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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人的内驱力
任何时代的优秀诗人，他们的创作都是具有其内在动因的，这种内在动因说到底就是诗人的内驱力。孔子所说的“诗言志”是这个内驱力最简洁的诠释。朱自清先生说过：诗言志是中国传统诗论的“开山纲领”，较早的《诗大序》中关于诗言志的名言云：“诗者，志之所以言也，发言为诗”，就是说诗是志的外化(之)，在心里的叫志，用语言外化出来的就叫诗。
中国被称为诗歌的国度，从《诗经》开始，到屈子风骨、太白诗仙、子美诗圣，直到近代谭嗣同的以身殉法，中国诗人所植根的疆土是“人民”，所牵系的情感是“家国”。无论是现实主义诗歌，还是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中国诗歌均可称为“人民诗歌”、“民族诗歌”，传统的中国诗人亦可称为“人民诗人”、“民族诗人”。这种传统概括来说，诗人的情怀和诗歌的特征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另一方面来看，传统中国诗人的主体多为“官员”，无论“官衔大小”、“官龄长短”，“为文”和“为官”是一个相互促进和供养的过程。中国古代帝王重视招贤纳士，“贤士”的标准以“文之长短”定论，“以文选人”成为“学而优则仕”和“写而优则官”的精神动力。因此，胸怀天下的文人均有追求仕途的价值取向，即便成为“官员”，依然秉持“文人情怀”和“为民代言”的创作冲动。可以说，在中国传统审美和主流文化的视域中，诗人的内驱力自孔子已降，彰显的都是夏志清所说的“感时伤国”的创作态势。
这种中国优秀诗歌的“内驱力”，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伴随着华夏文明的传播与沉淀，生生不息地流淌下来，影响着每个中国人，更影响着每个中国诗人。“灾难来临的时候，只有诗能够表达情感的沸点。比如美国的‘9·11’之后出了很多诗歌，现在很多人还经常聚集在一起朗诵，诗歌在此时能够起到表达内心、宣泄感情、抚慰心灵、相互关爱和支持的作用。”
“汶川地震”，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国家灾难，面对这场灾难，每个中国人都感觉到一种责任，不论是中国诗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而作为“诗人”和“官员”双重身份的谭仲池先生，所感受的责任尤为强烈，所引发的“内驱力”尤为沉重。正因为此，诗人“怀着敬爱之心和悲悯之情”，“白天除了上班，我所有的休息时间都融入悲怆、祈祷、感动、振奋、敬仰、礼赞和歌唱的诗行。尽管这些诗，成其之匆忙来不及精细修改和冶炼它应有的精神内核和艺术光华，但我是真诚的。我将自己视为一个志愿者，将心献给灾区，用写作来参与一线抗灾工作”。谭仲池用时16天写出20万字的诗集《敬礼以生命的名义》就是受“内驱力”驱使，敢于担当的时代见证。
“黑暗消失，太阳升起，森林和天空将一样蔚蓝。我们总是生活在希望中——因为我们彼此爱着，爱能拭去悲伤的泪水。由于这一刻，痛苦、鲜血、灾难、抗争、挺立铸就了生命和生命的灵魂，思想、音乐和诗歌。”在诗集的扉页上，谭仲池醒目地写下这段话，把自己的创作动因进行了深刻的诠释。“灾难过后，希望我的诗歌能够慰藉痛苦中的祖国和人民，能够成为在灾难中孕育出来的一份文化财富。”不难看出，这本诗集承载了他的悲痛、惦念、抗争，以及无限的悲悯和祈愿。
孩子我愿替你走
我不怕生活就这样停止
世界不再有阳光欢笑和空气
因为我也曾经受风霜雨击
——《我愿……》
读完这部诗集《敬礼以生命的名义》，一种强烈的感受是：“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和精神血脉再一次得到回归。这部诗集收录了作者72首抗震诗歌，全书共分三篇：《第一篇：祖国我们不哭》着眼的是宏大叙事，从整体上对汶川也震带来的国家之殇和民族之痛进行抒怀；《第二篇：挺进我们高举着圣火》从“意”的维度切入叙事中心，突出大灾面前高高飘扬的“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旗帜和“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集体意志；《第三篇：敬礼以生命的名义》更多的是从创作主体、受叙客体和传播对象等多种视角出发，聚焦一幅幅场景、一个个细节，以“情”动人，张扬人文主义的理想情怀。诚如诗人所言：“当看到地震灾区幼小的生命被震魔掠夺，我流着泪，哭泣着写下这首首诗歌……我内心多么希望能代替孩子们走，换来他们如花的生命啊!”这种令人动容的忧患意识和丰沛的大爱之美是诗人创作之内驱力的审美延伸。
二、诗人的价值选择
诗歌是情感的宣泄，或者说情感的凝结。所谓“诗言志”里的“志”同样是一种情感。但在中国传统诗歌里，诗人们更注重大爱，对人民之爱，对家国之爱。大爱无疆，所体现的正是中国诗人一向拥有的历史使命感。中国诗歌是自内向外的探求，是自我与所生存之时代、生存之社会之应和，也就是诗人的大爱使命，其情感源泉来自人民和家国的责任感。如前所说，屈原、李白、杜甫等就是最富担当精神的群体，他们也皆因此而立足于中国乃至世界诗坛。因此，可以看出，尽管诗歌的现代步伐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是意味要颠覆一切传统。相反，传统是无法被彻底颠覆的，中国传统诗歌的价值选择伴随中国文化沉淀并流淌下来，深深浸淫着每个中国诗人，它会在某个时刻爆发出来，这次爆发的启动点正是家国之灾难。有了这样的灾难，诗人的价值选择便不言自明。
正如我在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谭仲池创作的价值选择着眼于一种精神立场和诗歌理想，它是对该时代的信仰、价值、尊严和审美等方面的诗性揭示、指认、承受、赞美、命名和呈现的一种精神向度。
请看谭仲池这首《敬礼以生命的名义》：
敬礼小手在推开扇扇向生之门
敬礼幼稚的心在唤醒天地
敬礼你以生命名义向死神和一切毁灭宣战
敬礼废墟下孩子翻开的课本
也能掀开石砾的沉重和残忍
天不再昏暗光明不再遥远
谭仲池本来就是推崇传统诗歌价值的，这一次，传统诗歌价值更是在他这里得到了彰显和爆发。上面这首诗，意象简洁，文字质朴，气韵生动，连续运用四个“敬礼”突出生命的不屈和大灾面前的坚强与自信。也许，中国诗人自己都未曾预料，这一次的传统诗歌价值的爆发是集体性的，传统诗歌的内驱力让中国诗人向传统诗歌价值选择靠拢，众多的诗人都投入到这场抒写“国殇之痛”的运动中，凤凰卫视主持人邱震海认为，在过去的十几天里，诗歌作为一种表达人性、表达人的真情实感的东西，复苏了。显然，这些观点，与谭仲池的创作不谋而合：
诗人用血泪／写着不忍写的诗／那些词汇 句子／是那样的悲惨沉重／那些意念影像／是那样的伤痛 凄凉／他的手一直在颤抖／他的喉咙一直在哽塞／诗人不敢读自己的诗／诗人不敢看自己的诗／他坐在那里凝固了／凝固成一尊雕塑
——《无语的诗人》
在诗中，诗人直白地宣称自己的创作浸泡着“血泪”，正因为此，那些“词汇”、“句子”都显得“悲惨”和“沉重”。那么，为什么忍受着如此巨大的痛苦，诗人还要写作呢?这恰恰是诗人内驱力的彰显和创作价值的选择。 因为在空前的浩劫中，人们的心灵需要慰藉。所以，诗人要写作，即便是“颤抖”、“哽塞”，也决不停息。写完后，因为太痛了，诗人居然自己都不敢看，更不要说朗诵或者阅读这些文字了。原因在于，诗人沉浸其中，他的心撕裂，一如灾区的废墟，他“凝固了”，连同他创作的诗，成为灾区伤口上的一滴泪。
三、诗歌力量的张扬
生活是最高明的艺术，情感是最真实的诗歌。从这一点说，还原生活和尊重情感则是最高明的诗人。当诗人的情感突遇一种大灾，产生感时伤国的崇高倾诉时，其诗歌必然凸显一种大美，激荡着一种浩然之气的力量。
他的眼前断墙塌楼还冒着尘烟／耳边仿佛还听见一声声凄惨的呼喊／他止住了脚步他在凝望倾听／凝望他揪心痛心的悲惨世界／倾听他惦念的父老乡亲骨肉同胞／他是一个带领七千多万党员的伟大领袖／他的胸中正蠕动整个宇宙
——《中南海的灯光》
在这首诗中，谭仲池的聚焦对象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叙对象的崇高身份决定了诗作者的创作决不是琐碎孤寂的心灵镜像或“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伪情宣泄，只能是情真意切的直抒胸臆，只能是巨型语言和宏大叙事的表现技巧。首先，诗人从客观场景入手：“断墙塌楼还冒着尘烟”，表明灾区一线的危险性。而在这样危险境遇中，受叙对象深入地震中心，与灾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一种实写。其次，诗人用推己及人的方法，再现受叙对象的内心风暴：他“听见了一声声凄惨的呼喊”，这呼喊，引起受叙对象的“揪心”、“痛心”，他停了下来，“凝望”、“倾听”，因为，引起作者揪心和凝望的正是废墟下热爱他的人民、他的父老乡亲啊——这是一种虚写。再次，每一个生命都是大写的，诗人要表达的恰恰就是气壮山河的“不抛弃”、“不放弃”，这是国家的意志，人民的呼声，这种意志和呼声要由一个代表来体现，诗人找到了这个代表——“一个带领七千多万党员的伟大领袖”，全国总动员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为“不抛弃”、“不放弃”大救援作了注释，当“伟大领袖”在“中南海的灯光”下运筹帷幄、“胸中正蠕动整个宇宙”而引发全国人民的心灵共振时，一种全民族空前的团结所释放的凝聚力和爆发力必将让全世界人民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是“实写”与“虚写”的结合。这种结合既是诗歌的力量所在，更是“灾难兴邦”的价值所在。
我们知道：诗歌是艺术中的艺术，是艺术中的化石，在最短的文字和最短的阅读瞬间爆发出无穷的力量。在《你能给我时间吗》中，诗人急切地写道：“他知道自己追不上儿子／但他知道一定要追上时间”。这里的时间不是静止的时间，更不是逝去的时间，而是像洪流一样滚滚向前的时间总量。任何人的生命长度，只能是时间总量中的一部分。当受叙者无法追上儿子——因为时间在儿子那里停止了——他没有绝望和气馁，而是怀着大爱精神，去追赶属于别的生命的时间。短短的一句诗，带给读者的却是无限的联想和无穷的回味。
对诗歌语言极其讲究和重视的谭仲池，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他的创作无法精雕细作，更谈不上“炼词”、“炼句”和对诗歌意象的反复“推敲”，他需要做的更多的是跟随内心的跌宕和情绪的涌动，像一个被意念攫取的画家，只顾尽情地挥毫泼墨，别无杂念。因此，谭仲池的这部诗集，总体上看的确有语言粗糙和不够细腻的地方，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应有的艺术张力。尽管如此，诗人在“性情”、“气骨”和“传神”上还是作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不妨来看看这首《妈妈留下的信息》吧：
留下了一颗心／留下了一片情／留下了母性全部的爱／留下了女人一生最后的魂／／别删去永远别删去／不是留在手机里／要留在心坎上／留在生命的记忆中
这首诗用“重述”的方式讲述了发生在地震中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位伟大的母亲用生命保护了怀中的小宝贝，并将“妈妈爱你”这闪烁着人文质感的最后的遗言留在手机短信里。谭仲池重新讲述这个故事时，他当然不能用新闻速写的话语模式，而只能通过话语的转型，用诗歌的话语符簇进行艺术的再现。因此，他选择了最能触及人们心灵深处最疼痛的情感：“心”和“魂”，借助的载体却是人们最能共鸣的语言文字：“情”和“爱”。现实中的手机信息是随时可以删去的，但作为诗化后的手机信息，不仅对于受叙者的“小宝贝”有重大的珍藏价值，而且对于普通的受众也有“爱的传递”之凄美的记忆。
由此可见，诗歌力量的张扬不仅仅需要叙事的技巧，而且必须追求技巧的艺术性和新颖度。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诗歌是内蕴最为丰富的一种，在时间和空间的范畴内，以语言为度量尺度，诗歌的方式是以有限创造无限。诗歌是文学与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相结合的艺术。一首优秀的诗歌，其力量的张扬，不仅有赖于内容，也有赖于形式。而从诗歌的形式美分析，西方学者特别重视诗歌的视觉效果。他们甚至是把具象诗或图象诗称为“为眼睛而写的诗”(poems for the eye)。现代诗因为分行排列而更讲究诗形。“在通常意义上，形式(form)指一件事物作为整体的设计图样或结构布局……采用非定型形式(open form)的诗人通常自由地使用空白作为强调，能够根据感觉的需要来缩短或者加长诗行，诗人让诗根据它的进程来发生自己的形状，如同水从山上流下，由地形和隐形的障碍物来调整形状。过去的很多诗采用的是定型形式，现在美国诗人更愿意采用开放形式，尽管韵律和节奏已经没有它们过去那样流行，但是它们仍然明显存在。”
谭仲池深谙此理。在他的文本中，诗歌联通多种艺术，用最少的材料，建成一种坚固的结构，这种结构不是僵硬的，而是刚性美和流动美的兼得。他从现实主义的审美立场出发，不仅尽可能地让自己的诗歌充满音乐美、绘画美、雕塑美和建筑美，而且尽可能地让创作的触觉在逼真的细节中充满“诗意”。诗意是诗歌或者语言内在的意向和情绪，任何主题的凸显和放大都将影响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因此，在解读诗歌的形式美时，两方就有“细读”(close reading)之说，即从解构形式入手，发现其内在逻辑和深层含义。这种内在逻辑和深层含义是激活诗歌力量得到张扬的验金石。不妨再看这首诗：
读诗的人哭了／听诗的人哭了／写诗的人哭了／诗也哭了／／窗外的山水 土地／树木花草在哭泣／天空的云雨中的雾在哭泣／就连书桌上的文字 笔墨也在哭泣／／我真不知道 如此巨大的悲痛／该如何倾诉如此壮阔的救援／该如何表达如此顽强的生命／该如何祈祷／／诗歌呀 你的脸色怎么这样苍白／是不是心口上也有巨石压着／无法让自己平静 思索 呼吸
——《诗在哭泣》
诗歌力量的张扬首先取决于语言。谭仲池的这首诗，语言是直白的，充满感情的，一句“笔墨也在哭泣”表达了诗歌语言的生动传神，以及由此带来的震撼和力量。其次，诗歌力量的张扬与形式有关。乍一看，这首诗的形式有些随意，但当“读诗”、“听诗”和“写诗”的人都 “哭了”之后，“诗也哭了”，让人感觉到一种“紧张中”的不对称，一种无法承受的生命力量重重地压在了读者的胸口，这是“倒金字塔型”的形式美带来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第三节诗中有同样的效果。而在第二节中，虽然“山水”、“土地”、“树木”、“花草”等大自然都在“哭泣”，但最后一句长长的文字排列，让整个“哭泣”的重心有了厚实的依凭，它暗喻了全国人民共同抗灾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最后一节，谭仲池把受叙对象锁定在诗歌本身，他采取拟人化和设问的表现手法，使诗歌创作者本人的内心世界恰如其分地呈示出来。与其说是诗歌被“巨石压着”无法“呼吸”，毋宁说是诗人汹涌的内心无法“平静”，他在“思索”自己如何去帮助灾民，如何参与灾区的重建，直到与灾民心连心，共“呼吸”。更为重要的是，写下的诗可以哭泣，但诗人自己却会擦干泪水，同全国人民一道，以实际行动投身于抗震救灾的大军中去，成为历史的参与者、抒写者和见证者——还有什么比这种力量更让人动容和难忘的呢?
四、国殇中的精神抚慰
历史选择谁来发声?希腊诗人埃里蒂斯说：“诗人是宇宙中一根柔软的纤维。”诗人是最敏感的一个群体，同样，诗人拥有最纯粹的灵魂和最原始的感动，在诗人那里都有一种天然的“情感的回归”，人类的“情感回归”在诗人那里表现得最为强烈。因为是灵魂让诗人发声，这个时候的回归是“灵魂的净化”，是“阴柔之美”。当荷尔德林与歌德对峙，像幽灵一样在人间行走，人们说，他可能比歌德的成就更高。虽然，艺术的高低之说，没有定准，但是，我们不会忘记这样的声音：“人将以神性度量自身，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一个人应该感觉到的是善良，是行走在宇宙之中的感恩，感恩生命的可贵和星空的浩渺。正像康德所说：“最让我敬畏的，一是头顶的灿烂星空，一是人内心的道德自律”。荷尔德林的声音丝毫不比康德的名言逊色。人、道德、感恩、时间、宇宙、存在等古老的话题均囊括在这句诗歌里。诗歌的情感回归，在另一个主题上应该归功于社会，他体现的是时代让诗人发声，诗歌的本质让诗人必须发声，因为要体现正义、良知、责任感和浓厚的人文主义的道德情怀。这个时候，诗人完成的是“自然个体”向“公共群体”的回归，体现的则是“雄性之美”。史泰因(Howard Stein)所谓的“人们对自身身体完整性的感受，和对团体(例如：国家)疆界完整性的感受具有领域等同性(coextensive)”为这种“雄性之美”找到了理论注脚。
早在盛唐时期，诗人更多的是歌咏，这个时候，诗人终极目标是为了天下太平，大国天朝的梦想，诗人具有一种优越感，诗歌就是权杖，是荣耀。到了白居易年代，大唐国运急转直下，这个时候，诗人不再仅仅局限于理想，诗歌开始出现“指涉性”的改良和批判，诗歌创作有了自己的审美“纲领”。白居易、元稹已重新审视诗歌的意义，并自觉向《诗经》和魏晋乐府的古风看齐，主张抛弃盛唐留下的浮华、躁动和过分的理想主义，让诗歌回归到古老的形式，真正为民代言，为国抒情，真正载“大爱”、载“大义”、载“大道”，真正为沸腾的现实发声。而艾青早年在《诗论》中所写的：“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基于此，他写下了感人至深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诗歌成为“心灵火把”毫不为奇。
然而，人们不会忘记，在物质膨胀和工业文明共同“淬火”、挤压、锻打和砥砺之下，中国传统的诗歌之力、风度之美受到驱逐，诗歌成了某些人的心灵秘事和情感隐私，或以面目可憎的“口水诗”面世，或以谁也弄不明白的“荒诞诗”现身。诗歌的容颜变得苍白，诗歌的声音变得喑哑，诗歌的骨力变得脆弱，诗歌的精神变得混乱，诗人的位置也逐渐被边缘化。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大众娱乐”、“快餐文化”的兴起，严肃的诗歌艺术沦为极少数人默默坚守的“个人行为”。很长时间，诗歌的本质，诗人的使命被遗忘在偏远的角落里。人们很难从诗歌文本中找到“集体”的价值回归和“个体”的精神追求，更遑论社会责任和担当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地震灾难的降临，诗歌野性生命力从民间潜伏的精神土壤中脱颖而出，成千上万的诗歌创作者——无论是专业写家还是普通百姓，怀着巨大的热情，借助于网络平台、民间报刊和主流媒体，积极投身于慷慨悲歌的“诗歌复兴运动”中。诗歌洗去厚厚的污垢，重新焕发了青春。像以往的时代一样，诗歌应有的责任和诗人承续的使命，在整个民族陷入地震所带来的巨大悲痛之时，它成为全民情绪的“火山口”，成为最活跃的“精神烈焰”。诗歌的情感指向和审美价值也再次得到了回归，回归到“个体”与“整体”的时代共振中。
在这个数不胜数的创作群体中，无论是诗歌的数量还是艺术的质量，谭仲池都无愧于其中“佼佼者”的称谓。作者情感投入之真挚、现实感悟之透彻、创作热情之高涨、艺术追求之执着，都是令人感动的。在他的心目中，这一次创作的大爆发是对灵魂之痛的抚慰，是哀思之中的坚守，是大爱之中的定格——既然不能上前线，就让我以创作的姿态参加战斗吧：
孩子你怎么不跟妈妈说一声／就这样快走了／你没有带书包／和爸爸给你买的电子琴／还有妈妈给你抱回的福娃／／你走了你的爸爸也走了／只剩下妈妈这盏孤独的灯／微弱的光闪耀在倾斜的家
——《孩子天堂冷吗》
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分明感觉到，在这样的国难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再仅仅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一个整体。所有的灵魂，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力量，所有的价值，所有的关爱，都朝着一个方向汇聚，朝着一个方向流淌，那是呜咽，更是喷张；是抚慰，更是宣誓；是疼痛，更是旗帜——那旗帜，是诗歌家族与生俱来的、巨大的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的旗帜。人性里最真的悲悯和爱得到了最快和最有力的传递，人性中最珍贵的社会责任感被重重地放置于每个人的胸口上。这里的一首首诗，一行行文字都在对灵魂进行有效的安抚和慰藉。它的力量昭示着：地震可以坍塌地表，但坍塌不了中国人的意志。因为，这不是某个集团或某个诗人的呻吟和独语，而是由整体触发的情感力量在全民族那里得到映射和喷发，这个时候，诗歌体现的情感汇合，是真正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所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歌的力量越过了疆域、族界和国别，它可以让国殇之中以及了解这种国殇的所有人产生心灵的共振，从而迸发出无限的悲痛和巨大的力量。这悲痛，这力量，是地震带给诗歌的“生命之火”，也是诗人谭仲池带给读者的“精神之塔”。
任何时代的优秀诗人，他们的创作都是具有其内在动因的，这种内在动因说到底就是诗人的内驱力。孔子所说的“诗言志”是这个内驱力最简洁的诠释。朱自清先生说过：诗言志是中国传统诗论的“开山纲领”，较早的《诗大序》中关于诗言志的名言云：“诗者，志之所以言也，发言为诗”，就是说诗是志的外化(之)，在心里的叫志，用语言外化出来的就叫诗。
中国被称为诗歌的国度，从《诗经》开始，到屈子风骨、太白诗仙、子美诗圣，直到近代谭嗣同的以身殉法，中国诗人所植根的疆土是“人民”，所牵系的情感是“家国”。无论是现实主义诗歌，还是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中国诗歌均可称为“人民诗歌”、“民族诗歌”，传统的中国诗人亦可称为“人民诗人”、“民族诗人”。这种传统概括来说，诗人的情怀和诗歌的特征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另一方面来看，传统中国诗人的主体多为“官员”，无论“官衔大小”、“官龄长短”，“为文”和“为官”是一个相互促进和供养的过程。中国古代帝王重视招贤纳士，“贤士”的标准以“文之长短”定论，“以文选人”成为“学而优则仕”和“写而优则官”的精神动力。因此，胸怀天下的文人均有追求仕途的价值取向，即便成为“官员”，依然秉持“文人情怀”和“为民代言”的创作冲动。可以说，在中国传统审美和主流文化的视域中，诗人的内驱力自孔子已降，彰显的都是夏志清所说的“感时伤国”的创作态势。
这种中国优秀诗歌的“内驱力”，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伴随着华夏文明的传播与沉淀，生生不息地流淌下来，影响着每个中国人，更影响着每个中国诗人。“灾难来临的时候，只有诗能够表达情感的沸点。比如美国的‘9·11’之后出了很多诗歌，现在很多人还经常聚集在一起朗诵，诗歌在此时能够起到表达内心、宣泄感情、抚慰心灵、相互关爱和支持的作用。”
“汶川地震”，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国家灾难，面对这场灾难，每个中国人都感觉到一种责任，不论是中国诗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而作为“诗人”和“官员”双重身份的谭仲池先生，所感受的责任尤为强烈，所引发的“内驱力”尤为沉重。正因为此，诗人“怀着敬爱之心和悲悯之情”，“白天除了上班，我所有的休息时间都融入悲怆、祈祷、感动、振奋、敬仰、礼赞和歌唱的诗行。尽管这些诗，成其之匆忙来不及精细修改和冶炼它应有的精神内核和艺术光华，但我是真诚的。我将自己视为一个志愿者，将心献给灾区，用写作来参与一线抗灾工作”。谭仲池用时16天写出20万字的诗集《敬礼以生命的名义》就是受“内驱力”驱使，敢于担当的时代见证。
“黑暗消失，太阳升起，森林和天空将一样蔚蓝。我们总是生活在希望中——因为我们彼此爱着，爱能拭去悲伤的泪水。由于这一刻，痛苦、鲜血、灾难、抗争、挺立铸就了生命和生命的灵魂，思想、音乐和诗歌。”在诗集的扉页上，谭仲池醒目地写下这段话，把自己的创作动因进行了深刻的诠释。“灾难过后，希望我的诗歌能够慰藉痛苦中的祖国和人民，能够成为在灾难中孕育出来的一份文化财富。”不难看出，这本诗集承载了他的悲痛、惦念、抗争，以及无限的悲悯和祈愿。
孩子我愿替你走
我不怕生活就这样停止
世界不再有阳光欢笑和空气
因为我也曾经受风霜雨击
——《我愿……》
读完这部诗集《敬礼以生命的名义》，一种强烈的感受是：“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和精神血脉再一次得到回归。这部诗集收录了作者72首抗震诗歌，全书共分三篇：《第一篇：祖国我们不哭》着眼的是宏大叙事，从整体上对汶川也震带来的国家之殇和民族之痛进行抒怀；《第二篇：挺进我们高举着圣火》从“意”的维度切入叙事中心，突出大灾面前高高飘扬的“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旗帜和“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集体意志；《第三篇：敬礼以生命的名义》更多的是从创作主体、受叙客体和传播对象等多种视角出发，聚焦一幅幅场景、一个个细节，以“情”动人，张扬人文主义的理想情怀。诚如诗人所言：“当看到地震灾区幼小的生命被震魔掠夺，我流着泪，哭泣着写下这首首诗歌……我内心多么希望能代替孩子们走，换来他们如花的生命啊!”这种令人动容的忧患意识和丰沛的大爱之美是诗人创作之内驱力的审美延伸。
二、诗人的价值选择
诗歌是情感的宣泄，或者说情感的凝结。所谓“诗言志”里的“志”同样是一种情感。但在中国传统诗歌里，诗人们更注重大爱，对人民之爱，对家国之爱。大爱无疆，所体现的正是中国诗人一向拥有的历史使命感。中国诗歌是自内向外的探求，是自我与所生存之时代、生存之社会之应和，也就是诗人的大爱使命，其情感源泉来自人民和家国的责任感。如前所说，屈原、李白、杜甫等就是最富担当精神的群体，他们也皆因此而立足于中国乃至世界诗坛。因此，可以看出，尽管诗歌的现代步伐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是意味要颠覆一切传统。相反，传统是无法被彻底颠覆的，中国传统诗歌的价值选择伴随中国文化沉淀并流淌下来，深深浸淫着每个中国诗人，它会在某个时刻爆发出来，这次爆发的启动点正是家国之灾难。有了这样的灾难，诗人的价值选择便不言自明。
正如我在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谭仲池创作的价值选择着眼于一种精神立场和诗歌理想，它是对该时代的信仰、价值、尊严和审美等方面的诗性揭示、指认、承受、赞美、命名和呈现的一种精神向度。
请看谭仲池这首《敬礼以生命的名义》：
敬礼小手在推开扇扇向生之门
敬礼幼稚的心在唤醒天地
敬礼你以生命名义向死神和一切毁灭宣战
敬礼废墟下孩子翻开的课本
也能掀开石砾的沉重和残忍
天不再昏暗光明不再遥远
谭仲池本来就是推崇传统诗歌价值的，这一次，传统诗歌价值更是在他这里得到了彰显和爆发。上面这首诗，意象简洁，文字质朴，气韵生动，连续运用四个“敬礼”突出生命的不屈和大灾面前的坚强与自信。也许，中国诗人自己都未曾预料，这一次的传统诗歌价值的爆发是集体性的，传统诗歌的内驱力让中国诗人向传统诗歌价值选择靠拢，众多的诗人都投入到这场抒写“国殇之痛”的运动中，凤凰卫视主持人邱震海认为，在过去的十几天里，诗歌作为一种表达人性、表达人的真情实感的东西，复苏了。显然，这些观点，与谭仲池的创作不谋而合：
诗人用血泪／写着不忍写的诗／那些词汇 句子／是那样的悲惨沉重／那些意念影像／是那样的伤痛 凄凉／他的手一直在颤抖／他的喉咙一直在哽塞／诗人不敢读自己的诗／诗人不敢看自己的诗／他坐在那里凝固了／凝固成一尊雕塑
——《无语的诗人》
在诗中，诗人直白地宣称自己的创作浸泡着“血泪”，正因为此，那些“词汇”、“句子”都显得“悲惨”和“沉重”。那么，为什么忍受着如此巨大的痛苦，诗人还要写作呢?这恰恰是诗人内驱力的彰显和创作价值的选择。 因为在空前的浩劫中，人们的心灵需要慰藉。所以，诗人要写作，即便是“颤抖”、“哽塞”，也决不停息。写完后，因为太痛了，诗人居然自己都不敢看，更不要说朗诵或者阅读这些文字了。原因在于，诗人沉浸其中，他的心撕裂，一如灾区的废墟，他“凝固了”，连同他创作的诗，成为灾区伤口上的一滴泪。
三、诗歌力量的张扬
生活是最高明的艺术，情感是最真实的诗歌。从这一点说，还原生活和尊重情感则是最高明的诗人。当诗人的情感突遇一种大灾，产生感时伤国的崇高倾诉时，其诗歌必然凸显一种大美，激荡着一种浩然之气的力量。
他的眼前断墙塌楼还冒着尘烟／耳边仿佛还听见一声声凄惨的呼喊／他止住了脚步他在凝望倾听／凝望他揪心痛心的悲惨世界／倾听他惦念的父老乡亲骨肉同胞／他是一个带领七千多万党员的伟大领袖／他的胸中正蠕动整个宇宙
——《中南海的灯光》
在这首诗中，谭仲池的聚焦对象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叙对象的崇高身份决定了诗作者的创作决不是琐碎孤寂的心灵镜像或“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伪情宣泄，只能是情真意切的直抒胸臆，只能是巨型语言和宏大叙事的表现技巧。首先，诗人从客观场景入手：“断墙塌楼还冒着尘烟”，表明灾区一线的危险性。而在这样危险境遇中，受叙对象深入地震中心，与灾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一种实写。其次，诗人用推己及人的方法，再现受叙对象的内心风暴：他“听见了一声声凄惨的呼喊”，这呼喊，引起受叙对象的“揪心”、“痛心”，他停了下来，“凝望”、“倾听”，因为，引起作者揪心和凝望的正是废墟下热爱他的人民、他的父老乡亲啊——这是一种虚写。再次，每一个生命都是大写的，诗人要表达的恰恰就是气壮山河的“不抛弃”、“不放弃”，这是国家的意志，人民的呼声，这种意志和呼声要由一个代表来体现，诗人找到了这个代表——“一个带领七千多万党员的伟大领袖”，全国总动员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为“不抛弃”、“不放弃”大救援作了注释，当“伟大领袖”在“中南海的灯光”下运筹帷幄、“胸中正蠕动整个宇宙”而引发全国人民的心灵共振时，一种全民族空前的团结所释放的凝聚力和爆发力必将让全世界人民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是“实写”与“虚写”的结合。这种结合既是诗歌的力量所在，更是“灾难兴邦”的价值所在。
我们知道：诗歌是艺术中的艺术，是艺术中的化石，在最短的文字和最短的阅读瞬间爆发出无穷的力量。在《你能给我时间吗》中，诗人急切地写道：“他知道自己追不上儿子／但他知道一定要追上时间”。这里的时间不是静止的时间，更不是逝去的时间，而是像洪流一样滚滚向前的时间总量。任何人的生命长度，只能是时间总量中的一部分。当受叙者无法追上儿子——因为时间在儿子那里停止了——他没有绝望和气馁，而是怀着大爱精神，去追赶属于别的生命的时间。短短的一句诗，带给读者的却是无限的联想和无穷的回味。
对诗歌语言极其讲究和重视的谭仲池，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他的创作无法精雕细作，更谈不上“炼词”、“炼句”和对诗歌意象的反复“推敲”，他需要做的更多的是跟随内心的跌宕和情绪的涌动，像一个被意念攫取的画家，只顾尽情地挥毫泼墨，别无杂念。因此，谭仲池的这部诗集，总体上看的确有语言粗糙和不够细腻的地方，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应有的艺术张力。尽管如此，诗人在“性情”、“气骨”和“传神”上还是作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不妨来看看这首《妈妈留下的信息》吧：
留下了一颗心／留下了一片情／留下了母性全部的爱／留下了女人一生最后的魂／／别删去永远别删去／不是留在手机里／要留在心坎上／留在生命的记忆中
这首诗用“重述”的方式讲述了发生在地震中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位伟大的母亲用生命保护了怀中的小宝贝，并将“妈妈爱你”这闪烁着人文质感的最后的遗言留在手机短信里。谭仲池重新讲述这个故事时，他当然不能用新闻速写的话语模式，而只能通过话语的转型，用诗歌的话语符簇进行艺术的再现。因此，他选择了最能触及人们心灵深处最疼痛的情感：“心”和“魂”，借助的载体却是人们最能共鸣的语言文字：“情”和“爱”。现实中的手机信息是随时可以删去的，但作为诗化后的手机信息，不仅对于受叙者的“小宝贝”有重大的珍藏价值，而且对于普通的受众也有“爱的传递”之凄美的记忆。
由此可见，诗歌力量的张扬不仅仅需要叙事的技巧，而且必须追求技巧的艺术性和新颖度。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诗歌是内蕴最为丰富的一种，在时间和空间的范畴内，以语言为度量尺度，诗歌的方式是以有限创造无限。诗歌是文学与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相结合的艺术。一首优秀的诗歌，其力量的张扬，不仅有赖于内容，也有赖于形式。而从诗歌的形式美分析，西方学者特别重视诗歌的视觉效果。他们甚至是把具象诗或图象诗称为“为眼睛而写的诗”(poems for the eye)。现代诗因为分行排列而更讲究诗形。“在通常意义上，形式(form)指一件事物作为整体的设计图样或结构布局……采用非定型形式(open form)的诗人通常自由地使用空白作为强调，能够根据感觉的需要来缩短或者加长诗行，诗人让诗根据它的进程来发生自己的形状，如同水从山上流下，由地形和隐形的障碍物来调整形状。过去的很多诗采用的是定型形式，现在美国诗人更愿意采用开放形式，尽管韵律和节奏已经没有它们过去那样流行，但是它们仍然明显存在。”
谭仲池深谙此理。在他的文本中，诗歌联通多种艺术，用最少的材料，建成一种坚固的结构，这种结构不是僵硬的，而是刚性美和流动美的兼得。他从现实主义的审美立场出发，不仅尽可能地让自己的诗歌充满音乐美、绘画美、雕塑美和建筑美，而且尽可能地让创作的触觉在逼真的细节中充满“诗意”。诗意是诗歌或者语言内在的意向和情绪，任何主题的凸显和放大都将影响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因此，在解读诗歌的形式美时，两方就有“细读”(close reading)之说，即从解构形式入手，发现其内在逻辑和深层含义。这种内在逻辑和深层含义是激活诗歌力量得到张扬的验金石。不妨再看这首诗：
读诗的人哭了／听诗的人哭了／写诗的人哭了／诗也哭了／／窗外的山水 土地／树木花草在哭泣／天空的云雨中的雾在哭泣／就连书桌上的文字 笔墨也在哭泣／／我真不知道 如此巨大的悲痛／该如何倾诉如此壮阔的救援／该如何表达如此顽强的生命／该如何祈祷／／诗歌呀 你的脸色怎么这样苍白／是不是心口上也有巨石压着／无法让自己平静 思索 呼吸
——《诗在哭泣》
诗歌力量的张扬首先取决于语言。谭仲池的这首诗，语言是直白的，充满感情的，一句“笔墨也在哭泣”表达了诗歌语言的生动传神，以及由此带来的震撼和力量。其次，诗歌力量的张扬与形式有关。乍一看，这首诗的形式有些随意，但当“读诗”、“听诗”和“写诗”的人都 “哭了”之后，“诗也哭了”，让人感觉到一种“紧张中”的不对称，一种无法承受的生命力量重重地压在了读者的胸口，这是“倒金字塔型”的形式美带来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第三节诗中有同样的效果。而在第二节中，虽然“山水”、“土地”、“树木”、“花草”等大自然都在“哭泣”，但最后一句长长的文字排列，让整个“哭泣”的重心有了厚实的依凭，它暗喻了全国人民共同抗灾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最后一节，谭仲池把受叙对象锁定在诗歌本身，他采取拟人化和设问的表现手法，使诗歌创作者本人的内心世界恰如其分地呈示出来。与其说是诗歌被“巨石压着”无法“呼吸”，毋宁说是诗人汹涌的内心无法“平静”，他在“思索”自己如何去帮助灾民，如何参与灾区的重建，直到与灾民心连心，共“呼吸”。更为重要的是，写下的诗可以哭泣，但诗人自己却会擦干泪水，同全国人民一道，以实际行动投身于抗震救灾的大军中去，成为历史的参与者、抒写者和见证者——还有什么比这种力量更让人动容和难忘的呢?
四、国殇中的精神抚慰
历史选择谁来发声?希腊诗人埃里蒂斯说：“诗人是宇宙中一根柔软的纤维。”诗人是最敏感的一个群体，同样，诗人拥有最纯粹的灵魂和最原始的感动，在诗人那里都有一种天然的“情感的回归”，人类的“情感回归”在诗人那里表现得最为强烈。因为是灵魂让诗人发声，这个时候的回归是“灵魂的净化”，是“阴柔之美”。当荷尔德林与歌德对峙，像幽灵一样在人间行走，人们说，他可能比歌德的成就更高。虽然，艺术的高低之说，没有定准，但是，我们不会忘记这样的声音：“人将以神性度量自身，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一个人应该感觉到的是善良，是行走在宇宙之中的感恩，感恩生命的可贵和星空的浩渺。正像康德所说：“最让我敬畏的，一是头顶的灿烂星空，一是人内心的道德自律”。荷尔德林的声音丝毫不比康德的名言逊色。人、道德、感恩、时间、宇宙、存在等古老的话题均囊括在这句诗歌里。诗歌的情感回归，在另一个主题上应该归功于社会，他体现的是时代让诗人发声，诗歌的本质让诗人必须发声，因为要体现正义、良知、责任感和浓厚的人文主义的道德情怀。这个时候，诗人完成的是“自然个体”向“公共群体”的回归，体现的则是“雄性之美”。史泰因(Howard Stein)所谓的“人们对自身身体完整性的感受，和对团体(例如：国家)疆界完整性的感受具有领域等同性(coextensive)”为这种“雄性之美”找到了理论注脚。
早在盛唐时期，诗人更多的是歌咏，这个时候，诗人终极目标是为了天下太平，大国天朝的梦想，诗人具有一种优越感，诗歌就是权杖，是荣耀。到了白居易年代，大唐国运急转直下，这个时候，诗人不再仅仅局限于理想，诗歌开始出现“指涉性”的改良和批判，诗歌创作有了自己的审美“纲领”。白居易、元稹已重新审视诗歌的意义，并自觉向《诗经》和魏晋乐府的古风看齐，主张抛弃盛唐留下的浮华、躁动和过分的理想主义，让诗歌回归到古老的形式，真正为民代言，为国抒情，真正载“大爱”、载“大义”、载“大道”，真正为沸腾的现实发声。而艾青早年在《诗论》中所写的：“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基于此，他写下了感人至深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诗歌成为“心灵火把”毫不为奇。
然而，人们不会忘记，在物质膨胀和工业文明共同“淬火”、挤压、锻打和砥砺之下，中国传统的诗歌之力、风度之美受到驱逐，诗歌成了某些人的心灵秘事和情感隐私，或以面目可憎的“口水诗”面世，或以谁也弄不明白的“荒诞诗”现身。诗歌的容颜变得苍白，诗歌的声音变得喑哑，诗歌的骨力变得脆弱，诗歌的精神变得混乱，诗人的位置也逐渐被边缘化。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大众娱乐”、“快餐文化”的兴起，严肃的诗歌艺术沦为极少数人默默坚守的“个人行为”。很长时间，诗歌的本质，诗人的使命被遗忘在偏远的角落里。人们很难从诗歌文本中找到“集体”的价值回归和“个体”的精神追求，更遑论社会责任和担当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地震灾难的降临，诗歌野性生命力从民间潜伏的精神土壤中脱颖而出，成千上万的诗歌创作者——无论是专业写家还是普通百姓，怀着巨大的热情，借助于网络平台、民间报刊和主流媒体，积极投身于慷慨悲歌的“诗歌复兴运动”中。诗歌洗去厚厚的污垢，重新焕发了青春。像以往的时代一样，诗歌应有的责任和诗人承续的使命，在整个民族陷入地震所带来的巨大悲痛之时，它成为全民情绪的“火山口”，成为最活跃的“精神烈焰”。诗歌的情感指向和审美价值也再次得到了回归，回归到“个体”与“整体”的时代共振中。
在这个数不胜数的创作群体中，无论是诗歌的数量还是艺术的质量，谭仲池都无愧于其中“佼佼者”的称谓。作者情感投入之真挚、现实感悟之透彻、创作热情之高涨、艺术追求之执着，都是令人感动的。在他的心目中，这一次创作的大爆发是对灵魂之痛的抚慰，是哀思之中的坚守，是大爱之中的定格——既然不能上前线，就让我以创作的姿态参加战斗吧：
孩子你怎么不跟妈妈说一声／就这样快走了／你没有带书包／和爸爸给你买的电子琴／还有妈妈给你抱回的福娃／／你走了你的爸爸也走了／只剩下妈妈这盏孤独的灯／微弱的光闪耀在倾斜的家
——《孩子天堂冷吗》
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分明感觉到，在这样的国难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再仅仅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一个整体。所有的灵魂，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力量，所有的价值，所有的关爱，都朝着一个方向汇聚，朝着一个方向流淌，那是呜咽，更是喷张；是抚慰，更是宣誓；是疼痛，更是旗帜——那旗帜，是诗歌家族与生俱来的、巨大的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的旗帜。人性里最真的悲悯和爱得到了最快和最有力的传递，人性中最珍贵的社会责任感被重重地放置于每个人的胸口上。这里的一首首诗，一行行文字都在对灵魂进行有效的安抚和慰藉。它的力量昭示着：地震可以坍塌地表，但坍塌不了中国人的意志。因为，这不是某个集团或某个诗人的呻吟和独语，而是由整体触发的情感力量在全民族那里得到映射和喷发，这个时候，诗歌体现的情感汇合，是真正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所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歌的力量越过了疆域、族界和国别，它可以让国殇之中以及了解这种国殇的所有人产生心灵的共振，从而迸发出无限的悲痛和巨大的力量。这悲痛，这力量，是地震带给诗歌的“生命之火”，也是诗人谭仲池带给读者的“精神之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