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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解决科研伦理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克服科学家的道德困境。战后科学家和司托克斯对布什范式中两种科学之间关系的解读都是基于科学家思维，只站在其中一种科学的立场上去理解两种科学的关系，导致最终难以克服科学家的道德困境。布什首先是工程师，然后才是科学家。因此，基于“技术辩证法”的视角，以“自转-公转”的模式重新理解布什范式中两种科学的关系，有利于克服科学家的道德困境。
关键词：科研伦理问题；道德困境；技术辩证法；自转-公转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4-0022-07
近年来科研伦理问题（科学道德、科研经费和学术规范等）频发并成为社会问题。这是因为科学家处于两种科学（纯基础研究和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之间，他们经常面临一种道德困境：是遵循科学的自由精神，还是遵从科学的社会功能（如遵从现实的雇主利益）。瓦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 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提出一套“布什范式”，试图克服这种道德困境。战后科学家站在纯基础研究的的立场上去整合另外一种科学，强调基础研究与技术进步之间是二分与线性的关系。这种解读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①成功地在长达半个世纪时间里缓解了科学家的困境。但是，道德困境仍然存在。随着科学技术事实上越来越突出社会功能，司托克斯（Donald E. Stockes）批判了上述解读，强调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司托克斯的解读没有整合（纯基础研究的）科学，对科学家道德困境的缓解作用有限。
解决科学伦理学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克服科学家的道德困境。我们将梳理布什范式及其相关解读中两种科学的概念，探讨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重构两种科学之间的关系，使得既兼顾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又能够克服科学家道德困境，为未来解决科研伦理问题扫除一个障碍。
一、两种科学
布什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中提出“布什范式”：第一个命题是“基础研究的实施不考虑实际结果”，第二个命题是“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驱”。Bush，V.，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Washington，DC.：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60，pp.18-19.在二战后几十年间，科学家对这一报告的解读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界自由探索的事业并反映世界的普遍的、客观的规律，技术是科学的应用，先进的科学将促进技术进步并转换成生产力为社会带来福利。因此，政府应该提供研究经费，但不能干预科学家的自由研究。简而言之，科学越自由就越发达，就越能为社会带来福利，就越能实现科学的社会功能。
战后科学家的解读坚持基础研究和技术进步的二分。但在布什那个年代，基础和实用、理论和实践研究之间的界限和先后顺序的模糊已经有几十年了。扎卡里：《无尽的前沿： 布什传》，周惠民、周玖、邹际平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也就是说，布什已经清楚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
第一种科学是“纯基础研究”，体现的是科学的自由精神。默顿规范（1942）早于《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1945）出现。因此，布什和当时的科学家清楚默顿规范及其刻画的科学形象和蕴含的科学精神。默顿规范所塑造的科学形象是指近代科学发端以来的学院科学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匡辉、张成岗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8页。形象，通常指的是16、17世纪的纯基础研究传统，在19世纪左右完成制度化。默顿规范建立在19世纪学院科学的自治、自律原则之上，蕴含的是科学的自由精神。更多与学科科学相关的讨论，参见：盛晓明：《后学院科学及其规范性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年第4期。
第二种科学是“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自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与科学常常互相激励，许多研究过程虽然是为了满足实用的目的，但完全是科学的（基础研究）工作。扎卡里：《无尽的前沿： 布什传》，第286页。布什也清楚了这一点。
布什强调资助科学和技术的花费必然能够推动民间的经济的发展。这有利于满足战后政治的需求，打消政府和公众害怕战后会重新发生萧条的顾虑。同上，第288页。他特别强调，如果不加强基础研究，美国的创造发明就会停顿。加强基础研究就必须给科学家“足够”的经费。因此，他写信给总统建议借鉴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经验用于战后对研究事务的支持，这导致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的诞生。在战后的几十年间，脱胎于战时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模式的高技术创新体系，与布什原初的想法一样，继续在国防和经济等领域大肆铺开，如后来的阿波罗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NBIC四大汇聚技术，以及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载人航天工程、973、863和火炬计划，等等。
布什写给总统建议继续支持基础研究的那封信，因为直接催生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被科学界奉为圣经。同上，第287页。这份报告又支撑起科学界的一个神殿，供奉着“自由精神”，其基石是布什在报告中的两个命题：（1）基础研究不考虑实际应用，（2）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驱。前一个命题刻画了纯基础研究的形象，展示了科学的自由精神，“被用于说服国家和政策部门，使其极力限制科学家学术自由的企图不战自溃”；后一个命题刻画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线性模式，表达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即对公众健康、国家安全、社会福利等的作用和重要性，并展示了科学的功利精神，“被用于使政策部门相信：他们对基础科学的投资会满足国家对技术的广泛需要。司托克斯：《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第42页。两个观点组成一个范式调和了现实中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与个人认知层面的两种科学的关系，以及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为社会谋福利的科学精神）之间的关系，认为基于自由精神的科学虽然不考虑实际应用，但也能够成为技术进步的先驱，为社会谋福利，实现科学的社会功能。 对“自由精神”理念的把握，是布什组织工作的底气。布什在筹建“国防研究委员会”和“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过程中充满信心和激情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他知道“一个研究人员内心的想法：经费、荣誉和爱国精神”。扎卡里：《无尽的前沿： 布什传》，第128页。而且，他认为，所有的科学家心底里希望“政府资助独立的研究，而几乎不加任何干预”。同上，第328页。尽管，军方“很自然地认为这些该死的科学家并不是很实际的人，是些空想家”，同上，第169页。科学家则反过来认为军方太落后，布什还是成功地帮助军方与科学家相互理解，并采用“以合同来联合”的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和以它名义工作的人的关系”：通过研究合同，将分散在民间的科学家组成军事科研网络，使得“科学家留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而且避开了政府的官僚作风”，且最为重要的是，合同强调“研究并不总能按计划进行”。同上，第151页。当然，合同中体现的经费、荣誉和爱国精神，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认知也促使科学家“相信有能力将自己的才能用于军事需要上，能够摒弃他们悠闲地速度而不顾一切地奔向终点”，并且使得科学家开始保密，即在习惯上和日常行事上改变了科学研究的自由交换信息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同上，第177页。
曼哈顿工程是一个大科学的典范，尽管它使得科学家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科学家还是工程师，同上，第286页。并使得科学家因为原子弹产生了厌恶和恐惧的情感。它提供了充足的经费和人力、物力、荣誉等所有科学家需要的资源，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科学家的“自由”追求，让科学家在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社会功能之间开始徘徊。最为关键的是，曼哈顿工程的成果——超级武器原子弹——挟二战胜利的光环将科学打造成一种公众信仰。科学及科学家获得了难以想象的赞誉和权威，对后来的科学观和科技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布什认为，曼哈顿工程的模式在战后对社会和经济将产生重大作用，相信战后美国需要永远支持民间的研究。同上，第285页。布什还认为，军方已经意识到科学的作用，尝到了甜头后不会轻易放手这种高科技创新模式。然而，战时的集权组织方式又令布什心存顾虑。如何在保存和发展类似于曼哈顿工程模式的同时，又不陷入极端集权的政治发展模式中，是布什的一个难题。于是，借总统要求提交对战后状况的研究报告的时机，布什提出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的范式，力图让科学家超脱于政治控制，保持自由探索的精神和权利。
布什的计划一开始并不顺利。《科学：无尽的前沿》于1945年提交，但其中关于“自由科学”的目的，即建立一个具有很大自主性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延迟五年才突然达成。延迟的原因主要是政府部门极力抵制基金会脱离政治控制这一条。司托克斯：《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第43页。基金会最终成立的一个现实原因是冷战和朝鲜战争的压力，对科学的信仰最终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即强大的科学基础是军事安全保证的关键所在。同上，第45页。此外，这次受挫反倒是成就了布什范式中“自由科学”的美誉，从而吸引了更多科学家接受和支持布什范式。因为这样的组织方式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隔绝国家和政府的政治影响，保证科学家和科学研究的最大自由度。
综上所述，虽然布什的两个观点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是，科学界挟二战胜利的光环，最后突破了政治控制学术的欲望，建立了布什所希望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树立了“自由科学”的理念，并与默顿规范一起塑造了一种传统的科学观。
从默顿规范（1942年）到《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1945年），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950年），再到司托克斯的批判（1997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内，科学界精英和政府重要领导人一直默契地合作，并使公众接受了传统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使得后来的科学界和公众普遍接受基础研究和应用研发之间的二分，并误导科技政策几十年。司托克斯：《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封底。
二、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社会功能
司托克斯，这位曾任美国科学基金会主席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布什后辈同行，批判“基础研究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二分”，重新厘清当年布什已经清楚的却又遮蔽了的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重建政府与科学之间的新型协约关系同上，第v页。之后，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审视两种科学精神之间的关系，即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
政府的科技政策和现实中的科学研究越来越突出科学的社会功能。司托克斯的解读揭示了上述事实，然而，却没有完全改变科学家对科学的认知，并缓解科学家道德困境。
宏观上，企业和政府越来越强调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科学及其研究，大规模雇佣科学家，对科学研究的干预越来越深入且越来越全面。微观上，科学家往往坚持科学的自由精神，以及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等。宏观与微观上的区别是科学知识生产方式与个人认知层面上对科学概念理解的错位，是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间的错位。科学家群体面临的伦理困境得不到有效缓解，表现为“科学道德”、“科研伦理”和“学术规范”问题越来越突出。
上述问题与布什当年推行的“以合同来联合”的系统有关。战后的科研模式继承了这种方式，但在推动科学迅猛发展的同时，带来了许多隐患。合同方式使得科学家避开了政府的官僚作风，也避开了一定程度的责任。同上，第151页。这个责任既包括如何花费公众的经费的责任，也包括高技术引发伦理问题及应对的责任。“以合同来联合”带来了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科学家为什么在获得政府的大量资助的同时却可以几乎不受政府干涉地开展自由研究？谁赋予了科学家这个豁免特权？或者说，科学这个豁免特权的合理性是什么？
“自由科学”的理念指的是科学是一种“纯基础研究”，无实用的功利目的，而且越这样主张科学家越感到自己优越。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基于库恩对近代以来技术与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库恩：《必要的张力： 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144页。司托克斯梳理了近代欧洲和战前美国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分离，强调由于科学的职业化和制度化加强了这种分离。司托克斯：《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第21-38页。 关于“自由科学”的理念，司托克斯认为，这是希腊贵族科学思想的遗留。
“在某种意义上说，希腊人可能只是通过将哲学探索从实用技艺中剥离出来，才发明了（科学）这些东西……实用技艺有地位低下的人所掌握，而体力劳动越来越多地由奴隶承担。这一点极大地加强了将探究从实际应用中剥离出来的哲学目的。结果，……实际应用就被排斥在正统的自然哲学目的之外”同上，第22页。这表明，在古希腊，科学是贵族阶层的身份和文化修养的体现，科学的自由精神是一种贵族气质的理念。
根据司托克斯的研究，近代欧洲和美国，以及战后出现“基础研究和技术进步的二分”，它们成立的一个共同条件是现实社会的制度保证：近代大学制度和战后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制度。同上，第22-48页。因此，古希腊将自然哲学（科学）作为一种“自由的”、“纯的”基础研究与作为“有目的的”实用技艺分离，其存在的社会条件是古希腊的奴隶制，其根源是奴隶制中的贵族观念的显现。也就是说，地位低下的人从事实用技艺，奴隶承担体力劳动，那么，贵族地位的显现方式之一是从事与实用技艺和体力无关联的哲学（科学）探索。
古希腊贵族认为科学对自身价值的彰显的作用，因此，奴隶制保证贵族在从事与实用技艺无关的哲学（科学）探索时拥有足够的经费、人力和物力，是理所当然的。近代科学家深信科学探索最终能提高人类的生存条件，司托克斯：《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第28页。因此，近代大学制度保证科学家自由研究的资源，是理所当然的。公众和政策部门相信基础研究对国家综合实力和军事实力有着巨大推动力，因此，科学基金会制度保障科学家进行自由研究所需要的资源，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科学的豁免特权的合理性，使得科学家在获得政府的大量资助的同时却可以几乎不受政府干涉地开展自由研究。
同样地，基于古希腊的贵族的科学精神，布什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两个看起来矛盾的观点，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虽然贵族科学家进行基础研究是不需要考虑实际应用的，但如果基础研究成为技术进步的先驱并带来社会福利，这无疑彰显了贵族作为精英的价值，可以用来辩护古希腊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与合理性。因此，当科学应用产生好的结果惠泽公众（地位低下的人，如平民和奴隶），这无疑归功于贵族以及他们的自由科学的作用。但是，当科学应用引发了伦理和社会问题并产生坏的结果伤及公众时，这无疑不会归咎于贵族自身和他们的科学。
试想，地位低下的人有能力或者敢有这样的意愿将科学应用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归咎于贵族或者他们的自由科学吗？贵族会将这些恶果归咎于自身或者自由科学吗？答案应该全部是否定的。在贵族看来，对地位低下的人造成的伤害不是“自由科学”是错误的或不道德的造成的，是“意外的”、“使用不当的”或“使用者居心不良”造成的。这种状况是“成就归于贵族，失败归于地位低下的人”。因此，对于贵族而言，其实不存在因为科学应用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在贵族与地位低下的人之间，只存在等级问题，且难以进行伦理对话。
推广到现代社会，当科学家与公众之间越存在着（科学知识方面的）等级之分，两方之间也越缺乏伦理对话的基础。当科学家强调“自由精神”且公众认同这种理念时，科学家是科学知识的贵族，公众是科学知识中地位低下的人。当科学应用（尤其是高技术推广）引发伦理和社会问题时，应对方式不是科学与公众之间对话和相互理解，而是科学要“普及”科学知识给公众且后者顺从前者。因此，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实际上处于不同层面上，两者之间无直接和必然的联系。
如果强行基于科学的自由精神及其相应的伦理规范处理科学应用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问题，那就相当于用古希腊贵族的伦理道德标准处理科学应用在地位低下的人中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一种可能的结果是科学的自由精神及其伦理规范对科学应用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是无效的。默顿规范以19世纪制度化的学院科学为原型，基于科学的自由精神，在自治、自律原则之上重构了科学规范。但是，对于“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这类规范是无效的。如果信奉自由精神的“纯基础研究”是贵族的科学，那么“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是地位低下的人的科学，信奉功利精神追求科学的社会功能。由于处于不同的层次，贵族科学层次的自由精神不能也不会影响到地位低下人的科学追求的社会福利。也就是说，源于古希腊的科学的自由精神，以及相应的科学规范，难以跨界影响科学的社会功能，维护并促进公众的福利。
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科学的自由精神及其伦理规范甚至会进一步加剧伦理和社会问题并损害公众福利。在古希腊，贵族科学家可以为了满足己身的好奇心而用各种方式损害奴隶的利益而获得极其重要的科学证据。在这个过程中，贵族的伦理道德标准仍然有效，但是作用于贵族身上，而不是奴隶身上。在现代社会，如果科学家基于自由精神及其伦理规范应对科学应用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时，类似默顿规范的伦理道德只作用于科学家身上却不会作用于公众身上的并维护公众福利。
三、“自转-公转”：技术辩证法
视野下的两种科学司托克斯模型取消了基础研究与技术进步之间的截然二分，突出了“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前面论证了科学的自由精神不能也不会有利于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实现。那么，科学家是否可以放弃科学的自由精神，转而完全坚持，为满足实用目的而进行基础研究并实现科学的社会功能？
如果放弃科学的自由精神，就会引发骨牌效应，严重威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科学家的无私利性等，公众对作为社会“良知”的科学家的转向感到失望、甚至愤怒，从而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如果仍然坚持科学的自由精神，科学家仍然面临着道德困境，科研究领域的道德失范和学术不端现象是越来越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无论科学家是否坚持科学的自由精神，都会引发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
前面提到，布什其实清楚两种科学之间的模糊关系。布什本身是一位科学家，又是科学研究和管理局、曼哈顿工程的实际组织者和管理者，成功地将一群信奉自由精神和默顿规范的科学家与完全功利导向的军事机构整合在一起。作为司托克斯的同行兼前辈，司托克斯看到的问题，布什也是清楚的。所以，司托克斯对布什范式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对“战后科学家对布什范式解读”的批判，不是对布什本人思想的批判。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布什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中两个看起来相互矛盾的命题呢？又如何理解战后科学家和司托克斯对其的解读呢？ 笔者认为，应该从布什本人的背景入手。
尽管公众和媒体都认为布什是科学家，但他并不十分高兴，认为这降低了他在工程学领域的成就。扎卡里：《无尽的前沿： 布什传》，第5页。因此，布什自认为他首先是一位工程师，然后才是一位科学家。这是布什的特别之处，与公众和媒体眼中的科学家不同，与战后科学家眼中的科学家不同，与司托克斯眼中的科学家也不同。那么，在两种科学之间，在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间，布什的理解方式与他们也是不同的：前者是基于工程师思维的理解，后者是基于科学家思维的理解。
工程师思维是设计师式的（Desingerly）认知方式，科学家思维是科学家式的（Scientific）认知方式。Nigel：《设计师式认知》，任文永、陈实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3页。科学以问题为聚焦点（Problem Focused），关注事物本身的客观存在；科学家致力于发现客观规律，通过一系列的分析过程解决问题。工程的本质是设计。设计问题是未明确定义的、结构不明的，甚至是令人抓狂的（Wicked），是无法通过彻底分析解决的。所以，工程师以解决方案为聚焦点（Solution Focused），关注事物的总体性存在方式，通过一系列综合的、创造的过程解决问题。
科学家面临的道德困境，其实是解读布什范式中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两个命题的困境。在科学家的分析性思维角度来看，这是难以求解的。但是在工程师思维角度来看，可以找到综合的、创造的方案满足化解上述困境的目标要求。
面对相互矛盾的问题引发的困境，有着“技术辩证法”之称的发明问题解决理论（TRIZ）的矛盾冲突分离原理提供了一种解决进路。TRIZ是一种“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理论”，其原俄文为：теории решения изобрет-ательских задач；其英文读音为：Teoriya Resheniya Izobreatatelskikh Zadatch，因此缩写为TRIZ；其英文翻译为：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TRIZ的精髓存在于更深层次的哲学层面之中：对于创造性问题的解决，TRIZ提供了一种辩证的思考方式，即将问题当作一个系统加以理解，首先设想其理想解，然后设法解决相关矛盾。Nakagawa， T.， Essence of TRIZ in 50 Words[EB/OL]. TRIZ Journal， 2001， June. http：//www.triz-journal.com/essence-triz-50-words/.
TRIZ的矛盾冲突分离原理认为有四种方式可以化解矛盾困境：（1）从时间上分离矛盾，（2）从空间上分离矛盾，（3）从整体与部分上分离矛盾和（4）除以上三种条件之外的不同条件上分离矛盾。
布什范式中，命题1是“基础研究的实施不考虑实际结果”，命题2是“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驱”。在同一个概念系统中，基础研究既不考虑实际结果又是产生实际结果的技术应用的先驱，这是矛盾的。因此，从科学精神角度看，科学家既要遵循心中的自由精神又要放弃自由精神遵从实现科学的社会功能，这种矛盾导致科学家陷入道德困境。接下来，我们基于上述原理探讨对布什范式的理解，并将战后科学家的解读和司托克斯的解读分类。
（1）从时间上分离矛盾。当两种科学在（一维）时间段的某一区间内可以只出现一方，则可以分离布什范式中的矛盾。战后科学家对布什范式的解读可以归为这种方式：从静态角度看，基础研究与技术进步是二分的且位于一维直线的两端；从动态角度来看，呈现出先有基础研究，而后又技术进步再转换为生产力的线性模式，并隐含着科学的社会功能。这种解读方式以“基础研究”之名整合了科学的两种形态，掩盖了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但使得科学家认为信奉自由精神的科学与追求社会功能的科学是一以贯之的，因而能够缓解科学家面临的道德困境。然而，这种解读方式只是在表面上调和了两种科学及其精神之间的张力，并没有彻底解读矛盾。
（2）从空间上分离矛盾。当两种科学可以在某一区域只出现一方时，则可以分离布什范式中的矛盾。这是司托克斯对布什范式的解读方式。基于对“是否满足好奇心”和“是否具有实用目的”的考虑，司托克斯在二维平面上将基础研究划分为“纯基础研究”和“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前者是命题1表征的信奉自由精神的科学，后者是命题2表征的追求社会功能的科学。这种解读方式阐明现实中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且追求目标是不同的。但是，司托克斯切断了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线性关系，只突出了后一种科学。这种解读方式凸显了两种科学之间的“张力”，反而不利于缓解科学家的道德困境。
（3）从整体与部分上分离矛盾。当两种科学可以在不同的系统级别中只出现一方时，则可以分离布什范式中的矛盾。前面提到司托克斯模式使得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间出现“张力”，但是这种“张力”只是表面上的对立。由于处于不同的层次，科学的自由精神事实上不能也不会影响到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实现。因此，我们可以在司托克斯模型的基础上，以不同级别的系统方式理解科学的自由精神和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关系：信奉自由精神的科学如同行星的自转，追求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科学如同行星的公转。也就是说，科学事业从公转整体上来看是为社会谋福利，从自转个体来看是保留自由科学的特性。这种以不同系统级别的“自转-公转”解读通过综合的方式彻底分离布什范式的矛盾，同时既可以像第一种方式一样缓解科学家面临的困境，又可以克服第二种方式的缺陷，兼顾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
（4）除以上三种条件之外的不同条件上分离矛盾。由于从整体和部分上分离矛盾是可行的，这种分离省略。
四、小结
科学家陷入道德困境的一个客观原因是两种科学形态长期共存但存在着“张力”，在宏观上表现为科学是追求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在微观上却表现为科学家坚持自由精神。战后科学家对布什范式的解读，站在其中一种（纯基础研究的）科学立场上理解两种科学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学家面临的道德困境，但并没有克服。司托克斯的解读揭示了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但强调了另外一种（满足实用目的的）科学而梳理了前一种（纯基础研究的）科学，不利于缓解科学家的道德困境。以上两种解读都是以科学家思维方式解读布什范式。然而，布什本人首先是工程师，然后才是科学家。他以工程师思维的方式，成功地将信奉自由精神的科学家与实用导向的军方以“合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实现两种科学共同运转。因此，基于技术辩证法的矛盾冲突分离原理，以不同系统级别的方式合理的分离布什范式的矛盾，符合布什本人的思考方式。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自转-公转”的两种科学关系，既能兼顾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又能够克服科学家的道德困境，为未来解决科学伦理学问题扫除了一个障碍。
（责任编辑：严国萍）
关键词：科研伦理问题；道德困境；技术辩证法；自转-公转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4-0022-07
近年来科研伦理问题（科学道德、科研经费和学术规范等）频发并成为社会问题。这是因为科学家处于两种科学（纯基础研究和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之间，他们经常面临一种道德困境：是遵循科学的自由精神，还是遵从科学的社会功能（如遵从现实的雇主利益）。瓦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 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提出一套“布什范式”，试图克服这种道德困境。战后科学家站在纯基础研究的的立场上去整合另外一种科学，强调基础研究与技术进步之间是二分与线性的关系。这种解读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①成功地在长达半个世纪时间里缓解了科学家的困境。但是，道德困境仍然存在。随着科学技术事实上越来越突出社会功能，司托克斯（Donald E. Stockes）批判了上述解读，强调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司托克斯的解读没有整合（纯基础研究的）科学，对科学家道德困境的缓解作用有限。
解决科学伦理学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克服科学家的道德困境。我们将梳理布什范式及其相关解读中两种科学的概念，探讨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重构两种科学之间的关系，使得既兼顾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又能够克服科学家道德困境，为未来解决科研伦理问题扫除一个障碍。
一、两种科学
布什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中提出“布什范式”：第一个命题是“基础研究的实施不考虑实际结果”，第二个命题是“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驱”。Bush，V.，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Washington，DC.：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60，pp.18-19.在二战后几十年间，科学家对这一报告的解读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界自由探索的事业并反映世界的普遍的、客观的规律，技术是科学的应用，先进的科学将促进技术进步并转换成生产力为社会带来福利。因此，政府应该提供研究经费，但不能干预科学家的自由研究。简而言之，科学越自由就越发达，就越能为社会带来福利，就越能实现科学的社会功能。
战后科学家的解读坚持基础研究和技术进步的二分。但在布什那个年代，基础和实用、理论和实践研究之间的界限和先后顺序的模糊已经有几十年了。扎卡里：《无尽的前沿： 布什传》，周惠民、周玖、邹际平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也就是说，布什已经清楚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
第一种科学是“纯基础研究”，体现的是科学的自由精神。默顿规范（1942）早于《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1945）出现。因此，布什和当时的科学家清楚默顿规范及其刻画的科学形象和蕴含的科学精神。默顿规范所塑造的科学形象是指近代科学发端以来的学院科学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匡辉、张成岗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8页。形象，通常指的是16、17世纪的纯基础研究传统，在19世纪左右完成制度化。默顿规范建立在19世纪学院科学的自治、自律原则之上，蕴含的是科学的自由精神。更多与学科科学相关的讨论，参见：盛晓明：《后学院科学及其规范性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年第4期。
第二种科学是“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自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与科学常常互相激励，许多研究过程虽然是为了满足实用的目的，但完全是科学的（基础研究）工作。扎卡里：《无尽的前沿： 布什传》，第286页。布什也清楚了这一点。
布什强调资助科学和技术的花费必然能够推动民间的经济的发展。这有利于满足战后政治的需求，打消政府和公众害怕战后会重新发生萧条的顾虑。同上，第288页。他特别强调，如果不加强基础研究，美国的创造发明就会停顿。加强基础研究就必须给科学家“足够”的经费。因此，他写信给总统建议借鉴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经验用于战后对研究事务的支持，这导致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的诞生。在战后的几十年间，脱胎于战时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模式的高技术创新体系，与布什原初的想法一样，继续在国防和经济等领域大肆铺开，如后来的阿波罗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NBIC四大汇聚技术，以及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载人航天工程、973、863和火炬计划，等等。
布什写给总统建议继续支持基础研究的那封信，因为直接催生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被科学界奉为圣经。同上，第287页。这份报告又支撑起科学界的一个神殿，供奉着“自由精神”，其基石是布什在报告中的两个命题：（1）基础研究不考虑实际应用，（2）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驱。前一个命题刻画了纯基础研究的形象，展示了科学的自由精神，“被用于说服国家和政策部门，使其极力限制科学家学术自由的企图不战自溃”；后一个命题刻画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线性模式，表达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即对公众健康、国家安全、社会福利等的作用和重要性，并展示了科学的功利精神，“被用于使政策部门相信：他们对基础科学的投资会满足国家对技术的广泛需要。司托克斯：《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第42页。两个观点组成一个范式调和了现实中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与个人认知层面的两种科学的关系，以及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为社会谋福利的科学精神）之间的关系，认为基于自由精神的科学虽然不考虑实际应用，但也能够成为技术进步的先驱，为社会谋福利，实现科学的社会功能。 对“自由精神”理念的把握，是布什组织工作的底气。布什在筹建“国防研究委员会”和“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过程中充满信心和激情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他知道“一个研究人员内心的想法：经费、荣誉和爱国精神”。扎卡里：《无尽的前沿： 布什传》，第128页。而且，他认为，所有的科学家心底里希望“政府资助独立的研究，而几乎不加任何干预”。同上，第328页。尽管，军方“很自然地认为这些该死的科学家并不是很实际的人，是些空想家”，同上，第169页。科学家则反过来认为军方太落后，布什还是成功地帮助军方与科学家相互理解，并采用“以合同来联合”的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和以它名义工作的人的关系”：通过研究合同，将分散在民间的科学家组成军事科研网络，使得“科学家留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而且避开了政府的官僚作风”，且最为重要的是，合同强调“研究并不总能按计划进行”。同上，第151页。当然，合同中体现的经费、荣誉和爱国精神，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认知也促使科学家“相信有能力将自己的才能用于军事需要上，能够摒弃他们悠闲地速度而不顾一切地奔向终点”，并且使得科学家开始保密，即在习惯上和日常行事上改变了科学研究的自由交换信息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同上，第177页。
曼哈顿工程是一个大科学的典范，尽管它使得科学家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科学家还是工程师，同上，第286页。并使得科学家因为原子弹产生了厌恶和恐惧的情感。它提供了充足的经费和人力、物力、荣誉等所有科学家需要的资源，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科学家的“自由”追求，让科学家在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社会功能之间开始徘徊。最为关键的是，曼哈顿工程的成果——超级武器原子弹——挟二战胜利的光环将科学打造成一种公众信仰。科学及科学家获得了难以想象的赞誉和权威，对后来的科学观和科技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布什认为，曼哈顿工程的模式在战后对社会和经济将产生重大作用，相信战后美国需要永远支持民间的研究。同上，第285页。布什还认为，军方已经意识到科学的作用，尝到了甜头后不会轻易放手这种高科技创新模式。然而，战时的集权组织方式又令布什心存顾虑。如何在保存和发展类似于曼哈顿工程模式的同时，又不陷入极端集权的政治发展模式中，是布什的一个难题。于是，借总统要求提交对战后状况的研究报告的时机，布什提出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的范式，力图让科学家超脱于政治控制，保持自由探索的精神和权利。
布什的计划一开始并不顺利。《科学：无尽的前沿》于1945年提交，但其中关于“自由科学”的目的，即建立一个具有很大自主性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延迟五年才突然达成。延迟的原因主要是政府部门极力抵制基金会脱离政治控制这一条。司托克斯：《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第43页。基金会最终成立的一个现实原因是冷战和朝鲜战争的压力，对科学的信仰最终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即强大的科学基础是军事安全保证的关键所在。同上，第45页。此外，这次受挫反倒是成就了布什范式中“自由科学”的美誉，从而吸引了更多科学家接受和支持布什范式。因为这样的组织方式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隔绝国家和政府的政治影响，保证科学家和科学研究的最大自由度。
综上所述，虽然布什的两个观点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是，科学界挟二战胜利的光环，最后突破了政治控制学术的欲望，建立了布什所希望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树立了“自由科学”的理念，并与默顿规范一起塑造了一种传统的科学观。
从默顿规范（1942年）到《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1945年），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950年），再到司托克斯的批判（1997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内，科学界精英和政府重要领导人一直默契地合作，并使公众接受了传统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使得后来的科学界和公众普遍接受基础研究和应用研发之间的二分，并误导科技政策几十年。司托克斯：《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封底。
二、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社会功能
司托克斯，这位曾任美国科学基金会主席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布什后辈同行，批判“基础研究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二分”，重新厘清当年布什已经清楚的却又遮蔽了的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重建政府与科学之间的新型协约关系同上，第v页。之后，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审视两种科学精神之间的关系，即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
政府的科技政策和现实中的科学研究越来越突出科学的社会功能。司托克斯的解读揭示了上述事实，然而，却没有完全改变科学家对科学的认知，并缓解科学家道德困境。
宏观上，企业和政府越来越强调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科学及其研究，大规模雇佣科学家，对科学研究的干预越来越深入且越来越全面。微观上，科学家往往坚持科学的自由精神，以及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等。宏观与微观上的区别是科学知识生产方式与个人认知层面上对科学概念理解的错位，是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间的错位。科学家群体面临的伦理困境得不到有效缓解，表现为“科学道德”、“科研伦理”和“学术规范”问题越来越突出。
上述问题与布什当年推行的“以合同来联合”的系统有关。战后的科研模式继承了这种方式，但在推动科学迅猛发展的同时，带来了许多隐患。合同方式使得科学家避开了政府的官僚作风，也避开了一定程度的责任。同上，第151页。这个责任既包括如何花费公众的经费的责任，也包括高技术引发伦理问题及应对的责任。“以合同来联合”带来了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科学家为什么在获得政府的大量资助的同时却可以几乎不受政府干涉地开展自由研究？谁赋予了科学家这个豁免特权？或者说，科学这个豁免特权的合理性是什么？
“自由科学”的理念指的是科学是一种“纯基础研究”，无实用的功利目的，而且越这样主张科学家越感到自己优越。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基于库恩对近代以来技术与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库恩：《必要的张力： 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144页。司托克斯梳理了近代欧洲和战前美国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分离，强调由于科学的职业化和制度化加强了这种分离。司托克斯：《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第21-38页。 关于“自由科学”的理念，司托克斯认为，这是希腊贵族科学思想的遗留。
“在某种意义上说，希腊人可能只是通过将哲学探索从实用技艺中剥离出来，才发明了（科学）这些东西……实用技艺有地位低下的人所掌握，而体力劳动越来越多地由奴隶承担。这一点极大地加强了将探究从实际应用中剥离出来的哲学目的。结果，……实际应用就被排斥在正统的自然哲学目的之外”同上，第22页。这表明，在古希腊，科学是贵族阶层的身份和文化修养的体现，科学的自由精神是一种贵族气质的理念。
根据司托克斯的研究，近代欧洲和美国，以及战后出现“基础研究和技术进步的二分”，它们成立的一个共同条件是现实社会的制度保证：近代大学制度和战后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制度。同上，第22-48页。因此，古希腊将自然哲学（科学）作为一种“自由的”、“纯的”基础研究与作为“有目的的”实用技艺分离，其存在的社会条件是古希腊的奴隶制，其根源是奴隶制中的贵族观念的显现。也就是说，地位低下的人从事实用技艺，奴隶承担体力劳动，那么，贵族地位的显现方式之一是从事与实用技艺和体力无关联的哲学（科学）探索。
古希腊贵族认为科学对自身价值的彰显的作用，因此，奴隶制保证贵族在从事与实用技艺无关的哲学（科学）探索时拥有足够的经费、人力和物力，是理所当然的。近代科学家深信科学探索最终能提高人类的生存条件，司托克斯：《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第28页。因此，近代大学制度保证科学家自由研究的资源，是理所当然的。公众和政策部门相信基础研究对国家综合实力和军事实力有着巨大推动力，因此，科学基金会制度保障科学家进行自由研究所需要的资源，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科学的豁免特权的合理性，使得科学家在获得政府的大量资助的同时却可以几乎不受政府干涉地开展自由研究。
同样地，基于古希腊的贵族的科学精神，布什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两个看起来矛盾的观点，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虽然贵族科学家进行基础研究是不需要考虑实际应用的，但如果基础研究成为技术进步的先驱并带来社会福利，这无疑彰显了贵族作为精英的价值，可以用来辩护古希腊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与合理性。因此，当科学应用产生好的结果惠泽公众（地位低下的人，如平民和奴隶），这无疑归功于贵族以及他们的自由科学的作用。但是，当科学应用引发了伦理和社会问题并产生坏的结果伤及公众时，这无疑不会归咎于贵族自身和他们的科学。
试想，地位低下的人有能力或者敢有这样的意愿将科学应用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归咎于贵族或者他们的自由科学吗？贵族会将这些恶果归咎于自身或者自由科学吗？答案应该全部是否定的。在贵族看来，对地位低下的人造成的伤害不是“自由科学”是错误的或不道德的造成的，是“意外的”、“使用不当的”或“使用者居心不良”造成的。这种状况是“成就归于贵族，失败归于地位低下的人”。因此，对于贵族而言，其实不存在因为科学应用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在贵族与地位低下的人之间，只存在等级问题，且难以进行伦理对话。
推广到现代社会，当科学家与公众之间越存在着（科学知识方面的）等级之分，两方之间也越缺乏伦理对话的基础。当科学家强调“自由精神”且公众认同这种理念时，科学家是科学知识的贵族，公众是科学知识中地位低下的人。当科学应用（尤其是高技术推广）引发伦理和社会问题时，应对方式不是科学与公众之间对话和相互理解，而是科学要“普及”科学知识给公众且后者顺从前者。因此，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实际上处于不同层面上，两者之间无直接和必然的联系。
如果强行基于科学的自由精神及其相应的伦理规范处理科学应用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问题，那就相当于用古希腊贵族的伦理道德标准处理科学应用在地位低下的人中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一种可能的结果是科学的自由精神及其伦理规范对科学应用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是无效的。默顿规范以19世纪制度化的学院科学为原型，基于科学的自由精神，在自治、自律原则之上重构了科学规范。但是，对于“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这类规范是无效的。如果信奉自由精神的“纯基础研究”是贵族的科学，那么“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是地位低下的人的科学，信奉功利精神追求科学的社会功能。由于处于不同的层次，贵族科学层次的自由精神不能也不会影响到地位低下人的科学追求的社会福利。也就是说，源于古希腊的科学的自由精神，以及相应的科学规范，难以跨界影响科学的社会功能，维护并促进公众的福利。
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科学的自由精神及其伦理规范甚至会进一步加剧伦理和社会问题并损害公众福利。在古希腊，贵族科学家可以为了满足己身的好奇心而用各种方式损害奴隶的利益而获得极其重要的科学证据。在这个过程中，贵族的伦理道德标准仍然有效，但是作用于贵族身上，而不是奴隶身上。在现代社会，如果科学家基于自由精神及其伦理规范应对科学应用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时，类似默顿规范的伦理道德只作用于科学家身上却不会作用于公众身上的并维护公众福利。
三、“自转-公转”：技术辩证法
视野下的两种科学司托克斯模型取消了基础研究与技术进步之间的截然二分，突出了“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前面论证了科学的自由精神不能也不会有利于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实现。那么，科学家是否可以放弃科学的自由精神，转而完全坚持，为满足实用目的而进行基础研究并实现科学的社会功能？
如果放弃科学的自由精神，就会引发骨牌效应，严重威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科学家的无私利性等，公众对作为社会“良知”的科学家的转向感到失望、甚至愤怒，从而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如果仍然坚持科学的自由精神，科学家仍然面临着道德困境，科研究领域的道德失范和学术不端现象是越来越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无论科学家是否坚持科学的自由精神，都会引发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
前面提到，布什其实清楚两种科学之间的模糊关系。布什本身是一位科学家，又是科学研究和管理局、曼哈顿工程的实际组织者和管理者，成功地将一群信奉自由精神和默顿规范的科学家与完全功利导向的军事机构整合在一起。作为司托克斯的同行兼前辈，司托克斯看到的问题，布什也是清楚的。所以，司托克斯对布什范式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对“战后科学家对布什范式解读”的批判，不是对布什本人思想的批判。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布什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中两个看起来相互矛盾的命题呢？又如何理解战后科学家和司托克斯对其的解读呢？ 笔者认为，应该从布什本人的背景入手。
尽管公众和媒体都认为布什是科学家，但他并不十分高兴，认为这降低了他在工程学领域的成就。扎卡里：《无尽的前沿： 布什传》，第5页。因此，布什自认为他首先是一位工程师，然后才是一位科学家。这是布什的特别之处，与公众和媒体眼中的科学家不同，与战后科学家眼中的科学家不同，与司托克斯眼中的科学家也不同。那么，在两种科学之间，在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间，布什的理解方式与他们也是不同的：前者是基于工程师思维的理解，后者是基于科学家思维的理解。
工程师思维是设计师式的（Desingerly）认知方式，科学家思维是科学家式的（Scientific）认知方式。Nigel：《设计师式认知》，任文永、陈实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3页。科学以问题为聚焦点（Problem Focused），关注事物本身的客观存在；科学家致力于发现客观规律，通过一系列的分析过程解决问题。工程的本质是设计。设计问题是未明确定义的、结构不明的，甚至是令人抓狂的（Wicked），是无法通过彻底分析解决的。所以，工程师以解决方案为聚焦点（Solution Focused），关注事物的总体性存在方式，通过一系列综合的、创造的过程解决问题。
科学家面临的道德困境，其实是解读布什范式中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两个命题的困境。在科学家的分析性思维角度来看，这是难以求解的。但是在工程师思维角度来看，可以找到综合的、创造的方案满足化解上述困境的目标要求。
面对相互矛盾的问题引发的困境，有着“技术辩证法”之称的发明问题解决理论（TRIZ）的矛盾冲突分离原理提供了一种解决进路。TRIZ是一种“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理论”，其原俄文为：теории решения изобрет-ательских задач；其英文读音为：Teoriya Resheniya Izobreatatelskikh Zadatch，因此缩写为TRIZ；其英文翻译为：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TRIZ的精髓存在于更深层次的哲学层面之中：对于创造性问题的解决，TRIZ提供了一种辩证的思考方式，即将问题当作一个系统加以理解，首先设想其理想解，然后设法解决相关矛盾。Nakagawa， T.， Essence of TRIZ in 50 Words[EB/OL]. TRIZ Journal， 2001， June. http：//www.triz-journal.com/essence-triz-50-words/.
TRIZ的矛盾冲突分离原理认为有四种方式可以化解矛盾困境：（1）从时间上分离矛盾，（2）从空间上分离矛盾，（3）从整体与部分上分离矛盾和（4）除以上三种条件之外的不同条件上分离矛盾。
布什范式中，命题1是“基础研究的实施不考虑实际结果”，命题2是“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驱”。在同一个概念系统中，基础研究既不考虑实际结果又是产生实际结果的技术应用的先驱，这是矛盾的。因此，从科学精神角度看，科学家既要遵循心中的自由精神又要放弃自由精神遵从实现科学的社会功能，这种矛盾导致科学家陷入道德困境。接下来，我们基于上述原理探讨对布什范式的理解，并将战后科学家的解读和司托克斯的解读分类。
（1）从时间上分离矛盾。当两种科学在（一维）时间段的某一区间内可以只出现一方，则可以分离布什范式中的矛盾。战后科学家对布什范式的解读可以归为这种方式：从静态角度看，基础研究与技术进步是二分的且位于一维直线的两端；从动态角度来看，呈现出先有基础研究，而后又技术进步再转换为生产力的线性模式，并隐含着科学的社会功能。这种解读方式以“基础研究”之名整合了科学的两种形态，掩盖了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但使得科学家认为信奉自由精神的科学与追求社会功能的科学是一以贯之的，因而能够缓解科学家面临的道德困境。然而，这种解读方式只是在表面上调和了两种科学及其精神之间的张力，并没有彻底解读矛盾。
（2）从空间上分离矛盾。当两种科学可以在某一区域只出现一方时，则可以分离布什范式中的矛盾。这是司托克斯对布什范式的解读方式。基于对“是否满足好奇心”和“是否具有实用目的”的考虑，司托克斯在二维平面上将基础研究划分为“纯基础研究”和“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前者是命题1表征的信奉自由精神的科学，后者是命题2表征的追求社会功能的科学。这种解读方式阐明现实中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且追求目标是不同的。但是，司托克斯切断了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线性关系，只突出了后一种科学。这种解读方式凸显了两种科学之间的“张力”，反而不利于缓解科学家的道德困境。
（3）从整体与部分上分离矛盾。当两种科学可以在不同的系统级别中只出现一方时，则可以分离布什范式中的矛盾。前面提到司托克斯模式使得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间出现“张力”，但是这种“张力”只是表面上的对立。由于处于不同的层次，科学的自由精神事实上不能也不会影响到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实现。因此，我们可以在司托克斯模型的基础上，以不同级别的系统方式理解科学的自由精神和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关系：信奉自由精神的科学如同行星的自转，追求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科学如同行星的公转。也就是说，科学事业从公转整体上来看是为社会谋福利，从自转个体来看是保留自由科学的特性。这种以不同系统级别的“自转-公转”解读通过综合的方式彻底分离布什范式的矛盾，同时既可以像第一种方式一样缓解科学家面临的困境，又可以克服第二种方式的缺陷，兼顾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
（4）除以上三种条件之外的不同条件上分离矛盾。由于从整体和部分上分离矛盾是可行的，这种分离省略。
四、小结
科学家陷入道德困境的一个客观原因是两种科学形态长期共存但存在着“张力”，在宏观上表现为科学是追求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在微观上却表现为科学家坚持自由精神。战后科学家对布什范式的解读，站在其中一种（纯基础研究的）科学立场上理解两种科学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学家面临的道德困境，但并没有克服。司托克斯的解读揭示了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但强调了另外一种（满足实用目的的）科学而梳理了前一种（纯基础研究的）科学，不利于缓解科学家的道德困境。以上两种解读都是以科学家思维方式解读布什范式。然而，布什本人首先是工程师，然后才是科学家。他以工程师思维的方式，成功地将信奉自由精神的科学家与实用导向的军方以“合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实现两种科学共同运转。因此，基于技术辩证法的矛盾冲突分离原理，以不同系统级别的方式合理的分离布什范式的矛盾，符合布什本人的思考方式。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自转-公转”的两种科学关系，既能兼顾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又能够克服科学家的道德困境，为未来解决科学伦理学问题扫除了一个障碍。
（责任编辑：严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