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立夫（1890~1978），17岁入杭州府中学堂（杭州中学前身）学习，三年后考取庚款留学生，1911年9月入美国加州大学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19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南开大学教授，独立创办算学系，兼系主任.头三年，系内只有他一位教师，其后十多年中，系内最多也就两三人，他既要教理科各系微积分，还要上分析、代数、几何三个方面八门主要专业课和选修课.为此，他的学生陈省身把南开算学系戏称为“一人系”.
　　姜立夫学成回国时，中国现代数学基础极为薄弱，高校开设的数学课程很不完备，而且质量也难以保证，至于科研，则还没有人在国内外作出创造性的成果.显然，把现代数学扎根于中国，首先要有一批经过严格训练、能掌握现代数学的人才.姜立夫就是始终不懈地把培养人才作为自己事业的中心环节的.姜立夫这个“一人系”培养出了刘晋年、江泽涵、申又枨、吴大任、孙本旺等国内一流的数学家，特别是陈省身，后来成为国际数学大师.1924年，刘晋年作为南开大学算学系第一个毕业生留校当助教；1925年，我国著名数学史家钱宝琮教授来校任教.至此，姜立夫一个人办系的局面才有所改观，但主要的数学课还是由他担任.1925年，姜立夫到厦门大学任教一年.这年，刘晋年去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同年江泽涵、申又枨则在南开算学系毕业，姜立夫把申留在南开接替刘晋年的工作，而把江带到厦大.1927年，姜立夫回到南开，江泽涵考取清华公费留美，继刘晋年之后，也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在姜立夫的关心下，他的长子姜伯驹跟随江泽涵研究拓扑学，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是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陈省身数学奖”获得者，饮誉国际数学界.近几年来，姜伯驹院士对我国中小学数学教学改革十分关心，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姜立夫不仅重视把他的学生送出国学习，还注意“请进来”的工作.根据他的建议，北京大学聘请了国际知名的W·拉施克、奥斯古德等数学家来华讲学.他还重视引进国外教材，鼓励他的学生陈省身、吴大任从事翻译工作.解放后，他还亲自翻译了苏联和法国的数学教材，这些教材对我国传播现代数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姜立夫还重视资料的建设，亲自为南开大学选购数学书刊.南开大学图书馆里有当年世界上最重要的数学期刊，还有名贵的绝版书.1932年，德国汉堡大学的E·施佩纳教授参观南开藏书时惊喜不已.抗战期间，这批图书部分经河内运到昆明，对西南联大的教学和科研起了巨大的作用.姜立夫在厦门大学、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工作时，都十分重视搜集数学期刊，始终不懈.“文革”期间，各校外文期刊被大量削减，他挺身而出，坚持美国《数学评论》不能削减：“停订《数学评论》，就等于砍掉数学系！”在他的坚持下，这份杂志成为中山大学完整无缺保存下来的刊物之一.
　　姜立夫是一位爱国的数学家，他对人说：“我是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去留学的.那当然不是美国的钱，也不是清政府的钱，而是我国人民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钱.知恩图报，我应该为人民做一点好事，……愿把我的一生献给祖国的数学事业.”他创办岭南大学数学系时又说：“美国人在中国办教会大学，不肯办数学系，这是因为他们存心不要我们搞基础学科，我决心在教会学校里办起一个数学系来.”1947年，我国成立数学研究所，姜立夫被任命为所长.1948年后，研究所被迫迁往台湾，姜立夫和家人也随之到了台北.到台后，他深感自己事业不在台湾而在大陆.1949年夏，江泽涵由欧返国，曾一度飞往台湾与姜相会.江泽涵见姜晚间紧闭门窗，偷偷收听北京广播，足见其身居台湾，但心在大陆.这年9月，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姜便以“汇报工作”为名，只身到达广州，随即称病，电告台北家属来广州照料，于是全家在广州迎接解放.
　　姜立夫禀性谦虚敦厚，胸怀坦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早年他从国外学成回国，虽成才成名，但为人朴实无华，“不坐轿子，自己扛行李”.当有人恭维他学识渊博时，他回答说：“数学好比是一棵大树，我只是大树上面的一片树叶.”1933年，他鼓励吴大任报名应考庚款留学生，为了避嫌，他辞去了当年的命题工作，表现了正直无私的品德.尤其值得称颂的是，他毫无门户之见.如他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先后聘请的8位兼职研究员中，就有留学美、英、日、德、法之别，这显示了他兼容并包的雅量.苏步青曾一再谈起，他在日本帝国大学当研究生时，发表过几篇论文，姜看了，先后向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推荐苏为教授，其实那时姜并不认识苏.姜立夫这种大公无私、荐举人才的精神，对团结数学工作者曾起过巨大作用.
　　
　　参考资料
　　1.吴大任等.中国现代数学家传（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
　　2.吴文俊主编.世界著名数学家传记（下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