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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2年出生在北京前门北火扇胡同，1岁时父亲买了一所院子——宣武区椿树上头条13号。院内共有11间房子，是个民居小院，这里曾是梨园界荣春社的小科班所在地。
父亲母亲十分喜欢这个院子，北屋三间房非常明亮，屋中间放着两张沙发，西边放着一张可以抽拉的大桌子以及西式的家具。院子里种满了花草，院中间有一棵很大的葡萄架，秋天时架上长满了葡萄。院落中间放着一个用故宫金砖搭成的小桌，夏天在此纳凉十分惬意。
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行老五，上有姐姐哥哥，下有弟弟妹妹。
父亲母亲都出生于山东蓬莱。父亲从小喜欢文艺。17岁到东北丹东，后又转到沈阳。他当过学徒，做过职员，还与爱好文学的朋友们办过杂志，与书画界的朋友们研究书画，但因家庭生活所迫，只能去搞实业。1948年他到北京后就开了家造纸厂，但还是惦记着心中的梦想。
母亲勤劳善良，家里曾是大户人家。她挑起了养育我们兄弟姐妹一家九口的重担。我们的衣服鞋子都是她自己亲手做。几十年中，她承受着繁重的家务和巨大的生活压力，但总是细心地照顾着我们每一个人。她给我们做上可口的饭菜，可是在吃饭时她却从不上桌同吃，只是在一边抽烟看着我们，等我们吃完了，她才吃，那只有残汤剩饭了，几十年如一日。
父母对我们的家教很严。他们从来不让我们跑到胡同中去玩儿，只能在院子里玩。他们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教导我们如何做人：要仁慈、诚信、助人为乐、自强不息、勤奋好学、谦虚谨慎、艰苦朴素……这些已变成我们一生做人的准则，使我受益终生。
在父亲的心目中，他最喜欢的职业是画家、作家和医生，并不喜欢演艺行当，认为艺术生命太短。他最大的遗憾是他没有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我5岁上了永光寺幼儿园，开始涂鸦乱画。父亲十分高兴，于是辅导我如何画，并找来很多齐白石的印刷品给我看，还带我到宣武区文化馆听课，提高我的书画能力，带我到荣宝斋看画，到公园游园，到动物园写生……让我感受自然。我6岁时，他得知有出国儿童画展，便把我的第一张作品《西游记》拿去参展，而且获得了印度国际比赛奖。这使他兴奋不已，但他马上又陷入沉思，如何培养孩子呢?
在他对艺术的认识中，有个强烈的意识，要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和艺术感觉，一定要拜名家大师为师，起点要高，道路要正确。于是他就带着我寻访大师名家，进入少年宫学习。60年代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得家里的生活十分困难。父亲自从公私合营定为资本家后，便被下放到很远的工厂去劳动，但这些都没有让他放弃培养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的雄心和责任。“文革”期间，家里被抄，我们被赶到东西厢房2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我们不能参加红卫兵，父亲说，你们哪里都不要去，课余就在家练书法、画画。我16岁开始进入工厂当学徒，一干就是10年。但我很幸运，在工厂除了干活之外，还搞宣传，搞展览，搞创作，在准备参加全国美展修改自己的创作时，认识了不少全国各地的名家。在全国各类展览上搞设计，锻炼了自己的设计能力和写各种美术字的本事。工厂的生活锻炼了我如何与人打交道，锻炼了我如何自学和正确地把握自己。1977年我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分配的专业我不喜欢，思索再三，我选择了不去入学。于是周思聪老师推荐我到北京画院，十分幸运，几经周折，在半年后我来到了画院，成为一名专业画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我们家，父亲也焕发出了青春。退休后他正式恢复写书法，成立了南城老年书画会，到新加坡举办个人书法展，为社会举办各项公益活动，培养年轻人，他年轻时的艺术梦想实现了。
我们兄弟姐妹中有四人搞艺术，大姐是中医，二姐是记者，搞文学创作，我们七人正如父亲母亲所预想的那样，从事了他们喜欢也是我们热爱的事业。
我家被落实了政策，房子退回来了。“文革”中被抄走的字画没有回来。所幸李苦禅先生和吴作人先生的课徒稿被保存了下来。家中的小院又焕发了新的生机，父亲在影壁前放了一个大唐马，又种了石榴、芭蕉和各种花草，起名为：唐马蕉花小院。
母亲因多年的辛苦操劳，在1990年离我们而去。她的离去对于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让我们稍感宽心的是，母亲是带着欣慰走的，她已完成了自己最大的愿望——把我们培养成才。我们十分心痛与内疚，没有机会好好使她老人家再享几年福。父亲每天都写书法、读帖、看京剧。他最高兴的是看到我们艺术进步，事业有了新发展，与我们同享由此带来的喜悦。
1997年宣武区旧城改造，把整体椿树地区的四合院拆光，所有名人故居都不保留。面对这无可抗拒的力量，我们无奈与痛心，但父亲想开了，身外之物住过了就是拥有。
两年后父亲又搬回原址上楼，但父亲总是怀念着那个小院，我想再买一所小院，但他不赞成。我想他怀念的是在那个小院居住几十年全家所凝聚的亲情，以及几十年与母亲共同经历酸甜苦辣，培养我们成才使梦想得以实现的那个特别的地方。父亲今年95岁，他身体硬朗，天天写书法，在小区花园散步。可是他天天都在思念着那所小院，因为是他给小院带来了春华和秋实，这其中有他和母亲的汗水、悲伤、喜悦、憧憬、思念……小院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都值得他永远怀念!
写此后记，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
父亲母亲十分喜欢这个院子，北屋三间房非常明亮，屋中间放着两张沙发，西边放着一张可以抽拉的大桌子以及西式的家具。院子里种满了花草，院中间有一棵很大的葡萄架，秋天时架上长满了葡萄。院落中间放着一个用故宫金砖搭成的小桌，夏天在此纳凉十分惬意。
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行老五，上有姐姐哥哥，下有弟弟妹妹。
父亲母亲都出生于山东蓬莱。父亲从小喜欢文艺。17岁到东北丹东，后又转到沈阳。他当过学徒，做过职员，还与爱好文学的朋友们办过杂志，与书画界的朋友们研究书画，但因家庭生活所迫，只能去搞实业。1948年他到北京后就开了家造纸厂，但还是惦记着心中的梦想。
母亲勤劳善良，家里曾是大户人家。她挑起了养育我们兄弟姐妹一家九口的重担。我们的衣服鞋子都是她自己亲手做。几十年中，她承受着繁重的家务和巨大的生活压力，但总是细心地照顾着我们每一个人。她给我们做上可口的饭菜，可是在吃饭时她却从不上桌同吃，只是在一边抽烟看着我们，等我们吃完了，她才吃，那只有残汤剩饭了，几十年如一日。
父母对我们的家教很严。他们从来不让我们跑到胡同中去玩儿，只能在院子里玩。他们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教导我们如何做人：要仁慈、诚信、助人为乐、自强不息、勤奋好学、谦虚谨慎、艰苦朴素……这些已变成我们一生做人的准则，使我受益终生。
在父亲的心目中，他最喜欢的职业是画家、作家和医生，并不喜欢演艺行当，认为艺术生命太短。他最大的遗憾是他没有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我5岁上了永光寺幼儿园，开始涂鸦乱画。父亲十分高兴，于是辅导我如何画，并找来很多齐白石的印刷品给我看，还带我到宣武区文化馆听课，提高我的书画能力，带我到荣宝斋看画，到公园游园，到动物园写生……让我感受自然。我6岁时，他得知有出国儿童画展，便把我的第一张作品《西游记》拿去参展，而且获得了印度国际比赛奖。这使他兴奋不已，但他马上又陷入沉思，如何培养孩子呢?
在他对艺术的认识中，有个强烈的意识，要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和艺术感觉，一定要拜名家大师为师，起点要高，道路要正确。于是他就带着我寻访大师名家，进入少年宫学习。60年代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得家里的生活十分困难。父亲自从公私合营定为资本家后，便被下放到很远的工厂去劳动，但这些都没有让他放弃培养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的雄心和责任。“文革”期间，家里被抄，我们被赶到东西厢房2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我们不能参加红卫兵，父亲说，你们哪里都不要去，课余就在家练书法、画画。我16岁开始进入工厂当学徒，一干就是10年。但我很幸运，在工厂除了干活之外，还搞宣传，搞展览，搞创作，在准备参加全国美展修改自己的创作时，认识了不少全国各地的名家。在全国各类展览上搞设计，锻炼了自己的设计能力和写各种美术字的本事。工厂的生活锻炼了我如何与人打交道，锻炼了我如何自学和正确地把握自己。1977年我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分配的专业我不喜欢，思索再三，我选择了不去入学。于是周思聪老师推荐我到北京画院，十分幸运，几经周折，在半年后我来到了画院，成为一名专业画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我们家，父亲也焕发出了青春。退休后他正式恢复写书法，成立了南城老年书画会，到新加坡举办个人书法展，为社会举办各项公益活动，培养年轻人，他年轻时的艺术梦想实现了。
我们兄弟姐妹中有四人搞艺术，大姐是中医，二姐是记者，搞文学创作，我们七人正如父亲母亲所预想的那样，从事了他们喜欢也是我们热爱的事业。
我家被落实了政策，房子退回来了。“文革”中被抄走的字画没有回来。所幸李苦禅先生和吴作人先生的课徒稿被保存了下来。家中的小院又焕发了新的生机，父亲在影壁前放了一个大唐马，又种了石榴、芭蕉和各种花草，起名为：唐马蕉花小院。
母亲因多年的辛苦操劳，在1990年离我们而去。她的离去对于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让我们稍感宽心的是，母亲是带着欣慰走的，她已完成了自己最大的愿望——把我们培养成才。我们十分心痛与内疚，没有机会好好使她老人家再享几年福。父亲每天都写书法、读帖、看京剧。他最高兴的是看到我们艺术进步，事业有了新发展，与我们同享由此带来的喜悦。
1997年宣武区旧城改造，把整体椿树地区的四合院拆光，所有名人故居都不保留。面对这无可抗拒的力量，我们无奈与痛心，但父亲想开了，身外之物住过了就是拥有。
两年后父亲又搬回原址上楼，但父亲总是怀念着那个小院，我想再买一所小院，但他不赞成。我想他怀念的是在那个小院居住几十年全家所凝聚的亲情，以及几十年与母亲共同经历酸甜苦辣，培养我们成才使梦想得以实现的那个特别的地方。父亲今年95岁，他身体硬朗，天天写书法，在小区花园散步。可是他天天都在思念着那所小院，因为是他给小院带来了春华和秋实，这其中有他和母亲的汗水、悲伤、喜悦、憧憬、思念……小院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都值得他永远怀念!
写此后记，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