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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相关系数分析法，通过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对陕西省各个地级市的发展协调度进行综合评估，基于经济发展板块研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排名的关系，计算出陕西省整体及各个区域经济发展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相关系数。研究表明：经济实力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但并不必然导致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从区域板块上表现出“U”型曲线的特征；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从经济上明显呈现第一、二、三梯度的阶梯化发展态势。文章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区域板块；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相关性；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071-0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乡经济发展协调性差等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做出了重要论述，并提出了相应要求；党的十七大更是明确提出要开创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新局面。
陕西省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陕西经济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其在西部1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综合竞争力排名从1999年的第4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2位，并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良好态势。但是，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平衡，陕南、陕北和关中各个县市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差异。尽管近几年陕西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鸿沟也在加大。所以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对于陕西省城乡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许多学者曾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如夏安桃等（2003）主要从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目标、动力机制和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综述；[1]鲁奇等（2004）运用因子分析和ArcGIS技术提取影响城乡关联发展的主导因子并将主因子信息空间化,揭示影响城乡关联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2]罗雅丽和李同（2005）以西安市为例，基于城乡间各种要素流的测度研究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3]朱允卫和黄祖辉（2006）以浙江省整体经济发展为例，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和数据的协整关系研究城乡统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4]黄水木（2007）基于福建省泉州市对沿海发达地区城乡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5]
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定性研究文献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相关概念展开，对于研究城乡协调发展的机制和体制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未能从定量角度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而定量研究文献基于量化研究分别从城乡协调发展度确定、城乡协调发展的主导因子及驱动因子、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流动、城乡协调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等四个角度展开研究，对于深化城乡协调发展规律研究具有一定作用，但主要立足于各个局部角度研究城乡经济的联系强度。而立足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研究区域板块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特别是联系区域经济内部的不同发展板块，从区域统筹的角度研究城乡协调发展度同经济发展相关关系，进而研究不同板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同阶段不同特点的文章尚不多见。
本文立足于反映整体情况的指标体系，通过相关概念定义，综合考虑驱动因子、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城乡经济协调等要素，以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研究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首先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其次，对陕西省各个地级市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综合评估；然后，基于经济发展板块研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关系，得出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从经济上明显呈现第一、二、三梯度的阶梯化发展态势等结论；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指标体系构建及研究方法
1.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界定。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城乡劳动力、技术、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在一定范围内合理交流和组合，形成城市和乡村稳定持久结合的统一体。在发展目标上突出以人为本，公平配置社会资源，基本建立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现人均GDP稳定增长，三次产业结构更趋合理，城乡二元结构初步改变，城乡差距明显缩小；农业规模经济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非农就业比重和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属于一项涉及到多方面发展情况评价的系统工程。本文根据系统性、可测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简洁性和科学性原则，在借鉴其他学者评价指标和结合陕西省省情的基础上，选取以下八项指标进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见表1)。其中：（1）人均GDP指标衡量经济发展基本情况，确定经济发展阶段对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2）第三产业比重指标衡量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即是降低第一产业比重，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公平就业环境。（3）地方财政收入用以衡量地方政府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政府是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主体，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要求地方政府具备一定财政能力。（4）公路货运量、电话用户和公路客运量三个指标衡量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快乡村融入城市市场化发展轨道、扩大乡村产品市场的重要措施，该类指标用以分析城乡市场协调度。（5）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指标衡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协调程度。（6）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指标衡量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程度，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方面的协调程度。
3.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作为各个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综合评价指标，应用主因子分析法和相关系数分析法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基本思想是研究多个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的内部依赖关系，然后根据相关性大小对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最后归纳出综合所有变量影响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通常称为因子。分析具体步骤为：
（1）对选用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指标均为正指标，标准化公式为：
Xij=(xij-minxj)/(maxxj-minxj)其中，i=1，2…，11；j=1，2…，8
（2）利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各个主因子的得分计算出各自的方差贡献率，并以此作为权重，构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的综合评价模型。
（3）计算综合指标值，即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
（4）对各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比较。
（5）对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相关关系进行分析。
三、实证研究
1.数据检验。本文采用陕西省2010年统计数据对陕西省11个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限于篇幅略去原始数据。初步分析结果显示8个变量间相关性很高，由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拒绝各变量的独立性假设，因子分析法的适用性通过检验。由相关系数矩阵R计算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2所示，可知前3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2.654，表明这3个因子已经集中了原始数据92.654%的信息，达到了选取公共因子的标准，基本可以描述各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水平。
2.主成分因子提取。经过旋转的载荷矩阵表明因子变量在许多变量上都有较高的荷载。通过表3可知，第一公因子在公路客运量、地区财政收入、电话用户量、公路货运量、三产比重等几个指标上载荷较高，因第三产业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体现该地区未来发展的潜力水平，因此第一公因子能够很好地代表城乡经济发展潜力度；第二公因子在城乡消费水平比值和城乡收入水平比值上有很高的荷载，能够很好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第三公因子在人均GDP和地方财政收入指标上载荷较高，能够很好地代表城乡经济水平度 。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和评价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以下采用回归方法求出因子得分函数矩阵。(如表4所示)
根据系数矩阵将三个公因子表示为8个指标的线性形式。
因子得分函数为：
F1=0046X1 0.120X2 0.207X3 0.278X4 0.279X5 0.243X6
0.113X7-0.019X8
F2=-0.046X1-0.166X2 0.051X3 0.013X4 0.021X5 0.061X6
0.519X7 0.509X8
F3=0.449X1-0.533X2 0.320X3-0.047X4-0.015X5-0.064X6
0.078X7 0.133X8
3.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综合得分及相关性分析。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综合反映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即城乡之间要素流转程度及协调程度。为了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综合评价，需要对各地区在3个因子上的得分以及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加权求和得到综合分值F，即
F=0.469F1 0.298F2 0.159F3。计算出陕西省11个地区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水平，得分如表5。进一步根据综合得分得到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水平分类图（见表5，图1，图2）。
四、研究结论
1.经济实力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但并不必然导致城乡的协调发展。根据表5、表6、图1和图2，在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性评价中，基本上都是经济因子得分较高的地区总得分就高，但在局部区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西安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居第二位，低于延安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但西安市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为第一，而延安市为第四。另外有两个特例，一个是陕北的榆林，一个是陕南的商洛，榆林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为第三，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却落后到了第七位；相反，商洛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为第11名，居于最后一名，然而协调度却位于第二名，远远超过了其经济发展水平。这充分说明，经济发展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施以相应的产业、财政和分配政策改革，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才有可能随之提高。
2.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从区域板块上表现出“U”型曲线的特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度和城乡经济协调度，按照陕南、陕北和关中的顺序排列，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关系呈现出典型的“U”型曲线的形状，说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先下降最后上升的趋势。根据相关系数分析，如表6，陕西省总体上经济发展协调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为0.11，相关性并不显著。但陕南各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为-0.8357，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一方面说明陕南各区的经济发展协调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说明，陕南目前的这种相对协调在整体上表现出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升高而降低的特点。陕北各区（注：因为铜川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具备陕北资源经济的特点，笔者把铜川从经济上划入陕北板块）经济发展协调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为0.9933，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表现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的现象，原因主要在于陕北经济发展主要建立在资源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该产业的典型特点是依赖于技术密集型的规模经济，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限，财富的社会扩散速度远远小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故而呈现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低的现象。但是正向的相关系数表明陕北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中各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如果包括杨凌为0.236，正向相关而显著性不高，如果去掉杨凌，仅考虑西安、宝鸡、咸阳和渭南，则相关系数高达0.994，说明关中经济发展程度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高度正相关，而杨凌经济发展特点不具备关中板块的特点。杨凌的表现特殊起因于杨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以教育为主的第三产业，教育产业的高产值，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带动作用并不大，甚至还凸显了城镇经济和乡村经济的差距，可以说杨凌的第三产业是建立在非常薄弱的第二产业的基础上，使得杨凌在关中经济板块中表现出陕北经济板块的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特点，杨凌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转型。
3.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从经济上明显呈现第一、二、三梯度的阶梯化发展态势。关中区域的西安市第一公因子排名第一，说明西安市未来经济发展潜力比较大。宝鸡市的第一公因子得分排名紧邻西安，第二公因子和第三公因子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说明宝鸡目前的城乡经济发展潜力、城乡生活水平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度都比较好，城乡经济发展协调度比较好，宝鸡的综合和单个因子表现都足以作为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标杆。其次是咸阳和渭南，以上城市处于第一梯队。商洛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较高，主要是因为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协调度的第二因子F2得分最高，然而代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F3和代表经济未来发展潜力的F1都非常低，说明商洛市目前较高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实际上属于一种低水平协调，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协调必将被打破，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因此不应属于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包括延安、榆林和铜川。这些地区因为拥有密集的煤、石油和天然气存量，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第二梯队里各区表现为代表经济发展潜力和城乡生活水平度的第一公因子F1和第二公因子F2都很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不高，应该采取适当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分配政策改善此种局面。
第三梯队包括汉中、安康、商洛和杨凌四个地区，也是全省经济总量较低的地区，这四个地区除了杨凌位于关中外，其余地区都属于陕南山区。改革开放以来，陕南山区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获得的发展机遇相对较少，经济发展不足，属于有待发展的地区。第三梯队里各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代表经济发展潜力和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度的第一公因子F1和第三公因子F3都很低，即使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的F2很高，排在全省前列，也只是因为城市经济发展不足，没有拉开城乡经济的差距，并不能说明城乡经济发展协调，所以此种高F2只能说明经济的落后特性而有待发展。根据区域分布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杨凌应该被划入第一板块，但因其代表经济发展潜力的F1、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的F2得分以及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F3都非常低，经济发展潜力有待培养，所以放归第三个板块。
4. 发展协调性好的地区各个指标因子之间发展不均衡。从发展协调度得分来看，关中区域城乡经济协调性比较好，但这些地区的协调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其潜力水平因子、生活水平因子和经济水平因子之间并不均衡。比如西安市和渭南市，西安市代表经济发展潜力的F1因子得分最高，但是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的F2因子得分为负数，排名第九，说明西安市虽然经济发展潜力大，但在城乡协调方面做得并不理想。渭南市代表经济发展潜力的F1因子和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协调的F2因子得分比较高，说明渭南市发展潜力和城乡协调度在目前表现比较好，但是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F3因子为负数，排名第九，这说明尽管总体得分较好，很可能也是一种低水平的协调，需要在发展中均衡各个指标的关系。经济发展协调度高，并且各个因子之间相对均衡的是宝鸡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潜力、现有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城乡生活水平协调都表现得非常好。
五、提高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对策
1.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合理统筹不同区域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根据陕西省11个地区不同发展水平，采取适宜措施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陕南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较差和技术条件较差，在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上应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特色，大力发展特色资源产品加工产业和旅游产业，促进工业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城乡经济协调。陕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好而城乡协调水平比较差，应在立足于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致力于产业的技术密集化，同时加强财富分配政策改革，通过财富分配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中应该在现有经济发展基础好和城乡协调水平高的基础上继续致力于经济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经济协调。
2.发挥城镇的集聚效应，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根据上述评价分析可知，经济发展潜力因子F1在综合评价模型中所占权重很大，经济的持续发展可以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奠定基础。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城镇在城乡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城镇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资源、资金资源的集聚，最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水平提高，推动城镇经济发展。而且，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挥城镇的集聚效应是充分利用基础设施，提高规模经济，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3.充分贯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在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政策的同时，坚决贯彻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化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同时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化建设途径，加快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最终缩小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夏安桃，许学强，薛德升.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综述[J].人文地理,2003，(5)．
[2]鲁奇，曾磊，王国霞.重庆城乡关联发展的空间演变分析及综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2)．
[3]罗雅丽，李同.城乡关联性测度与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21(5)．
[4]朱允卫，黄祖辉.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6,(5)．
[5]黄水木.沿海发达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评价模型与实证研究——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0(4).
[责任编辑：黎 峰]
关键词：区域板块；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相关性；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071-0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乡经济发展协调性差等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做出了重要论述，并提出了相应要求；党的十七大更是明确提出要开创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新局面。
陕西省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陕西经济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其在西部1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综合竞争力排名从1999年的第4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2位，并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良好态势。但是，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平衡，陕南、陕北和关中各个县市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差异。尽管近几年陕西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鸿沟也在加大。所以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对于陕西省城乡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许多学者曾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如夏安桃等（2003）主要从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目标、动力机制和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综述；[1]鲁奇等（2004）运用因子分析和ArcGIS技术提取影响城乡关联发展的主导因子并将主因子信息空间化,揭示影响城乡关联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2]罗雅丽和李同（2005）以西安市为例，基于城乡间各种要素流的测度研究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3]朱允卫和黄祖辉（2006）以浙江省整体经济发展为例，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和数据的协整关系研究城乡统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4]黄水木（2007）基于福建省泉州市对沿海发达地区城乡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5]
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定性研究文献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相关概念展开，对于研究城乡协调发展的机制和体制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未能从定量角度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而定量研究文献基于量化研究分别从城乡协调发展度确定、城乡协调发展的主导因子及驱动因子、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流动、城乡协调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等四个角度展开研究，对于深化城乡协调发展规律研究具有一定作用，但主要立足于各个局部角度研究城乡经济的联系强度。而立足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研究区域板块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特别是联系区域经济内部的不同发展板块，从区域统筹的角度研究城乡协调发展度同经济发展相关关系，进而研究不同板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同阶段不同特点的文章尚不多见。
本文立足于反映整体情况的指标体系，通过相关概念定义，综合考虑驱动因子、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城乡经济协调等要素，以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研究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首先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其次，对陕西省各个地级市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综合评估；然后，基于经济发展板块研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关系，得出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从经济上明显呈现第一、二、三梯度的阶梯化发展态势等结论；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指标体系构建及研究方法
1.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界定。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城乡劳动力、技术、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在一定范围内合理交流和组合，形成城市和乡村稳定持久结合的统一体。在发展目标上突出以人为本，公平配置社会资源，基本建立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现人均GDP稳定增长，三次产业结构更趋合理，城乡二元结构初步改变，城乡差距明显缩小；农业规模经济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非农就业比重和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属于一项涉及到多方面发展情况评价的系统工程。本文根据系统性、可测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简洁性和科学性原则，在借鉴其他学者评价指标和结合陕西省省情的基础上，选取以下八项指标进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见表1)。其中：（1）人均GDP指标衡量经济发展基本情况，确定经济发展阶段对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2）第三产业比重指标衡量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即是降低第一产业比重，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公平就业环境。（3）地方财政收入用以衡量地方政府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政府是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主体，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要求地方政府具备一定财政能力。（4）公路货运量、电话用户和公路客运量三个指标衡量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快乡村融入城市市场化发展轨道、扩大乡村产品市场的重要措施，该类指标用以分析城乡市场协调度。（5）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指标衡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协调程度。（6）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指标衡量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程度，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方面的协调程度。
3.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作为各个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综合评价指标，应用主因子分析法和相关系数分析法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基本思想是研究多个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的内部依赖关系，然后根据相关性大小对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最后归纳出综合所有变量影响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通常称为因子。分析具体步骤为：
（1）对选用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指标均为正指标，标准化公式为：
Xij=(xij-minxj)/(maxxj-minxj)其中，i=1，2…，11；j=1，2…，8
（2）利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各个主因子的得分计算出各自的方差贡献率，并以此作为权重，构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的综合评价模型。
（3）计算综合指标值，即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
（4）对各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比较。
（5）对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相关关系进行分析。
三、实证研究
1.数据检验。本文采用陕西省2010年统计数据对陕西省11个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限于篇幅略去原始数据。初步分析结果显示8个变量间相关性很高，由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拒绝各变量的独立性假设，因子分析法的适用性通过检验。由相关系数矩阵R计算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2所示，可知前3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2.654，表明这3个因子已经集中了原始数据92.654%的信息，达到了选取公共因子的标准，基本可以描述各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水平。
2.主成分因子提取。经过旋转的载荷矩阵表明因子变量在许多变量上都有较高的荷载。通过表3可知，第一公因子在公路客运量、地区财政收入、电话用户量、公路货运量、三产比重等几个指标上载荷较高，因第三产业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体现该地区未来发展的潜力水平，因此第一公因子能够很好地代表城乡经济发展潜力度；第二公因子在城乡消费水平比值和城乡收入水平比值上有很高的荷载，能够很好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第三公因子在人均GDP和地方财政收入指标上载荷较高，能够很好地代表城乡经济水平度 。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和评价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以下采用回归方法求出因子得分函数矩阵。(如表4所示)
根据系数矩阵将三个公因子表示为8个指标的线性形式。
因子得分函数为：
F1=0046X1 0.120X2 0.207X3 0.278X4 0.279X5 0.243X6
0.113X7-0.019X8
F2=-0.046X1-0.166X2 0.051X3 0.013X4 0.021X5 0.061X6
0.519X7 0.509X8
F3=0.449X1-0.533X2 0.320X3-0.047X4-0.015X5-0.064X6
0.078X7 0.133X8
3.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综合得分及相关性分析。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综合反映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即城乡之间要素流转程度及协调程度。为了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综合评价，需要对各地区在3个因子上的得分以及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加权求和得到综合分值F，即
F=0.469F1 0.298F2 0.159F3。计算出陕西省11个地区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水平，得分如表5。进一步根据综合得分得到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水平分类图（见表5，图1，图2）。
四、研究结论
1.经济实力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但并不必然导致城乡的协调发展。根据表5、表6、图1和图2，在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性评价中，基本上都是经济因子得分较高的地区总得分就高，但在局部区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西安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居第二位，低于延安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但西安市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为第一，而延安市为第四。另外有两个特例，一个是陕北的榆林，一个是陕南的商洛，榆林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为第三，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却落后到了第七位；相反，商洛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为第11名，居于最后一名，然而协调度却位于第二名，远远超过了其经济发展水平。这充分说明，经济发展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施以相应的产业、财政和分配政策改革，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才有可能随之提高。
2.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从区域板块上表现出“U”型曲线的特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度和城乡经济协调度，按照陕南、陕北和关中的顺序排列，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关系呈现出典型的“U”型曲线的形状，说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先下降最后上升的趋势。根据相关系数分析，如表6，陕西省总体上经济发展协调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为0.11，相关性并不显著。但陕南各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为-0.8357，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一方面说明陕南各区的经济发展协调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说明，陕南目前的这种相对协调在整体上表现出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升高而降低的特点。陕北各区（注：因为铜川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具备陕北资源经济的特点，笔者把铜川从经济上划入陕北板块）经济发展协调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为0.9933，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表现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的现象，原因主要在于陕北经济发展主要建立在资源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该产业的典型特点是依赖于技术密集型的规模经济，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限，财富的社会扩散速度远远小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故而呈现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低的现象。但是正向的相关系数表明陕北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中各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如果包括杨凌为0.236，正向相关而显著性不高，如果去掉杨凌，仅考虑西安、宝鸡、咸阳和渭南，则相关系数高达0.994，说明关中经济发展程度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高度正相关，而杨凌经济发展特点不具备关中板块的特点。杨凌的表现特殊起因于杨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以教育为主的第三产业，教育产业的高产值，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带动作用并不大，甚至还凸显了城镇经济和乡村经济的差距，可以说杨凌的第三产业是建立在非常薄弱的第二产业的基础上，使得杨凌在关中经济板块中表现出陕北经济板块的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特点，杨凌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转型。
3.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从经济上明显呈现第一、二、三梯度的阶梯化发展态势。关中区域的西安市第一公因子排名第一，说明西安市未来经济发展潜力比较大。宝鸡市的第一公因子得分排名紧邻西安，第二公因子和第三公因子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说明宝鸡目前的城乡经济发展潜力、城乡生活水平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度都比较好，城乡经济发展协调度比较好，宝鸡的综合和单个因子表现都足以作为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标杆。其次是咸阳和渭南，以上城市处于第一梯队。商洛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较高，主要是因为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协调度的第二因子F2得分最高，然而代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F3和代表经济未来发展潜力的F1都非常低，说明商洛市目前较高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实际上属于一种低水平协调，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协调必将被打破，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因此不应属于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包括延安、榆林和铜川。这些地区因为拥有密集的煤、石油和天然气存量，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第二梯队里各区表现为代表经济发展潜力和城乡生活水平度的第一公因子F1和第二公因子F2都很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不高，应该采取适当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分配政策改善此种局面。
第三梯队包括汉中、安康、商洛和杨凌四个地区，也是全省经济总量较低的地区，这四个地区除了杨凌位于关中外，其余地区都属于陕南山区。改革开放以来，陕南山区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获得的发展机遇相对较少，经济发展不足，属于有待发展的地区。第三梯队里各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代表经济发展潜力和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度的第一公因子F1和第三公因子F3都很低，即使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的F2很高，排在全省前列，也只是因为城市经济发展不足，没有拉开城乡经济的差距，并不能说明城乡经济发展协调，所以此种高F2只能说明经济的落后特性而有待发展。根据区域分布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杨凌应该被划入第一板块，但因其代表经济发展潜力的F1、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的F2得分以及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F3都非常低，经济发展潜力有待培养，所以放归第三个板块。
4. 发展协调性好的地区各个指标因子之间发展不均衡。从发展协调度得分来看，关中区域城乡经济协调性比较好，但这些地区的协调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其潜力水平因子、生活水平因子和经济水平因子之间并不均衡。比如西安市和渭南市，西安市代表经济发展潜力的F1因子得分最高，但是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的F2因子得分为负数，排名第九，说明西安市虽然经济发展潜力大，但在城乡协调方面做得并不理想。渭南市代表经济发展潜力的F1因子和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协调的F2因子得分比较高，说明渭南市发展潜力和城乡协调度在目前表现比较好，但是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F3因子为负数，排名第九，这说明尽管总体得分较好，很可能也是一种低水平的协调，需要在发展中均衡各个指标的关系。经济发展协调度高，并且各个因子之间相对均衡的是宝鸡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潜力、现有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城乡生活水平协调都表现得非常好。
五、提高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对策
1.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合理统筹不同区域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根据陕西省11个地区不同发展水平，采取适宜措施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陕南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较差和技术条件较差，在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上应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特色，大力发展特色资源产品加工产业和旅游产业，促进工业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城乡经济协调。陕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好而城乡协调水平比较差，应在立足于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致力于产业的技术密集化，同时加强财富分配政策改革，通过财富分配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中应该在现有经济发展基础好和城乡协调水平高的基础上继续致力于经济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经济协调。
2.发挥城镇的集聚效应，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根据上述评价分析可知，经济发展潜力因子F1在综合评价模型中所占权重很大，经济的持续发展可以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奠定基础。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城镇在城乡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城镇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资源、资金资源的集聚，最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水平提高，推动城镇经济发展。而且，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挥城镇的集聚效应是充分利用基础设施，提高规模经济，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3.充分贯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在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政策的同时，坚决贯彻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化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同时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化建设途径，加快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最终缩小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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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