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扩张与疾病传播

　　1854年，约翰·斯诺医生将伦敦附近地区一场导致600多人死亡的霍乱大范围爆发事件的污染源锁定为一个水泵。他将附近地区的疾病事件与水泵联系在一起，是早期数据科学的一大壮举。同时，该事件被认为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里程碑，证明了疾病与人口密度之间的联系，这一认识在当今世界城市化进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如今，我们要担心的不仅仅是受污染的水井，还有密集的建筑、拥挤的住房和不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穿越大陆和海洋的方便快捷的国际旅行。
　　城市化带来了更大的人口密集度。目前大约40亿人生活在城市地区，占全球人口的55%。据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60亿人以上。
　　城市化趋势被许多人誉为一种积极的发展。几十年来，规划师和社会科学家一直认为，人口密度越大，资源利用效率越高，对环境的影响越小，发展方式也越可持续。但人口的集中居住，也意味着接触病原体的风险更大，疾病传播的可能性也更高。例如，巴西寨卡病毒通过蚊子传播给人类，并在人际间通过体液传播，城市人口稠密为病毒传播提供了现成的渠道。正如2014年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病毒所表明的那样，传染病最重要的是传播路线。随着一些地区的城市化，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受影响的人群相对要多得多。
　　城市化风险与全球化密切相关，全球化使得那些在不知不觉中携带寨卡、埃博拉或其他病毒的人群，方便乘坐飞机在人口稠密的各大城市间来回旅行。据研究者声称，香港在本世纪初爆发的SARS疫情不仅与人口密度有关，也与人们频繁进出城市相关。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设计学院院长托马斯·费舍尔在一篇文章中称，控制全球旅行这一疾病传播渠道应是当务之急。他认为，机场的运营应扩大至包括疾病检测和预防，可起到类似电脑防止病毒入侵的防火墙的作用。如今，有一些机场已在登机口设置了发热检查，以便于在旅客们进入城市前及时发现有症状者，对他们进行传染病的检测和治疗。
　　城市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也是一个问题。在城市中，一个比旅行传播疾病更普遍的问题是卫生设施不完善。在孟买、圣保罗和拉各斯等城市的贫民窟里，往往由于缺乏正规的卫生设施或污水处理系统等而引起沙门氏菌，以及霍乱细菌的传播。据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调查报告，1990年至2012年间，缺乏污水系统和清洁水等卫生设施的城市居民从5.41亿人增加到7.56亿人，这主要与人口增长超过了提供基础设施的能力有关。

　　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一份报告估计，一场传染病大流行的经济损失从710亿美元到1660亿美元不等，潜在成本远远超过了世界银行过去30年为改善住房而提供的160亿美元贷款。托马斯·费舍尔认为，应该向贫困地区提供更多援助，改善目前的状况，避免大流行爆发可能产生的巨大成本。改善卫生条件和基础设施是减少健康风险的直接途径。
　　目前，传染病在城市的传播方式有很多种，预防传染病尚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解决办法。我们要做的是，通过鼓励发展完善的基础设施，在易受影响的地区建立替代基础设施和疾病的预防机制，建立一个监测和应对疫情的公共卫生系统，随时为防止和抗击疾病传播作好准备。

栖息地破坏与疾病传播

　　随着栖息地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增多，为像COVID-19这类疾病的出现创造了完美条件，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可能只是大规模流行病的开始。
　　加蓬北部大明克贝森林深处的一个小村庄里，生活着大约150个土著人，他们习惯了疟疾、登革热、黄热病和昏睡病等这些偶尔发作的疾病。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这些疾病他们并不在意。
　　但在1996年1月，埃博拉病毒，一种当时几乎不为人们所知的致命病毒从森林中蔓延出来。37名被感染的村民中有21人死亡，其中包括从附近森林中猎杀食用黑猩猩的人。村民们说，煮过或吃过黑猩猩的人在几个小时内就会发高烧。其中一些人当场死亡，另一些人被送往医院，也有一些人康复了。幸存下来的内斯托·贝马西克说，他有许多家人都因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而死亡了。 　　一二十年前人们普遍认为，热带森林以及生活有野生动物的自然环境里藏匿了导致埃博拉、艾滋病和登革热等新型疾病的大量病毒和病原体，对人类构成了严重威胁。如今，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事实上正是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为COVID-19等新型病毒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流行病的传播对全球都有深远的健康和经济影响。目前，一门新的学科——全球健康学正在兴起，该学科重点关注和研究人类、其他生物和整个生态系统健康之间日益明显的联系。
　　最近，《动物感染和下一次大流行》一书的作者大卫·奎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入侵了热带森林和其他野生环境，这些地方藏有如此多的动植物物种，而在这些生物体内，还有许多未知病毒。我们砍伐树木，杀死动物或把它们关在笼子里送进市场。我们破坏了生态系统，把病毒从它们的自然宿主中分离出来，病毒需要新的宿主，而人类通常就成为了它们的新宿主。”一些人类活动，如修路、采矿、狩猎和伐木，很有可能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的埃博拉疫情，这或许也正是今天引发了新的恐怖病毒的根本原因。

　　伦敦大学学院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系主任凯特·琼斯称，新出现的动物传播病毒和疾病是对全球健康、安全和经济日益严重的威胁。2008年，琼斯和一组研究人员发现了从1960年到2004年出现的335种疾病，其中至少60%来自动物。琼斯认为，人畜共患病越来越多地与环境变化和人类行为有关。由于伐木、采矿、修路、快速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原始森林遭到破坏，使人们与之前从未接近过的动物物种有了更密切的接触。由此导致疾病从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是人类经济发展的隐性成本。我们正在进入原本不受人类干扰的地方，我们正在创造更容易传播病毒的动物栖息地，然后我们惊讶地发现新型病毒开始出现。
　　埃默里大学环境科学系副教授、疾病生态学家托马斯·吉莱斯皮认为：“大多数病原体仍有待发现，目前的病毒爆发只是冰山一角。”他指出，通过破坏病毒宿主动物（病毒在其中自然循环）与自身之間的天然屏障，正在为疾病的传播创造条件。
　　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正面临着巨大压力。一些大的地面景观变化正在导致动物们失去栖息地，这意味着物种将拥挤到一起，与人类也有了更多接触。变化中幸存下来的物种在迁徙，并与其他动物和人类混合。
　　同时，托马斯·吉莱斯皮也看到了发生在美国的这一变化。那里的森林因人类活动而支离破碎，增加了人类感染莱姆病的风险，生态系统的变化影响到莱姆病病原体的复杂循环，住在附近的人更容易被携带莱姆病细菌的蜱虫叮咬。
　　但当前科学家和公众对自然生态系统对我们健康造成威胁的根源有所误解。自然生态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健康威胁，但真正造成这种威胁的是人类活动。当我们破坏自然栖息地时，啮齿动物和一些蝙蝠就会茁壮成长。它们最有可能促进病原体的传播。我们对森林和栖息地的破坏越多，面临的危险就越大。

　　疾病生态学家认为，病毒和其他病原体也可能在许多非法市场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人体内，这些市场为世界各地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新鲜的肉类。一些动物在这些市场上被宰杀、切碎并当场出售。在西非和中非的城市市场上，猴子、蝙蝠、老鼠和几十种鸟类、哺乳动物、昆虫和啮齿动物在露天垃圾场附近被屠宰和出售。野生动物市场是病原体跨物种传播的一个通道。当人类与野生物种有了亲密接触，病毒爆发事件就会发生。
　　伦敦大学学院生物多样性专家凯特·琼斯指出，全球对木材、矿物和资源的需求导致了景观退化和生态破坏，从而引发疾病。我们必须考虑全球生物安全问题，找出薄弱环节，并强化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否则，更多同样的事情可能还会发生。
　　疾病比以前传播得更远、更快，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快作出反应。这需要投资，需要改变人类行为。另外，向猎人、伐木工人、市场交易商和消费者传达有关病原体和疾病传播的信息是关键。解决办法从宣传教育和增强危机意识开始，让人们意识到病毒传播的威胁离我们是如此之近。从长远来看，新型传染病可能继续在城市内迅速蔓延，这就要求彻底变革目前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方式。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作好准备。我们无法预测下一次新型传染病大流行将从何而来，因此我们需要制定计划，将最坏的情况考虑在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下一波流行病一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