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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人性的理解是组织理论和管理方式的基础,在组织理论发展的任何阶段管理理论的构建和方法的设计,都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的看法为基础的,同时,又都是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有其深刻的哲学渊源的。古代东方的管理思想受儒、道、法三家的哲学思想影响,蕴含了无限的精髓;它不同于西方以理性精神作为思维基础、以数字定量为手段的近现代管理科学,东方传统管理思想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文化和伦理,感性的东西远远多于理性的东西。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其结合方式不同,结果也迥异。
[关键词]人性;组织理论;管理哲学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0)03 — 0023 — 02
我们现在认为,管理学与组织理论是密不可分的,虽然这两个概念出现的历史时期不同,从巴纳德,特别是西蒙作为代表人物登上管理学研究的舞台时,组织理论开始成为一切管理学的基础。与古典或传统的管理理论中,组织仅仅被看作管理的一个环节,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迥然,现代管理理论认为组织是管理的核心,管理只是组织的存在形式和职能而已。正如泰罗认为的,一切管理的基础在于认清人的本性并由此而设计出合理的生产体制。管理学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寻找适合人性的并与技术相结合的运行组织。所以无论是管理理论还是组织理论,都是建立在对人性的认识或假设的基石上的。组织理论的发展,归根到底,也就是对人性认识或假设的变化和发展。
在组织理论的发展历史上,对人性的假设大致经历了前后相继、彼此互异的四个阶段:
科学管理时期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源于经济诱因,目的在于追求自身最大的利益,因此,相应的管理方式也就是运用金钱和权力、组织机构的操纵和控制来使组织成员服从并获得效率的任务管理。
初期人际关系组织理论的“社会人”假设和新人际关系组织理论的“自我实现的人”假设。二者同属行为科学时期的理论流派,认为人不仅有经济需要,还有情感等各方面的需要,驱使人们工作的最大动力是社会、心理需要,管理方式也应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转向“以人为中心”,注重调动工人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二者所不同的是初期人际关系组织理论比较多地把目光注视在人的低层次的需要上,而新人际关系组织理论则更加重视组织民主和组织参与,将人的活动动机归结为“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以“自我实现的人”取代了“社会人”。
系统科学时期的的“复杂人”假设。一方面人的需要和潜在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另一方面,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事件、地点和环境下,也会有不同的表现。人的需要和潜力,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地位的改变以及人际关系的变化而各不相同。因此“复杂人”并不是单纯的某一种人,针对复杂人的管理方式也不能是千篇一律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应根据现实情景采取权变的、多样的、因人而异的管理方式。
各个阶段的人性论假设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组织理论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探究起来,都有其深刻的哲学渊源。
休谟认为,“人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一切科学都离不开以“人性”作为对象。人们希望通过对“人是什么”——人性、人的本质的解剖,通过对人的理解,来寻求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念,并通过这种核心价值观念的确立,从而为实践活动确定合理的方式,再通过这种合理的方式来达到最佳的效果。
组织理论也不是一切科学的例外。对人性的理解是组织理论和管理方式的基础,管理理论的构建和方法的设计,都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的看法为基础的。在实践中,不同的人性观念衍生出不同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而各种人性观又是与当时的哲学思潮紧密关联的。习惯上,我们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两分法去刻画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哲学,与此相应,“纵观组织理论的发展史,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其中一直存在的两对矛盾,即政治民主与组织集权的矛盾、组织的理性原则与人的心理道德需求的矛盾”。管理中存在一个关于人的哲学悖论:人是目的——人是工具。以人为本,进行的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而不再把人当成一种成本看待,是把人视为企业中最宝贵的、可以增值的资源。然而,以人为本就是把人当成人,而不是当成任何形式的工具或手段,人是世间的最高价值,人本身就是目的。而把人看成一种资源,即使是宝贵的资源,也具有对人进行操纵和利用的一面,人仍然是实现企业功利目标的一种手段。“强调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因素的学者撇开民主政治、道德需要和价值取向,在讲究效率的宗旨下,把组织仅仅看成是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相反,强调政治、道德和价值需要的学者则反对工具理性主义,要求考虑组织设计、决策、运行、发展中政治、道德、文化的作用。”组织理论发展史上各种人性假设归根到底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种哲学思潮此消彼长和相互渗透的结果。粗略地划分,科学管理时期的人性论假设及其基础上的组织理论更多受科学主义影响,偏重工具理性、组织集权和效率至上,行为主义时期(包括初期人际关系理论和新人际关系理论)的人性论假设及其基础上的组织理论则受人本主义影响更深,讲求目的理性、政治民主和道德文化的价值。但实际上,各种不同的人性论假设及其基础之上的组织理论并非截然分立的,实际上它们都受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共同影响,承接相继、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并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复杂人假设的系统理论。
与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最初形态同时也是西方后来发展演变的种子和根类似,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也是中国数千年思想史的源头。诸子百家在不同的人性假设、边际条件下形成了不同层面的管理思想,尽管不是体系化的,但其深度和影响的广度,形成了数千年来中国人行为模式的基础,不容忽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先秦诸子思想中蕴含的管理理念与西方各派组织理论有着惊人的暗合之处。下面,笔者将选取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最大的法、儒、道三家作简要的比较说明。
法家对应的是经济人假设与科学管理理论。法家认为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人性好利,“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因而仁义道德是不足倚靠的,主张法治与术治,使用客观的、具体的、强制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罚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以期确保每个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上都必须达到最高的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时对没有达到甚至消极怠工、腐败浪费等现象进行最严厉的惩罚。
儒家对应的是社会人假设与行为主义。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天地之性人为贵” ,管理的核心是“治人”。儒家的人性假设是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儒家承认并尊重人的基本生理需要,所谓“食色,性也”,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但又认为人之异于禽兽,应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即礼仪教化的需求。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从中看出儒家朴素的马斯洛式的需求层次论。与性善论相应,儒家一反法家的硬性管理,主张柔性管理方式,重视礼仪教化和人际关系,通过道德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反对严刑厉法,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也就是相信道德教化比律法规制更有效。儒家还认为管理者应当以身作则,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渗透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不是通过外在的而是通过内在的力量把人性中最积极的东西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自我控制管理,来达到组织的目标,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
比较法、儒两家的管理思想,可以发现法家思想接近X理论,而儒家管理思想与Y理论更为相似,两种理论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但又并非不可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儒家的心肠,法家的手段”被认为是管理的最优组合状态。
如果说X理论是“正”,Y理论是“反”,那么系统科学时期的复杂人假设和权变理论则是对X理论与Y理论一定程度上的“合”。道家思想对应的就是这种“合”的理论。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老子的道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十分相像,更“巧合”的是,老子也具有与黑格尔类似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事物分为阴阳两面,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 。在道的支配下,每一方面又是向自己对立的方面转化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 。阴阳两面不能孤立存在,它们相正相反,相克相生,相辅相成,此消彼长地运动着,事物也随之表现出千变万化的形态。这样看来,道家的人性论也就不是绝对的性善或者性恶。与“道法自然”一样,人性是自然的。阴阳体现在人性上也就是善恶二性,随着善恶二性的运动转化,人性也显示出复杂多变的情况。道家的管理原则就是:从道出发,然后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因时、因地、因人、因势、因需要,向外四面八方扩展开来,这样就可以把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思想通过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融合起来,合而为一,从道出发,以道为归依。道家的管理思想是一种“水式管理”。水是极柔的,没有固定的形状,所以能适应一切环境,能够视对方的强弱来对自己作适应的调整,但貌似平静的水中又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一旦聚集发挥出来,无可阻挡。权变理论相当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水式理论”。二战后日本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与采用道家的水式管理不可谓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东方的管理思想固然蕴含无限的精髓,需要我们不断地发掘、学习,但是东方传统管理思想毕竟不同于西方以理性精神作为思维基础、以数字定量为手段的近现代管理科学,东方传统管理思想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文化和伦理,感性的东西远远多于理性的东西。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其结合方式不同,结果也迥异:东方的感性思维 西方的理性思维≠西方的理性思维 东方的感性思维。理性始终应该作为我们思维的基础。不等号的右边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参考文献〕
〔1〕朱国云.组织理论历史与流派〔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郭咸纲.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3〕江怡.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4〕李小兵.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主流〔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5〕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 《商君书》〔O〕.
〔7〕 《荀子》〔O〕.
〔8〕 《韩非子》〔O〕.
〔9〕《礼记》〔O〕.
〔10〕《论语》〔O〕.
〔11〕《孟子》〔O〕.
〔12〕《老子》〔O〕.
〔责任编辑:敖红〕
[关键词]人性;组织理论;管理哲学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0)03 — 0023 — 02
我们现在认为,管理学与组织理论是密不可分的,虽然这两个概念出现的历史时期不同,从巴纳德,特别是西蒙作为代表人物登上管理学研究的舞台时,组织理论开始成为一切管理学的基础。与古典或传统的管理理论中,组织仅仅被看作管理的一个环节,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迥然,现代管理理论认为组织是管理的核心,管理只是组织的存在形式和职能而已。正如泰罗认为的,一切管理的基础在于认清人的本性并由此而设计出合理的生产体制。管理学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寻找适合人性的并与技术相结合的运行组织。所以无论是管理理论还是组织理论,都是建立在对人性的认识或假设的基石上的。组织理论的发展,归根到底,也就是对人性认识或假设的变化和发展。
在组织理论的发展历史上,对人性的假设大致经历了前后相继、彼此互异的四个阶段:
科学管理时期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源于经济诱因,目的在于追求自身最大的利益,因此,相应的管理方式也就是运用金钱和权力、组织机构的操纵和控制来使组织成员服从并获得效率的任务管理。
初期人际关系组织理论的“社会人”假设和新人际关系组织理论的“自我实现的人”假设。二者同属行为科学时期的理论流派,认为人不仅有经济需要,还有情感等各方面的需要,驱使人们工作的最大动力是社会、心理需要,管理方式也应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转向“以人为中心”,注重调动工人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二者所不同的是初期人际关系组织理论比较多地把目光注视在人的低层次的需要上,而新人际关系组织理论则更加重视组织民主和组织参与,将人的活动动机归结为“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以“自我实现的人”取代了“社会人”。
系统科学时期的的“复杂人”假设。一方面人的需要和潜在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另一方面,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事件、地点和环境下,也会有不同的表现。人的需要和潜力,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地位的改变以及人际关系的变化而各不相同。因此“复杂人”并不是单纯的某一种人,针对复杂人的管理方式也不能是千篇一律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应根据现实情景采取权变的、多样的、因人而异的管理方式。
各个阶段的人性论假设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组织理论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探究起来,都有其深刻的哲学渊源。
休谟认为,“人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一切科学都离不开以“人性”作为对象。人们希望通过对“人是什么”——人性、人的本质的解剖,通过对人的理解,来寻求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念,并通过这种核心价值观念的确立,从而为实践活动确定合理的方式,再通过这种合理的方式来达到最佳的效果。
组织理论也不是一切科学的例外。对人性的理解是组织理论和管理方式的基础,管理理论的构建和方法的设计,都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的看法为基础的。在实践中,不同的人性观念衍生出不同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而各种人性观又是与当时的哲学思潮紧密关联的。习惯上,我们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两分法去刻画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哲学,与此相应,“纵观组织理论的发展史,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其中一直存在的两对矛盾,即政治民主与组织集权的矛盾、组织的理性原则与人的心理道德需求的矛盾”。管理中存在一个关于人的哲学悖论:人是目的——人是工具。以人为本,进行的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而不再把人当成一种成本看待,是把人视为企业中最宝贵的、可以增值的资源。然而,以人为本就是把人当成人,而不是当成任何形式的工具或手段,人是世间的最高价值,人本身就是目的。而把人看成一种资源,即使是宝贵的资源,也具有对人进行操纵和利用的一面,人仍然是实现企业功利目标的一种手段。“强调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因素的学者撇开民主政治、道德需要和价值取向,在讲究效率的宗旨下,把组织仅仅看成是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相反,强调政治、道德和价值需要的学者则反对工具理性主义,要求考虑组织设计、决策、运行、发展中政治、道德、文化的作用。”组织理论发展史上各种人性假设归根到底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种哲学思潮此消彼长和相互渗透的结果。粗略地划分,科学管理时期的人性论假设及其基础上的组织理论更多受科学主义影响,偏重工具理性、组织集权和效率至上,行为主义时期(包括初期人际关系理论和新人际关系理论)的人性论假设及其基础上的组织理论则受人本主义影响更深,讲求目的理性、政治民主和道德文化的价值。但实际上,各种不同的人性论假设及其基础之上的组织理论并非截然分立的,实际上它们都受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共同影响,承接相继、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并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复杂人假设的系统理论。
与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最初形态同时也是西方后来发展演变的种子和根类似,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也是中国数千年思想史的源头。诸子百家在不同的人性假设、边际条件下形成了不同层面的管理思想,尽管不是体系化的,但其深度和影响的广度,形成了数千年来中国人行为模式的基础,不容忽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先秦诸子思想中蕴含的管理理念与西方各派组织理论有着惊人的暗合之处。下面,笔者将选取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最大的法、儒、道三家作简要的比较说明。
法家对应的是经济人假设与科学管理理论。法家认为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人性好利,“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因而仁义道德是不足倚靠的,主张法治与术治,使用客观的、具体的、强制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罚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以期确保每个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上都必须达到最高的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时对没有达到甚至消极怠工、腐败浪费等现象进行最严厉的惩罚。
儒家对应的是社会人假设与行为主义。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天地之性人为贵” ,管理的核心是“治人”。儒家的人性假设是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儒家承认并尊重人的基本生理需要,所谓“食色,性也”,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但又认为人之异于禽兽,应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即礼仪教化的需求。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从中看出儒家朴素的马斯洛式的需求层次论。与性善论相应,儒家一反法家的硬性管理,主张柔性管理方式,重视礼仪教化和人际关系,通过道德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反对严刑厉法,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也就是相信道德教化比律法规制更有效。儒家还认为管理者应当以身作则,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渗透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不是通过外在的而是通过内在的力量把人性中最积极的东西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自我控制管理,来达到组织的目标,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
比较法、儒两家的管理思想,可以发现法家思想接近X理论,而儒家管理思想与Y理论更为相似,两种理论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但又并非不可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儒家的心肠,法家的手段”被认为是管理的最优组合状态。
如果说X理论是“正”,Y理论是“反”,那么系统科学时期的复杂人假设和权变理论则是对X理论与Y理论一定程度上的“合”。道家思想对应的就是这种“合”的理论。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老子的道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十分相像,更“巧合”的是,老子也具有与黑格尔类似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事物分为阴阳两面,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 。在道的支配下,每一方面又是向自己对立的方面转化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 。阴阳两面不能孤立存在,它们相正相反,相克相生,相辅相成,此消彼长地运动着,事物也随之表现出千变万化的形态。这样看来,道家的人性论也就不是绝对的性善或者性恶。与“道法自然”一样,人性是自然的。阴阳体现在人性上也就是善恶二性,随着善恶二性的运动转化,人性也显示出复杂多变的情况。道家的管理原则就是:从道出发,然后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因时、因地、因人、因势、因需要,向外四面八方扩展开来,这样就可以把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思想通过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融合起来,合而为一,从道出发,以道为归依。道家的管理思想是一种“水式管理”。水是极柔的,没有固定的形状,所以能适应一切环境,能够视对方的强弱来对自己作适应的调整,但貌似平静的水中又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一旦聚集发挥出来,无可阻挡。权变理论相当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水式理论”。二战后日本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与采用道家的水式管理不可谓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东方的管理思想固然蕴含无限的精髓,需要我们不断地发掘、学习,但是东方传统管理思想毕竟不同于西方以理性精神作为思维基础、以数字定量为手段的近现代管理科学,东方传统管理思想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文化和伦理,感性的东西远远多于理性的东西。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其结合方式不同,结果也迥异:东方的感性思维 西方的理性思维≠西方的理性思维 东方的感性思维。理性始终应该作为我们思维的基础。不等号的右边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参考文献〕
〔1〕朱国云.组织理论历史与流派〔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郭咸纲.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3〕江怡.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4〕李小兵.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主流〔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5〕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 《商君书》〔O〕.
〔7〕 《荀子》〔O〕.
〔8〕 《韩非子》〔O〕.
〔9〕《礼记》〔O〕.
〔10〕《论语》〔O〕.
〔11〕《孟子》〔O〕.
〔12〕《老子》〔O〕.
〔责任编辑:敖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