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的世界征略与13—14世纪的纪行文学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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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13—14世纪 蒙古人 世界征略 丝绸之路 纪行文学
  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创作的繁荣是伴随着蒙古国的崛起而大规模密集出现的,与蒙古人征服世界的进程,尤其是他们的三次西征密切相关。从蒙古国的建立到分裂,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统治的大元王朝和四大汗国确立起了13—14 世纪世界格局的基本框架,东西方之间的通道被全面打通,从陆地到海上,亚欧大陆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互联互通体系得以逐步形成。
  蒙古人的世界征略概述
  首先是成吉思汗时代统一蒙古高原及对世界的征略。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之前,高原上分布着几个强大的游牧部落,如塔塔儿、蔑儿乞以及漠北中部的克烈部和西部的乃蛮部,等等。从12 世纪末到13 世纪初,铁木真先依附于中部的克烈部,打败蔑儿乞人;在逐步扩大势力和影响之后,于1196 年,打败强大的塔塔儿部,统一蒙古草原东部;然后在1203 年打败克烈部;再凭借其超凡的军事领导能力和在草原征战过程中建立的训练有素的军队,于1204 年左右打败西部最强劲的乃蛮部,从而完成对蒙古草原的控制,并于1206 年的忽里勒台大会上被尊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后,帝国相继向东、向西扩张:向东从1205 年起对西夏发动了五次攻战;从1208 年起,对金朝发动了1211—1217、1212—1223 两个阶段的蚕食侵掠之战;向西自1211 年开始,逐步使得蒙古西部的區域诸如哈剌鲁部、西辽(蒙古人称喀喇契丹)、花剌子模、吉利吉思、康里等地并入帝国的版图,进而形成以蒙古为中心,横贯中亚区域,包括黑海以东至印度河以及钦察草原的广大地区的帝国疆域格局。向西的征略行动尤其以1219-1223 年间征花剌子模(又称第一次西征)而著名。蒙古军队的第一次西征使蒙古势力深入中亚、东欧等地,为后来的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窝阔台时代蒙古人对世界的征略。窝阔台一生的征略主要体现于灭金和长子西征,同时还包括继承父亲未竟的灭西夏扫尾工作。1227 年,在成吉思汗去世不久,西夏灭亡;1234 年,金朝灭亡。灭金的结果使得蒙古人在中原和中亚建立了巩固的统治。1235—1236 年,窝阔台又组织发动由拔都率领的“长子西征”,又称第二次西征。战争从1236年春蒙古军队集结完毕,向西推进开始,直至1241年窝阔台去世,以15 万之众横扫欧亚,从保加尔边境一直打到亚得里亚海东岸,一路战胜了保加尔、钦察、罗斯、波兰、匈牙利,并攻入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近郊。西征的结果是蒙古的版图从太平洋至亚得里亚海,从北冰洋到波斯湾,欧洲各国此疆彼界、相互隔膜的情形被大大改变。
  蒙古人大规模的世界征略进程在蒙哥汗去世后最终结束。在蒙哥汗的规模经略之下,发动了对南宋、大理以及西亚的征略活动。蒙哥令其二弟忽必烈于1252 年率大军远征大理,三弟旭烈兀1253 年率军攻打西亚地区,旭烈兀的军事行动又被称作第三次西征;1258 年,蒙哥本人亲率大军攻打南宋,等等。到1259 年蒙哥去世之际,蒙古人所征略的地域包括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印度、欧洲东部、伊朗高原至阿拉伯以及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地a,帝国就疆域面积而言,东滨阿姆河,西临地中海,北界里海、黑海、高加索,南至波斯湾;所控制区域北起蒙古高原,南达东南亚,西至匈牙利平原,东濒日本海,亚欧大陆首次在一个游牧汗国的控制下被联结为一个整体。蒙古帝国控制的区域与国家有:朝鲜、韩国、越南、缅甸大部、老挝大部、巴基斯坦东北部、印度北部、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大部、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大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总面积约四千五百万平方公里,诚可谓“征尘落尽即为家”。
  蒙古人的世界征略军事行动给世界人民和世界文明带来巨大灾难和毁灭的同时,也使得东西方世界之间实现了极为广泛且密切的交流,“蒙古人西征,将以前闭塞之路途,完全洞开,将各民族集聚一处”b。在蒙古人的大型军事行动之前,东西方世界的政权国家和区域长期处于“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c 的割据之态,而蒙古三次西征的最大结果,“使全体民族,使之互换迁徙”d,这不仅仅指蒙古人打破了各个政治统辖的疆界,更指蒙古人对于东西道路拓通的贡献。
  蒙古人对欧亚丝绸之路的开拓
  蒙古时代开启之后,“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个驿站的费用和供应做好安排,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e,这些拓通的驿路在蒙古人的征略大军过去之后,“开放给商人、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f。在蒙古人的东拓西征以及密集的驿站建设背景下,13—14 世纪的世界不再是铁板一块。海、陆丝绸之路的便利不仅实现了人们的世界行走之梦,更让13—14 世纪欧亚大陆包括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 阿拉伯文化圈、东南亚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在内的四大文化圈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
  从成吉思汗的征略时代开始,帝国的驿站即以漠北(又称岭北,指中国北方沙漠、戈壁以北的广大地区,现分属于今俄罗斯、蒙古国、中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为中心由东北部向中亚区域密集地铺设开来。漠北交通线大体为:由中原北上,经漠北、和林,再趋金山,折而南下至别失八里,然后沿阴山( 今天山) 北麓抵阿力麻里。由此向塔剌思,向西北可达欧洲,向西南则入波斯,此路在13 世纪上半叶是连接华北与西域的主要交通线路。在征服西夏和金并控制关中地区之后,自先秦至唐代中期中西方世界间的交通干线,即由中原经河西至西域并向西延伸的交通线路被拓通。
  成吉思汗之后,他的子孙不仅继续着父辈的开蕃建汗事业,更重要的是将成吉思汗时代开启的东西方“丝路”拓通事业制度化、细密化。先是窝阔台汗,他不仅拓通了中原通往漠北以及东欧诸国东欧的道路,而且第一次将驿路名为站赤,并使其建设制度化。窝阔台曾经这样总结自己一生的功业:“灭金,立站赤,设诸路探马赤,无水处使百姓凿井,朕之四功。”h 在窝阔台汗时代,由于灭金以及第二次西征的拓展,蒙古又增设了从蒙古本土通往察合台和拔都封地、从和林通往中原汉地的驿站。察合台的封地,史载“自畏兀儿之边(hudhud)伸展到撒麻耳干和不花剌止”i,就是说察合台的封地从畏兀儿之边到阿姆河地区的草原地带j,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至中亚的草原地带;拔都的封地东起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西到斡罗思,南起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到北极圈附近,今天的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及周边区域。   在蒙哥汗时期,大理被灭,云贵高原并入帝国版图。西征军拓疆几万里,先后攻取波斯南部的卢尔人政权,再攻灭波斯西部的木剌夷国,再灭阿拔斯王朝,灭亡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攻占了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在东路军与南宋的交战中,南宋辖下的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区也被蒙古人攻占。西亚及西南丝绸之路得以拓通和兴盛。蒙哥汗去世后,由蒙古国分裂出来的元朝更是加强了驿站的布局。《元史》认为,蒙古人对驿站重要性的认知以及对驿站建设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而站户缺乏逃亡,则又以时签补,且加赈卹焉。
  从这段话知道,元朝的驿站有陆站和水站,以官方制作的符牌为凭证,如果负责驿站的民户有不够或者逃亡的,要及时签补,而且要妥善贴补赈济,让站户安心服务驿站。正因为这样,元代驿站所发挥的作用也比前朝要大得多,堪称13—14 世纪之最:“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
  13—14 世纪丝路纪行创作的繁荣
  13—14 世纪丝路纪行文学创作的巨大繁荣正是建立在蒙古人征略世界,扫清壁垒,畅通驿站的基础上的。伴随着13—14 世纪海、陆丝绸之路的大拓通,这一时期独立成卷的“丝路”纪行作品约计百余种,其中汉文文献八十余种,外文文献近三十种。就数据而论,13—14 世纪“丝路”纪行文学创作数量远超自汉至宋九个多世纪所有“丝路”纪行文学文献数量的总和。就语种而论,关于13—14 世纪丝路纪行创作的文献可以大致分为汉文文献、波斯- 阿拉伯文献、欧洲语种文献。
  13—14 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中的汉文文献即以汉文写作为主的纪行创作。在13—14 世纪,汉文写作的主体不仅指全部中国作者,还应该包括高丽、安南、日本等区域和国家用汉语写作的作者。我们按照路线、区域的相似度,将这些汉文纪行创作粗略地拆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系列。
  第一,先从西向纪行系列说起。这是因为蒙古人崛起西北,13—14 世纪“丝路”纪行文献是伴随着蒙古国的崛起而繁荣的创作类型,与蒙古人的世界征略活动以及驿站建设密切相关。所谓西向纪行,主要是人们从中原区域前往蒙古人活动的蒙古、中亚甚至东欧区域的纪行创作。
  13 世纪初,蒙古人的崛起和军事征略活动,引起了西夏、金、宋等蒙古国周边国家和区域的关注,中土诸国使臣以及宗教人士沿着西夏、金、宋以及蒙古人拓通的驿道追谒蒙古大汗,由此出现大量西游纪行诗文。
  就陆上丝绸之路而言,其线路有:从大都出发往东北行,经过辽朝时期的驿站,可到达奴尔干城(今俄罗斯特林);从大都出发北行,可到达和林(今蒙古喀剌和林);从大都西行,经宣德(今河北宣化),经和林,再经西北行可到达莫斯科、那窝果罗(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从大都到和林后,再西南行或西行,可到达阿里麻里(新疆旧霍城)。以上诸路在衔接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后,总汇于西辽故都虎思窝鲁朵(今俄罗斯托克马克东)和可失哈耳(今喀什市)。再西行,可达西亚名城撒麻耳干(撒马尔罕)、察赤(塔思干)、塔剌思(江布尔)、巴里黑(阿富汗瓦齐拉巴德)。
  围绕蒙古人的活动,中原出现以耶律楚材《西游录》(1227)、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1227)、刘郁《常德西使记》(1263)等为代表的“西行”著作,纪行创作开始繁兴。13—14 世纪的西向纪行作品还有刘祁《〈乌古孙仲端〉北使记》、赵珙《蒙鞑备录》、耶律楚材《西游录》、彭大雅《黑鞑事略》、张德辉《岭北纪行》、刘敏中《诸国臣服传记》、列班·扫马《列班·扫马游记》、袁桷《拜住出使事实》、察罕《圣武亲征录》、周致中《异域志》、廖莹中《江行杂录》、潘昂霄《河源志》、陈准《北风扬沙录》、迺贤《河朔访古记》、萧洵《元故宫遗录》、刘佶《北巡私记》、殷奎《关外纪行》等约记二十种作品。
  第二,北向纪行系列。这依旧與蒙古人的活动密切有关。北向纪行系列主要体现为中原区域沿着草原丝路前往上都的上京纪行诗文。1260 年以后,蒙古帝国分裂为元朝和其他汗国,元王朝为加强与西北宗王的联系,实行两都巡幸制,“草原丝路”畅通而且文化交流相当频繁。由于元朝实行“两都巡幸制”,大量馆臣、僧侣、商贩穿行于大都和上都之间的“草原丝路”,留下大量纪行创作。据周伯琦《扈从集前序》序言所载,大都到上都一路需经:昌平、龙虎台(新店)、居庸关,直到沙岭。以沙岭为界,之前一路为山路,之后则为朔漠。再经过牛群头,到察罕诺尔(汉语为白海,白海有行在宫,曰亨嘉殿),再到云需总管府所在地鹰房,再是郑谷店、明安驿泥河儿、李陵台驿双庙儿等驿站,再到桓州驿,名为六十里店,再前至南坡店,到了南坡,离上京就很近了。据今人考察!3,南段:自大都,出健德门北行,经大口、龙虎台。逾南口,弹琴峡、八达岭,至岔道口,遂与东辇道分途。复折而西北,经榆林、怀来,至于土木。中程:自统幕,舍西辇道,折而东北,越长安岭、李老谷、浩门岭,至于赤城,复溯白河北行,经沙岭、云州、龙门峡,遂与东辇道并出独石口。更北度偏岭,经担子洼,至牛群头,遂与西辇道复合。北段:自牛群头,复西北行,至察罕诺尔,逆上都河左岸北上,经明安、李陵台、新桓州、南坡店,遂抵上都。元朝的馆阁文人是上京纪行诗文创作的主力军,“几乎全部馆阁文人、有一定影响的文臣”都是上京纪行诗文的创作者。这些作品有王恽《开平纪行》、陈孚《玉堂稿》、袁桷《开平四集》、杨允孚《滦京杂咏》、周伯琦《扈从集》和《近光集》、张昱《辇下曲》以及大量馆阁文人的上京纪行诗文计两千篇左右。
  第三,东向纪行系列。主要是指中国腹心区域与其东北方向的高丽、日本之间往来的纪行文学创作。!4元朝与高丽之间的纪行创作。13—14 世纪蒙元政权与高丽的关系可以解释为宗藩关系,以高丽对蒙元王朝朝贡为主。从研究者的统计来看,蒙古自1229年太宗即位至1368 年明朝建立,一百三十余年间,高丽遣使朝觐达556 次,大多数情况下,来华使臣需要前往上都和大都,一般他们由海路在山东登州下船,之后继续沿海路先到沙门岛(今山东长山列岛),进入莱州洋(今莱州湾),继而沿海岸至直沽(今天津),再到大都!5。从现今留存的作品情况来看,主要有陈澕《燕行诗》、金坵《止浦集》、李承休《宾王录》《动安居士集》、金九容《金陵录》《流云南》、李齐贤《奉使录》、李崇仁《奉使录》、李穑《燕客录》、安轴《谨斋集》、郑梦周《金陵录》《赴南诗》、李詹《两朝金陵录》《观光录》、李仲学《麟斋遗稿》、权近《点马行录》《奉使录》、郑道传《朝京诗》、赵浚《辛未录》、崔瀣《农隐集》、僧一然《三国遗事》、申贤《华海师廷对录》、李榖《燕居录》、郑浦《燕京录》、无名氏《北征录》等。此外,释普愚《太古游学录》、释懒翁《大元访师录》、无名氏《朴事通谚解》、无名氏《老乞大》以及中国使臣前往高丽的纪行之作李至刚《耽罗志略》等约计三十种,都反映出高丽与元朝之间频密的往来交流情形。   元朝与日本之间的纪行创作,以中日僧侣的汉文诗文为主要内容。在元朝,由于1274、1281 年,由元朝发动的永安之役和弘安之役都以元朝失败而告终,所以终元之朝,元、日之间并无官方的使节互通情况,但日本与元朝的民间商贸往来以及借由僧侣而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实际非常频繁。像吴莱所云“自庆元航海而来,艨艟数十,戈矛剑戟莫不毕具,锋淬锷天下无利铁。出其重货,公然贸易。即不满所欲,燔爇城郭,抄掠居民”!6,情况虽有些激烈,实际说明元、日之间这种不受官方保护和鼓励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其情形甚至超过唐宋。而“入元僧名传至今的,实达二百二十余人之多,至于无名的入元僧更不知几百人了。而这些入元僧都是搭乘商船,三三两两,来来往往的,可见当时开往元朝的商船是如何之多”!7。日本与元朝之间的路线主要依靠海路,从日本的博多跨越东海到达庆元港。!8 有关13—14 世纪元、日之间的纪行创作,中国的如王恽《泛海小录》、宋无《鲸背吟》《啽呓集》、周密《癸辛杂录》等;还有日本的《八幡愚童记》《太平记》,雪村友梅《岷峨集》《雪村大和尚行道记》、别源圆旨《南游集》《东归集》、清拙正澄《禅居集》、中岩圆月《藤荫琐纲集》、虎关师炼《济北集》等。
  第四,南向纪行系列。主要是人们往来东南亚、安南、西南等区域的纪行文学创作,具体又可以分东南向和西南向来看。
  东南向的纪行创作,主要是沿南海而行所产生的东南亚海上丝路纪行创作。在13—14 世纪期间,东南亚海上丝路所经停的港口有:泉州、杭州、广州、扬州、温州、庆元、三佛加(印尼巨港)、马八儿俱兰(印度奎隆)、僧伽那山(今斯里兰卡)、忽里模子(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和波斯啰(伊拉克巴士拉)、祖法儿(阿曼佐法尔)、默伽城(麦加)、密昔儿(今埃及)、层摇罗(今坦桑尼亚达累斯撒拉姆沿海岸地区)、马达伽思伽儿(马达加斯加)、威尼斯等。这些创作主要留存于赵汝适《诸蕃志》,陈大震、吕桂孙《大德南海志》,汪大渊《岛夷志略》等几种作品中。
  西南向的纪行创作是沿西南方向而走的安南、云南、真腊等区域的海、陆丝路纪行创作。自忽必烈括大理后,“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所辖区域实际包括今中国云南全省,四川、贵州二省及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四个国家的各一部。自大都西南行,经冀宁(太原),至奉元(西安);转向西行,经兰州和河源西北,南去达乌思藏(拉萨)。自大都西南行,经冀宁、奉元、成都至中庆(昆明);自大都南偏西行,经汴梁(开封市)、中兴(江陵)、贵州(贵阳),亦至中庆(昆明)。自中庆东南行,可达大越大罗城(越南河内);西南行,可达缅国蒲甘城(缅甸蒲甘)。现今有关安南的纪行创作的作品有黎崱的《安南志略》、阮忠彦的《介轩集》、陈孚的《交洲稿》、徐明善的《天南行记》、张立道的《安南录》、文矩的《安南行记》、傅与砺的《南征稿》、智熙善的《越南行稿》、萧泰登的《使交录》、张以宁的《安南纪行集》等;云南的纪行创作有郝天挺《云南实录》、郭松年《大理行记》、李京《云南志略》《鸠巢漫稿》、张立道《云南风土记》、段福《征行集》,此外还有关于真腊的如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关于缅甸的有无名氏《皇元征缅录》,等等,约计十八种。
  汉文纪行文献是13—14 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的主要部分,而像上京纪行诗文在元代中晚叶馆阁文人群体的推动下,从馆阁文人到普通士紳,影响波及整个时代,堪称一代制作。虽然以上列举的内容看起来不少,但实际上在史书、方志、别集中还能钩沉出不少内容,值得继续挖掘。
  13—14 世纪波斯- 阿拉伯语种的丝路纪行文献。蒙古人的西征造成了大量中亚、西亚人的东迁,在13—14 世纪西域东迁入华人口的频繁程度和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元代东迁西域人的来源广阔,民族构成复杂,包括葱岭以西的回族、哈剌鲁、阿儿浑、钦察、阿速、康里、斡罗思、术忽、也里可温等族类@1,对于其时的中国而言,从岭北到云南,从新疆到江浙,西域人“几乎无处、无地不在”@2。在蒙元帝国的势力和中国的影响之下,波斯语大大地扩展了其在东方的影响,成为其时蒙古官方通行的重要语言。
  13—14 世纪蒙元王朝与中亚、西亚之间的驿路,是蒙古西征时固定下来的,并设立站赤以维护管理的重要丝绸之路。值得注意的是,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总汇于西辽故都虎思窝鲁朵(苏联托克马克东)和可失哈耳(喀什市)。蒙古人三次西征之后,自西辽故都城和可失哈耳西行,可达西亚名城撒麻耳干、察赤(塔思干)、塔剌思(江布尔)、巴里黑(阿富汗瓦齐拉巴德);自西辽故都城和可失哈耳西行,可达西亚名城撒麻耳干、察赤(塔什干)、塔剌思(江布尔)以及巴里黑(阿富汗瓦齐拉巴德)等地。另外,9—11 世纪期间,是阿拉伯- 伊斯兰舆地学大为繁荣的时期,纪行作为舆地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曾经盛行一时,这对于13—14 世纪驿路畅通背景下的中亚、西亚人纪行写作的繁荣非常有影响。关于13—14 世纪的丝路纪行文献的整理,我们主要根据《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以及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两部书统计。
  1914 年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费琅于巴黎欧内斯特·勒鲁(Ernest Leroux)公司出版了两卷本《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1989 年中华书局出版,由耿昇、穆根来翻译的该著的中译本。此书共集波斯阿拉伯文献57 种,其中关于13—14 世纪的纪行文献有12 人的14 部作品。
  这些纪行作品有:
  1.〔孟加拉〕阿布·奥玛尔·明哈吉·丁《纳希尔贵人》
  2.〔小亚美尼亚〕海屯《海屯行纪》
  3.〔波斯〕赛甫《也里州志》
  4.〔埃及〕扎卡里雅·卡兹维尼《卡兹维尼的宇宙志》
  5.〔埃及〕扎卡里雅·卡兹维尼《各国建筑与人情志》
  6.〔埃及〕扎卡里雅·卡兹维尼《世纪奇异物与珍品志》   7.〔波斯〕萨姆斯·J·阿布·阿卜达拉赫·苏菲·迪马斯基《海陆奇迹荟萃》
  8.〔埃及〕乌马里《眼历诸国行记》
  9.〔埃及〕阿布尔菲达.伊斯玛仪·本·阿里《地理书》
  10.〔阿拉伯〕阿布尔·艾哈迈德·努伟理《阿拉伯文苑》
  11.〔波斯〕哈姆杜拉赫·穆斯多菲《内心的喜悦》
  12.〔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
  13.〔叙利亚〕宰恩·丁·阿布·哈夫斯·奥玛尔·伊本·瓦尔迪《奇迹书》
  14.〔突尼斯〕伊本·哈勒敦《绪论》
  另外,还有〔波斯〕拉施特丁《史集》、〔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史》、〔波斯〕哈沙尼《完者都算端史》《瓦撒夫史》等史书也有不少纪行内容,约计18 种著作。
  13—14 世纪欧洲语种纪行文学。东西方丝绸之路的拓通使得西方传教士沿着蒙古大军留下的道路进入中国,留下了丰富的“东游”纪行作品。
  以其时反映了最全面的东西经行路线且最具影响力的马可·波罗的行程来看:马可·波罗在1271年由意大利威尼斯出发,渡越地中海、黑海、中东的两河流域,到达巴格达,由波斯湾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上岸,再穿越伊朗大沙漠,走阿富汗,经帕米爾高原,由当时的西域,经敦煌、玉门关,走过河西走廊,终于在1275 年到达上都;1292 年,在中国停留17年后的马可·波罗由泉州启航,由爪哇国经苏门答腊,再留经马六甲海峡,由阿拉伯海进入波斯,终于在1295 年回到威尼斯。马可·波罗来往中国的路线,跨越海洋,穿行沙漠,基本需要穿越其时连接欧亚大陆的海、陆丝路才能到达目的地。
  总体而言,由于其时留下纪行创作的作者主要是意大利传教士和商人,他们或者用拉丁文写作,或者用欧洲大陆方言表达,所以将这些创作含糊地称作欧洲语种的纪行文学。这些作品有:
  1.〔意大利〕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
  2.〔波兰〕本尼·迪克特《波兰人教友本尼迪克特的叙述》
  3.〔法〕威廉·鲁布鲁克《东行纪》
  4.〔西班牙〕阿布·哈桑·阿里·伊本·塞义德《马格里布》
  5.〔意大利〕马可·波罗《游记》
  6.〔意大利〕鄂多立克《东游录》
  7.〔意大利〕裴哥罗梯《通商指南》
  8.〔英〕曼德维尔《曼德维尔游记》
  13—14 世纪蒙古治下的欧亚世界,道路的畅通为人员频繁往来提供了现实基础,而那些现今存文或者存目的载记则又血肉俱丰且细碎多元地印证着13—14 世纪世界互联互通的情形。也正是借着这些载记,外邦人士眼中的“中国形象”传播至世界,而中土作者笔底的“异域景象”也进入中国表达之中,这些人群以及他们的纪行作品不期而然地改变着元朝的创作人群和创作格局。另外,通过观照13—14 世纪丝路纪行文学繁荣景象,不仅可以深切细致地理解13—14 世纪中国与世界之间往来交流的诸多内容,更能参与到17 世纪以来世界学术和中国学术相互关联的研究中,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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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简称“新冠肺炎”)以发热、干咳、乏力为主要临床表现,由于患者体质的不同,其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也不完全一致。轻症患者可仅表现为咳嗽、低热、乏力等外感症候,重症可进展为呼吸困难、低氧血症,更甚者可迅速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等。究其发生与病变机理,范逸品等认为本病为寒疫,病机为疫毒湿寒与伏燥搏结,壅塞肺胸,损伤正气[1],张峰等认为其为湿热毒疫.
早期胃癌是指癌组织仅存在于胃黏膜层及黏膜下层,而无论其病灶大小以及是否存在淋巴结转移。早期胃癌临床往往无明显症状,有时可表现为上腹隐痛、腹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等轻微症状,常被人们误认为是普通胃炎所忽视,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1]。临床治疗早期胃癌最有效的方法是进行手术,传统手术主要以根治性切除为主,但会破坏胃正常的生理结构且创伤大、术后并发症多。随着医疗器械的发展和内镜技术的进步,内镜黏膜下剥离术逐渐成为治疗早期胃癌的首选方案[2]。但至今关于其临床疗效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基于此,本研究主要探讨内镜下黏膜
近年来,临床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如脑梗死、脑卒中)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安全[1]。研究发现,诱导脑梗死、脑卒中的因素中,颈动脉粥样硬化是“元凶”,也是发病的主要病理基础和独立危险因素。颈动脉粥样硬化若未及时发现并予以相应的干预性治疗,容易形成不稳定斑块,随之脱落或出血,形成血栓导致脑卒中[2]。研究表明,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进展,与其软硬度的变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如何评价血管弹性变化及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成为当下临床医生密切关注的焦点[3]。
特战队员是武警部队重要的作战力量,担负着处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防范和处置恐怖活动等重要任务,随着我军改革及强军目标不断推进,训练更加贴近实战,野外驻训已成为部队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