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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津关令》是我国西汉《二年律令》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津关令》的研究业已倾注了相当关注。但《津关令》作为法律，目前对其立法目的的论述尚难以见到。只有了解了该法律立法的目的，才能知道该法律的地位。本文结合汉初社会形势分析，《津关令》的直接目的在于以控制大量的稳定的人口来维护统治，以“黄金”为抓手稳定经济秩序，以“马匹”、“铜铁”为突破口整顿军备。而隐藏于背后的原因，除了通常认为以“强本弱末之术”防备诸侯之外，更应有为防备匈奴作军事准备的考察。
关键词 西汉 《津关令》 立法目的
作者简介：胡建涛，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2-008-03
《津关令》为《二年律令》之组成部分。由张家山汉简推测，《津关令》初定时令条至少有二十三则，今存十八则。一般认为条令成文于汉高祖初年至吕后二年间，而除第一至三则令文可能形成于高祖十一年之前（公元前196年），其余令文大约形成于高祖十一年至惠帝年间 （公元前196～188年）。这些令条在通关文书制度，人员、物资、马匹出入津关等多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是西汉关禁制度研究的重要材料。
目前关于西汉津关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津、关”本身的设置与职能，以及通关文书制度的研究。至于津关制度的目的论，则囿于“强本弱末”的成见，因而关于《津关令》这一法律的立法目的缺少应有的系统论述。因此，从《津关令》的条文入手，结合汉初统治者所面临的形势，从人口、经济和军事几个角度，可以对其立法目的作一个比较系统的讨论。
一、 控制大量人口以维护统治
在古代社会，人口兼有社会的主要生产者、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兵役的主要来源等多重属性，因而是统治者增强实力，维护统治的重要资源。控制大量的稳定的人口历来是统治者施政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这也是汉初颁布《津关令》所要达到的一大目标。
战国时，梁惠王就曾向孟子请教，“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指向的就是人口问题。秦末战乱频仍，人民或死于战火，或避乱于山泽之间。到西汉立国，政府所能控制的人口已经少而又少。史载，“初，高祖封功臣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时兵革之余，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十二三。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 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尤其严峻，“楚汉战争结束时，关中残存的人口很少，从惠帝时仅五十万左右推算，当时人口不满四十万” 。不难理解，实际控制人口的不足是汉初统治者的一大“心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津关令》第一条“越塞阑关令”应运而生。令文称：
一、御史言，越塞阑关，论未有令。请阑出入塞之津关，黥为城旦舂；越塞，斩左止（趾）为城旦；吏卒主者弗得，赎耐；令、 四八八 丞、令史罚金四两。智（知）其请（情）而出入之，及假予人符传，令以阑出入者，与同罪。其非所为而擅为传出入津关，以 四八九 传令、阑令论，及所为传者 。
又规定，“诸诈袭人符传出入塞之津关，未出入而得，皆赎城旦舂；将吏智（知）其请（情），与同罪” 。
也就是说，汉初人员出入津关必须有政府颁发的符、传，并接受守关官吏的盘查。违者将视情节处以刑罚，相关人员负连带责任。而之所以汉初统治者如此大费周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检括人口，增加编户齐民。战乱以来人口的急剧流失，使得增加民数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高祖五年（前202）春二月，刘邦即位为皇帝，五月便下诏书指向戶籍问题。“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在以优厚的条件诱使人民自觉纳入到汉王朝编户齐民下的同时，派官吏督促，以期显著增加政府控制的人口数量。
然而，这一政策的成效似乎并不明显。至高祖八年（前199），政府在户籍问题上的态度便强硬了起来。这年十月，南郡处理了一起“狱吏舍匿无名数男子的案件”，并由此引发了一项新的法令，要求尚未纳入到编户齐民体制的民众自觉申报户口，违者处以不得赎免的惩罚。“令曰：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令到县道官盈卅日，不自占书名数者，皆耐为隶臣妾，锢，勿令以爵、赏免；舍匿者与同罪。” 虽然此“令”未必从属于《津关令》的条文，但把检括人口作为一个背景来探讨《津关令》颁布的出发点，也可说是站得住脚的。
其次，防止“实关中”人口逃亡。面对立国之初关中凋敝，人口稀少的局面，高祖七年（前200），刘邦接受娄敬“实关中”的建议，将“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 ，共计十万余口，迁到关中居住。
被迁至关中的故六国贵族之后以及豪强之家，与其说响应新政权的号令，毋宁说屈从于武力的威慑。这些人既在故地治有产业，又习惯于故土人情，所以被迁入关中的人难免心有怨言。而值得注意的是，秦汉时代的人有着浓厚的故国情结。《史记》、《汉书》为故六国人立传多交待其“国”说明了这一点，如“张耳者，大梁人也”、“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史记》），“陆贾，楚人也”、“朱建，楚人也”、“娄敬，齐人也”（《汉书》）。因此，一旦有机会，这些被迫迁徙关中的人口便设法逃回故国。
高祖十年七月（前197），函谷关截获了一起“以阑出关”未遂的案件。有个叫“阑”的狱吏从临淄来到关中，企图助一名齐国田氏女子名叫“南”的蒙混出函谷关，结果被守关吏卒识破，后这名男子被判处“黥为城旦”。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记载了这一案件的经过。“临菑（淄）狱吏阑令女子南冠缴（缟）冠，详（佯）病卧车中，袭 一七 大夫虞传，以阑出关。”经过审问，“阑”被认为是“诱汉民之齐国”，当以“从诸侯来诱”论处。阑服罪。另外，在草拟处理意见时，又有“亡从兄赵地”的案例作为比较。 由此可以推断，“实关中”人口逃亡的案件比比皆是，从而推动了《津关令》的立法。 再次，限制人口流动，缉捕逃亡人口。西汉立国之初，正是社会经济最为萧条和残败的时候，“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农业是恢复和发展汉朝社会经济的根本，而要保证农业生产的产量，就需要把更多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因而，不能说汉初在通关上设置种种障碍，就没有这样的考虑。
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破败、民生凋敝的情况下，盗贼常常四处出没，流民也因此而多有。《津关令》关于人员通过津关的限制，也有出于防止流民、缉捕盗贼的目的。
二、抓住黄金以稳定经济
虽然尚无证据表明汉初所设津关有征收关税的性质，但《津关令》的颁布则有经济目的。从令文上看，这点是明确的。
“其令扜关、郧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及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黄金、诸奠黄金器及铜。”
“其令诸关，禁毋出私金器、铁。其以金器入者，关谨籍书。出，复以阅，出之。”
汉初政府对“黄金”、“黄金器”、“铜”等贵金属输出关中的明确禁令，实际上是要把黄金掌握在政府手中。禁令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当时黄金执行着货币职能，而铜执行着部分货币职能。在汉初百废待兴的形势下，稳定货币是汉王朝巩固统治，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货币的重要性在秦时已为人所认识。秦统一全国后，以黄金与铜为国家法定货币。按《史记·平准书》，“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近似地可以认为，秦朝执行了金铜双本位的币制。至汉立国，因袭秦制，仍以金、铜为国家法定货币。所不同的是，改黄金计量单位“溢”为“斤”，而铜钱币制在开放私铸的影响下，较秦朝远为紊乱。从高祖“令民铸荚钱”，到高后二年（前186）“铸八铢钱”、六年铸“五分钱” 、文帝五年（前175）铸“四铢钱” 、武帝建元元年到元鼎二年又有五次改币制 ，直至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铸“上官五铢钱”，铸币权收归中央，币制从此才较为稳定。即在《津关令》的颁布时间范围内，汉朝通行的铜币为“荚钱”，而这种铜币是允许私铸的。如此一来，货币发行量就失去了控制，随之而起便是“通货膨胀”。史载，“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 在此的情况下，“黄金”成为汉初的“硬通货”，更好地发挥“黄金”的货币职能成为汉朝稳定经济秩序的必然选择。
在现代经济学看来，货币的职能在：贮藏手段、流通手段、价值尺度、支付手段、世界货币。黄金固然属性上兼有此货币的五项职能，但就漢初而言，发挥最大作用的职能是价值尺度。西汉给后人的一大印象便是“多金”，据统计“西汉皇帝的赏赐黄金有数可计多达80多万斤，加以无数字者可达100万斤”，而相关研究表明“西汉时期不会有这么多的黄金积累。” 那么，史书上所见的这许多黄金，只能价值尺度职能之下的“观念上的货币”。 这也就意味着，通常情况下，以“黄金”充当衡量物价高低、赏罚多寡的名义货币，而以“铜钱”作为流通的实际货币。《汉书·惠帝纪》记载刘盈即位给各级官僚的赏赐，注引晋灼曰“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又引颜师古注“诸赐言黄金者，皆与之金。不言黄者，一金与万钱也”。
实际上，“黄金”与“金”的界限并不明显，《史记》、《汉书》关于同一事常有“黄金”、“金”互见的记载。如陈平离间楚国君臣关系。《史记· 高祖本纪》载刘邦“乃用陈平之计，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同书《陈丞相世家》则书“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有如田肯说高祖，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曰：‘善’。赐黄金五百斤”。《汉书·高帝纪》则书“上曰善，赐金五百斤”。无疑的是，汉初，以黄金计量数字标准，而以铜钱实际支付是普遍存在的。
由此，汉初严格操控黄金的具体目的就可以明确了。一方面，在双本位币制下，由于铜币发行量不掌握在政府手中，所以唯有政府控制黄金才能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另一方面，由于黄金与铜钱之间存在一个兑换比率，政府只有控制大量黄金，才能保证铜钱在流通中的信用。这点对于活跃经济至关重要。
至于铜，固然它也是财富的一部分，但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军事资源属性。
三、蓄马匹、广铜铁以整军备
前文提到《津关令》对铜、铁出关的限制。而《津关令》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于马匹的限制。在现存18则令条中，有8则与马匹相关，陈伟将这些令条统称为“涉马诸令”。涉马诸令不厌其烦地规定买马程序，并有对马匹通关的严格管制。总的来说，不论铜、铁，还是马匹，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军事资源，因而，汉初对铜铁、马匹的严格限令，其直接目的当与整顿军备有关。日本学者大庭修认为，“这是本来以军事理由来限制输出，可见汉代关津原则的性质是以军事警察为目的的”。
众所周知，高祖五年（前202），刘邦即位为皇帝定都洛阳。后听从娄敬的建议，当年迁都关中。娄敬建言说，“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 可见，汉初政权远非稳固，故六国贵族仍有实力威胁刘姓江山。高祖七年（前200），刘邦亲征韩王信为匈奴困于白登长达七日之久，更暴露出军事上的不足。因此，汉王朝不得不采取措施整顿军备，以应对可能的威胁。
“马匹”成为西汉政府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在西汉，马匹不仅仅是传驿系统下的主要交通工具，更是组建强大骑兵的先决条件。汉初统治者对骑兵战术意义的认识是具体而深刻的。公元前204年彭城之战，刘邦集结了一支五十六万人的部队伐楚，却被项羽率领的三万骑兵打得大败，一战损失十多万士卒。汉军只得沿山路向南逃，又在灵璧东的睢水被项羽骑兵追上，于是“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以至于“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 。对刘邦来说，这是血与泪的教训。此后不久，刘邦便组建了汉军骑兵部队，并很快尝到了胜利的甜头。“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 。因而，“涉马诸令”的由来首先与汉初统治者对马匹的战争潜力的认识有关。 除“长沙地卑湿，不宜马， 置缺不备一驷，未有传马……得买马关中”及“汤沐邑在诸侯属长信詹事者”、“鲁侯居长安”两个特例，涉马诸令对于马匹通关的严格限制，对于诸侯地區接近于封锁，无疑是从军事目的出发的。由于“渭水流域以及以北地区，是古代著名的产马之地” ，而“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 ，如此一来，关中便形成了对诸侯国的天然军事优势，退是军事威慑，进可剿灭叛乱。
另外，“涉马诸令”的初衷不能排除为反击匈奴作准备的考虑。
“铜铁限令”则是西汉政府选择的第二个突破口。铜、铁是制作兵器的主要原料。汉代，“铜兵颇有可观” ，长、短兵器，射远器，防御武器，铜鼓等等不一而足。至于铁制兵器，“汉代以至铁兵全盛时代，进为钢兵”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铜弩机的问世，这是汉代兵器史上的大变革。《汉书·艺文志》有“《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的记载。这种弩机为连发装置，所用箭镞为铜制。由于箭镞基本上属于一次性消耗品，因而没有大量的铜的储备是不可想象的。
铜铁禁令所针对的，主要还是防备匈奴。“其令诸关，禁毋出私金器、铁”，这个“关”应不同于令文所见“五关”，还包括边塞诸关。《汉书·汲黯传》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因此，《津关令》对铜铁的禁令是针对匈奴的战略准备，也可以认为是后来武帝反击匈奴的先声。
《津关令》不是一蹴而就的立法，而是为了解决汉初社会出现的问题，一项一项提出的，因而关于其立法目的必须结合汉初形势作系统地分析。
注释：
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相关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2.
《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132.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05，311.
《汉书·高帝纪下》.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51.
《汉书·娄敬传》.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38-339.
《史记·平准书》.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07-309.
《汉书·高后纪》.
《汉书·食货志》：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五次更改币制：建元元年（前140）“行三铢钱”（《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前136）“罢三铢钱，行半两钱”（《汉书·武帝纪》），元狩四年（前119）“为皮币，直四十万”、“ 造银锡为白金”《史记·平准书》，元狩五年（前118）“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汉书·武帝纪》），元鼎二年（前115）“铸钟官赤侧”（《史记·平准书》）。
《汉书·食货志》.
瓯燕.试论秦汉黄金为“上币”.货币史研究.1989（1）.
[日]大庭修著.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481.
《史记·项羽本纪》.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陈伟.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考古学报.2003（1）.
《盐铁论·末通》.
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12，143.
关键词 西汉 《津关令》 立法目的
作者简介：胡建涛，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2-008-03
《津关令》为《二年律令》之组成部分。由张家山汉简推测，《津关令》初定时令条至少有二十三则，今存十八则。一般认为条令成文于汉高祖初年至吕后二年间，而除第一至三则令文可能形成于高祖十一年之前（公元前196年），其余令文大约形成于高祖十一年至惠帝年间 （公元前196～188年）。这些令条在通关文书制度，人员、物资、马匹出入津关等多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是西汉关禁制度研究的重要材料。
目前关于西汉津关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津、关”本身的设置与职能，以及通关文书制度的研究。至于津关制度的目的论，则囿于“强本弱末”的成见，因而关于《津关令》这一法律的立法目的缺少应有的系统论述。因此，从《津关令》的条文入手，结合汉初统治者所面临的形势，从人口、经济和军事几个角度，可以对其立法目的作一个比较系统的讨论。
一、 控制大量人口以维护统治
在古代社会，人口兼有社会的主要生产者、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兵役的主要来源等多重属性，因而是统治者增强实力，维护统治的重要资源。控制大量的稳定的人口历来是统治者施政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这也是汉初颁布《津关令》所要达到的一大目标。
战国时，梁惠王就曾向孟子请教，“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指向的就是人口问题。秦末战乱频仍，人民或死于战火，或避乱于山泽之间。到西汉立国，政府所能控制的人口已经少而又少。史载，“初，高祖封功臣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时兵革之余，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十二三。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 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尤其严峻，“楚汉战争结束时，关中残存的人口很少，从惠帝时仅五十万左右推算，当时人口不满四十万” 。不难理解，实际控制人口的不足是汉初统治者的一大“心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津关令》第一条“越塞阑关令”应运而生。令文称：
一、御史言，越塞阑关，论未有令。请阑出入塞之津关，黥为城旦舂；越塞，斩左止（趾）为城旦；吏卒主者弗得，赎耐；令、 四八八 丞、令史罚金四两。智（知）其请（情）而出入之，及假予人符传，令以阑出入者，与同罪。其非所为而擅为传出入津关，以 四八九 传令、阑令论，及所为传者 。
又规定，“诸诈袭人符传出入塞之津关，未出入而得，皆赎城旦舂；将吏智（知）其请（情），与同罪” 。
也就是说，汉初人员出入津关必须有政府颁发的符、传，并接受守关官吏的盘查。违者将视情节处以刑罚，相关人员负连带责任。而之所以汉初统治者如此大费周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检括人口，增加编户齐民。战乱以来人口的急剧流失，使得增加民数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高祖五年（前202）春二月，刘邦即位为皇帝，五月便下诏书指向戶籍问题。“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在以优厚的条件诱使人民自觉纳入到汉王朝编户齐民下的同时，派官吏督促，以期显著增加政府控制的人口数量。
然而，这一政策的成效似乎并不明显。至高祖八年（前199），政府在户籍问题上的态度便强硬了起来。这年十月，南郡处理了一起“狱吏舍匿无名数男子的案件”，并由此引发了一项新的法令，要求尚未纳入到编户齐民体制的民众自觉申报户口，违者处以不得赎免的惩罚。“令曰：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令到县道官盈卅日，不自占书名数者，皆耐为隶臣妾，锢，勿令以爵、赏免；舍匿者与同罪。” 虽然此“令”未必从属于《津关令》的条文，但把检括人口作为一个背景来探讨《津关令》颁布的出发点，也可说是站得住脚的。
其次，防止“实关中”人口逃亡。面对立国之初关中凋敝，人口稀少的局面，高祖七年（前200），刘邦接受娄敬“实关中”的建议，将“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 ，共计十万余口，迁到关中居住。
被迁至关中的故六国贵族之后以及豪强之家，与其说响应新政权的号令，毋宁说屈从于武力的威慑。这些人既在故地治有产业，又习惯于故土人情，所以被迁入关中的人难免心有怨言。而值得注意的是，秦汉时代的人有着浓厚的故国情结。《史记》、《汉书》为故六国人立传多交待其“国”说明了这一点，如“张耳者，大梁人也”、“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史记》），“陆贾，楚人也”、“朱建，楚人也”、“娄敬，齐人也”（《汉书》）。因此，一旦有机会，这些被迫迁徙关中的人口便设法逃回故国。
高祖十年七月（前197），函谷关截获了一起“以阑出关”未遂的案件。有个叫“阑”的狱吏从临淄来到关中，企图助一名齐国田氏女子名叫“南”的蒙混出函谷关，结果被守关吏卒识破，后这名男子被判处“黥为城旦”。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记载了这一案件的经过。“临菑（淄）狱吏阑令女子南冠缴（缟）冠，详（佯）病卧车中，袭 一七 大夫虞传，以阑出关。”经过审问，“阑”被认为是“诱汉民之齐国”，当以“从诸侯来诱”论处。阑服罪。另外，在草拟处理意见时，又有“亡从兄赵地”的案例作为比较。 由此可以推断，“实关中”人口逃亡的案件比比皆是，从而推动了《津关令》的立法。 再次，限制人口流动，缉捕逃亡人口。西汉立国之初，正是社会经济最为萧条和残败的时候，“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农业是恢复和发展汉朝社会经济的根本，而要保证农业生产的产量，就需要把更多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因而，不能说汉初在通关上设置种种障碍，就没有这样的考虑。
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破败、民生凋敝的情况下，盗贼常常四处出没，流民也因此而多有。《津关令》关于人员通过津关的限制，也有出于防止流民、缉捕盗贼的目的。
二、抓住黄金以稳定经济
虽然尚无证据表明汉初所设津关有征收关税的性质，但《津关令》的颁布则有经济目的。从令文上看，这点是明确的。
“其令扜关、郧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及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黄金、诸奠黄金器及铜。”
“其令诸关，禁毋出私金器、铁。其以金器入者，关谨籍书。出，复以阅，出之。”
汉初政府对“黄金”、“黄金器”、“铜”等贵金属输出关中的明确禁令，实际上是要把黄金掌握在政府手中。禁令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当时黄金执行着货币职能，而铜执行着部分货币职能。在汉初百废待兴的形势下，稳定货币是汉王朝巩固统治，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货币的重要性在秦时已为人所认识。秦统一全国后，以黄金与铜为国家法定货币。按《史记·平准书》，“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近似地可以认为，秦朝执行了金铜双本位的币制。至汉立国，因袭秦制，仍以金、铜为国家法定货币。所不同的是，改黄金计量单位“溢”为“斤”，而铜钱币制在开放私铸的影响下，较秦朝远为紊乱。从高祖“令民铸荚钱”，到高后二年（前186）“铸八铢钱”、六年铸“五分钱” 、文帝五年（前175）铸“四铢钱” 、武帝建元元年到元鼎二年又有五次改币制 ，直至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铸“上官五铢钱”，铸币权收归中央，币制从此才较为稳定。即在《津关令》的颁布时间范围内，汉朝通行的铜币为“荚钱”，而这种铜币是允许私铸的。如此一来，货币发行量就失去了控制，随之而起便是“通货膨胀”。史载，“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 在此的情况下，“黄金”成为汉初的“硬通货”，更好地发挥“黄金”的货币职能成为汉朝稳定经济秩序的必然选择。
在现代经济学看来，货币的职能在：贮藏手段、流通手段、价值尺度、支付手段、世界货币。黄金固然属性上兼有此货币的五项职能，但就漢初而言，发挥最大作用的职能是价值尺度。西汉给后人的一大印象便是“多金”，据统计“西汉皇帝的赏赐黄金有数可计多达80多万斤，加以无数字者可达100万斤”，而相关研究表明“西汉时期不会有这么多的黄金积累。” 那么，史书上所见的这许多黄金，只能价值尺度职能之下的“观念上的货币”。 这也就意味着，通常情况下，以“黄金”充当衡量物价高低、赏罚多寡的名义货币，而以“铜钱”作为流通的实际货币。《汉书·惠帝纪》记载刘盈即位给各级官僚的赏赐，注引晋灼曰“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又引颜师古注“诸赐言黄金者，皆与之金。不言黄者，一金与万钱也”。
实际上，“黄金”与“金”的界限并不明显，《史记》、《汉书》关于同一事常有“黄金”、“金”互见的记载。如陈平离间楚国君臣关系。《史记· 高祖本纪》载刘邦“乃用陈平之计，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同书《陈丞相世家》则书“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有如田肯说高祖，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曰：‘善’。赐黄金五百斤”。《汉书·高帝纪》则书“上曰善，赐金五百斤”。无疑的是，汉初，以黄金计量数字标准，而以铜钱实际支付是普遍存在的。
由此，汉初严格操控黄金的具体目的就可以明确了。一方面，在双本位币制下，由于铜币发行量不掌握在政府手中，所以唯有政府控制黄金才能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另一方面，由于黄金与铜钱之间存在一个兑换比率，政府只有控制大量黄金，才能保证铜钱在流通中的信用。这点对于活跃经济至关重要。
至于铜，固然它也是财富的一部分，但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军事资源属性。
三、蓄马匹、广铜铁以整军备
前文提到《津关令》对铜、铁出关的限制。而《津关令》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于马匹的限制。在现存18则令条中，有8则与马匹相关，陈伟将这些令条统称为“涉马诸令”。涉马诸令不厌其烦地规定买马程序，并有对马匹通关的严格管制。总的来说，不论铜、铁，还是马匹，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军事资源，因而，汉初对铜铁、马匹的严格限令，其直接目的当与整顿军备有关。日本学者大庭修认为，“这是本来以军事理由来限制输出，可见汉代关津原则的性质是以军事警察为目的的”。
众所周知，高祖五年（前202），刘邦即位为皇帝定都洛阳。后听从娄敬的建议，当年迁都关中。娄敬建言说，“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 可见，汉初政权远非稳固，故六国贵族仍有实力威胁刘姓江山。高祖七年（前200），刘邦亲征韩王信为匈奴困于白登长达七日之久，更暴露出军事上的不足。因此，汉王朝不得不采取措施整顿军备，以应对可能的威胁。
“马匹”成为西汉政府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在西汉，马匹不仅仅是传驿系统下的主要交通工具，更是组建强大骑兵的先决条件。汉初统治者对骑兵战术意义的认识是具体而深刻的。公元前204年彭城之战，刘邦集结了一支五十六万人的部队伐楚，却被项羽率领的三万骑兵打得大败，一战损失十多万士卒。汉军只得沿山路向南逃，又在灵璧东的睢水被项羽骑兵追上，于是“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以至于“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 。对刘邦来说，这是血与泪的教训。此后不久，刘邦便组建了汉军骑兵部队，并很快尝到了胜利的甜头。“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 。因而，“涉马诸令”的由来首先与汉初统治者对马匹的战争潜力的认识有关。 除“长沙地卑湿，不宜马， 置缺不备一驷，未有传马……得买马关中”及“汤沐邑在诸侯属长信詹事者”、“鲁侯居长安”两个特例，涉马诸令对于马匹通关的严格限制，对于诸侯地區接近于封锁，无疑是从军事目的出发的。由于“渭水流域以及以北地区，是古代著名的产马之地” ，而“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 ，如此一来，关中便形成了对诸侯国的天然军事优势，退是军事威慑，进可剿灭叛乱。
另外，“涉马诸令”的初衷不能排除为反击匈奴作准备的考虑。
“铜铁限令”则是西汉政府选择的第二个突破口。铜、铁是制作兵器的主要原料。汉代，“铜兵颇有可观” ，长、短兵器，射远器，防御武器，铜鼓等等不一而足。至于铁制兵器，“汉代以至铁兵全盛时代，进为钢兵”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铜弩机的问世，这是汉代兵器史上的大变革。《汉书·艺文志》有“《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的记载。这种弩机为连发装置，所用箭镞为铜制。由于箭镞基本上属于一次性消耗品，因而没有大量的铜的储备是不可想象的。
铜铁禁令所针对的，主要还是防备匈奴。“其令诸关，禁毋出私金器、铁”，这个“关”应不同于令文所见“五关”，还包括边塞诸关。《汉书·汲黯传》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因此，《津关令》对铜铁的禁令是针对匈奴的战略准备，也可以认为是后来武帝反击匈奴的先声。
《津关令》不是一蹴而就的立法，而是为了解决汉初社会出现的问题，一项一项提出的，因而关于其立法目的必须结合汉初形势作系统地分析。
注释：
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相关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2.
《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132.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05，311.
《汉书·高帝纪下》.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51.
《汉书·娄敬传》.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38-339.
《史记·平准书》.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07-309.
《汉书·高后纪》.
《汉书·食货志》：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五次更改币制：建元元年（前140）“行三铢钱”（《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前136）“罢三铢钱，行半两钱”（《汉书·武帝纪》），元狩四年（前119）“为皮币，直四十万”、“ 造银锡为白金”《史记·平准书》，元狩五年（前118）“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汉书·武帝纪》），元鼎二年（前115）“铸钟官赤侧”（《史记·平准书》）。
《汉书·食货志》.
瓯燕.试论秦汉黄金为“上币”.货币史研究.1989（1）.
[日]大庭修著.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481.
《史记·项羽本纪》.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陈伟.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考古学报.2003（1）.
《盐铁论·末通》.
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12，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