学洙正年方18呢。
刘学洙，高级编辑，1929年生于福州，1946年后定籍贵州。贵州大学肄业。历任共青团贵阳市委部长、书记；贵州日报记者、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社长；当选中共贵州省委第五、六届省委委员；贵州省政协第六、七届常委，宣传文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98年退休。出版有《拾碎集》、《贵州历史之光》、《历史的理性思维》（合著）等著作。
刘学洙大概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起成了“我们的学洙”。
上世纪80年代中，一位为教育事业做出不凡贡献的普通山村教师，因病去世。时任贵州日报社总编辑的刘学洙，不仅亲去吊唁，回来后还急就《化作芳香泥土》一篇感人肺腑的悼念文章，见报后感动了很多读者。我的一位朋友，并不知道学洙是何许人也，为此文感动复印数十份广为散发。从那时起，“你们的学洙”成了朋友与我谈论学洙的特别称谓。
在落笔写下“我们的学洙”时，就发现不能以常规去写之。
首先，不能使用的词汇是“夕阳红”。在学洙的心灵天空，仍是朝霞满天。朝花夕拾，从新闻领域到文史领域，从记者到学者，不同时期的不同目标，都是乐滋滋地以矫健步履地去跋涉。
再就是不能使用的词汇是“老人”。
虽然学洙生理年龄已是78岁，已有些许银发耀眼，却总觉得“老人”一词用之于他，亦有几分“浪费”。学洙特别欣赏肖伯纳的名言“六十以后才是真正的人生”，并有自己独到的诠释：“伴随着人生年轮的增加，作为人的深度和人的美，才逐渐显出来，要好好把握其人生自由之境地。”
且看学洙把握退休后的自由境地，如何显现出人的深度和人的美。
学洙之深，在他的著述里。
若对学洙说社会责任、人生价值这些词未免失之肤浅，但在学洙的身上，却让我辈真切地体会到这些词汇沉甸甸的份量。学洙是福建人，17岁随母到贵州寻父，就此成了“贵州人”。且不说学洙近40年的报人生涯，从当记者编辑的一稿一文报道贵州，到在贵州日报总编辑、社长位上历时8年，和大家一道记录贵州改革开放最为精彩的一段历史，在贵州新闻史上留下有意义的一页；更为令人敬佩的是，退休伊始，没有历史学科背景的他，就全力进军贵州历史文化的学习研究宣传。“我们贵州”是至今仍然说着闽味贵阳话的学洙在各种场合发言说得最多的4个字。为了“我们贵州”，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参与贵州七届省政协历时3年的贵州文物考察活动开始至今，不断推出著述佳作。原省政协主席、老作家龙志毅在为《刘学洙随笔选》作的序中这样写道：学洙 “写贵州的古也写贵州的今，古往今来体现了他对贵州的一片痴情。因情而生爱，因爱而又所憎。爱与憎的交错产生了直言、诤言。”
从上个世纪90年代 的《初窥贵州古文明之光》，到跨世纪的今天，学洙力求以全球、全国的视角来看贵州，已不仅仅如他自谦的“半路出家”、“自告奋勇”，而是渐见研究成果，从十几万字的《贵州开发史话》著述，到《一把火点燃贵州心》的千字激情短文，几百万字的著述，学洙完成了“由一个新闻专家向文史学者转变。”正是多年辛苦不寻常，累累成果，拳拳之心，亦见60余年的贵州情怀。
学洙之美，亦在众人眼中。
“我们的学洙”的含义其实是大家的学洙。贵州文化圈里“谁人不识君”，学洙已是贵州新闻、历史、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公众人物。 “我们”中，有上90岁的文化老人陈福桐，历史学家史继忠，研究员黄万机，作家、书法家戴明贤这样一批黔中鸿儒，亦有年富力强的学者、企业家，更有年青的小编辑小记者们，都以学洙为友。
与学洙为友之境界，诗人黎焕颐独有心得，“与学洙少壮不相识，直到老大之年才握手。然握识者甚众，独与阁下一握而成为倾盖之交”。
作家、书法家戴明贤与学洙亦是倾心相知、切磋华章的挚友。戴明贤不及学洙年长，学洙却总以“戴老师”而尊之。每有新作，必携稿登门“请教”。学洙不独“请教”于明贤、陈福桐、史继忠等，凡他认为能够为他的文章提意见的，必言之恳切，定要对方指点。与学洙“切磋”文章的，有学高位重者，亦有报社的小记小编们，但凡提出见解，学洙定会认真思考，善者欣然接纳，尔后亦会反复提及，“某句是谁谁的”一句之师，某文“有谁谁的功劳”。
正是这种谦逊的胸襟，做人的大气，酿就学洙文章的大气。为文的至性至情，因岁月酿就更为浓烈。无论是针砭时弊的犀利杂文，还是深情款款的散文，既有直奔主题，敏锐洗练的新闻风格，更有纵横古今，一叶知秋的文史之风：《有时间听套话，没有时间听实话》的尖锐针砭，《至美不饰》的人生境界，《姐姐》的岁月沧桑、手足深情，《酸汤鱼·黄桥烧饼》的有滋有味，而《大营巷旧事》一书，被喻为60年前的福州“清明上河图”，更在互联网上为多家网站转载……
学洙有多少朋友，难以尽数，学洙与“我们”之间，有太多说不完的佳话。学洙之所以有这么广泛、不分年龄的朋友，戴明贤一语道破，在于学洙与东坡同病：“看什么人都优点重重，读什么稿都精彩纷呈，不解藏人善，逢人说项斯”。中青年朋友多是他的部下，亦师亦友亦长亦兄，每一种角色，学洙都倾情“出任”。退休多年，在报社大院，在办公室，在学洙家中，不少朋友总还是爱和他聊聊。当然，学洙的“小朋友”们也时有爱戴之情表达。一日，见学洙衣着考究，西装革履，系一色彩绚丽的领带，意趣盎然，情不自禁地连声夸好。学洙亦得意之至：“这条领带是建滨老弟送我的，漂亮吧。”
吴建滨是贵州日报社原记者部主任,亦是学洙的忘年交之一，两人虽有三十多岁的年龄差距，却是常常秉烛夜谈的朋友。学洙的中青年朋友活跃于各个领域，也在各领域多有成就。学洙如一个亦师亦友的教导主任，时常查询指导各个“学生”的学业，自然免不了“教学相长”，学洙亦不讳自“低”其师身份，大谈谁谁真是厉害，又有成就几许，又有高见几何，实在自愧弗如也。
“教导主任”学洙，最成功的“教案”当是保姆小雷。小雷来自农村，在做完学洙家中杂务之余，学洙悉心指导小雷学习写作，还拉上戴明贤一道“授课”，果然名师出高徒，有一双儿女的小雷以带着泥土芳香的语言写出村里的生活，频频见诸于报刊。在庆祝建国50周年征文比赛中，小雷参赛的征文《种菜人家》竟夺得一等大奖，而老师学洙的文章仅获二等奖。学洙乐不可支，写了一篇散文《乐居榜尾》，堂而皇之登在贵州日报副刊《娄山关》上。
常觉眼前春意满，是学洙面对每一个平凡日子的快乐心情。学洙与夫人杨肇生活的主旋律，也平凡如你我，上黔灵山散步，和几个老友打打小麻将，尤爱旅游，又总是趁兴寄情文章，乃至一听学洙宣布新的旅游计划，大家就有期待，猜想学洙旅游归来又会有什么新作。
近年来，学洙还有个与贵州财经学院老院长潘治富、省广电厅老厅长杨德政、省出版社老编审杨守达的“四老每月一聚”活动，聊天小酌，多由老潘主讲，介绍一点现代经济动态。学洙称之为老年精神生活的“充电”，防衰老、僵化、痴呆。至于读书看报，那是学洙每日的生活内容，倒也平常得很。
退下来17年的时光，学洙过得精彩纷呈。其著述不断，涉足领域之广，超过17年前的成就：而其好天下旅游、好朋友雅聚、好民俗美食、好新潮华服的“世俗”生活态度，又怎一个“ 酷”字了得。
瞧瞧，这就是我们的学洙，今天的学洙，明天的学洙
时光对于人类而言，是握不住的精灵，留给人们多少惆怅和感慨。而学洙以激情与时光精灵翩翩共舞，舞出了的人生至善至美的新境界。以这样的态度去丈量人生，从退休之日算起，我们的学洙正年方18呢。
刘学洙，高级编辑，1929年生于福州，1946年后定籍贵州。贵州大学肄业。历任共青团贵阳市委部长、书记；贵州日报记者、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社长；当选中共贵州省委第五、六届省委委员；贵州省政协第六、七届常委，宣传文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98年退休。出版有《拾碎集》、《贵州历史之光》、《历史的理性思维》（合著）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