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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63岁的海归金融专家,中国光大集团和中国银行曾经的“救火员”,银监会首任主席,能否在其任期的最后阶段成功度过金融危机的考验?
随着国美电器董事会前主席黄光裕案的深入,有香港媒体5月初报道,中国证监会和银监会高层被传已遭调查,并受党纪处分。黄操纵股市与通过银行大笔洗钱,都与这两个机构监管不力有关。
在早前中国股市大跌和资本金融黑幕频曝之时,类似传言其实就屡有出现,但最终往往被证实纯属谣传。而相比上述传言的捕风捉影,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资本与金融领域的监管面临着严峻挑战,则是不争的事实。
3月22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当几乎所有的人在两年半以前、三年以前,沉浸在创新和大量流动性的兴奋之中,银监会早就预料到了这场风险马上就要发生。”他谈到2006年6月曾提示过业界,“要及早地防范由不当的金融创新尤其是衍生产品所引起的流动性的风险”,并强调银监会为此加强监管和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
不过,这一对金融危机预警的言之凿凿却饱受质疑,乃至被讥为“事后诸葛亮”。相关评论称,从危机发生前各大银行买进大量美国次级债,中投公司仍然出海投资,财政部继续增持美国国债,以及危机发生后中国宏观调控的骤然转向来看,银监会难言已尽到应负职责。其多年来一直与央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部的财经政策,包括国务院在宏观调控上保持一致,没有对银行业的对外投资及财政部的外汇使用提过不同意见。至少所谓对风险的预警,没有有效传递至决策层。
分析指,刘明康的表功而非检讨来自于他的底气,即金融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影响有限,风险可控”。去年中国银行业净利润5834亿元,同比增幅达30.6%,今年一季度不良贷款率降至2.04%,而据不完全统计,全球金融机构到今年3月20日累计亏损超过1.2万亿美元。但在危机中的“独树一帜”,与其说是因为中国事前预防,不如说是因为中国的金融还没有市场化,金融市场创新工具很少,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有利于监管。
同时,尽管中国没有出现金融危机,但受危机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经济的回落,对外投资的巨额浮亏,市场机制的失灵,结构性缺陷的暴露,都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健康的。如何反思和为防范经济危机的下一次周期制定更有效的措施,显然是摆在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
刘明康,这位现年63岁的海归金融专家,中国光大集团和中国银行曾经的“救火员”,银监会首任主席,能否在其任期的最后阶段成功度过这场危机的考验,值得期待。
“福建系”领军人物
官方简历显示,刘明康1946年8月出生于上海,早年曾在江苏省丹阳市农村插过队,当过当地轧钢厂的工艺员和市总工会干部。
1979年,33岁的刘明康成为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中行江苏省分行前身)的一名职员,由此正式开始了他漫长的金融生涯。5年后,凭借过硬的外语和银行业务水平,他通过层层考试被选拔到中行英国伦敦分行工作。
作为国际重要金融中心,伦敦给年轻的刘明康营造了一个施展才华的绝佳环境。1984年7月至1987年5月,他先后担任中行伦敦分行贸易清算部副经理、业务发展部经理。其间,还于1987年从伦敦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毕业,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这为他今后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回国后,刘明康出任中行南京分行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次年9月,被调往福建,先后担任中行福州分行(中行福建省分行前身)副行长,福建省分行行长、党组书记。
1993年,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福建省希望能配备一个熟悉金融、精通外语的领导干部,刘明康进入了有关领导的视野。是年1月,他离开工作了14年的中行,走马上任福建省副省长,主管经济金融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跻身副部级高官序列。8月,又兼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
因为与福建的这段渊源,刘明康此后亦被视作中国银行界的一支重要力量“福建系”的代表人物。有人归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银行界以几个关键人物为核心形成了几大系统,其中包括:李贵鲜(曾任辽宁省委书记、国务委员兼央行行长)的“辽宁系”,前国务院总理朱基的“上海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陈元、央行行长周小川、原证监会主席周正庆的“北京系”,以及郭振乾(曾任湖北省省长、央行副行长、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湖北系”。除上述“四大系统”之外,还有“深圳系”、“福建系”、“财政系”。其中,“福建系”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尤其在刘明康掌舵银监会后。其代表人物还包括中行行长李礼辉、国泰君安原董事长金建栋等。
1994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组建,刘明康从福建调往北京,出任国开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在这家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作上,他做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其以通晓外事、擅长国际金融业务著称。1996年3月,国开行在境外发行300亿日元武士债,这是该行成立后第一次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当时正是刘明康率队赴外路演的。
1998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成为一名金融监管者。加上此后一度出掌中国光大集团、中国银行,有业内人士评价,刘明康先后在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综合性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和央行担任过高层领导,对中国银行业的方方面面都可谓了如指掌,中间还担任过地方政府高官,对企业和政府如何协调关系同样举重若轻。其拥有一份堪称完美的履历。
两度临危受命
刘明康被视为解决银行系统内问题的专家,屡次受命于危难之际,曾作为“救火员”先后被派到光大集团和中国银行去清理银行问题。
1999年7月,光大集团原董事长朱小华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查,刘明康被紧急任命为该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尽管其任期不到一年,但他在光大银行推行的改革举措却可谓“牛刀小试”。刘明康上任第一件事就是重整光大的财务结构,加强投资过程中内部风险管理。他强调整个集团,包括上市公司,都必须采用国际惯用的会计准则来审慎管理财务。1999年11月,光大集团收购了申银万国证券18%的股权,成为其最大股东;同年,与加拿大永明金融集团合资成立了光大永明保险公司。这些举措在当时被视为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一个开端。
2000年2月,刘明康接任中行行长一职,这一次他仍然是临危受命。重回中行后,其对中行多年体制积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外界充分领略了他的金融才华。广受关注的举措之一是,邀请美国花旗银行的专家对中行进行“诊断”,启动了业务和管理流程的整合工程。这为中行建立先进的业务和管理流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刘明康深知,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健全的决策系统,对银行的长远发展影响重大。鉴于此,他着手构造以尽职调查和后评价为基础的科学决策系统,并建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资产处置评审委员会与采购评审委员会。藉此,中行完善了对高层管理者的决策制衡机制和风险评审机制,有效防范了授信决策、资产处置、基建及大宗物品采购中的道德风险。另外,在他的推动下,中行修改了《中国银行章程》,完善了董事会职能和议事规则。
不过,在中行影响最深广的,还是刘明康推出的“地毯式轰炸”综合考核制度。即“每个员工都要接受领导和同事的打分,根据得分情况来考评其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中行先后撤换了6名省级分行行长,这种整顿力度在国内银行界可谓石破天惊。
2000年,中行开始对32家国内分行负责人的经营管理绩效进行考核;2001年,考核扩大到20家国外机构负责人和全行所有员工,考核结果与奖金发放、员工晋升和培训使用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中行工作作风的转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2001年,刘明康当选为国际金融协会副主席,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在该机构担任的最高职务。而3年中行生涯中的一些突发事件,更充分显示了他的危机应对能力。2002年,中银香港酝酿上市,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因为当年接连发生了中行纽约分行违规经营事件、原中行行长王雪冰落马、中行广东开平支行盗用4.85亿美元巨资大案。但最终,在全球股市5年来低点之际,中银香港完成了全球招股23亿股,集资总额达195亿港元。
在告别中行时,刘明康这般评价自己说:“这3年,是中国银行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3年,我们经受住了重大的考验,走过了很不平坦的发展道路。”的确,在这3年,外界依稀看到了一个颇具胆识的银行家的身影。
改革监管并举
2003年4月,银监会正式挂牌,刘明康领命担纲。作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银监会负责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维护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在银监会从央行分拆出之前,银行业的监管由央行负责。此次分拆被认为是中国试图加强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举措。
海外分析还称,当时提出对中国过热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建议的,正是刘明康等人。在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最难把握的就是金融问题,“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使中国金融改革与调整成为所有中国领导人感到头痛的难题。早在1998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力排众议,将他的老朋友、原甘肃省委书记阎海旺调任央行副行长,2003年任银监会党委书记,但相比刘明康,阎对金融工作并不熟悉,2005年4月他被免去该职,由刘一肩挑两职。没有什么派系背景的刘明康,至此成为胡的金融高参。
早年留学英伦,西式教育加上长期的金融从业经验,让刘明康思维颇为开放。在其领导下,银监会组建了由国际知名金融人士组成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在帮助制订中国银行业改革计划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委员会的6名高级顾问中,有3人是英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前任官员,有人以此佐证他监管理念的“英式”色彩。
在业内,刘明康以坦率务实著称,他对金融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中国银行业主要存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三大风险。其中,信用风险是最大的风险,而信息披露、信息透明是改变信用风险居高不下的关键所在。1999年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接近50%,但过去对这个数字多有粉饰,银监会成立后,刘明康即以真实数字示人。
平素“温文尔雅,颇有学者风范”的他,办事却雷厉风行,在2004年打击银行业内部违法违规过程中,刘明康给外界留下了“温和的铁腕”的印象。当年银监会共查出违规金额5480亿元,比上年增加4072亿元。各类银行机构实际处分违规人员4294人,还有各类机构高级管理人员244人落马。同时,银监系统共派出检查组1.67万次,进行全方位检查,以通报、警告和罚款等方式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处理。
在刘明康看来,中国银行业与国际的差距,最根本的不是具体指标高低,而是科学的发展理念缺失和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一是资本约束机制较弱,资本充足率普遍低下;二是“规模偏好”和“速度偏好”严重;三是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控机制存在明显缺陷。中国银行业应立足科学发展,借鉴国际经验,着力改革创新,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
“刘明康是个非常有思路的人。”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评价说,“他绝对是有国际水准的金融家”,很适合出任银监会主席。
然而,在经济持续过热使银行业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焦点的同时,由于这个崭新机构及其领导人在仓促进入“至高”角色之后,感觉上的不到位和现场经验的不足,也不时使自己置身各种非议之中:宏观调控总体政策导致的资金紧缩被不由分说地“嫁祸”在银行的信贷政策上,刘明康和银监会首当其冲成为质疑对象。
抑或因此,2006年7月,曾传出他将转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消息;2008年6月,甚至有传在金融领域层出不穷的贪污舞弊事件中一直保持“不沾锅”形象的刘明康,因原证监会副主席王益案被限制出境。但上述谣言很快都不攻自破。
保增长与风险管控的纠结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除反思预警机制之外,如何通过信贷保增长又避免坏账风险,则是银监会当前的主要工作。
今年一季度中国新增贷款总额高达4.58万亿元,对于信贷增速是否需要放缓,市场诸多争议。两大主管部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取得空前一致:央行副行长易纲说,金融危机情况下的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利大于弊;银监会尽管媒体曾报道其副主席蔡鄂生4月25日表态“今年新增信贷预计逾8万亿”,但很快进行辟谣,表示未改变年初的信贷政策,并未控制信贷规模。这凸显中国将稳定经济增长视为今年首重目标。
4月刘明康在安徽调研时还提出,“保增长,放款无上限”,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将是一场持久战和拉锯战。但他亦表示,希望银行业金融机构逐步将信贷投放重点转移至中小企业、个人金融业务以及农业贷款方面,以期真正拉动内需增长。同时,密切关注信用风险随信贷增长同步升高,严格执行信贷查核,并严禁贷款资金脱离企业本身的主要业务。
而5月11日央行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增贷款降至5918亿元,远低于一季度月均1.5万亿元的规模。对此,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一季度是新开工项目的集中释放期和银行信贷的集中投放期,信贷会创出天量。但如果持续之前信贷猛增的态势,势必给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带来较大的通胀压力,并且很难保证贷款质量。这种回落是正常和理性的回归。全年信贷增长不会就此骤然变紧,市场流动性仍将保持合理充裕状态,如果今后几个月信贷保持每月增加四五千亿元的规模,全年新增信贷可能达9万亿元,超过年初制定的5万亿元全年信贷规模。
与新增贷款大幅回落相反的是,4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5.95%,创下近10年新高。专家称,这说明市场流动性比较充裕,企业前期流动性紧张的状况正逐步缓解,刺激经济增长的资金支撑作用在增强。
另一值得关注的数据是,4月份短期贷款减少786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744亿元。一增一减反映资金在政策引导下流向了中长期的固定投资项目。但也表明中小企业融资状况没有缓解,且难以打消对贷款质量,以及未来流动性过剩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的担心。
刘明康5月11日在亚洲银行家2009年峰会上指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银行业在经营行为和风险管理方式上还具有趋同性,由此将产生风险的集中度,这是监管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此外,长期而言,为应对城镇化建设,信贷资金大量向基础设施和项目投放,这可能带来潜在的长期信用风险。此间,他还表示,要不断扩大监管覆盖面,确保没有监管真空,坚持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的适当隔离。
显然,肩负监管重任的银监会,无法忽视金融机构在信贷快速扩张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这与央行稳定货币和防止通胀、保持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多目标制存在差别,央行行长周小川早前表示,作为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是中国的重要目标。
随着国美电器董事会前主席黄光裕案的深入,有香港媒体5月初报道,中国证监会和银监会高层被传已遭调查,并受党纪处分。黄操纵股市与通过银行大笔洗钱,都与这两个机构监管不力有关。
在早前中国股市大跌和资本金融黑幕频曝之时,类似传言其实就屡有出现,但最终往往被证实纯属谣传。而相比上述传言的捕风捉影,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资本与金融领域的监管面临着严峻挑战,则是不争的事实。
3月22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当几乎所有的人在两年半以前、三年以前,沉浸在创新和大量流动性的兴奋之中,银监会早就预料到了这场风险马上就要发生。”他谈到2006年6月曾提示过业界,“要及早地防范由不当的金融创新尤其是衍生产品所引起的流动性的风险”,并强调银监会为此加强监管和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
不过,这一对金融危机预警的言之凿凿却饱受质疑,乃至被讥为“事后诸葛亮”。相关评论称,从危机发生前各大银行买进大量美国次级债,中投公司仍然出海投资,财政部继续增持美国国债,以及危机发生后中国宏观调控的骤然转向来看,银监会难言已尽到应负职责。其多年来一直与央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部的财经政策,包括国务院在宏观调控上保持一致,没有对银行业的对外投资及财政部的外汇使用提过不同意见。至少所谓对风险的预警,没有有效传递至决策层。
分析指,刘明康的表功而非检讨来自于他的底气,即金融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影响有限,风险可控”。去年中国银行业净利润5834亿元,同比增幅达30.6%,今年一季度不良贷款率降至2.04%,而据不完全统计,全球金融机构到今年3月20日累计亏损超过1.2万亿美元。但在危机中的“独树一帜”,与其说是因为中国事前预防,不如说是因为中国的金融还没有市场化,金融市场创新工具很少,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有利于监管。
同时,尽管中国没有出现金融危机,但受危机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经济的回落,对外投资的巨额浮亏,市场机制的失灵,结构性缺陷的暴露,都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健康的。如何反思和为防范经济危机的下一次周期制定更有效的措施,显然是摆在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
刘明康,这位现年63岁的海归金融专家,中国光大集团和中国银行曾经的“救火员”,银监会首任主席,能否在其任期的最后阶段成功度过这场危机的考验,值得期待。
“福建系”领军人物
官方简历显示,刘明康1946年8月出生于上海,早年曾在江苏省丹阳市农村插过队,当过当地轧钢厂的工艺员和市总工会干部。
1979年,33岁的刘明康成为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中行江苏省分行前身)的一名职员,由此正式开始了他漫长的金融生涯。5年后,凭借过硬的外语和银行业务水平,他通过层层考试被选拔到中行英国伦敦分行工作。
作为国际重要金融中心,伦敦给年轻的刘明康营造了一个施展才华的绝佳环境。1984年7月至1987年5月,他先后担任中行伦敦分行贸易清算部副经理、业务发展部经理。其间,还于1987年从伦敦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毕业,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这为他今后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回国后,刘明康出任中行南京分行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次年9月,被调往福建,先后担任中行福州分行(中行福建省分行前身)副行长,福建省分行行长、党组书记。
1993年,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福建省希望能配备一个熟悉金融、精通外语的领导干部,刘明康进入了有关领导的视野。是年1月,他离开工作了14年的中行,走马上任福建省副省长,主管经济金融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跻身副部级高官序列。8月,又兼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
因为与福建的这段渊源,刘明康此后亦被视作中国银行界的一支重要力量“福建系”的代表人物。有人归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银行界以几个关键人物为核心形成了几大系统,其中包括:李贵鲜(曾任辽宁省委书记、国务委员兼央行行长)的“辽宁系”,前国务院总理朱基的“上海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陈元、央行行长周小川、原证监会主席周正庆的“北京系”,以及郭振乾(曾任湖北省省长、央行副行长、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湖北系”。除上述“四大系统”之外,还有“深圳系”、“福建系”、“财政系”。其中,“福建系”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尤其在刘明康掌舵银监会后。其代表人物还包括中行行长李礼辉、国泰君安原董事长金建栋等。
1994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组建,刘明康从福建调往北京,出任国开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在这家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作上,他做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其以通晓外事、擅长国际金融业务著称。1996年3月,国开行在境外发行300亿日元武士债,这是该行成立后第一次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当时正是刘明康率队赴外路演的。
1998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成为一名金融监管者。加上此后一度出掌中国光大集团、中国银行,有业内人士评价,刘明康先后在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综合性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和央行担任过高层领导,对中国银行业的方方面面都可谓了如指掌,中间还担任过地方政府高官,对企业和政府如何协调关系同样举重若轻。其拥有一份堪称完美的履历。
两度临危受命
刘明康被视为解决银行系统内问题的专家,屡次受命于危难之际,曾作为“救火员”先后被派到光大集团和中国银行去清理银行问题。
1999年7月,光大集团原董事长朱小华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查,刘明康被紧急任命为该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尽管其任期不到一年,但他在光大银行推行的改革举措却可谓“牛刀小试”。刘明康上任第一件事就是重整光大的财务结构,加强投资过程中内部风险管理。他强调整个集团,包括上市公司,都必须采用国际惯用的会计准则来审慎管理财务。1999年11月,光大集团收购了申银万国证券18%的股权,成为其最大股东;同年,与加拿大永明金融集团合资成立了光大永明保险公司。这些举措在当时被视为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一个开端。
2000年2月,刘明康接任中行行长一职,这一次他仍然是临危受命。重回中行后,其对中行多年体制积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外界充分领略了他的金融才华。广受关注的举措之一是,邀请美国花旗银行的专家对中行进行“诊断”,启动了业务和管理流程的整合工程。这为中行建立先进的业务和管理流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刘明康深知,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健全的决策系统,对银行的长远发展影响重大。鉴于此,他着手构造以尽职调查和后评价为基础的科学决策系统,并建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资产处置评审委员会与采购评审委员会。藉此,中行完善了对高层管理者的决策制衡机制和风险评审机制,有效防范了授信决策、资产处置、基建及大宗物品采购中的道德风险。另外,在他的推动下,中行修改了《中国银行章程》,完善了董事会职能和议事规则。
不过,在中行影响最深广的,还是刘明康推出的“地毯式轰炸”综合考核制度。即“每个员工都要接受领导和同事的打分,根据得分情况来考评其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中行先后撤换了6名省级分行行长,这种整顿力度在国内银行界可谓石破天惊。
2000年,中行开始对32家国内分行负责人的经营管理绩效进行考核;2001年,考核扩大到20家国外机构负责人和全行所有员工,考核结果与奖金发放、员工晋升和培训使用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中行工作作风的转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2001年,刘明康当选为国际金融协会副主席,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在该机构担任的最高职务。而3年中行生涯中的一些突发事件,更充分显示了他的危机应对能力。2002年,中银香港酝酿上市,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因为当年接连发生了中行纽约分行违规经营事件、原中行行长王雪冰落马、中行广东开平支行盗用4.85亿美元巨资大案。但最终,在全球股市5年来低点之际,中银香港完成了全球招股23亿股,集资总额达195亿港元。
在告别中行时,刘明康这般评价自己说:“这3年,是中国银行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3年,我们经受住了重大的考验,走过了很不平坦的发展道路。”的确,在这3年,外界依稀看到了一个颇具胆识的银行家的身影。
改革监管并举
2003年4月,银监会正式挂牌,刘明康领命担纲。作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银监会负责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维护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在银监会从央行分拆出之前,银行业的监管由央行负责。此次分拆被认为是中国试图加强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举措。
海外分析还称,当时提出对中国过热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建议的,正是刘明康等人。在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最难把握的就是金融问题,“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使中国金融改革与调整成为所有中国领导人感到头痛的难题。早在1998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力排众议,将他的老朋友、原甘肃省委书记阎海旺调任央行副行长,2003年任银监会党委书记,但相比刘明康,阎对金融工作并不熟悉,2005年4月他被免去该职,由刘一肩挑两职。没有什么派系背景的刘明康,至此成为胡的金融高参。
早年留学英伦,西式教育加上长期的金融从业经验,让刘明康思维颇为开放。在其领导下,银监会组建了由国际知名金融人士组成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在帮助制订中国银行业改革计划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委员会的6名高级顾问中,有3人是英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前任官员,有人以此佐证他监管理念的“英式”色彩。
在业内,刘明康以坦率务实著称,他对金融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中国银行业主要存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三大风险。其中,信用风险是最大的风险,而信息披露、信息透明是改变信用风险居高不下的关键所在。1999年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接近50%,但过去对这个数字多有粉饰,银监会成立后,刘明康即以真实数字示人。
平素“温文尔雅,颇有学者风范”的他,办事却雷厉风行,在2004年打击银行业内部违法违规过程中,刘明康给外界留下了“温和的铁腕”的印象。当年银监会共查出违规金额5480亿元,比上年增加4072亿元。各类银行机构实际处分违规人员4294人,还有各类机构高级管理人员244人落马。同时,银监系统共派出检查组1.67万次,进行全方位检查,以通报、警告和罚款等方式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处理。
在刘明康看来,中国银行业与国际的差距,最根本的不是具体指标高低,而是科学的发展理念缺失和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一是资本约束机制较弱,资本充足率普遍低下;二是“规模偏好”和“速度偏好”严重;三是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控机制存在明显缺陷。中国银行业应立足科学发展,借鉴国际经验,着力改革创新,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
“刘明康是个非常有思路的人。”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评价说,“他绝对是有国际水准的金融家”,很适合出任银监会主席。
然而,在经济持续过热使银行业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焦点的同时,由于这个崭新机构及其领导人在仓促进入“至高”角色之后,感觉上的不到位和现场经验的不足,也不时使自己置身各种非议之中:宏观调控总体政策导致的资金紧缩被不由分说地“嫁祸”在银行的信贷政策上,刘明康和银监会首当其冲成为质疑对象。
抑或因此,2006年7月,曾传出他将转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消息;2008年6月,甚至有传在金融领域层出不穷的贪污舞弊事件中一直保持“不沾锅”形象的刘明康,因原证监会副主席王益案被限制出境。但上述谣言很快都不攻自破。
保增长与风险管控的纠结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除反思预警机制之外,如何通过信贷保增长又避免坏账风险,则是银监会当前的主要工作。
今年一季度中国新增贷款总额高达4.58万亿元,对于信贷增速是否需要放缓,市场诸多争议。两大主管部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取得空前一致:央行副行长易纲说,金融危机情况下的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利大于弊;银监会尽管媒体曾报道其副主席蔡鄂生4月25日表态“今年新增信贷预计逾8万亿”,但很快进行辟谣,表示未改变年初的信贷政策,并未控制信贷规模。这凸显中国将稳定经济增长视为今年首重目标。
4月刘明康在安徽调研时还提出,“保增长,放款无上限”,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将是一场持久战和拉锯战。但他亦表示,希望银行业金融机构逐步将信贷投放重点转移至中小企业、个人金融业务以及农业贷款方面,以期真正拉动内需增长。同时,密切关注信用风险随信贷增长同步升高,严格执行信贷查核,并严禁贷款资金脱离企业本身的主要业务。
而5月11日央行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增贷款降至5918亿元,远低于一季度月均1.5万亿元的规模。对此,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一季度是新开工项目的集中释放期和银行信贷的集中投放期,信贷会创出天量。但如果持续之前信贷猛增的态势,势必给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带来较大的通胀压力,并且很难保证贷款质量。这种回落是正常和理性的回归。全年信贷增长不会就此骤然变紧,市场流动性仍将保持合理充裕状态,如果今后几个月信贷保持每月增加四五千亿元的规模,全年新增信贷可能达9万亿元,超过年初制定的5万亿元全年信贷规模。
与新增贷款大幅回落相反的是,4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5.95%,创下近10年新高。专家称,这说明市场流动性比较充裕,企业前期流动性紧张的状况正逐步缓解,刺激经济增长的资金支撑作用在增强。
另一值得关注的数据是,4月份短期贷款减少786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744亿元。一增一减反映资金在政策引导下流向了中长期的固定投资项目。但也表明中小企业融资状况没有缓解,且难以打消对贷款质量,以及未来流动性过剩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的担心。
刘明康5月11日在亚洲银行家2009年峰会上指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银行业在经营行为和风险管理方式上还具有趋同性,由此将产生风险的集中度,这是监管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此外,长期而言,为应对城镇化建设,信贷资金大量向基础设施和项目投放,这可能带来潜在的长期信用风险。此间,他还表示,要不断扩大监管覆盖面,确保没有监管真空,坚持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的适当隔离。
显然,肩负监管重任的银监会,无法忽视金融机构在信贷快速扩张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这与央行稳定货币和防止通胀、保持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多目标制存在差别,央行行长周小川早前表示,作为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是中国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