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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唐德刚先生在《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一文中这样写道：
“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历史和命运，三凑六合，却渐次提携他在中国军政两界的地位逐年上升，终于在国民党政权统治大陆的最后一年中，成为国家元首——有历史和正统地位的国家元首。这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上，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末代帝王’吧。‘末代帝王’——尤其是传统的宗法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转移时代’的‘末代帝王’，是任何读史者不能忽视的。”（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七卷第四期28页）
本文的主人公，就是这个“转移时代”的“末代帝王”李宗仁与元配夫人李秀文的儿子——李幼邻。
扑朔迷离的出生岁月
李宗仁与李秀文同为广西临桂县两江镇人，他们的婚事是按照旧时的“八字”结合的，显然带着浓厚的传统农村色彩。婚后，这对夫妻聚少离多，丈夫征战在外，在枪林弹雨中厮杀，无暇顾及家室。作为人妻的李秀文，只有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服侍公婆，操持家务，尽着传统的孝道。
1919年，李宗仁驻防广东新会县，并担任县长。
在驻防新会将近1年的时间里，李秀文陪伴左右，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幸福、最甜蜜的时光。
作为中华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整个婚姻史上惟一幸存的骨肉，李幼邻便诞生在这样的岁月、这样的地点、这样的环境里。
由李秀文口述、谭明整理的《我与李宗仁》在“生子吉庆”一章中说：
“民国七年二月，我在新会，生下幼邻，他是我与李宗仁惟一的儿子。”（《我与李宗仁》漓江出版社1986年11月第一版37页）
如果说李幼邻是“民国七年二月”出生，加上10月怀胎这个过程，照此推算，李秀文怀孕的时间大约应为1917年春夏的事。
而事实上，从我们掌握的材料中得知，1916年李宗仁尚在靖国军李烈钧部当排长。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宣告着广州军政府成立，也标志着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讨段”运动的开始。民国六年秋季，李宗仁由广东高州回到南宁，然后北上参加护法战争。之后，他才驻防广东新会并代理县长之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幼邻出生于“民国七年二月”之说，是经不起推敲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准确的。
另外，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有关史料“详加核定”而定稿的《李宗仁回忆录》，或许会对李幼邻的出生年月有所帮助：
“民国八年二月，本营（李宗仁时任营长）奉命开拔回粤”，“我们在天字码头附近的花舫上驻了五、六天，便奉命开拔往新会县城驻防。”
从这里我们可以分析，李宗仁驻防新会后，才把李秀文接去，加上10月怀胎，李幼邻的出生时间满打满算也应该是1920年左右或稍后的事。
艰辛求学路漫漫
春去秋来，暑尽寒往。李幼邻一天天长大了，转眼到了入学的年龄。
打从广东新会出生后，李幼邻的整个幼年除了短暂的军旅生活和因乡乱在上海暂避1年外，基本上是在广西临桂的乡下度过。家乡的青山绿水、田园诗画般的生活、长辈们的百般呵护，使李幼邻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成长。
1925年，李幼邻母子俩来到广西桂平。李幼邻先是在父亲朋友钟祖培家读书，与钟的两个小孩同私塾，时间约为半年，接着便到当时的省会南宁念初小。
那时，作为新桂系龙头老大的李宗仁，根本没有精力顾及到李幼邻母子俩。1927年，李宗仁安排李幼邻与母亲去香港，让他就读于西南小学。
人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可在李幼邻幼小的心灵里却时常愁云密布。他当然不了解现实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也不了解自己的父亲和桂系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什么角色。他只是从父亲诡秘莫测的行踪和焦躁不安的神情中，感觉到环境的险恶和形势的严峻。
1929年，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桂系的第四集团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将领们通电下野，部队被改编，桂系首脑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仓皇出逃……
所以李幼邻说：“那个时候我们母子俩就好像一叶孤舟，在茫茫大海上漂荡，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要靠我们自己去应付。谁都不知道前方有什么暗礁险滩，谁都不知道下一刻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好像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成天处在惶惶之中，动荡不安、险象环生。所以，父亲把我送到香港读书，也是以防不测。”
1930年，对李宗仁和新桂系来说，无疑是一个悲惨的岁月。这一年冬天，又爆发了第二次蒋桂战争。这次，由于东北将领张学良最后通电拥蒋，反蒋派失败了，蒋介石再次胜利。
这个时期，也是新桂系的一个低迷时期。湘军、粤军不断犯境，云南的卢汉率军围攻南宁，广西百色的苏维埃政权掀起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在这艰难的时刻，新桂系主要头目之一的黄绍竑却心怀去志，决意要离开，跑到蒋介石那边去了。
此种情况下，身心交瘁的李宗仁当然无力照顾李幼邻母子俩，只好让他们从香港回到广州。
从1931年到1937年，李幼邻在广州一所由教会创办管理的培正学校完成了中学学业。
1937年7月底，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广州。战事的危急，逼迫李幼邻出国留学，10月中旬他到美国檀香山，第二年3月底去了芝加哥，打算就读芝加哥大学。当时，岭南大学一位教授建议他就读威斯康星州的贝莱特学院，李幼邻接受了这个建议。
虽说李幼邻以前在广州培正中学念了6年英语，但跨出国门才深切体会“书到用时方恨少”，尤其在英语的听力和对话方面，语言成了他学习上的最大障碍。多少次，李幼邻独坐在校园的草地上，望着满天星斗，思绪万千，他想美丽的家乡桂林，想战火中的亲人；多少回，他独守在宿舍的孤灯下，夜以继日，秉烛苦读，把全部的心思用在学习上。
尽管校外车水马龙、五彩缤纷，尽管校内欢声笑语、青春涌动，可李幼邻的全部生活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里，成绩面前人人平等，来不得半点虚假，更没有半点人情可讲，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度过艰难的第一年后，李幼邻的英语水平上来了，学习成绩也提高了。不仅如此，他的体育成绩特别冒尖，尤其是游泳技术，真可以称得上出类拔萃，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比赛，令人刮目相看。
大学一共四年，前两年李幼邻学的是基础课，后两年选修政治、经济两个专业。1942年李幼邻大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向学校、向老师、也向自己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在威斯康星州贝莱特学院毕业后，李幼邻又到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研究人事管理，历时一年零九个月；紧接着他又去攻读博士……
此时，李幼邻已经结婚成家，生活的压力使他深切体会到现实的严峻与做人的艰辛，他没有心思再读书了，告别了学术生涯。
生意场上有浮沉
1945年6月，李幼邻与太太珍妮带着大女儿玛茜举家迁往纽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给美国带来无限商机，但对刚跨出校门的李幼邻来说，一时还无法融入那个社会。他去择业，人家看不上他；他想做生意，又不知从何下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与几位朋友合计，漫漫长路总有尽头，世界大战终究要结束，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创办实业，说不准还有出头之日。
说干就干，几位年轻人经过讨论后，决定每人先出资4000美元，生产电容器。1946年初，李幼邻和他的几位朋友来到当时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从新建厂房、安装设备、招工培训到产品投产，几位年轻人整整折腾了两年时间，他们的电容器终于生产出来了。
然而，一个严峻的问题横亘在这些热情有余、经验不足的年轻人面前：产品无法进入市场。
他们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蔫了。
面对堆积如山的产品和流水似的开支，他们忧心如焚，恨不得一股脑儿把自己生产的电容器倒进维多利亚港里。
为了求生存，为了找出路，经过不断的求证和反复的思索，直到1950年，他们不得不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低了头：将产品以最低廉的价格卖给美国一家小公司，尔后这家小公司用他们自己的名义，再把产品转卖给别的公司。
就这样，李幼邻等人眼睁睁看着别人把产品的主要利润赚走了，自己的辛苦所得只是微乎其微的蝇头小利。李幼邻与几位朋友在香港创办的实业，就这样不死不活地过了几年。
月有阴晴圆缺，潮水有涨有落。
1958年的钟声敲响了。也许是命运的垂青，它给李幼邻处于低谷的人生注入了一股活力，带来了一种好运，书写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这是一个突发的事件，使李幼邻接替了不幸早逝的朋友，从而成为纽约华尔街上的老板。
是天意也罢，是必然也罢，从1960年到1972年整整12年间，是李幼邻经商生涯中最为得意的时期。由于经济状况的好转，李幼邻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每到周五他就驾着车带上家人外出旅游，住一两天旅馆，或游泳、或登山、或滑雪，生活十分惬意。
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在商品社会里、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原则体现得尤为明显。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货的迅速崛起，李幼邻在华尔街经营的公司面临生死攸关的挑战。他们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愈来愈缺乏活力，愈来愈被摆在商场的旮旯角，而来自日本的质优价廉的无数商品，很快就席卷美国的整个市场。
从1975年开始，李幼邻经营的公司出现了亏本。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死撑硬撑地坚持了10年。1985年，李幼邻已年逾花甲，没有功成名就的自豪感，他再也没有心思、没有能力鏖战商海，在华尔街经营了27年的公司，终于无可奈何地关门。
这就是李幼邻全部的生意经和工作经历。
两位太太和四个女儿
珍妮是李幼邻的第一个太太。她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混血儿，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波兰人。
李幼邻与珍妮的相识是从朋友的聚会开始的。那天，还是在校生的李幼邻应邀来到一个朋友家，猛然间看到一位天使般漂亮的女孩，像一只美丽的蝴蝶在人丛中飞来飞去，她的美貌和气质一下就把他吸引住了。
这位貌美又活泼，一眼就让李幼邻怦然心动的姑娘就是珍妮。
从此以后，李幼邻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两位年轻人很快就坠入了情网。
1942年，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一年，李幼邻仅20出头。
初恋的纯真、新婚的甜蜜，让这对远离硝烟的年轻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尽情享受着青春与爱情的欢乐。
婚后第二年，大女儿出世了。女儿的到来，给这对年轻夫妇带来了无限欢乐。
此时，李幼邻已大学毕业。年轻能干的珍妮忙里忙外，把小家收拾得妥妥帖帖。当时他们还没有经济上的忧虑，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李幼邻离开故土已经10年了，李宗仁来信让儿子回国看看。1947年5月中旬，李幼邻一家坐着海轮从上海黄浦码头入境。
儿子异国归来，母亲望穿秋水。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李幼邻一眼就看到了离别10年的母亲，赶紧跑了过去，使劲拥抱自己的母亲。他哭了，母亲也哭了。直到前来接站的一位表亲提醒，李幼邻才转身把珍妮与女儿带到母亲跟前，与母亲见面。
亲人相聚，骨肉团圆，一家三代，其乐融融。在上海的这些日子，李幼邻陪着母亲、带着妻儿，走马路、逛外滩、跑洋场，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
6月初，李幼邻与母亲、妻儿由上海乘车前往北平，李宗仁亲自前来接站。在以后的3个月里，李宗仁时常陪着他们活动，一起游览故宫，一起品尝全聚德烤鸭，一起看京剧，还常与小孙女逗乐。
北平的夏天，当然比上海凉爽多了。为了让儿媳、孙女住得舒适，李宗仁把他们安排在东总布胡同一座古老的庭院里。那里环境雅致、曲径通幽、鸟语花香，姹紫嫣红、树荫遍地的庭院，成了孩子们游玩的乐园。
那段日子珍妮开心至极，驾着李宗仁调给她专用的防弹轿车，逛颐和园、游北海、上天坛，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欢声笑语。
知父莫如子，只有细心的李幼邻觉察出此时父亲内心的空虚与压力。
因为他知道，父亲如今在这个位置上，实际上被蒋介石架空了。那些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个机关，根本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有事直接与中央主管联系，所谓的北平行营机构，只是一个空有其名的摆设，就连行营下属长官的更调、撤换，身为行营主任的李宗仁事前都一无所知；北平市长、天津市长这样人选的更换，蒋介石也不肯透露一声，一直把他蒙在鼓里，事后见报了李宗仁才知晓。可见，他这个行营主任当得有多窝囊，对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说，无异于就像一只老虎被强行关在笼子里。
所以表面上李宗仁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实际上手中并无实权。他不仅无法指挥调动部队，连特务在北平城横行，他都无法制止，只有干瞪眼的份。
3个月美好的时光一转眼就过去了，1947年9月初，李幼邻一家从北平回到上海，这次他们住进了自己的家。刚从美国回来时，李宗仁把儿子一家人安排在他朋友的一座别墅里。如今，他想让儿子在上海做事，长住朋友家总不是办法，于是托人在海格路附近买了一幢小巧玲珑的西洋小楼。
珍妮对新居非常满意，只是李幼邻对父亲安排的差事毫无兴趣。
随着时光的推移和时局的发展，珍妮在北平时那种欢乐轻松的心情渐渐消失了。尤其是看到李幼邻整天无所事事，自己也于1948年4月生下三闺女后，她的心已经飞走了。1948年11月初，他们带着3个女儿，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随后回到美国。
回美国后，李幼邻一家住在纽约郊外一所小别墅里。1958年李秀文获准入境，那时候正是李幼邻经商有成之时，夫妻俩曾有过换房的念头，但考虑到那里环境幽雅，房价也很合算，当初买时只花了4万多美金，况且又觉得已经住习惯了，生活挺方便。因此，一家三代人在这所美丽的小别墅里度过了一段其乐融融的岁月。
每天，李幼邻夫妇各自开着车，分别送小孩上学；晚上，又分别将小孩接回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尽着天底下父母应尽的职责，为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倾尽了心血，耗尽了财力。
随着小孩一天天长大，也随着小孩一个个像小鸟一样飞走，家里渐渐冷清起来了。时光在平淡无奇的日出日落中流逝，情感在柴米油盐的交响曲中不知不觉地淡漠。渐渐地，李幼邻与珍妮之间的感情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终于有一天，这对结婚20多年的夫妻闹起分居了。
分手时，夫妻俩贱卖了位于纽约市郊的小别墅，因为珍妮急需用钱。可是房子刚一出手，房价却猛涨。李幼邻连后悔都来不及，这是他们的婚姻亮红灯所付出的代价。
分居以后的日子，珍妮去了三藩市。后来，李幼邻又在纽约购置了一套住房，他与母亲在那里住了1年。尔后又到三藩市与珍妮过了一年的时光。之后，李幼邻又与母亲回到纽约。
这次，他们夫妻俩彻底地分居了。已经结婚20多年的夫妻一定要劳燕分飞吗？李幼邻说，主要是志趣相异，观点不同，包括对中国的看法。
分居后，珍妮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组织时装表演，收入颇丰，日子过得很不错。每逢感恩节和圣诞节，他们夫妇时有往来，平时也时不时通个电话。李幼邻说，这在国外是正常的事情。
1970年至1985年，美国社会出现了一股中国热。随着尼克松总统踏上北京的红地毯，不少在美华人为促进中美友好奔走呼号，李幼邻也是其中的一个活跃分子。
1973年，李幼邻在一次活动中认识了来自香港的梁尚莹女士。从那以后，梁尚莹便陪伴着李幼邻，直到他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不论是李幼邻与梁尚莹彼此间的交谈，还是李幼邻给别人作介绍，他都称梁尚莹为梁教授。而且在向别人介绍他们之间的关系时，李幼邻显得落落大方，丝毫没有躲躲闪闪的意思。
他说，梁教授是香港人，其父母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她读完中学后父亲就不让她继续上学了，她硬是凭借着自己的毅力考上了香港大学，并获得了奖学金。
大学毕业后，梁尚莹先是到香港一所学校教高中英语，两年后赴美国攻读硕士，尔后再到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前后大约有4年时间。获得博士学位后，梁尚莹即到美国耶鲁大学专门从事矿石研究。1971年起，她在美国一家私立大学地质系执教。
一位普普通通的女子，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靠自己发奋图强，去闯荡世界，实在是难得和不易。每当谈起这些，李幼邻心里都有几分沉重，更有几分敬佩。
“我认识梁教授的时候，她已经40多岁了。由于种种原因，忙于学业和事业的她，一直都没有结婚。”李幼邻说，“1977年我在北京时，程思远先生的夫人石泓女士曾对我说：‘幼邻啊！你回中国来，可以再娶一个年轻的太太，我可以帮你介绍。’”
但李幼邻不为所动，他琢磨着，虽说回国可以找个比较年轻的太太，可自己已经到了这把岁数，找个年轻的太太有啥意思呢。再说了，年轻女子想嫁于他，无非是想出国。
李幼邻与梁尚莹结合后，在纽约市郊一所公寓里过着恬淡而平静的生活。李幼邻退休在家，梁尚莹执教上班，身边无儿无女，这种清静的日子也是多数国外老人家庭生活的写照。
李幼邻说，他与梁教授两人一年的开支用不到1万美元，每月房租700多元，伙食200多元，汽车100多元，零用钱300多元就够了。当然，这不包括看病、住院以及添置大件东西等。
从这里我们看到，李幼邻与梁尚莹在美国的生活，与中国那些传统的老头、老太也没有什么区别。
他俩毕竟是传统的中国人，两个孤单的人走到了一起，两颗孤寂的心靠在了一起。
谁不感叹人生苦短，谁不埋怨命运无常。是她，陪伴李幼邻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是她，给李幼邻的人生作了一个完整的补充。
李幼邻去世后，珍妮按照美国的习俗，给共同生活了20多年的丈夫办理了丧事；梁尚莹也忍着巨大的悲痛，为李幼邻守灵送终。李幼邻的两位太太，一位是相濡以沫的结发夫妻，一位是情深意浓的老来伴侣。
李幼邻有4个女儿，都是珍妮所生。老大玛茜，生于1943年；老二雷诗，生于1945年；老三温蒂，1948年出生于上海，其出生之日正是李宗仁当选国民政府副总统之时；老四简薇，1949年底出生于香港。
李幼邻成家较早，随着孩子接二连三地出生，这对年轻夫妇过早地体会到为人父、为人母的滋味，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艰辛和家庭的压力。他们含辛茹苦地把4个小孩拉扯成人，尽到天底下父母应尽的职责。
随着岁月的流逝，李幼邻的女儿们先后成家立业。老大玛茜嫁到香港，大女婿是原广东军事首领陈济棠部属香翰屏军长的公子，在香港开办了一家建筑公司。他们夫妇育有一对孪生子，家境殷实富有。
老二雷诗是一个专事写作的自由撰稿人，现在美国一家杂志社供职。她结过一次婚，有一男孩。她来过中国两次，故乡桂林给她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还在《桂林日报》上发表过文章。这位李家二小姐以现代中国历史为背景，以自己祖母的一生为写照，创作了历史政治小说《苦与甜》（英文名为BITTERAND SWEET）。美国塔图出版公司出版这部小说后，《纽约时报》、《纽约客》杂志以及《旧金山记事报》等报刊，都对此作了报道。这部小说还被“每月书会”和“普及本精选会”选为推荐读物。塔图出版公司专门于中国农历春节期间在《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专刊中刊登大幅广告，介绍了这本书和作者。李雷诗还四处讲演，谈及此书创作的过程及感受，以扩大影响。
对于老三和老四的情况，李幼邻谈得不多，只说她俩都已成家，至今不想养育小孩。
与李秀文母子情深
李幼邻五六岁时，他父亲李宗仁经人撮合，又娶了广西桂平佳丽郭德洁。
由于桂系上层主张“平妻制”，元配李秀文虽然作为大夫人，在李家仍然有着不容置疑的位置，然而没过多少日子，新欢便取代了糟糠。
于是乎，李幼邻的母亲李秀文只能在漫漫的人生中，打发着“寂寂复寂寂”的岁月，承受着既尊荣又凄苦的命运。
作为一位旧时女子，李秀文不可能迈出传统道德的门槛，也无力去改写自己的命运，她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着既成的严酷事实。
1990年，在李秀文诞辰100周年祝寿活动现场，李幼邻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噙着泪水说，我的母亲已经活了100岁，可她却是守活寡整整70年啊！
“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这一切，过早地在李幼邻的心里留下了创伤的烙印。他看到自己的父亲每月都会派人把生活费送来，有时来看他们母子俩时也会留下钱。但此时的李幼邻已经深刻体会到，金钱是买不到人间的温馨与天伦之乐的。
李幼邻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母亲，因为他知道，母亲的整个生命就是为了他，而他就是母亲的全部寄托。
1973年，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努力下，这位前国民政府代总统的元配夫人，终于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乡——中国。
李幼邻陪着母亲经香港从广州入境。
当母子俩踏上自己的国土时，顿时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尽管当时国内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而且“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恶果显而易见。但儿不嫌母丑，中国毕竟是自己的祖国。
李秀文回国定居十几年，作为孝子的李幼邻，几乎每年都要回来看望她老人家，而且每次总要住上两三个月。这些费用和开支，李幼邻说足以买一座洋房，但母子情重，岂是金钱所能换取的。
李幼邻每次回来，总要陪着高龄的母亲，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叠彩山间的盘山路，漓江之滨的林荫道，伏波山下的还珠洞，碧波荡漾的榕湖和杉湖，无不留下母子俩欢乐的笑声与快乐的足迹。
1990年5月18日，李秀文在故乡桂林度过了100岁生日，李幼邻与二女儿雷诗专程从美国回来给老人做寿。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广西区党委统战部以及桂林市和临桂县的领导，纷纷前来向这位世纪老人表示祝贺。
这一天，李幼邻父女俩站在老人的床前，望着一张张热情的笑脸，望着寿堂里鲜艳夺目的寿幛、五彩缤纷的花篮以及各种各样的寿糕、寿桃等礼品，深深感受到故土温馨的亲情。
李幼邻父女向老人送了鲜花，还专门订做了3个双层大蛋糕，并且按照桂林地区传统的习俗，准备了几百个刻有“李秀文百岁纪念”的寿碗，送给前来祝寿的友人，以示谢意。
这一天的祝寿活动热闹非凡，新华社、广西以及桂林的新闻媒体都作了报道，一些海外华文报纸也刊登了这位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元配夫人李秀文百岁寿诞的消息。
1992年6月18日，李秀文平静、安详地走完了她人生102年的漫长旅途。
广西和桂林各界人士为李秀文举行了隆重的吊唁仪式，无数的花圈、低回的哀乐、如潮的人流，人们默默送走了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世纪老人。
遗憾的是，作为人子的李幼邻却未能从大洋彼岸及时赶回桂林，送别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亲。
李幼邻说，6月20日，美国一家华文报纸刊登了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一位朋友看报后立即打电话告诉了他。当时，他还不知道这件事。
恰好6月20日这天是父亲节，正在美国西部的大女儿打电话给他，表达对他的问候和敬意。李幼邻赶紧让大女儿打电话回香港问清楚此事。当晚，大女儿回了电话，证实了李秀文去世的消息。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尽管李幼邻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听到自己的母亲真的离他而去时，他还是忍不住老泪纵横。
7月13日，李幼邻从纽约直飞香港。在香港稍作休息后，17日他便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桂林。
李幼邻身体一向健康，从未发现有大的毛病，没想到这次却被癌细胞侵入肌体，加上车旅颠簸，哀思重重，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奔丧回到美国后，李幼邻彻底被病魔击倒了。1993年3月，他的生命已处于垂危之际，但想到老母亲修墓一事尚未有着落，他急得伤心落泪。
此时的他，已卧病在床，无力修书了。他让友人代笔，又一次具体交代了为母亲修建坟墓的事宜，并寄来了1500美元。他在这封信的后面，留下了他今生今世的绝笔：“李幼邻”。
李幼邻把自己的一生与母亲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孝敬自己的母亲，崇敬自己的母亲。他认为自己的母亲具备着东方女子传统的美德，是贤妻，是慈母，是良师。
综观李幼邻70多年的一生，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传统的孝道与浓浓的亲情，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和道德情操，让人感动，让人称颂。
与李宗仁父子情长
李幼邻与父亲李宗仁的关系，决不是简单用一个词或一句话就可以量化，或者可以诠释清楚的。
尽管在李宗仁的整个婚姻过程中，名正言顺的儿子只有李幼邻一个；尽管李宗仁对自己的儿子倾尽了浓浓的父爱和全部的责任。但是，李幼邻对自己的父亲始终存在着一些芥蒂，存在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另类情感。
说穿了，梗阻他们父子情感的，无疑就是李宗仁与郭德洁的婚姻。
在李幼邻的心灵里，总觉得是自己的父亲负了母亲，才让自己的母亲终世飘零。随着岁月的流逝，也随着阅历的增长与眼界的开阔，更随着自己父亲政坛失意与在海外飘零，笼罩在他心头的阴影终于慢慢地消逝、淡化，最终化解。
想当年，李宗仁风云一时，趋之若骛者众多；到后来，落泊他邦当寓公，霎时门可罗雀。可见宦海险恶，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李宗仁在美国的岁月，使他冷静了许多，清醒了许多，也现实了许多。
在那寂寞难奈的日子里，李宗仁回首往事，总结历史，在旅美博士唐德刚先生的鼎力相助下，写出了洋洋几十万言的回忆录，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又经过了整整16年的苦闷彷徨之后，这位前国民政府代总统终于抛开了政治偏见，在他人生的晚年迈出了辉煌的一步——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在美国时，李幼邻住纽约，李宗仁住新泽西州，父子俩常有往来。更多时候，是李幼邻去看望他父亲，有时父亲也过来串门。随着李宗仁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打入另册，他在美国的生活更加孤单，心情也愈发灰暗了。此时此刻，谁还来与这个落泊的“君王”谈政治、谈国事，谁还有心思与这个没有价值的寓公闲聊，谁还愿意与这个满身是非的人接触？
李幼邻看到，父亲这个曾经驰骋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巨人倒下去了，跌入了深渊。作为人子，他的心渐渐地平和下来，他也不忍心在老父亲累累的伤口上再抹把盐。对父亲的多少不解、多少积怨，都随着岁月而渐渐淡漠、渐渐消融，最后终于化解了。
（未完，待续）
“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历史和命运，三凑六合，却渐次提携他在中国军政两界的地位逐年上升，终于在国民党政权统治大陆的最后一年中，成为国家元首——有历史和正统地位的国家元首。这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上，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末代帝王’吧。‘末代帝王’——尤其是传统的宗法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转移时代’的‘末代帝王’，是任何读史者不能忽视的。”（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七卷第四期28页）
本文的主人公，就是这个“转移时代”的“末代帝王”李宗仁与元配夫人李秀文的儿子——李幼邻。
扑朔迷离的出生岁月
李宗仁与李秀文同为广西临桂县两江镇人，他们的婚事是按照旧时的“八字”结合的，显然带着浓厚的传统农村色彩。婚后，这对夫妻聚少离多，丈夫征战在外，在枪林弹雨中厮杀，无暇顾及家室。作为人妻的李秀文，只有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服侍公婆，操持家务，尽着传统的孝道。
1919年，李宗仁驻防广东新会县，并担任县长。
在驻防新会将近1年的时间里，李秀文陪伴左右，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幸福、最甜蜜的时光。
作为中华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整个婚姻史上惟一幸存的骨肉，李幼邻便诞生在这样的岁月、这样的地点、这样的环境里。
由李秀文口述、谭明整理的《我与李宗仁》在“生子吉庆”一章中说：
“民国七年二月，我在新会，生下幼邻，他是我与李宗仁惟一的儿子。”（《我与李宗仁》漓江出版社1986年11月第一版37页）
如果说李幼邻是“民国七年二月”出生，加上10月怀胎这个过程，照此推算，李秀文怀孕的时间大约应为1917年春夏的事。
而事实上，从我们掌握的材料中得知，1916年李宗仁尚在靖国军李烈钧部当排长。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宣告着广州军政府成立，也标志着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讨段”运动的开始。民国六年秋季，李宗仁由广东高州回到南宁，然后北上参加护法战争。之后，他才驻防广东新会并代理县长之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幼邻出生于“民国七年二月”之说，是经不起推敲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准确的。
另外，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有关史料“详加核定”而定稿的《李宗仁回忆录》，或许会对李幼邻的出生年月有所帮助：
“民国八年二月，本营（李宗仁时任营长）奉命开拔回粤”，“我们在天字码头附近的花舫上驻了五、六天，便奉命开拔往新会县城驻防。”
从这里我们可以分析，李宗仁驻防新会后，才把李秀文接去，加上10月怀胎，李幼邻的出生时间满打满算也应该是1920年左右或稍后的事。
艰辛求学路漫漫
春去秋来，暑尽寒往。李幼邻一天天长大了，转眼到了入学的年龄。
打从广东新会出生后，李幼邻的整个幼年除了短暂的军旅生活和因乡乱在上海暂避1年外，基本上是在广西临桂的乡下度过。家乡的青山绿水、田园诗画般的生活、长辈们的百般呵护，使李幼邻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成长。
1925年，李幼邻母子俩来到广西桂平。李幼邻先是在父亲朋友钟祖培家读书，与钟的两个小孩同私塾，时间约为半年，接着便到当时的省会南宁念初小。
那时，作为新桂系龙头老大的李宗仁，根本没有精力顾及到李幼邻母子俩。1927年，李宗仁安排李幼邻与母亲去香港，让他就读于西南小学。
人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可在李幼邻幼小的心灵里却时常愁云密布。他当然不了解现实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也不了解自己的父亲和桂系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什么角色。他只是从父亲诡秘莫测的行踪和焦躁不安的神情中，感觉到环境的险恶和形势的严峻。
1929年，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桂系的第四集团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将领们通电下野，部队被改编，桂系首脑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仓皇出逃……
所以李幼邻说：“那个时候我们母子俩就好像一叶孤舟，在茫茫大海上漂荡，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要靠我们自己去应付。谁都不知道前方有什么暗礁险滩，谁都不知道下一刻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好像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成天处在惶惶之中，动荡不安、险象环生。所以，父亲把我送到香港读书，也是以防不测。”
1930年，对李宗仁和新桂系来说，无疑是一个悲惨的岁月。这一年冬天，又爆发了第二次蒋桂战争。这次，由于东北将领张学良最后通电拥蒋，反蒋派失败了，蒋介石再次胜利。
这个时期，也是新桂系的一个低迷时期。湘军、粤军不断犯境，云南的卢汉率军围攻南宁，广西百色的苏维埃政权掀起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在这艰难的时刻，新桂系主要头目之一的黄绍竑却心怀去志，决意要离开，跑到蒋介石那边去了。
此种情况下，身心交瘁的李宗仁当然无力照顾李幼邻母子俩，只好让他们从香港回到广州。
从1931年到1937年，李幼邻在广州一所由教会创办管理的培正学校完成了中学学业。
1937年7月底，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广州。战事的危急，逼迫李幼邻出国留学，10月中旬他到美国檀香山，第二年3月底去了芝加哥，打算就读芝加哥大学。当时，岭南大学一位教授建议他就读威斯康星州的贝莱特学院，李幼邻接受了这个建议。
虽说李幼邻以前在广州培正中学念了6年英语，但跨出国门才深切体会“书到用时方恨少”，尤其在英语的听力和对话方面，语言成了他学习上的最大障碍。多少次，李幼邻独坐在校园的草地上，望着满天星斗，思绪万千，他想美丽的家乡桂林，想战火中的亲人；多少回，他独守在宿舍的孤灯下，夜以继日，秉烛苦读，把全部的心思用在学习上。
尽管校外车水马龙、五彩缤纷，尽管校内欢声笑语、青春涌动，可李幼邻的全部生活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里，成绩面前人人平等，来不得半点虚假，更没有半点人情可讲，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度过艰难的第一年后，李幼邻的英语水平上来了，学习成绩也提高了。不仅如此，他的体育成绩特别冒尖，尤其是游泳技术，真可以称得上出类拔萃，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比赛，令人刮目相看。
大学一共四年，前两年李幼邻学的是基础课，后两年选修政治、经济两个专业。1942年李幼邻大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向学校、向老师、也向自己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在威斯康星州贝莱特学院毕业后，李幼邻又到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研究人事管理，历时一年零九个月；紧接着他又去攻读博士……
此时，李幼邻已经结婚成家，生活的压力使他深切体会到现实的严峻与做人的艰辛，他没有心思再读书了，告别了学术生涯。
生意场上有浮沉
1945年6月，李幼邻与太太珍妮带着大女儿玛茜举家迁往纽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给美国带来无限商机，但对刚跨出校门的李幼邻来说，一时还无法融入那个社会。他去择业，人家看不上他；他想做生意，又不知从何下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与几位朋友合计，漫漫长路总有尽头，世界大战终究要结束，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创办实业，说不准还有出头之日。
说干就干，几位年轻人经过讨论后，决定每人先出资4000美元，生产电容器。1946年初，李幼邻和他的几位朋友来到当时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从新建厂房、安装设备、招工培训到产品投产，几位年轻人整整折腾了两年时间，他们的电容器终于生产出来了。
然而，一个严峻的问题横亘在这些热情有余、经验不足的年轻人面前：产品无法进入市场。
他们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蔫了。
面对堆积如山的产品和流水似的开支，他们忧心如焚，恨不得一股脑儿把自己生产的电容器倒进维多利亚港里。
为了求生存，为了找出路，经过不断的求证和反复的思索，直到1950年，他们不得不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低了头：将产品以最低廉的价格卖给美国一家小公司，尔后这家小公司用他们自己的名义，再把产品转卖给别的公司。
就这样，李幼邻等人眼睁睁看着别人把产品的主要利润赚走了，自己的辛苦所得只是微乎其微的蝇头小利。李幼邻与几位朋友在香港创办的实业，就这样不死不活地过了几年。
月有阴晴圆缺，潮水有涨有落。
1958年的钟声敲响了。也许是命运的垂青，它给李幼邻处于低谷的人生注入了一股活力，带来了一种好运，书写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这是一个突发的事件，使李幼邻接替了不幸早逝的朋友，从而成为纽约华尔街上的老板。
是天意也罢，是必然也罢，从1960年到1972年整整12年间，是李幼邻经商生涯中最为得意的时期。由于经济状况的好转，李幼邻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每到周五他就驾着车带上家人外出旅游，住一两天旅馆，或游泳、或登山、或滑雪，生活十分惬意。
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在商品社会里、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原则体现得尤为明显。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货的迅速崛起，李幼邻在华尔街经营的公司面临生死攸关的挑战。他们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愈来愈缺乏活力，愈来愈被摆在商场的旮旯角，而来自日本的质优价廉的无数商品，很快就席卷美国的整个市场。
从1975年开始，李幼邻经营的公司出现了亏本。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死撑硬撑地坚持了10年。1985年，李幼邻已年逾花甲，没有功成名就的自豪感，他再也没有心思、没有能力鏖战商海，在华尔街经营了27年的公司，终于无可奈何地关门。
这就是李幼邻全部的生意经和工作经历。
两位太太和四个女儿
珍妮是李幼邻的第一个太太。她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混血儿，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波兰人。
李幼邻与珍妮的相识是从朋友的聚会开始的。那天，还是在校生的李幼邻应邀来到一个朋友家，猛然间看到一位天使般漂亮的女孩，像一只美丽的蝴蝶在人丛中飞来飞去，她的美貌和气质一下就把他吸引住了。
这位貌美又活泼，一眼就让李幼邻怦然心动的姑娘就是珍妮。
从此以后，李幼邻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两位年轻人很快就坠入了情网。
1942年，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一年，李幼邻仅20出头。
初恋的纯真、新婚的甜蜜，让这对远离硝烟的年轻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尽情享受着青春与爱情的欢乐。
婚后第二年，大女儿出世了。女儿的到来，给这对年轻夫妇带来了无限欢乐。
此时，李幼邻已大学毕业。年轻能干的珍妮忙里忙外，把小家收拾得妥妥帖帖。当时他们还没有经济上的忧虑，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李幼邻离开故土已经10年了，李宗仁来信让儿子回国看看。1947年5月中旬，李幼邻一家坐着海轮从上海黄浦码头入境。
儿子异国归来，母亲望穿秋水。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李幼邻一眼就看到了离别10年的母亲，赶紧跑了过去，使劲拥抱自己的母亲。他哭了，母亲也哭了。直到前来接站的一位表亲提醒，李幼邻才转身把珍妮与女儿带到母亲跟前，与母亲见面。
亲人相聚，骨肉团圆，一家三代，其乐融融。在上海的这些日子，李幼邻陪着母亲、带着妻儿，走马路、逛外滩、跑洋场，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
6月初，李幼邻与母亲、妻儿由上海乘车前往北平，李宗仁亲自前来接站。在以后的3个月里，李宗仁时常陪着他们活动，一起游览故宫，一起品尝全聚德烤鸭，一起看京剧，还常与小孙女逗乐。
北平的夏天，当然比上海凉爽多了。为了让儿媳、孙女住得舒适，李宗仁把他们安排在东总布胡同一座古老的庭院里。那里环境雅致、曲径通幽、鸟语花香，姹紫嫣红、树荫遍地的庭院，成了孩子们游玩的乐园。
那段日子珍妮开心至极，驾着李宗仁调给她专用的防弹轿车，逛颐和园、游北海、上天坛，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欢声笑语。
知父莫如子，只有细心的李幼邻觉察出此时父亲内心的空虚与压力。
因为他知道，父亲如今在这个位置上，实际上被蒋介石架空了。那些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个机关，根本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有事直接与中央主管联系，所谓的北平行营机构，只是一个空有其名的摆设，就连行营下属长官的更调、撤换，身为行营主任的李宗仁事前都一无所知；北平市长、天津市长这样人选的更换，蒋介石也不肯透露一声，一直把他蒙在鼓里，事后见报了李宗仁才知晓。可见，他这个行营主任当得有多窝囊，对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说，无异于就像一只老虎被强行关在笼子里。
所以表面上李宗仁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实际上手中并无实权。他不仅无法指挥调动部队，连特务在北平城横行，他都无法制止，只有干瞪眼的份。
3个月美好的时光一转眼就过去了，1947年9月初，李幼邻一家从北平回到上海，这次他们住进了自己的家。刚从美国回来时，李宗仁把儿子一家人安排在他朋友的一座别墅里。如今，他想让儿子在上海做事，长住朋友家总不是办法，于是托人在海格路附近买了一幢小巧玲珑的西洋小楼。
珍妮对新居非常满意，只是李幼邻对父亲安排的差事毫无兴趣。
随着时光的推移和时局的发展，珍妮在北平时那种欢乐轻松的心情渐渐消失了。尤其是看到李幼邻整天无所事事，自己也于1948年4月生下三闺女后，她的心已经飞走了。1948年11月初，他们带着3个女儿，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随后回到美国。
回美国后，李幼邻一家住在纽约郊外一所小别墅里。1958年李秀文获准入境，那时候正是李幼邻经商有成之时，夫妻俩曾有过换房的念头，但考虑到那里环境幽雅，房价也很合算，当初买时只花了4万多美金，况且又觉得已经住习惯了，生活挺方便。因此，一家三代人在这所美丽的小别墅里度过了一段其乐融融的岁月。
每天，李幼邻夫妇各自开着车，分别送小孩上学；晚上，又分别将小孩接回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尽着天底下父母应尽的职责，为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倾尽了心血，耗尽了财力。
随着小孩一天天长大，也随着小孩一个个像小鸟一样飞走，家里渐渐冷清起来了。时光在平淡无奇的日出日落中流逝，情感在柴米油盐的交响曲中不知不觉地淡漠。渐渐地，李幼邻与珍妮之间的感情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终于有一天，这对结婚20多年的夫妻闹起分居了。
分手时，夫妻俩贱卖了位于纽约市郊的小别墅，因为珍妮急需用钱。可是房子刚一出手，房价却猛涨。李幼邻连后悔都来不及，这是他们的婚姻亮红灯所付出的代价。
分居以后的日子，珍妮去了三藩市。后来，李幼邻又在纽约购置了一套住房，他与母亲在那里住了1年。尔后又到三藩市与珍妮过了一年的时光。之后，李幼邻又与母亲回到纽约。
这次，他们夫妻俩彻底地分居了。已经结婚20多年的夫妻一定要劳燕分飞吗？李幼邻说，主要是志趣相异，观点不同，包括对中国的看法。
分居后，珍妮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组织时装表演，收入颇丰，日子过得很不错。每逢感恩节和圣诞节，他们夫妇时有往来，平时也时不时通个电话。李幼邻说，这在国外是正常的事情。
1970年至1985年，美国社会出现了一股中国热。随着尼克松总统踏上北京的红地毯，不少在美华人为促进中美友好奔走呼号，李幼邻也是其中的一个活跃分子。
1973年，李幼邻在一次活动中认识了来自香港的梁尚莹女士。从那以后，梁尚莹便陪伴着李幼邻，直到他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不论是李幼邻与梁尚莹彼此间的交谈，还是李幼邻给别人作介绍，他都称梁尚莹为梁教授。而且在向别人介绍他们之间的关系时，李幼邻显得落落大方，丝毫没有躲躲闪闪的意思。
他说，梁教授是香港人，其父母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她读完中学后父亲就不让她继续上学了，她硬是凭借着自己的毅力考上了香港大学，并获得了奖学金。
大学毕业后，梁尚莹先是到香港一所学校教高中英语，两年后赴美国攻读硕士，尔后再到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前后大约有4年时间。获得博士学位后，梁尚莹即到美国耶鲁大学专门从事矿石研究。1971年起，她在美国一家私立大学地质系执教。
一位普普通通的女子，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靠自己发奋图强，去闯荡世界，实在是难得和不易。每当谈起这些，李幼邻心里都有几分沉重，更有几分敬佩。
“我认识梁教授的时候，她已经40多岁了。由于种种原因，忙于学业和事业的她，一直都没有结婚。”李幼邻说，“1977年我在北京时，程思远先生的夫人石泓女士曾对我说：‘幼邻啊！你回中国来，可以再娶一个年轻的太太，我可以帮你介绍。’”
但李幼邻不为所动，他琢磨着，虽说回国可以找个比较年轻的太太，可自己已经到了这把岁数，找个年轻的太太有啥意思呢。再说了，年轻女子想嫁于他，无非是想出国。
李幼邻与梁尚莹结合后，在纽约市郊一所公寓里过着恬淡而平静的生活。李幼邻退休在家，梁尚莹执教上班，身边无儿无女，这种清静的日子也是多数国外老人家庭生活的写照。
李幼邻说，他与梁教授两人一年的开支用不到1万美元，每月房租700多元，伙食200多元，汽车100多元，零用钱300多元就够了。当然，这不包括看病、住院以及添置大件东西等。
从这里我们看到，李幼邻与梁尚莹在美国的生活，与中国那些传统的老头、老太也没有什么区别。
他俩毕竟是传统的中国人，两个孤单的人走到了一起，两颗孤寂的心靠在了一起。
谁不感叹人生苦短，谁不埋怨命运无常。是她，陪伴李幼邻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是她，给李幼邻的人生作了一个完整的补充。
李幼邻去世后，珍妮按照美国的习俗，给共同生活了20多年的丈夫办理了丧事；梁尚莹也忍着巨大的悲痛，为李幼邻守灵送终。李幼邻的两位太太，一位是相濡以沫的结发夫妻，一位是情深意浓的老来伴侣。
李幼邻有4个女儿，都是珍妮所生。老大玛茜，生于1943年；老二雷诗，生于1945年；老三温蒂，1948年出生于上海，其出生之日正是李宗仁当选国民政府副总统之时；老四简薇，1949年底出生于香港。
李幼邻成家较早，随着孩子接二连三地出生，这对年轻夫妇过早地体会到为人父、为人母的滋味，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艰辛和家庭的压力。他们含辛茹苦地把4个小孩拉扯成人，尽到天底下父母应尽的职责。
随着岁月的流逝，李幼邻的女儿们先后成家立业。老大玛茜嫁到香港，大女婿是原广东军事首领陈济棠部属香翰屏军长的公子，在香港开办了一家建筑公司。他们夫妇育有一对孪生子，家境殷实富有。
老二雷诗是一个专事写作的自由撰稿人，现在美国一家杂志社供职。她结过一次婚，有一男孩。她来过中国两次，故乡桂林给她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还在《桂林日报》上发表过文章。这位李家二小姐以现代中国历史为背景，以自己祖母的一生为写照，创作了历史政治小说《苦与甜》（英文名为BITTERAND SWEET）。美国塔图出版公司出版这部小说后，《纽约时报》、《纽约客》杂志以及《旧金山记事报》等报刊，都对此作了报道。这部小说还被“每月书会”和“普及本精选会”选为推荐读物。塔图出版公司专门于中国农历春节期间在《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专刊中刊登大幅广告，介绍了这本书和作者。李雷诗还四处讲演，谈及此书创作的过程及感受，以扩大影响。
对于老三和老四的情况，李幼邻谈得不多，只说她俩都已成家，至今不想养育小孩。
与李秀文母子情深
李幼邻五六岁时，他父亲李宗仁经人撮合，又娶了广西桂平佳丽郭德洁。
由于桂系上层主张“平妻制”，元配李秀文虽然作为大夫人，在李家仍然有着不容置疑的位置，然而没过多少日子，新欢便取代了糟糠。
于是乎，李幼邻的母亲李秀文只能在漫漫的人生中，打发着“寂寂复寂寂”的岁月，承受着既尊荣又凄苦的命运。
作为一位旧时女子，李秀文不可能迈出传统道德的门槛，也无力去改写自己的命运，她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着既成的严酷事实。
1990年，在李秀文诞辰100周年祝寿活动现场，李幼邻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噙着泪水说，我的母亲已经活了100岁，可她却是守活寡整整70年啊！
“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这一切，过早地在李幼邻的心里留下了创伤的烙印。他看到自己的父亲每月都会派人把生活费送来，有时来看他们母子俩时也会留下钱。但此时的李幼邻已经深刻体会到，金钱是买不到人间的温馨与天伦之乐的。
李幼邻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母亲，因为他知道，母亲的整个生命就是为了他，而他就是母亲的全部寄托。
1973年，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努力下，这位前国民政府代总统的元配夫人，终于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乡——中国。
李幼邻陪着母亲经香港从广州入境。
当母子俩踏上自己的国土时，顿时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尽管当时国内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而且“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恶果显而易见。但儿不嫌母丑，中国毕竟是自己的祖国。
李秀文回国定居十几年，作为孝子的李幼邻，几乎每年都要回来看望她老人家，而且每次总要住上两三个月。这些费用和开支，李幼邻说足以买一座洋房，但母子情重，岂是金钱所能换取的。
李幼邻每次回来，总要陪着高龄的母亲，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叠彩山间的盘山路，漓江之滨的林荫道，伏波山下的还珠洞，碧波荡漾的榕湖和杉湖，无不留下母子俩欢乐的笑声与快乐的足迹。
1990年5月18日，李秀文在故乡桂林度过了100岁生日，李幼邻与二女儿雷诗专程从美国回来给老人做寿。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广西区党委统战部以及桂林市和临桂县的领导，纷纷前来向这位世纪老人表示祝贺。
这一天，李幼邻父女俩站在老人的床前，望着一张张热情的笑脸，望着寿堂里鲜艳夺目的寿幛、五彩缤纷的花篮以及各种各样的寿糕、寿桃等礼品，深深感受到故土温馨的亲情。
李幼邻父女向老人送了鲜花，还专门订做了3个双层大蛋糕，并且按照桂林地区传统的习俗，准备了几百个刻有“李秀文百岁纪念”的寿碗，送给前来祝寿的友人，以示谢意。
这一天的祝寿活动热闹非凡，新华社、广西以及桂林的新闻媒体都作了报道，一些海外华文报纸也刊登了这位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元配夫人李秀文百岁寿诞的消息。
1992年6月18日，李秀文平静、安详地走完了她人生102年的漫长旅途。
广西和桂林各界人士为李秀文举行了隆重的吊唁仪式，无数的花圈、低回的哀乐、如潮的人流，人们默默送走了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世纪老人。
遗憾的是，作为人子的李幼邻却未能从大洋彼岸及时赶回桂林，送别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亲。
李幼邻说，6月20日，美国一家华文报纸刊登了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一位朋友看报后立即打电话告诉了他。当时，他还不知道这件事。
恰好6月20日这天是父亲节，正在美国西部的大女儿打电话给他，表达对他的问候和敬意。李幼邻赶紧让大女儿打电话回香港问清楚此事。当晚，大女儿回了电话，证实了李秀文去世的消息。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尽管李幼邻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听到自己的母亲真的离他而去时，他还是忍不住老泪纵横。
7月13日，李幼邻从纽约直飞香港。在香港稍作休息后，17日他便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桂林。
李幼邻身体一向健康，从未发现有大的毛病，没想到这次却被癌细胞侵入肌体，加上车旅颠簸，哀思重重，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奔丧回到美国后，李幼邻彻底被病魔击倒了。1993年3月，他的生命已处于垂危之际，但想到老母亲修墓一事尚未有着落，他急得伤心落泪。
此时的他，已卧病在床，无力修书了。他让友人代笔，又一次具体交代了为母亲修建坟墓的事宜，并寄来了1500美元。他在这封信的后面，留下了他今生今世的绝笔：“李幼邻”。
李幼邻把自己的一生与母亲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孝敬自己的母亲，崇敬自己的母亲。他认为自己的母亲具备着东方女子传统的美德，是贤妻，是慈母，是良师。
综观李幼邻70多年的一生，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传统的孝道与浓浓的亲情，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和道德情操，让人感动，让人称颂。
与李宗仁父子情长
李幼邻与父亲李宗仁的关系，决不是简单用一个词或一句话就可以量化，或者可以诠释清楚的。
尽管在李宗仁的整个婚姻过程中，名正言顺的儿子只有李幼邻一个；尽管李宗仁对自己的儿子倾尽了浓浓的父爱和全部的责任。但是，李幼邻对自己的父亲始终存在着一些芥蒂，存在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另类情感。
说穿了，梗阻他们父子情感的，无疑就是李宗仁与郭德洁的婚姻。
在李幼邻的心灵里，总觉得是自己的父亲负了母亲，才让自己的母亲终世飘零。随着岁月的流逝，也随着阅历的增长与眼界的开阔，更随着自己父亲政坛失意与在海外飘零，笼罩在他心头的阴影终于慢慢地消逝、淡化，最终化解。
想当年，李宗仁风云一时，趋之若骛者众多；到后来，落泊他邦当寓公，霎时门可罗雀。可见宦海险恶，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李宗仁在美国的岁月，使他冷静了许多，清醒了许多，也现实了许多。
在那寂寞难奈的日子里，李宗仁回首往事，总结历史，在旅美博士唐德刚先生的鼎力相助下，写出了洋洋几十万言的回忆录，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又经过了整整16年的苦闷彷徨之后，这位前国民政府代总统终于抛开了政治偏见，在他人生的晚年迈出了辉煌的一步——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在美国时，李幼邻住纽约，李宗仁住新泽西州，父子俩常有往来。更多时候，是李幼邻去看望他父亲，有时父亲也过来串门。随着李宗仁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打入另册，他在美国的生活更加孤单，心情也愈发灰暗了。此时此刻，谁还来与这个落泊的“君王”谈政治、谈国事，谁还有心思与这个没有价值的寓公闲聊，谁还愿意与这个满身是非的人接触？
李幼邻看到，父亲这个曾经驰骋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巨人倒下去了，跌入了深渊。作为人子，他的心渐渐地平和下来，他也不忍心在老父亲累累的伤口上再抹把盐。对父亲的多少不解、多少积怨，都随着岁月而渐渐淡漠、渐渐消融，最后终于化解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