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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7日，上海《商报》头版以“上海工商界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为题，报道了工商联筹备会的成立。此刻，全国尚未完全解放，上海解放才不过3个月。商店需要营业，工厂需要开工，社会秩序尚在恢复之中。选择这个时机，组建上海工商团体，不论从协助政府辅导私营工商业，还是恢复企业正常运行，保持社会稳定的意义上说，无疑都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两个市级工商团体，三百余个同业公会
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告捷，天下大势，渐显明朗。1949年3月，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事实上，毛泽东所说的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已经按计划在进行之中。各地各界民主人士相继聚集北平，上海工商界耆宿陈叔通、盛丕华、俞寰澄、包达三等也陆续抵达北平。工商界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界别，开始参与新的政治协商和筹备民主联合政府。
人民解放军于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国民党政府撤离上海时曾派军队运走了大量的黄金和美钞，并劝说工商界上层将资金和产业转移海外。上海原有1800多家外资企业，到1949年5月已减少到910家。金融业第一流“亨头”如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铭等已携眷属离沪。工商企业的巨头既有离也有留的。此时的上海：工业80余个行业，20307家企业，其中私营企业20164家，生产规模居前的行业是纺织、卷烟、火柴、肥皂、面粉、皮革、橡胶。工业总产值35.06亿元，其中轻工业占76％，钢铁、化工等原材料工业占3.3％，装备工业占8.5％……。商业230余个行业，近10万家商号，10万余个摊点。尚有24个物品交易所、30余个茶楼茶会市场；菜市场、地货行300多个；批发企业近1万家，各地驻沪申庄2000余家。就比重而言，上海轻工业占全国的50-60％(台湾、东北除外)，贸易占全国70％，金融业更为集中。私营工商业比国营工商业大，以棉纺业为例：国营纱厂纱锭约90万锭，私营纱厂纱锭约140万枚，约为4比6。
此时的上海有2个市级工商业团体。一个是上海市工业会，另一个是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工业会是1948年8月22日成立的，未满周岁，便寿终正寝。工业会的理事长是杜月笙。工业会会员以团体会员(工业类同业公会)和工厂会员为单位，当时会员数有86个。另一个是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商会历史比较久，它是沿袭清末民初上海总商会于1930年6月改组而来。理事长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寄庼。市商会会员有商业类同业公会和大型商店组成，当时会员数有251个。工业会和市商会合计有337个同业公会。然而，在这337个同业公会中有十分之一处于停顿状态，实际运作的为303个。此时，杜月笙已经离开上海，徐寄顾因患病行动不便很少外出，且辞职在先。两个会的事务基本上由常务理事决策处理。
市政府召开工商界座谈会
据1949年8月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工商处一份材料透露：“对于工商团体，我们采取稳重的态度。在未成立合法组织以前，采用个别来往的方法。”确实，军管会接触的是工商界人士，而没有理会工商团体。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与工商界最早公开接触是6月2日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举行的茶会。这个会从下午2点一直开到晚上7点半。上海首长都出席：市长陈毅、第三野战军政委饶漱石、副市长潘汉年、曾山、韦悫。招待的金融工商产业界人士除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的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以外，也基本囊括了在沪工商界上层人士，如：王志莘、孙瑞璜、郭棣活、荣毅仁、陈巳生、徐永祚等80余人。陈毅市长在会上阐述了人民政府的工商政策，他说：“遵奉毛主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我们)脚踏实地、努力做去，希望产业界人士通力合作，建设新中国。”他说愿倾听产业界的建议。胡厥文、蒉延芳、刘靖基、俞寰澄、经叔平等13人在这个会上先后发表意见。大致的意思是：上海工商界过去受不正确宣传蒙蔽，对共产党确实抱有相当疑惧。自从《商报》刊载中共各项工商政策以后，始获了解。上海解放，证实了各项工商政策。于是一变过去疑惧心理，满怀希望，深信产业界必定真诚拥护人民政府，随时随地作本位的贡献。发言的代表也列举了产业界关于原料、销路、运输、劳资问题等困难，谈及过去的情形、目前现状、未来展望。会上，饶漱石就各位发言提出的问题加以综合答复，说道：产业界的困难，即是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困难；同时人民政府和我们党的困难，也是产业界的困难。如果互相体认，彼此谅解，各就可能范围，图谋解决，则一切困难可迎刃而解。对于劳资问题，希望由双方开诚商谈，能够获得解决最好，否则政府方面一定秉承不偏不倚、合情合理的方法，说服处理。饶漱石在这个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当时媒体评论：“演词真切而风趣，听者为之动容”。这次会议给上海工商界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参加会议的工商界人士在日后的回忆文章里，无不提到这次会议的。可见它的意义深远。
31名工商界代表联名提议筹组工商业团体
上海解放后。5月31日，上海总工会筹备会成立。不久，学联会宣告成立。6月26日，民主妇联筹备会再告成立。此时，唯独工商界团体尚在酝酿之中。其中原因当然很多，包括一些主要人物在北平筹备新政协。待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一行回沪，一时工商界先忙于劳军捐献运动，筹组工商界团体的事虽有酝酿，但一直搁到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8月5日，即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第三天，也是会议的最后一天。位于复兴中路、陕西南路上的逸园饭店，会场聚集着600多名代表，会议顺着前一天的议程，继续请各位代表发言。
工商界代表盛丕华发言开门见山，提出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建议，首先指出成立这一组织的必要性，他说：“上海解放两个多月，总工会、学联会、妇女会等团体相继成立，但工商界没有组织。关于政府的政策宣传，法令的解释，工商界的情况陈述，意见的贡献，都非有这个组织不可，而且要配合反封锁的工作，尤须有这个组织。”回顾旧有商会的弊病，他说：“惟从前系商会与工业会两个机关，我觉得工商业是不能分开，事实上亦难分开。何况两个机关是浪费人力、浪费财力，故以一个机关为宜。”考虑到上海刚从国民党政府手中夺过政权，千头万绪，立即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时机还未成熟，盛丕华提出一个过渡方案：“在正式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之前，拟先组织筹备会。筹备会委员在现时军管时期请由军管会与市政府聘请。”盛丕华的发言，实际上是一部分工商界代表“请组织工商联合会”提案的说明。这份提案的提议人除盛丕华以外，还有姜鉴秋、王志莘、项叔翔、严谔声、刘靖基、杨立人。这份提案的连署人有：吴羹梅、黄玢然、毛啸 岑、都樾周、包达三、张纲伯、胡厥文、强锡麟、俞寰澄、陈叔通、陈巳生、吴振珊、胡子婴、蒉延芳、沈子槎、乐辅成、徐永祚、马荫良、朱鸿仪、沈日新、何萼梅、洪念祖、诸尚一、王性尧。提议和连署的代表合起来有31位。
周恩来批语：“以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
“请组织工商联合会”案在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以后，8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致电中央：上海将成立合法工、商业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分开与合并各有好处，分开成立商会与工业会的好处是能适应商业与工业的区别，合并成立工商联合会的好处是：一、便于统一领导。二、对商业而言，可增加产业家的比重。三、更彻底地打破国民党原来的机构。中央对此事如何决定请速指示。
8月7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上海市委的这份电报上批语：“即送薄阅复。以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公营企业主持人员也要参加，但不要占多数，以利团结并教育私人工商业家。”薄是指薄一波，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的批语已经形成电文批复的雏形。8月9日，中共中央给上海市委并告各局各市的电报中，周恩来为了将意思讲清楚，又加写了一段：“但公家人员加入者不要太多，以免私营企业家因公家人占多数不便讲话而裹足不前。工商业联合会重心应是私营企业，工业较商业比重应逐渐增加，公营企业主持人之参加，在各地亦应随各地工商业联合会之发展逐次增加，以便不占多数而能起推动其进步的作用。”
话说回来。市委得悉中央电文的回复，派军管会工商处负责协调办理。然而，军管会工商处协调最难的问题当数人事问题。军管会根据中央的精神，认为：虽是工商业团体，聘请对象以私营企业为主，可不能没有国营企业，人数比例不一定大，但是经济比重要占一定的优势。经过两周的酝酿，8月19日下午2时，许涤新召集工商界人士，具体研究工商界联合会组织发起问题，讨论设立组织的名称和任务。会议确定组织名称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阶段的任务是接管旧上海市商会和市工业会，整理工商业同业公会，起草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章程，领导全市工商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项具体工作4项，推选盛丕华、胡厥文、蒉延芳、刘靖基、卢绪章为召集人，决定8月26日假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召开成立会。
成立会时间一天一天临近。8月21日是星期天，荣毅仁家里正在召开生产会议。盛丕华下午二时半到达，他坐下后，约莫听了一个小时生产会议的情况，觉得工商联筹备会的事要赶紧商量，于是他约刘靖基、严谔声一起谈谈。他们谈到了一些细节问题，比如会议主席是否由召集人担任，按常理召集人的任务到会议召开就完成了，须重新选出主席团。盛丕华与刘靖基、严谔声草拟了一份开会顺序，也谈了钤记由政府发给，还是自己去办，对政府机关及团体是否发请帖等等问题，他们觉得这些问题须跟许涤新商酌。
筹备工作紧锣密鼓，人事问题还未最后确定。22日晚，中国银行二楼会客室济济一堂，许涤新会同工商界代表商量常务委员人数和机构设置。有人主张常务委员少则15名，多则21名，多数人主张21名。于是，各位纷纷提名，一时超出21名。由于意见纷繁，记录在案，暂且不论。接着讨论机构设置，拟设秘书处，秘书处下设科。并讨论设接管、整理、法规、文教、财务、仲裁6个委员会。盛丕华提出筹备会时间甚长，应有简章，众人表示赞成。至于讨论到秘书长人选问题时，有人提名孙晓村为秘书长。副秘书长有2位人选，一位是胡子婴，另一位是严谔声。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12时。
又过了2天，8月24日。召集人之一的盛丕华处理完民主建国会的事务，打了电话给许涤新，认为22日晚在中国银行二楼会客室开会人数太多，秩序稍紊，不能详细讨论，约许涤新午后谈话。许涤新此时也觉得人事问题马虎不得，正想与盛丕华当面就几个问题再敲敲实。午后，他俩着重商量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国营私营的比例，最终选定的91名筹备委员中，国营企业代表16名，占17.58％，私营企业代表75名，占82.42％。
与许涤新商谈之后，盛丕华又约胡厥文、卢绪章和孙晓村共同讨论了两个小时的筹备会简章。
8月26日下午，工商联筹备会成立会议如期召开。这天，中国银行四楼会场也显得特别气派。参加会议的筹备委员、军管会首长和市政府有关部门来宾，共计有百余名。召集人之一胡厥文首先报告工商联筹组的经过。接着，会议通过主席团名单，主席团由盛丕华、卢绪章、胡厥文、蒉延芳、刘靖基、陈巳生、荣毅仁、孙晓村、项叔翔9人组成。在盛丕华致开幕词后，潘汉年副市长首先代表人民政府祝贺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的成立，指出：“工商联筹备会的成立，产业界有了自己的组织，以后可以通过筹备会具体商量解决各种问题。”并说：“政府一定支持这一组织，同时号召全上海的产业界拥护这个筹备会”，“希望筹备会在最短时间内推选出能为大家服务的各同业公会的负责人，以便产生正式的工商业联合会”。
许涤新随之讲话，此时他的身份是新设立的上海市工商局局长。他说：“上海是中国第一大都市。解放以后，政府很快与工商界取得联系，开了好多次座谈会和专业会议，但因为上海的工商界没有一个组织，总免不了感到不便。工商界方面，亦因为没有代表自己的合法团体而感到困难。现在好了，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后，人民政府与工商界就有了一道桥梁可以亲密地联系起来了，这非但是工商业界的大事情，同时也是人民政府进入上海以后的一件大事情。”
会议中间，陈毅市长、沙千里副秘书长等从卢家湾法商水电公司职工成立大会赶来参加，人们以热烈的掌声迎接首长的来到。陈毅市长作了极简单的讲话：“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联合了公私营企业，完全是遵照公私兼顾的政策，希望从筹备会到正式成立联合会，都能多代表私营企业的困难和意见，提供政府，给政府参考，俾政府能发挥力量，所以希望各业尽量大胆发表意见。”
陈市长致词毕，会议互选王性尧等23人为常务委员。会议还选举出主任委员盛丕华，副主任委员胡厥文、荣毅仁、卢绪章。
从5月27日上海解放到8月26日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成立，上海工商团体经过中央、市委和社会各界，尤其是工商各界的努力，终于组建而成。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完成了接管旧商会、工业会，整理各同业公会等各项任务，于1951年2月召开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回望1949，对于工商界来说是难以忘怀的，因为在新政权下它有了自己的组织。上海工商界作为一种尝试，也为各地组建工商联，为全国工商联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同时，上海工商界在这个新时代也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
(作者为上海市工商联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
注释：
①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50页。
②③④《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243—244页。
两个市级工商团体，三百余个同业公会
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告捷，天下大势，渐显明朗。1949年3月，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事实上，毛泽东所说的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已经按计划在进行之中。各地各界民主人士相继聚集北平，上海工商界耆宿陈叔通、盛丕华、俞寰澄、包达三等也陆续抵达北平。工商界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界别，开始参与新的政治协商和筹备民主联合政府。
人民解放军于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国民党政府撤离上海时曾派军队运走了大量的黄金和美钞，并劝说工商界上层将资金和产业转移海外。上海原有1800多家外资企业，到1949年5月已减少到910家。金融业第一流“亨头”如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铭等已携眷属离沪。工商企业的巨头既有离也有留的。此时的上海：工业80余个行业，20307家企业，其中私营企业20164家，生产规模居前的行业是纺织、卷烟、火柴、肥皂、面粉、皮革、橡胶。工业总产值35.06亿元，其中轻工业占76％，钢铁、化工等原材料工业占3.3％，装备工业占8.5％……。商业230余个行业，近10万家商号，10万余个摊点。尚有24个物品交易所、30余个茶楼茶会市场；菜市场、地货行300多个；批发企业近1万家，各地驻沪申庄2000余家。就比重而言，上海轻工业占全国的50-60％(台湾、东北除外)，贸易占全国70％，金融业更为集中。私营工商业比国营工商业大，以棉纺业为例：国营纱厂纱锭约90万锭，私营纱厂纱锭约140万枚，约为4比6。
此时的上海有2个市级工商业团体。一个是上海市工业会，另一个是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工业会是1948年8月22日成立的，未满周岁，便寿终正寝。工业会的理事长是杜月笙。工业会会员以团体会员(工业类同业公会)和工厂会员为单位，当时会员数有86个。另一个是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商会历史比较久，它是沿袭清末民初上海总商会于1930年6月改组而来。理事长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寄庼。市商会会员有商业类同业公会和大型商店组成，当时会员数有251个。工业会和市商会合计有337个同业公会。然而，在这337个同业公会中有十分之一处于停顿状态，实际运作的为303个。此时，杜月笙已经离开上海，徐寄顾因患病行动不便很少外出，且辞职在先。两个会的事务基本上由常务理事决策处理。
市政府召开工商界座谈会
据1949年8月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工商处一份材料透露：“对于工商团体，我们采取稳重的态度。在未成立合法组织以前，采用个别来往的方法。”确实，军管会接触的是工商界人士，而没有理会工商团体。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与工商界最早公开接触是6月2日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举行的茶会。这个会从下午2点一直开到晚上7点半。上海首长都出席：市长陈毅、第三野战军政委饶漱石、副市长潘汉年、曾山、韦悫。招待的金融工商产业界人士除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的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以外，也基本囊括了在沪工商界上层人士，如：王志莘、孙瑞璜、郭棣活、荣毅仁、陈巳生、徐永祚等80余人。陈毅市长在会上阐述了人民政府的工商政策，他说：“遵奉毛主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我们)脚踏实地、努力做去，希望产业界人士通力合作，建设新中国。”他说愿倾听产业界的建议。胡厥文、蒉延芳、刘靖基、俞寰澄、经叔平等13人在这个会上先后发表意见。大致的意思是：上海工商界过去受不正确宣传蒙蔽，对共产党确实抱有相当疑惧。自从《商报》刊载中共各项工商政策以后，始获了解。上海解放，证实了各项工商政策。于是一变过去疑惧心理，满怀希望，深信产业界必定真诚拥护人民政府，随时随地作本位的贡献。发言的代表也列举了产业界关于原料、销路、运输、劳资问题等困难，谈及过去的情形、目前现状、未来展望。会上，饶漱石就各位发言提出的问题加以综合答复，说道：产业界的困难，即是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困难；同时人民政府和我们党的困难，也是产业界的困难。如果互相体认，彼此谅解，各就可能范围，图谋解决，则一切困难可迎刃而解。对于劳资问题，希望由双方开诚商谈，能够获得解决最好，否则政府方面一定秉承不偏不倚、合情合理的方法，说服处理。饶漱石在这个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当时媒体评论：“演词真切而风趣，听者为之动容”。这次会议给上海工商界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参加会议的工商界人士在日后的回忆文章里，无不提到这次会议的。可见它的意义深远。
31名工商界代表联名提议筹组工商业团体
上海解放后。5月31日，上海总工会筹备会成立。不久，学联会宣告成立。6月26日，民主妇联筹备会再告成立。此时，唯独工商界团体尚在酝酿之中。其中原因当然很多，包括一些主要人物在北平筹备新政协。待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一行回沪，一时工商界先忙于劳军捐献运动，筹组工商界团体的事虽有酝酿，但一直搁到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8月5日，即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第三天，也是会议的最后一天。位于复兴中路、陕西南路上的逸园饭店，会场聚集着600多名代表，会议顺着前一天的议程，继续请各位代表发言。
工商界代表盛丕华发言开门见山，提出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建议，首先指出成立这一组织的必要性，他说：“上海解放两个多月，总工会、学联会、妇女会等团体相继成立，但工商界没有组织。关于政府的政策宣传，法令的解释，工商界的情况陈述，意见的贡献，都非有这个组织不可，而且要配合反封锁的工作，尤须有这个组织。”回顾旧有商会的弊病，他说：“惟从前系商会与工业会两个机关，我觉得工商业是不能分开，事实上亦难分开。何况两个机关是浪费人力、浪费财力，故以一个机关为宜。”考虑到上海刚从国民党政府手中夺过政权，千头万绪，立即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时机还未成熟，盛丕华提出一个过渡方案：“在正式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之前，拟先组织筹备会。筹备会委员在现时军管时期请由军管会与市政府聘请。”盛丕华的发言，实际上是一部分工商界代表“请组织工商联合会”提案的说明。这份提案的提议人除盛丕华以外，还有姜鉴秋、王志莘、项叔翔、严谔声、刘靖基、杨立人。这份提案的连署人有：吴羹梅、黄玢然、毛啸 岑、都樾周、包达三、张纲伯、胡厥文、强锡麟、俞寰澄、陈叔通、陈巳生、吴振珊、胡子婴、蒉延芳、沈子槎、乐辅成、徐永祚、马荫良、朱鸿仪、沈日新、何萼梅、洪念祖、诸尚一、王性尧。提议和连署的代表合起来有31位。
周恩来批语：“以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
“请组织工商联合会”案在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以后，8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致电中央：上海将成立合法工、商业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分开与合并各有好处，分开成立商会与工业会的好处是能适应商业与工业的区别，合并成立工商联合会的好处是：一、便于统一领导。二、对商业而言，可增加产业家的比重。三、更彻底地打破国民党原来的机构。中央对此事如何决定请速指示。
8月7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上海市委的这份电报上批语：“即送薄阅复。以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公营企业主持人员也要参加，但不要占多数，以利团结并教育私人工商业家。”薄是指薄一波，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的批语已经形成电文批复的雏形。8月9日，中共中央给上海市委并告各局各市的电报中，周恩来为了将意思讲清楚，又加写了一段：“但公家人员加入者不要太多，以免私营企业家因公家人占多数不便讲话而裹足不前。工商业联合会重心应是私营企业，工业较商业比重应逐渐增加，公营企业主持人之参加，在各地亦应随各地工商业联合会之发展逐次增加，以便不占多数而能起推动其进步的作用。”
话说回来。市委得悉中央电文的回复，派军管会工商处负责协调办理。然而，军管会工商处协调最难的问题当数人事问题。军管会根据中央的精神，认为：虽是工商业团体，聘请对象以私营企业为主，可不能没有国营企业，人数比例不一定大，但是经济比重要占一定的优势。经过两周的酝酿，8月19日下午2时，许涤新召集工商界人士，具体研究工商界联合会组织发起问题，讨论设立组织的名称和任务。会议确定组织名称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阶段的任务是接管旧上海市商会和市工业会，整理工商业同业公会，起草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章程，领导全市工商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项具体工作4项，推选盛丕华、胡厥文、蒉延芳、刘靖基、卢绪章为召集人，决定8月26日假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召开成立会。
成立会时间一天一天临近。8月21日是星期天，荣毅仁家里正在召开生产会议。盛丕华下午二时半到达，他坐下后，约莫听了一个小时生产会议的情况，觉得工商联筹备会的事要赶紧商量，于是他约刘靖基、严谔声一起谈谈。他们谈到了一些细节问题，比如会议主席是否由召集人担任，按常理召集人的任务到会议召开就完成了，须重新选出主席团。盛丕华与刘靖基、严谔声草拟了一份开会顺序，也谈了钤记由政府发给，还是自己去办，对政府机关及团体是否发请帖等等问题，他们觉得这些问题须跟许涤新商酌。
筹备工作紧锣密鼓，人事问题还未最后确定。22日晚，中国银行二楼会客室济济一堂，许涤新会同工商界代表商量常务委员人数和机构设置。有人主张常务委员少则15名，多则21名，多数人主张21名。于是，各位纷纷提名，一时超出21名。由于意见纷繁，记录在案，暂且不论。接着讨论机构设置，拟设秘书处，秘书处下设科。并讨论设接管、整理、法规、文教、财务、仲裁6个委员会。盛丕华提出筹备会时间甚长，应有简章，众人表示赞成。至于讨论到秘书长人选问题时，有人提名孙晓村为秘书长。副秘书长有2位人选，一位是胡子婴，另一位是严谔声。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12时。
又过了2天，8月24日。召集人之一的盛丕华处理完民主建国会的事务，打了电话给许涤新，认为22日晚在中国银行二楼会客室开会人数太多，秩序稍紊，不能详细讨论，约许涤新午后谈话。许涤新此时也觉得人事问题马虎不得，正想与盛丕华当面就几个问题再敲敲实。午后，他俩着重商量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国营私营的比例，最终选定的91名筹备委员中，国营企业代表16名，占17.58％，私营企业代表75名，占82.42％。
与许涤新商谈之后，盛丕华又约胡厥文、卢绪章和孙晓村共同讨论了两个小时的筹备会简章。
8月26日下午，工商联筹备会成立会议如期召开。这天，中国银行四楼会场也显得特别气派。参加会议的筹备委员、军管会首长和市政府有关部门来宾，共计有百余名。召集人之一胡厥文首先报告工商联筹组的经过。接着，会议通过主席团名单，主席团由盛丕华、卢绪章、胡厥文、蒉延芳、刘靖基、陈巳生、荣毅仁、孙晓村、项叔翔9人组成。在盛丕华致开幕词后，潘汉年副市长首先代表人民政府祝贺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的成立，指出：“工商联筹备会的成立，产业界有了自己的组织，以后可以通过筹备会具体商量解决各种问题。”并说：“政府一定支持这一组织，同时号召全上海的产业界拥护这个筹备会”，“希望筹备会在最短时间内推选出能为大家服务的各同业公会的负责人，以便产生正式的工商业联合会”。
许涤新随之讲话，此时他的身份是新设立的上海市工商局局长。他说：“上海是中国第一大都市。解放以后，政府很快与工商界取得联系，开了好多次座谈会和专业会议，但因为上海的工商界没有一个组织，总免不了感到不便。工商界方面，亦因为没有代表自己的合法团体而感到困难。现在好了，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后，人民政府与工商界就有了一道桥梁可以亲密地联系起来了，这非但是工商业界的大事情，同时也是人民政府进入上海以后的一件大事情。”
会议中间，陈毅市长、沙千里副秘书长等从卢家湾法商水电公司职工成立大会赶来参加，人们以热烈的掌声迎接首长的来到。陈毅市长作了极简单的讲话：“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联合了公私营企业，完全是遵照公私兼顾的政策，希望从筹备会到正式成立联合会，都能多代表私营企业的困难和意见，提供政府，给政府参考，俾政府能发挥力量，所以希望各业尽量大胆发表意见。”
陈市长致词毕，会议互选王性尧等23人为常务委员。会议还选举出主任委员盛丕华，副主任委员胡厥文、荣毅仁、卢绪章。
从5月27日上海解放到8月26日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成立，上海工商团体经过中央、市委和社会各界，尤其是工商各界的努力，终于组建而成。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完成了接管旧商会、工业会，整理各同业公会等各项任务，于1951年2月召开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回望1949，对于工商界来说是难以忘怀的，因为在新政权下它有了自己的组织。上海工商界作为一种尝试，也为各地组建工商联，为全国工商联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同时，上海工商界在这个新时代也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
(作者为上海市工商联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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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50页。
②③④《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243—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