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运行和管制上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起始点的不同。如果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代观察，西方经济在几百年中，所经历的是从野蛮生长的自由竞争，向建立约束的自由竞争的转化。而中国经济在30多年中，经历的却是从完全的政府管制，慢慢走向了半管制半自由竞争状态。经济增长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在中国，这一影响的决定因素毫无疑问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府在30年中，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速度向市场逐步释放权力，解开束缚手脚自由的锁链。
　　在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于是呈现出非常多样化的相互关系谱系——亲密、互利、引领、簇拥、监督、惩罚、隔阂、反叛。他们彼此需要，相互尊重，也有时受尽折磨。穿梭其中的心情，如果用五味杂陈来形容，绝不为过。这让人联想到中国人的一项古老技艺：太极推手，两个人各自站定一个步伐，四只手搭在一起，看上去柔似清风，但每一个来回都集聚着力量。李安导演有一部作品，名字叫做《推手》，讲到的是一个东西方哲学碰撞的故事。推手所代表的古老的东方哲学，对于习惯了法治、清晰、公开、透明等话语的人，难以真正认同。从一些西方企业角度看，如此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带来的是难以预期和管控的投资风险。而大部分的中国人，即使认识到再多的西方哲学，也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参与推手的人群中去，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利益，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不是是否完美，而是是否有效。
　　中国改革的实用逻辑
　　在中国各地，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语汇叫做“先上车，后买票”。它不是用来形容汽车火车的运营状态，而是指在你无法获得某种指标或资质的时候，可以先大胆地开展业务，在开展的过程中，慢慢说服管制者给你发放许可或牌照。它可以是指任何一件事情——比如，一个工地没有拿到开工许可，便擅自开工了；一个学校还没有拿到办学牌照，就开始宣传招生了；一个饭店还没有拿到卫生证明，便开始试营业了；一个地方政府没有拿到土地批文就开始征地了。不一而足。先上车，后买票所昭示的，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由度。相对于生硬的审批制度，它可以撕开一个口子，打开一扇窗户，计划体系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点点被消解了。但相对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良好秩序，它又不停地通过破坏规则的方式，妨碍了良好秩序的形成。
　　于是，在市场的预期和政府当下的政策之间，必然是处于一种不一致的状态。在市场的眼中，政策的边界永远比上级宣传的宽松得多。于是，一种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在中国改革的30年中，政府和市场之间，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猜测对方边界的习惯。而彼此在表达自我时，都要采用更加友好和克制的词汇。1998年，中国经济出现下行的风险，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说法是中国政府的发明创举。至少在当时，经济学界绝对是第一次听到用这两个词汇来描述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他们远离了扩张、紧缩这些经济学家们热衷的字眼，绕了一个大圈子，把增加收入、增加支出，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提高中央收入在全体收入中的比例这样的综合性做法，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承认，直到今天，中国政府依然是凯恩斯主义的忠实信徒。与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不同，他们在考虑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只考虑如何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从不认为减税也可能是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他们更加信奉亲自把钱花出去，而不是让纳税人享有这些快乐，这是达成中国式刺激政策有效的主因之一。
　　同样地，企业行为和政策之间的博弈也都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在中国的文化中，再大的企业家，在政府官员面前，都只能是处于跟从地位的。只要有一点模糊地带，企业家就可以凭借气味搜寻到利润之所在。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句话既鼓励了政府，也鼓舞了企业。点燃了一个个改革家突出重围的激情。不断地突破，不断地进取于是成为改革的常态。
　　改革本身就是在打破一些固有的利益和利益集团，但改革的过程也会形成新的利益和利益集团。因此，一场成功的改革，经常不是对某一群利益集团的博弈，而是和一拨又一拨前仆后继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改革最后所形成的稳定状态，就是利益相对固化，不太容易再被打破的状态。
　　一个社会要解决两个问题，才会进入幸福的状态：一是如何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如何分配创造好的财富。利益集团往往关心第二个议题远胜过第一个，因为如果在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创造财富就等于是在给别人做嫁衣。在分配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利益集团，往往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他们至少会期望在改革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而目前在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的利益集团，会倾向于维护现有的分配秩序，反对建立新的分配秩序，从而可能会抵制改革。
　　改革就是一个不断地换取原有的利益集团释放权利的过程。中国进行的大量消解计划管制的改革，都是通过“试点”的办法实施的。而在消解计划管制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竞争和传统商业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方政府竞争对管制的消解作用
　　张五常把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这一说法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也说明了很多问题。
　　1995年，中国政府通过新的《预算法》，确立了中国财政联邦制的框架，至少在条文上，地方预算仅仅对本级政府负责，不再对上级政府负责。地方政府有了更加清晰的权力界限与财务自由。再加上官员晋升中经济增长优先原则的贯彻，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开始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统一政策缺少考虑地方实际情况的困境，使得地方政府的施政变得更有灵活度。
　　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没有完全尊重中央的权力，例如，中央政府规定，对企业税收的减免权在国务院，事实上，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所进行的税务减免是以市县为核心的，甚至很多地方乡镇政府都出台了众多对私人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