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以往学者多站在集体主义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人的“自我”，然而中国文化并非纯集体主义。中华民族深受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影響，分析与研究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中蕴含的“自我”思想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人“自我”的特点，同时为东西方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探索中国人的“自我”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自我；特点
一、问题提出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没停过对“自我”的探索。“自我”作为人格结构的核心，其形成过程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多用“集体主义”代表中国文化来研究中国人的“自我”，然而中国文化并非纯集体主义。在中国社会中，面子、关系、人情、孝等是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这些独特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因此，用一般的集体主义文化并不能完全概括中国的文化特征（郭斯萍，林蓉，2012）。面子、关系、人情这些日常用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它们与儒家思想中的“礼”“仁”“义”可承接在一起（沈毅，2007）。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人的“自我”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有其自身的特点。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不乏对“自我”的探索。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其中便不乏唤醒每个人的“自我”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意识的意味所在。上有如政治家屈原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下有《论语》中所言平凡民众的“匹夫不可夺志”，从中都可窥探出古代先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因此，本文尝试梳理对中华民族影响颇深的儒、道、佛家思想，从中看中国人的“自我”特点，为中西方学者探讨中国人的“自我”提供借鉴。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我”的特点
（一）“自我”的边界不清晰性
“自我”是有边界的，人们通过边界来区分内部与外部世界。然而在儒、道、佛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的“自我”具有边界不清晰性的特点。
在古代文化中，“自我”体现在“仁”的思想里，儒家、道家、佛家都论述过“仁”这一思想。对儒家而言，“仁”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同时也存在于道家、墨家、佛家的思想中，而“仁”主要在人我关系中体现。在儒家思想中，“自我”包含人我关系，即由个体自身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所建立（刘双，马敬然，2008）。正如杨中芳（1991）所说，中国人的“自我”是以除了自身身体外还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即自己人）为标志同他人分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中国人的自我是“we-self”，侧重“个体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认知、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意向”（汪风炎，2007），这种偏重也使中国人的“自我”出现边界不清晰的特点。
（二）“自我”具有情境性
中国人的“自我”受情境与关系的影响，因此具有情境性。
古代文化中的“自我”是以情境和关系为基础，通过人际关系来界定的（郭斯萍，林蓉，2012）。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关系”这一词，儒家的核心概念“伦”指的就是“关系”。儒家认为社会中存在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君臣、夫妻、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每一对关系的互动都建立在“仁”的基础上，而“仁”只能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尤其是在人们社会交往中最为重要的“五伦”关系。当某人与自己的关系发生变化，相应地，他人位于“自我”周围的涟漪层次就发生变化，“自我”的边界也就随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三）传统文化中的理想“自我”呈现“无我”倾向
在古代文化中，儒、道、佛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因为贯穿整个思想的“仁”的核心地位，造成了古代中国人追求“无我”的“自我”。
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中的理想“自我”均呈现了“无我”的倾向。儒家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仁者”，“内圣外王”是儒家学者所追求的状态，即对内修养心灵，对外整家，理国，安天下，这种探索贯穿于人一生的学习过程中。实现“仁”的过程即实现忠恕之道的过程，忠恕之道的实质就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所谓的利他之爱（冯友兰，1996）。儒家通过“仁”的实践来实现“世界亲如一家”的理想愿望（沈毅，2007）。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儒家追求“忘我”。
佛教也追求“无我”的“自我”。佛教理论认为，人的意识分为八层，其中第七层被称为“末那识”，它是自我产生的根源，且不被意识所控制；第八层为“阿赖耶识”，是心灵本原（彭彦琴，杨宪敏，2009）。佛家认为“我执”是人诸多烦恼的源泉，唯有消灭以“末那识”为中心的“我”才能成佛，才能达到“阿赖耶识”，达到精神顶层。而“末那识”天生就存有“我执”的特点，一般人终生都会受“末那识”的控制，只有悟到真理、成佛之人才能摆脱“末那识”的控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佛家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也是“无我”。
道家的“自我”也呈现“无我”的倾向。道家认为真正的“自我”是最本源、最开始的我，就如同新生孩童，顺应自然。“至人无己”就呈现了庄子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无己”，就是忘掉那个以自我为中心来权衡世间万物的我，忘掉因自我中心产生各种私欲的我，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精神从肉体中分离，到达与天地相接的境（彭彦琴，江波，杨宪敏，2011）。《道德经》中说的“道生一”，“一”即“整体”。只有忘掉有私欲的自我，才能回到“一”的原始状态。因此，道家也追求“无我”。
三、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儒、道、佛家思想的共同影响下，中国人的“自我”具有边界不清晰性与情境性，“自我”的边界随情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此外，在儒、道、佛家思想影响下中国人的理想“自我”呈现“无我”倾向，即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是“无我”。研究“自我”的文化因素已成为“自我”问题研究的新方向，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人的“自我”可以为东西方学者认识“自我”提供新的视角，中西结合将为“自我观”的发展提供方法上的指导，并得到更为完整、合理的“自我观”。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郭斯萍，林蓉.中国人自我观理性分析——基于儒家伦理文化的视角[J].战略决策研究，2012，3（04）：72-77.
[3]刘双，马敬然.中西方“自我观”比较[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08（01）：192-193.
[4]彭彦琴，杨宪敏.惟我与无我：中西方自我观比较新解[J].心理学探新，2009，29（04）：3-6，50.
[5]彭彦琴，江波，杨宪敏.无我：佛教中自我观的心理学分析[J].心理学报，2011，43（02）：213-220.
[6]汪凤炎，郑红.论中西方自我的差异[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3（01）：11-16.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自我；特点
一、问题提出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没停过对“自我”的探索。“自我”作为人格结构的核心，其形成过程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多用“集体主义”代表中国文化来研究中国人的“自我”，然而中国文化并非纯集体主义。在中国社会中，面子、关系、人情、孝等是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这些独特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因此，用一般的集体主义文化并不能完全概括中国的文化特征（郭斯萍，林蓉，2012）。面子、关系、人情这些日常用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它们与儒家思想中的“礼”“仁”“义”可承接在一起（沈毅，2007）。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人的“自我”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有其自身的特点。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不乏对“自我”的探索。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其中便不乏唤醒每个人的“自我”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意识的意味所在。上有如政治家屈原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下有《论语》中所言平凡民众的“匹夫不可夺志”，从中都可窥探出古代先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因此，本文尝试梳理对中华民族影响颇深的儒、道、佛家思想，从中看中国人的“自我”特点，为中西方学者探讨中国人的“自我”提供借鉴。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我”的特点
（一）“自我”的边界不清晰性
“自我”是有边界的，人们通过边界来区分内部与外部世界。然而在儒、道、佛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的“自我”具有边界不清晰性的特点。
在古代文化中，“自我”体现在“仁”的思想里，儒家、道家、佛家都论述过“仁”这一思想。对儒家而言，“仁”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同时也存在于道家、墨家、佛家的思想中，而“仁”主要在人我关系中体现。在儒家思想中，“自我”包含人我关系，即由个体自身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所建立（刘双，马敬然，2008）。正如杨中芳（1991）所说，中国人的“自我”是以除了自身身体外还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即自己人）为标志同他人分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中国人的自我是“we-self”，侧重“个体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认知、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意向”（汪风炎，2007），这种偏重也使中国人的“自我”出现边界不清晰的特点。
（二）“自我”具有情境性
中国人的“自我”受情境与关系的影响，因此具有情境性。
古代文化中的“自我”是以情境和关系为基础，通过人际关系来界定的（郭斯萍，林蓉，2012）。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关系”这一词，儒家的核心概念“伦”指的就是“关系”。儒家认为社会中存在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君臣、夫妻、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每一对关系的互动都建立在“仁”的基础上，而“仁”只能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尤其是在人们社会交往中最为重要的“五伦”关系。当某人与自己的关系发生变化，相应地，他人位于“自我”周围的涟漪层次就发生变化，“自我”的边界也就随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三）传统文化中的理想“自我”呈现“无我”倾向
在古代文化中，儒、道、佛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因为贯穿整个思想的“仁”的核心地位，造成了古代中国人追求“无我”的“自我”。
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中的理想“自我”均呈现了“无我”的倾向。儒家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仁者”，“内圣外王”是儒家学者所追求的状态，即对内修养心灵，对外整家，理国，安天下，这种探索贯穿于人一生的学习过程中。实现“仁”的过程即实现忠恕之道的过程，忠恕之道的实质就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所谓的利他之爱（冯友兰，1996）。儒家通过“仁”的实践来实现“世界亲如一家”的理想愿望（沈毅，2007）。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儒家追求“忘我”。
佛教也追求“无我”的“自我”。佛教理论认为，人的意识分为八层，其中第七层被称为“末那识”，它是自我产生的根源，且不被意识所控制；第八层为“阿赖耶识”，是心灵本原（彭彦琴，杨宪敏，2009）。佛家认为“我执”是人诸多烦恼的源泉，唯有消灭以“末那识”为中心的“我”才能成佛，才能达到“阿赖耶识”，达到精神顶层。而“末那识”天生就存有“我执”的特点，一般人终生都会受“末那识”的控制，只有悟到真理、成佛之人才能摆脱“末那识”的控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佛家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也是“无我”。
道家的“自我”也呈现“无我”的倾向。道家认为真正的“自我”是最本源、最开始的我，就如同新生孩童，顺应自然。“至人无己”就呈现了庄子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无己”，就是忘掉那个以自我为中心来权衡世间万物的我，忘掉因自我中心产生各种私欲的我，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精神从肉体中分离，到达与天地相接的境（彭彦琴，江波，杨宪敏，2011）。《道德经》中说的“道生一”，“一”即“整体”。只有忘掉有私欲的自我，才能回到“一”的原始状态。因此，道家也追求“无我”。
三、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儒、道、佛家思想的共同影响下，中国人的“自我”具有边界不清晰性与情境性，“自我”的边界随情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此外，在儒、道、佛家思想影响下中国人的理想“自我”呈现“无我”倾向，即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是“无我”。研究“自我”的文化因素已成为“自我”问题研究的新方向，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人的“自我”可以为东西方学者认识“自我”提供新的视角，中西结合将为“自我观”的发展提供方法上的指导，并得到更为完整、合理的“自我观”。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郭斯萍，林蓉.中国人自我观理性分析——基于儒家伦理文化的视角[J].战略决策研究，2012，3（04）：72-77.
[3]刘双，马敬然.中西方“自我观”比较[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08（01）：192-193.
[4]彭彦琴，杨宪敏.惟我与无我：中西方自我观比较新解[J].心理学探新，2009，29（04）：3-6，50.
[5]彭彦琴，江波，杨宪敏.无我：佛教中自我观的心理学分析[J].心理学报，2011，43（02）：213-220.
[6]汪凤炎，郑红.论中西方自我的差异[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3（0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