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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曾成为中国文学中使用最频繁、地位最显赫、最红的政治道具。而关于红楼的研究，更是在百年来无论遭受打击还是受到追捧，始终经久不衰
《红楼梦》最早只是在文人圈中流传，聊作士大夫的谈资。清朝嘉庆年间已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的说法。
据说慈禧太后也曾痴迷《红楼梦》，达到了“略能背诵”的程度，并自比为贾母，其寝宫——故宫长春宫里就有以《红楼梦》为题材的壁画。而具备讽刺意味的是，《红楼梦》也成为了慈禧太后所痛恨的新政人物的避风港，可谓仕途失意、“红场”得意。
《红楼梦》的精巧的趣味、盛而衰的体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精神堡垒，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一部小说，一直这么热，而且处于高温高热，这是极不正常的一种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评说红学热，他也是《红学：1954》的作者。
正是在1954年，文化界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并引导到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红楼梦》自此变异，成为中国文学中使用最频繁、地位最显赫、最红的政治道具。
清末民初，红学开启了西方美学
其实早期的“红学”称谓不乏戏谑的成分，虽点评者众，但其成为一门显学，主要还是源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包括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吴宓、陈寅恪等。
清末民初，正值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民主革命思想、包括排满反清情绪高涨之时。红学在某种意义上担当了“领导中国学术发展的任务”，比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用叔本华的悲剧哲学观点来解析《红楼梦》，这也是中国“20世纪第一篇介绍西方美学的开山之作”；而另一方面，红学则以索隐派为代表，与社会时事紧密关联，只是早期多旨在反官场腐败，后期则旨在民族主义。
而索隐派虽然因其“泛政治化”屡遭质疑，但是这种看似狭隘的民族情绪，在民族危亡之际，更容易获得共鸣。
胡适为“新红学”开山立派后，吸引了顾颉刚、俞平伯的加入，形成新红学的鼎足之势。建国后，胡适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挽留，于1948年底被国民党“抢运”出北平，后赴美国；顾颉刚则远离了红学圈子；俞平伯成为了新中国大陆红学界的“第一人”，并表现积极。
特殊时期，成为“毒素”传播手段
俞平伯没有料到的是，他会成为1954年那场政治思想大批判的核心人物。风暴是由“两个小人物”偶然引发的。
大学刚刚毕业的李希凡与蓝翎合写了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批驳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了《红楼梦》。文章被毛泽东看到了，高度赞赏，并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表示“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批判运动很快达到高潮。1954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称收到了373封读者来信，都向俞平伯提出控诉，说《红楼梦研究》一书害了他们。当时文化艺术界、教育界乃至其他各界人士都或被迫、或主动地投入了这场批判，包括顾颉刚、郑振铎、老舍、何其芳、启功等。俞平伯也不得不批判胡适，他寻找自己错误的根源：“不仅继续走了胡适研究《红楼梦》的道路，而且扩展了它，在社会上替胡适的反动思想散步毒素，这个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大洋彼岸的胡适关注着这场大批判，他感叹，“俞平伯之被清算，‘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
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中，给胡适带来最大打击的，还是他的小儿子胡思杜。这个当初坚持不肯随父母离开北平的积极青年，曾公开发表对胡适的批判文章，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尝到了被批判滋味的胡思杜悬梁自尽。
举国评红楼导致学术异化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一种学术，能够享受到如此的殊荣。一时间，它成为了全国数亿人全都参加的事情，成为决定着一个国家存亡、一个政权的存亡、一个政党的存亡的大事情”1973年，由《红旗杂志》出面发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评红运动。
评红盛行之前，政府曾发起一次政治色彩浓厚的红学考证活动。1962年，文化部决定举办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动，但首先要确定曹雪芹究竟死于哪一年——这在今天依然是个公案。当时“北京动员了几千人，兵分两路，全面展开了曹公身世的调查与发掘工作。” 孙玉明说。
评红的热度可从上海人民出版社署名“本社编”的一本《红楼梦》评论集看出，1975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即5万册，作为一本评论集，这个数字在今天也是很“惊人”的。
这种异化延伸到了越剧电影《红楼梦》，并产生了戏剧化的效果。贾宝玉的扮演者，著名演员徐玉兰回忆，她是在文革被批斗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自己演的片子，当时林黛玉一出来，造反派说“女阿飞出来了”，贾宝玉出来，说“男阿飞出来了。”结果看着看着，观众被打动流下眼泪，批斗会起了反效果。
但即便如此，上世纪70年代末，著名影星林青霞特别打电话给徐玉兰，盛赞其“哭灵”的表演使自己从中获益良多时，已成惊弓之鸟的徐玉兰竟脱口而出，“越剧《红楼梦》是大毒草！”
“当红学整个地失去了学术的独立品格而完全成为政治工具时，其实中国整个学术界也都失去了独立的品格。”曾任《红楼梦学刊》常务副主编的杜景华在《红学风雨》中总结。
现代社会，红楼研究创造财富
历经劫难，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红学又重新呈现了数度繁荣。热闹中不乏意见分歧，而且是“哪里有中国人，哪里读《红楼梦》，哪里就有论争。”著名学者余英时表示，“《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笔墨官司。”
而随着经济发展，红学的“泛政治”阴影逐渐淡去，但却日益和消费乃至娱乐关联。比如曹雪芹故乡之争已经由学术之争衍变为旅游资源的竞争，而借助电视媒体，《红楼梦》数次在大陆红透。最近一次是为重拍电视剧《红楼梦》，海选演员再次搅得全中国沸沸扬扬。
出版界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除了各类红学书籍，仅《红楼梦》小说市场上就流通着数十个版本。孙玉明介绍，虽然有人提出过禁毁《红楼梦》，但是包括清朝在内，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禁过《红楼梦》，“即使是文革时期”。
“当时批别人对《红楼梦》的评点，但是《红楼梦》本身从来没有被批判过”，出版《红楼梦》最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杜维沫向记者介绍。
而关于《红楼梦》的是是非非最终都促进了《红楼梦》销量的增加。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孙顺林告诉记者，该社《红楼梦》最早于1953年出版，至今已印刷680万套，再版了122次。孙玉明则预测，《红楼梦》的发行至少超过一千万册，未来还会继续流行下去。
但被红学改变了命运的“大人物”及“小人物”们却已经“倦说红楼”。韦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中记述，“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梦》。显然这是有意回避。”不过，1990年，重病缠身的俞平伯“还是放不下那让他大吃苦头的《红楼梦》”，“他用颤抖的手，写了些勉强能辨认的字，一纸写：‘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纸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记者罗雪挥采访整理、记者文晔对此文亦有贡献）
《红楼梦》最早只是在文人圈中流传，聊作士大夫的谈资。清朝嘉庆年间已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的说法。
据说慈禧太后也曾痴迷《红楼梦》，达到了“略能背诵”的程度，并自比为贾母，其寝宫——故宫长春宫里就有以《红楼梦》为题材的壁画。而具备讽刺意味的是，《红楼梦》也成为了慈禧太后所痛恨的新政人物的避风港，可谓仕途失意、“红场”得意。
《红楼梦》的精巧的趣味、盛而衰的体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精神堡垒，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一部小说，一直这么热，而且处于高温高热，这是极不正常的一种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评说红学热，他也是《红学：1954》的作者。
正是在1954年，文化界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并引导到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红楼梦》自此变异，成为中国文学中使用最频繁、地位最显赫、最红的政治道具。
清末民初，红学开启了西方美学
其实早期的“红学”称谓不乏戏谑的成分，虽点评者众，但其成为一门显学，主要还是源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包括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吴宓、陈寅恪等。
清末民初，正值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民主革命思想、包括排满反清情绪高涨之时。红学在某种意义上担当了“领导中国学术发展的任务”，比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用叔本华的悲剧哲学观点来解析《红楼梦》，这也是中国“20世纪第一篇介绍西方美学的开山之作”；而另一方面，红学则以索隐派为代表，与社会时事紧密关联，只是早期多旨在反官场腐败，后期则旨在民族主义。
而索隐派虽然因其“泛政治化”屡遭质疑，但是这种看似狭隘的民族情绪，在民族危亡之际，更容易获得共鸣。
胡适为“新红学”开山立派后，吸引了顾颉刚、俞平伯的加入，形成新红学的鼎足之势。建国后，胡适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挽留，于1948年底被国民党“抢运”出北平，后赴美国；顾颉刚则远离了红学圈子；俞平伯成为了新中国大陆红学界的“第一人”，并表现积极。
特殊时期，成为“毒素”传播手段
俞平伯没有料到的是，他会成为1954年那场政治思想大批判的核心人物。风暴是由“两个小人物”偶然引发的。
大学刚刚毕业的李希凡与蓝翎合写了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批驳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了《红楼梦》。文章被毛泽东看到了，高度赞赏，并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表示“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批判运动很快达到高潮。1954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称收到了373封读者来信，都向俞平伯提出控诉，说《红楼梦研究》一书害了他们。当时文化艺术界、教育界乃至其他各界人士都或被迫、或主动地投入了这场批判，包括顾颉刚、郑振铎、老舍、何其芳、启功等。俞平伯也不得不批判胡适，他寻找自己错误的根源：“不仅继续走了胡适研究《红楼梦》的道路，而且扩展了它，在社会上替胡适的反动思想散步毒素，这个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大洋彼岸的胡适关注着这场大批判，他感叹，“俞平伯之被清算，‘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
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中，给胡适带来最大打击的，还是他的小儿子胡思杜。这个当初坚持不肯随父母离开北平的积极青年，曾公开发表对胡适的批判文章，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尝到了被批判滋味的胡思杜悬梁自尽。
举国评红楼导致学术异化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一种学术，能够享受到如此的殊荣。一时间，它成为了全国数亿人全都参加的事情，成为决定着一个国家存亡、一个政权的存亡、一个政党的存亡的大事情”1973年，由《红旗杂志》出面发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评红运动。
评红盛行之前，政府曾发起一次政治色彩浓厚的红学考证活动。1962年，文化部决定举办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动，但首先要确定曹雪芹究竟死于哪一年——这在今天依然是个公案。当时“北京动员了几千人，兵分两路，全面展开了曹公身世的调查与发掘工作。” 孙玉明说。
评红的热度可从上海人民出版社署名“本社编”的一本《红楼梦》评论集看出，1975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即5万册，作为一本评论集，这个数字在今天也是很“惊人”的。
这种异化延伸到了越剧电影《红楼梦》，并产生了戏剧化的效果。贾宝玉的扮演者，著名演员徐玉兰回忆，她是在文革被批斗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自己演的片子，当时林黛玉一出来，造反派说“女阿飞出来了”，贾宝玉出来，说“男阿飞出来了。”结果看着看着，观众被打动流下眼泪，批斗会起了反效果。
但即便如此，上世纪70年代末，著名影星林青霞特别打电话给徐玉兰，盛赞其“哭灵”的表演使自己从中获益良多时，已成惊弓之鸟的徐玉兰竟脱口而出，“越剧《红楼梦》是大毒草！”
“当红学整个地失去了学术的独立品格而完全成为政治工具时，其实中国整个学术界也都失去了独立的品格。”曾任《红楼梦学刊》常务副主编的杜景华在《红学风雨》中总结。
现代社会，红楼研究创造财富
历经劫难，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红学又重新呈现了数度繁荣。热闹中不乏意见分歧，而且是“哪里有中国人，哪里读《红楼梦》，哪里就有论争。”著名学者余英时表示，“《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笔墨官司。”
而随着经济发展，红学的“泛政治”阴影逐渐淡去，但却日益和消费乃至娱乐关联。比如曹雪芹故乡之争已经由学术之争衍变为旅游资源的竞争，而借助电视媒体，《红楼梦》数次在大陆红透。最近一次是为重拍电视剧《红楼梦》，海选演员再次搅得全中国沸沸扬扬。
出版界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除了各类红学书籍，仅《红楼梦》小说市场上就流通着数十个版本。孙玉明介绍，虽然有人提出过禁毁《红楼梦》，但是包括清朝在内，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禁过《红楼梦》，“即使是文革时期”。
“当时批别人对《红楼梦》的评点，但是《红楼梦》本身从来没有被批判过”，出版《红楼梦》最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杜维沫向记者介绍。
而关于《红楼梦》的是是非非最终都促进了《红楼梦》销量的增加。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孙顺林告诉记者，该社《红楼梦》最早于1953年出版，至今已印刷680万套，再版了122次。孙玉明则预测，《红楼梦》的发行至少超过一千万册，未来还会继续流行下去。
但被红学改变了命运的“大人物”及“小人物”们却已经“倦说红楼”。韦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中记述，“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梦》。显然这是有意回避。”不过，1990年，重病缠身的俞平伯“还是放不下那让他大吃苦头的《红楼梦》”，“他用颤抖的手，写了些勉强能辨认的字，一纸写：‘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纸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记者罗雪挥采访整理、记者文晔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