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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阴,奥斯陆 (Oslo)
除了雕塑公园,奥斯陆另一个首选景点是滑雪跳台。不过这两个地方,组合嬲成员都没有机会一游。今晚有第二场演出,明天一早便离去。
剧场利用这最后一个上午的空闲,为剧组安排了滑雪,毕竟我们来到一个多雪的国度。这滑雪并不需技巧,只需坐在一张类似塑料托盘的滑板上,膝盖拱起双手抓住滑板两边,从坡顶滑下来就是,但初滑者常常东歪西扭,滑不出直线从滑板上掉出去而半途而废。
最爽最刺激的是群滑,我们两脚像翅膀张开坐成一长条有十人之多,从山坡上冲下来时集体疯狂呼啸,酣畅淋漓的一小时。
之后在剧场休息室有个咖啡时间,剧场特地为我们准备挪威特有的发酵的饼,有点像以前上海的酒酿饼。剧场的周到和体贴让我颇有感触,想到我们的独立艺术节没有自己的剧场,没有任何资源,国际剧团来去之间,无法在演出之外给予其他方面的照顾。尤其尴尬的是,由于租借国家剧场,每次演出结束,演员和观众有个演后谈,剧场工作人员却急着下班回家,人还未离去便开始关灯,不过,经过几年合作,那里的工作人员受到感染,渐渐比较配合了。
这咖啡时间十分惬意,让两国人有安静交谈一刻,主持人Karene告诉我们,挪威在发现石油之前很穷,那时的她曾积极投身为消除不公进行斗争的社会运动。上世纪70年代发现北海油田之后,挪威变得富裕成了福利国家,那些剧烈的社会斗争也偃旗息鼓。不过,你仍然能从Karene的气质感受其不仅是剧场主持,也是个关怀社会的知识分子。
从剧场出来,便朝蒙克博物馆赶,这是我来奥斯陆最想去的地方,殷漪小柯晓燕李震一干人跟我走,张献要为下午四点的演讲做准备,囡囡要排练,她同时参加努努编舞的青年编导那一场表演。张学宙拿着他的摄像机出去找镜头。
博物馆在市中心,我们步行去。
挪威出了好几个驰名世界的文学和艺术伟人,虽然出现在上世纪初,却都具有现代主义特征,易卜生除了社会问题剧如《玩偶之家》,其象征主义戏剧如《野鸭》和《建筑师》等更震撼人心,汉姆生的《饥饿》直接给了卡夫卡模仿的样本。而这位逝世于上世纪40年代的艺术家蒙克则是表现主义先驱,影响过毕加索、马蒂斯。
也许北欧的严寒和稀疏的人口,决定了那里的人某种特性,阴郁、孤独、注重内心生活。而艺术家们更因其善感的灵魂、生命的创伤让自己的精神饱受崩溃的危机,因此有心理学家认为,艺术家们有潜在的精神病倾向。
蒙克便是这样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幼年丧母,以后姐姐死于肺病,另一个姐姐得了精神分裂。人们认为,蒙克艺术创作的原始动力便是他的忧郁悲伤,而同时其潜在的精神分裂通过创作获得抑制,他最重要的作品《呐喊》,画面表现形似婴儿的小人张着口从桥上跑过来,远景是海湾和落日景象,天空像滚动的血红色波浪,好像整个自然在流血。有意思的是,蒙克在他的精神分裂发作获得治疗后,作品基调却转向明亮宁静,进入他创作的“第二时期”。
匆匆回剧场,赶张献的演讲,演讲前有个短暂的派对,招待听众的不仅有咖啡甜点,还有速泡杯面。原来这些听众将逗留到晚上看演出,来不及出去晚餐,所以这速泡杯面很受欢迎。
张献的演讲是用中文,屏幕打英文字幕,我帮助他在电脑上翻页。演讲持续四十五分钟左右。之后讨论了一个小时左右,不少听众是戏剧舞蹈界和影视专业人士,对于剧场艺术家遇到的困境都很熟悉,即便体制不同,但某些压力如“市场”“预算”这类问题于他们也是每天感受。
有个挪威中年女子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原来她曾在北京挪威大使馆做过文化参赞。会后我和张献被包围,大家都意犹未尽,一些编舞家希望与我们有合作,前参赞热情,与我们沟通容易,感觉是半个自己人,她希望再去中国和上海,在那里与我们见。
这晚是八点演出。之后有自由交流,一年轻女舞者找了张献又找我,非常执著要我们答应来参加我们的“越界”艺术节。
和组合嬲一起离开剧场。夜已深,但雪光照亮没有月的天空,李震拖着道具箱,殷漪背着古琴,学宙带着他的工作机器,女孩们也是大包小包,演出服她们自己保管,张献更是背着巨大双肩包,舞台演出所需要的一切就这么背在他们身上,明天将赴德国杜塞尔多夫。
挪威四天,他们只有过今天几小时的休息时间,而张献根本没有离开过剧场,可能是我不年轻了,会觉得他们这样的旅行太辛苦。但张献认为,组合嬲需要演出。事实也是,在国内,这样的独立剧团没有自己的剧场也没有资金租借剧场。
二十多年来我看着张献作为独立的戏剧先锋在一条崎岖的路上跋涉,却安之若素,而组合嬲的其他成员年轻得多,他们是在物质主义盛行的社会长大,可谓“甜美的一代”。然而甜美正变酸涩——当他们背上双肩包选择这一条“自由行”。
白天去博物馆的路上,和殷漪聊,其实,在“独立”这条路上,他们已磨练有些年头。以殷漪为例,刚满三十岁,2004年大学毕业,便选择了自由职业。他是“左脸”的音乐制作,事实上也是目前中国第一代剧场音乐人,因为之前中国剧场音乐都是选用录音,偶而请作曲家客串作些曲。
殷漪在“左脸”中是在舞台上做音乐,或者说,他也是剧中一个角色,当舞台打开音乐响起时,灯光最先罩住舞台左角殷漪的位置,他坐在一块红布上,正拨动古琴琴弦,面前还有一台电脑——他的即时编曲系统,以及板鼓、做声音效果的豆子棒针铜拨等物,他的“做音乐”过程与舞者们的肢体表演融为一体。
前卫剧场是走非商业路线,殷漪还必须去大学兼职授课,他在视觉艺术学院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兼“数码音频技术”与“声音设计”等课,是的,能让自己的爱好和职业合二为一是人生一大幸事。但同时,与体制内、或者说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比,无论是独立剧场还是兼职都不那么稳定,人生本无完美,这“不稳定”正是追求独立的自由职业者必须付出的代价。
看着面前组合嬲一行人在狭窄的积雪没脚的街上行走,逶迤成一条弯曲的线,他们的步伐已经疲惫,但仍然兴致颇高,看到喜欢的街景,便拿出照相机,伴随着笑声明亮。
又一次想到蒙克,从蒙克想到有位西方作家说过,“有时我奇怪所有那些不写作、谱曲或画画的人是怎样做到得以逃避发疯、忧郁、惊恐这些人类境遇中总是存在的东西。”
这么说来,组合嬲是幸运的,他们在舞台上获得了“逃避”。
回公寓收到Isabell的邮件,她幽默告知,明日到杜塞尔多夫(Dussldorf)正遇德国狂欢节,人们都化装上街,让我们不要受惊!
除了雕塑公园,奥斯陆另一个首选景点是滑雪跳台。不过这两个地方,组合嬲成员都没有机会一游。今晚有第二场演出,明天一早便离去。
剧场利用这最后一个上午的空闲,为剧组安排了滑雪,毕竟我们来到一个多雪的国度。这滑雪并不需技巧,只需坐在一张类似塑料托盘的滑板上,膝盖拱起双手抓住滑板两边,从坡顶滑下来就是,但初滑者常常东歪西扭,滑不出直线从滑板上掉出去而半途而废。
最爽最刺激的是群滑,我们两脚像翅膀张开坐成一长条有十人之多,从山坡上冲下来时集体疯狂呼啸,酣畅淋漓的一小时。
之后在剧场休息室有个咖啡时间,剧场特地为我们准备挪威特有的发酵的饼,有点像以前上海的酒酿饼。剧场的周到和体贴让我颇有感触,想到我们的独立艺术节没有自己的剧场,没有任何资源,国际剧团来去之间,无法在演出之外给予其他方面的照顾。尤其尴尬的是,由于租借国家剧场,每次演出结束,演员和观众有个演后谈,剧场工作人员却急着下班回家,人还未离去便开始关灯,不过,经过几年合作,那里的工作人员受到感染,渐渐比较配合了。
这咖啡时间十分惬意,让两国人有安静交谈一刻,主持人Karene告诉我们,挪威在发现石油之前很穷,那时的她曾积极投身为消除不公进行斗争的社会运动。上世纪70年代发现北海油田之后,挪威变得富裕成了福利国家,那些剧烈的社会斗争也偃旗息鼓。不过,你仍然能从Karene的气质感受其不仅是剧场主持,也是个关怀社会的知识分子。
从剧场出来,便朝蒙克博物馆赶,这是我来奥斯陆最想去的地方,殷漪小柯晓燕李震一干人跟我走,张献要为下午四点的演讲做准备,囡囡要排练,她同时参加努努编舞的青年编导那一场表演。张学宙拿着他的摄像机出去找镜头。
博物馆在市中心,我们步行去。
挪威出了好几个驰名世界的文学和艺术伟人,虽然出现在上世纪初,却都具有现代主义特征,易卜生除了社会问题剧如《玩偶之家》,其象征主义戏剧如《野鸭》和《建筑师》等更震撼人心,汉姆生的《饥饿》直接给了卡夫卡模仿的样本。而这位逝世于上世纪40年代的艺术家蒙克则是表现主义先驱,影响过毕加索、马蒂斯。
也许北欧的严寒和稀疏的人口,决定了那里的人某种特性,阴郁、孤独、注重内心生活。而艺术家们更因其善感的灵魂、生命的创伤让自己的精神饱受崩溃的危机,因此有心理学家认为,艺术家们有潜在的精神病倾向。
蒙克便是这样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幼年丧母,以后姐姐死于肺病,另一个姐姐得了精神分裂。人们认为,蒙克艺术创作的原始动力便是他的忧郁悲伤,而同时其潜在的精神分裂通过创作获得抑制,他最重要的作品《呐喊》,画面表现形似婴儿的小人张着口从桥上跑过来,远景是海湾和落日景象,天空像滚动的血红色波浪,好像整个自然在流血。有意思的是,蒙克在他的精神分裂发作获得治疗后,作品基调却转向明亮宁静,进入他创作的“第二时期”。
匆匆回剧场,赶张献的演讲,演讲前有个短暂的派对,招待听众的不仅有咖啡甜点,还有速泡杯面。原来这些听众将逗留到晚上看演出,来不及出去晚餐,所以这速泡杯面很受欢迎。
张献的演讲是用中文,屏幕打英文字幕,我帮助他在电脑上翻页。演讲持续四十五分钟左右。之后讨论了一个小时左右,不少听众是戏剧舞蹈界和影视专业人士,对于剧场艺术家遇到的困境都很熟悉,即便体制不同,但某些压力如“市场”“预算”这类问题于他们也是每天感受。
有个挪威中年女子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原来她曾在北京挪威大使馆做过文化参赞。会后我和张献被包围,大家都意犹未尽,一些编舞家希望与我们有合作,前参赞热情,与我们沟通容易,感觉是半个自己人,她希望再去中国和上海,在那里与我们见。
这晚是八点演出。之后有自由交流,一年轻女舞者找了张献又找我,非常执著要我们答应来参加我们的“越界”艺术节。
和组合嬲一起离开剧场。夜已深,但雪光照亮没有月的天空,李震拖着道具箱,殷漪背着古琴,学宙带着他的工作机器,女孩们也是大包小包,演出服她们自己保管,张献更是背着巨大双肩包,舞台演出所需要的一切就这么背在他们身上,明天将赴德国杜塞尔多夫。
挪威四天,他们只有过今天几小时的休息时间,而张献根本没有离开过剧场,可能是我不年轻了,会觉得他们这样的旅行太辛苦。但张献认为,组合嬲需要演出。事实也是,在国内,这样的独立剧团没有自己的剧场也没有资金租借剧场。
二十多年来我看着张献作为独立的戏剧先锋在一条崎岖的路上跋涉,却安之若素,而组合嬲的其他成员年轻得多,他们是在物质主义盛行的社会长大,可谓“甜美的一代”。然而甜美正变酸涩——当他们背上双肩包选择这一条“自由行”。
白天去博物馆的路上,和殷漪聊,其实,在“独立”这条路上,他们已磨练有些年头。以殷漪为例,刚满三十岁,2004年大学毕业,便选择了自由职业。他是“左脸”的音乐制作,事实上也是目前中国第一代剧场音乐人,因为之前中国剧场音乐都是选用录音,偶而请作曲家客串作些曲。
殷漪在“左脸”中是在舞台上做音乐,或者说,他也是剧中一个角色,当舞台打开音乐响起时,灯光最先罩住舞台左角殷漪的位置,他坐在一块红布上,正拨动古琴琴弦,面前还有一台电脑——他的即时编曲系统,以及板鼓、做声音效果的豆子棒针铜拨等物,他的“做音乐”过程与舞者们的肢体表演融为一体。
前卫剧场是走非商业路线,殷漪还必须去大学兼职授课,他在视觉艺术学院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兼“数码音频技术”与“声音设计”等课,是的,能让自己的爱好和职业合二为一是人生一大幸事。但同时,与体制内、或者说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比,无论是独立剧场还是兼职都不那么稳定,人生本无完美,这“不稳定”正是追求独立的自由职业者必须付出的代价。
看着面前组合嬲一行人在狭窄的积雪没脚的街上行走,逶迤成一条弯曲的线,他们的步伐已经疲惫,但仍然兴致颇高,看到喜欢的街景,便拿出照相机,伴随着笑声明亮。
又一次想到蒙克,从蒙克想到有位西方作家说过,“有时我奇怪所有那些不写作、谱曲或画画的人是怎样做到得以逃避发疯、忧郁、惊恐这些人类境遇中总是存在的东西。”
这么说来,组合嬲是幸运的,他们在舞台上获得了“逃避”。
回公寓收到Isabell的邮件,她幽默告知,明日到杜塞尔多夫(Dussldorf)正遇德国狂欢节,人们都化装上街,让我们不要受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