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从年初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之后，全国上下各个行业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学习，“八荣八耻”成为备受瞩目的一个关键词。作为担负着传播先进文化和进行舆论监督的传媒行业，荣辱观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传媒业自身做到了扬荣弃耻，才能褒荣贬耻、激浊扬清。那么传媒界应如何践行“八荣八耻”？如何在实践中将“明荣知耻”落到实处。笔者不揣冒昧，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以坚守职业理想为荣，以缺失职业理想为耻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丁俊杰先生在谈到当前我国传媒教育存在的问题时指出，新闻职业理想的缺失是当前中国传媒教育的问题之一，我们的新闻工作者缺乏对工作的狂热，缺乏拿生命去做新闻的激情。
丁教授的话发人深省，在美国，记者并不是工资最高的职业，但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对职业理想的追求，却是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无法比拟的。美国纪实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曾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所以在越战时期，记者即将踩到地雷的那一刻，还能拿出相机去拍摄。而我们的记者又有几人能把新闻事业当成自己的生命来看待？虽然在“非典”和伊拉克战争等突发事件中，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记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读者提供了第一时间的报道。但相当一部分记者还只是把工作当成谋生的一种手段，他们对各种新闻发布会和正面报道乐此不疲，因为这样做，不但被采访者高兴，自己还可以有一些额外的收入，而对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负面报道却是慎而又慎，生怕惹祸上身，更不用说拿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去换取新闻的闪亮了。
一旦信念缺失，所有的行动都会显得苍白，所以传媒荣辱观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培养传媒人的新闻职业理念：以坚守职业理念为荣，以缺失职业理想为耻。
以担当媒体责任为荣，以漠视媒体责任为耻
我们的媒体是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而存在的，所以应该把媒体的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当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毫不犹豫地选择社会效益。但是，中国媒体在产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集中表现在媒体的社会责任被淡化和被边缘化，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我们的媒体究竟应该担当怎样的责任呢？
在这方面，湖南卫视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型。一向以娱乐见长的湖南卫视，在洪水和灾难面前，做着最严肃和最富有责任感的事情。一场“情系大湘南”的赈灾义演，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都整合了起来，帮助灾民渡过难关。截至8月3日，义演共募捐资金8078.34万元和价值1822.43万元的物资。
当湖南卫视举全台之力办好这台晚会时，其他大多数媒体也只是报告一下灾情，没有太多的实际行动。更有甚者，他们还在“娱乐制胜”，似乎那些受苦受难的灾民与他们毫无瓜葛。也许是因为前几年的赈灾义演给媒体带来的种种骂名把他们给吓怕了，但是媒体是否思考过落得骂名的根源在哪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媒体在经济利益面前被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所在。
以客观报道为荣，以跟风炒作为耻
媒体的公信力在于它能为读者提供客观真实的报道，可当下，不少媒体为了增加发行量、收视率或者点击率，肆意跟风炒作，这不仅有损媒体的公信力，对当事人也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曾经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的虐猫事件，其关注媒体之多、报道力度之大，令人瞠目，叫人吃惊：仅关注虐猫一事的相关网页就有69万多！不少媒体还大加宣扬，甚至还在施虐人物、施虐地点、施虐原因、受虐动物等问题上“大胆创新”，相继出现了小学生虐猫、北京老太虐猫、卷发胖女孩虐猫等不良事件。幸亏这只猫是个没有多少精神意识的低等动物，换成是人，在精神上受到的损害就是无法补偿的。
袁雪华，一个23岁的女孩子，当她面临苦难，向媒体求助时，只是希望通过媒体找到一家可以预支她两年工资的用人单位而已。为此，她将努力工作，愿意从事再苦再累的工作。没想到，个别媒体正式发出来的报道，居然演变成“我愿意从事任何职业”，直至演绎为“卖身救母”！或许对于媒体来说，炒作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但他们显然忽视了这种报道方式带给当事人的不堪。
在我们这个“眼球经济”的时代，媒体是不是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取悦于读者？是不是连人世间的苦难也要用夹杂了肉色的报道来吸引读者的眼球？是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利益，就可以毫无原则地去炒作新闻，并以任何方式从任何角度去炒作任何一个新闻素材呢？
以“以人为本”为荣，以违反人伦底线为耻
谈到这个话题，笔者脑海里浮现出了这样两幅画面：
曹爱华，被网友誉为“中国最美丽女记者”。在一次采访落水少女的采访现场，她不是先采访，而是趴在女孩儿身上做人工呼吸。当抢救失败后，她哭了，她的焦灼和无助散发着一个记者的人性光辉。
凯文·卡特，普利策新闻奖得主。1997年他在苏丹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 一个饥饿的黑人小孩几乎快要昏倒在去救济所的路上，旁边是一只等着进食的老鹰。
曹爱华和凯文·卡特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职业操守和社会公德发生冲突时，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凯文·卡特虽然得到了美国新闻最高奖项，但在获奖后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最后选择了自杀。笔者认为，对于记者的职业属性来说，新闻永远是第一位的。但另一方面，记者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有人性的人，在其面对别人遭遇困难的时候，救人才是第一位的。否则，以对人性道德的践踏来换取所谓的新闻价值，这样的新闻传达出的将是一种丑恶的价值观。
以认真负责为荣，以敷衍工作为耻
笔者认为，传媒的荣辱观归根结底是取决于传媒人的价值观的。因为传媒的荣辱观提供的只是一种新闻价值取向，而真正践行荣辱的是从事传媒工作的编辑、记者。他们持怎样的荣辱观，往往会在工作环节中得到体现。
对于记者来说，在采访环节中，是深入实际，多渠道、多侧面采访，还是蜻蜓点水，偏听偏信，草率成文？这既是工作方式问题，也是荣辱标准问题。而现实中，不少记者好逸恶劳，往往凭道听途说便杜撰出一篇稿件，尤其对于会议的报道，不少记者拿了材料就走人，更有甚者，连会场都不去，直接“勾结”其他记者来串稿。
对于编辑来说，在编辑稿件时，由于缺乏某些领域的专业知识，又不愿意虚心调查学习，往往会造成稿件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闹出一些笑话。这个问题在不同媒体间相互转载稿件时尤为突出，竟然能把“公斤”转成“万吨”，能把“3月10日”转成“4月10日”。尽管只是一个日期或单位的改变，但意思与原来的文稿大相径庭，其最大受害者是被媒体奉为“上帝”的读者。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对传媒业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也是我们传媒荣辱观中要坚决杜绝的耻辱。
以传播先进文化为荣，以低级媚俗报道为耻
“泛娱乐化”倾向是当前传媒低俗报道的集中体现，尤其是拿明星的隐私当卖点，更使新闻报道的媚俗化现象严重。仅去冬今春，媒体就不断报道出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王小丫“结婚”等不实传闻；前段时间，媒体又在炒作央视名嘴周涛的“两段婚史”；还有霍氏兄弟霍启山为了新欢抛弃“国际巨星”章子怡，霍启刚与“国宝”郭晶晶的恋情等。类似于这些名人的花边新闻频繁见诸于媒体，它们大多以无聊的挑逗、庸俗的展示、肉麻的搞笑、低级的调侃等为主调，并且美其名曰是要为大众提供娱乐。
诚然，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中，大众无疑有享受和消费娱乐的权利，从而获得精神的愉悦、心灵的放松、生活的乐趣等。然而，娱乐什么，怎么娱乐，娱乐的元素如何运用，娱乐的形态如何组合，娱乐的构想如何操作，娱乐的效果如何把握等等，却是我们的媒体应当认真对待的。媒体是要以传播先进文化为己任的，难道只有炒作名人隐私的低俗报道才能娱乐大众吗？
以遵守媒体操守为荣，以有偿新闻为耻
正像京华时报社社长吴海民先生所说的“有偿新闻在中国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百年怪胎’”。吴先生分阶段地历数了有偿新闻的种种表现。
—— 80年代中期，是有偿新闻的初始阶段。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新闻与广告不分，表现为有偿专版、有偿信息。一些产业报连篇累牍地刊登介绍企业及产品的专版，不加广告版头。
—— 80年代后期，有偿新闻有了大的发展。不仅新闻与广告不分的问题依旧，还出现“一报两式”的怪胎，个别报社为赚钱开始不择手段。同时，记者采访活动中的不正之风开始盛行，其主要表现形式为接受礼品，利用采访拉广告，个别记者悄悄领取“红包”。
—— 90年代初期，有偿新闻愈演愈烈。这期间出现一些值得重视的新情况，新闻发布会接连不断，“新闻穴头”应运而生，给记者发“红包”司空见惯，企业及地方的新闻重奖纷纷设立，记者利用报道索要钱物的问题不断发生，有的记者甚至参与经济犯罪活动。
—— 90年代后期，有偿新闻再度抬头。市场化报纸对企业和产品具有的直接影响力，产生了更多诱惑。作为企业和产品代言人的公关公司大批涌现，操纵记者采访及报道倾向成为其主要职能。由于批评报道的大量增加，所谓“封口费”也就开始流行。
—— 21世纪初期到现在，有偿新闻出现了一种更危险的迹象。报纸的衰退期已经无可避免地来到了，一些报纸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特别是全国性的行业类报纸遇到空前的生存危机。作为转嫁危机的手段，简单的办法，是将发行指标、广告指标和上交指标分派给所谓的记者站。
有偿新闻就像一只蛀虫，如果不及时制止，任由它的蔓延和发展，最终将会把我们的传媒业慢慢腐蚀掉。
以遵守职业道德为荣，以“以权谋私”为耻
记者向来被人誉为“无冕之王”，人民赋予它的这些权力是要用来为大众服务的，如果不能好好把握手中的权利，以权谋私，必然会侵犯到人民大众的利益。
前些日子，新闻出版总署通报的四起“腐败记者”的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些记者都是国家级大报的部门负责人，他们利用手中的职权，以“曝光”相要挟，向当事人勒索钱财。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不但越过了道德底线，还触犯了法律，最终使他们得到了惩罚。
诚然，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对记者的待遇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比，付出与收获也不完全成正比，但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以遵守传媒职业道德为荣，坚决杜绝“以权谋私”的现象发生。
责任编辑肖景辉
以坚守职业理想为荣，以缺失职业理想为耻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丁俊杰先生在谈到当前我国传媒教育存在的问题时指出，新闻职业理想的缺失是当前中国传媒教育的问题之一，我们的新闻工作者缺乏对工作的狂热，缺乏拿生命去做新闻的激情。
丁教授的话发人深省，在美国，记者并不是工资最高的职业，但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对职业理想的追求，却是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无法比拟的。美国纪实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曾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所以在越战时期，记者即将踩到地雷的那一刻，还能拿出相机去拍摄。而我们的记者又有几人能把新闻事业当成自己的生命来看待？虽然在“非典”和伊拉克战争等突发事件中，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记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读者提供了第一时间的报道。但相当一部分记者还只是把工作当成谋生的一种手段，他们对各种新闻发布会和正面报道乐此不疲，因为这样做，不但被采访者高兴，自己还可以有一些额外的收入，而对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负面报道却是慎而又慎，生怕惹祸上身，更不用说拿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去换取新闻的闪亮了。
一旦信念缺失，所有的行动都会显得苍白，所以传媒荣辱观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培养传媒人的新闻职业理念：以坚守职业理念为荣，以缺失职业理想为耻。
以担当媒体责任为荣，以漠视媒体责任为耻
我们的媒体是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而存在的，所以应该把媒体的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当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毫不犹豫地选择社会效益。但是，中国媒体在产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集中表现在媒体的社会责任被淡化和被边缘化，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我们的媒体究竟应该担当怎样的责任呢？
在这方面，湖南卫视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型。一向以娱乐见长的湖南卫视，在洪水和灾难面前，做着最严肃和最富有责任感的事情。一场“情系大湘南”的赈灾义演，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都整合了起来，帮助灾民渡过难关。截至8月3日，义演共募捐资金8078.34万元和价值1822.43万元的物资。
当湖南卫视举全台之力办好这台晚会时，其他大多数媒体也只是报告一下灾情，没有太多的实际行动。更有甚者，他们还在“娱乐制胜”，似乎那些受苦受难的灾民与他们毫无瓜葛。也许是因为前几年的赈灾义演给媒体带来的种种骂名把他们给吓怕了，但是媒体是否思考过落得骂名的根源在哪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媒体在经济利益面前被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所在。
以客观报道为荣，以跟风炒作为耻
媒体的公信力在于它能为读者提供客观真实的报道，可当下，不少媒体为了增加发行量、收视率或者点击率，肆意跟风炒作，这不仅有损媒体的公信力，对当事人也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曾经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的虐猫事件，其关注媒体之多、报道力度之大，令人瞠目，叫人吃惊：仅关注虐猫一事的相关网页就有69万多！不少媒体还大加宣扬，甚至还在施虐人物、施虐地点、施虐原因、受虐动物等问题上“大胆创新”，相继出现了小学生虐猫、北京老太虐猫、卷发胖女孩虐猫等不良事件。幸亏这只猫是个没有多少精神意识的低等动物，换成是人，在精神上受到的损害就是无法补偿的。
袁雪华，一个23岁的女孩子，当她面临苦难，向媒体求助时，只是希望通过媒体找到一家可以预支她两年工资的用人单位而已。为此，她将努力工作，愿意从事再苦再累的工作。没想到，个别媒体正式发出来的报道，居然演变成“我愿意从事任何职业”，直至演绎为“卖身救母”！或许对于媒体来说，炒作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但他们显然忽视了这种报道方式带给当事人的不堪。
在我们这个“眼球经济”的时代，媒体是不是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取悦于读者？是不是连人世间的苦难也要用夹杂了肉色的报道来吸引读者的眼球？是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利益，就可以毫无原则地去炒作新闻，并以任何方式从任何角度去炒作任何一个新闻素材呢？
以“以人为本”为荣，以违反人伦底线为耻
谈到这个话题，笔者脑海里浮现出了这样两幅画面：
曹爱华，被网友誉为“中国最美丽女记者”。在一次采访落水少女的采访现场，她不是先采访，而是趴在女孩儿身上做人工呼吸。当抢救失败后，她哭了，她的焦灼和无助散发着一个记者的人性光辉。
凯文·卡特，普利策新闻奖得主。1997年他在苏丹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 一个饥饿的黑人小孩几乎快要昏倒在去救济所的路上，旁边是一只等着进食的老鹰。
曹爱华和凯文·卡特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职业操守和社会公德发生冲突时，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凯文·卡特虽然得到了美国新闻最高奖项，但在获奖后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最后选择了自杀。笔者认为，对于记者的职业属性来说，新闻永远是第一位的。但另一方面，记者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有人性的人，在其面对别人遭遇困难的时候，救人才是第一位的。否则，以对人性道德的践踏来换取所谓的新闻价值，这样的新闻传达出的将是一种丑恶的价值观。
以认真负责为荣，以敷衍工作为耻
笔者认为，传媒的荣辱观归根结底是取决于传媒人的价值观的。因为传媒的荣辱观提供的只是一种新闻价值取向，而真正践行荣辱的是从事传媒工作的编辑、记者。他们持怎样的荣辱观，往往会在工作环节中得到体现。
对于记者来说，在采访环节中，是深入实际，多渠道、多侧面采访，还是蜻蜓点水，偏听偏信，草率成文？这既是工作方式问题，也是荣辱标准问题。而现实中，不少记者好逸恶劳，往往凭道听途说便杜撰出一篇稿件，尤其对于会议的报道，不少记者拿了材料就走人，更有甚者，连会场都不去，直接“勾结”其他记者来串稿。
对于编辑来说，在编辑稿件时，由于缺乏某些领域的专业知识，又不愿意虚心调查学习，往往会造成稿件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闹出一些笑话。这个问题在不同媒体间相互转载稿件时尤为突出，竟然能把“公斤”转成“万吨”，能把“3月10日”转成“4月10日”。尽管只是一个日期或单位的改变，但意思与原来的文稿大相径庭，其最大受害者是被媒体奉为“上帝”的读者。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对传媒业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也是我们传媒荣辱观中要坚决杜绝的耻辱。
以传播先进文化为荣，以低级媚俗报道为耻
“泛娱乐化”倾向是当前传媒低俗报道的集中体现，尤其是拿明星的隐私当卖点，更使新闻报道的媚俗化现象严重。仅去冬今春，媒体就不断报道出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王小丫“结婚”等不实传闻；前段时间，媒体又在炒作央视名嘴周涛的“两段婚史”；还有霍氏兄弟霍启山为了新欢抛弃“国际巨星”章子怡，霍启刚与“国宝”郭晶晶的恋情等。类似于这些名人的花边新闻频繁见诸于媒体，它们大多以无聊的挑逗、庸俗的展示、肉麻的搞笑、低级的调侃等为主调，并且美其名曰是要为大众提供娱乐。
诚然，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中，大众无疑有享受和消费娱乐的权利，从而获得精神的愉悦、心灵的放松、生活的乐趣等。然而，娱乐什么，怎么娱乐，娱乐的元素如何运用，娱乐的形态如何组合，娱乐的构想如何操作，娱乐的效果如何把握等等，却是我们的媒体应当认真对待的。媒体是要以传播先进文化为己任的，难道只有炒作名人隐私的低俗报道才能娱乐大众吗？
以遵守媒体操守为荣，以有偿新闻为耻
正像京华时报社社长吴海民先生所说的“有偿新闻在中国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百年怪胎’”。吴先生分阶段地历数了有偿新闻的种种表现。
—— 80年代中期，是有偿新闻的初始阶段。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新闻与广告不分，表现为有偿专版、有偿信息。一些产业报连篇累牍地刊登介绍企业及产品的专版，不加广告版头。
—— 80年代后期，有偿新闻有了大的发展。不仅新闻与广告不分的问题依旧，还出现“一报两式”的怪胎，个别报社为赚钱开始不择手段。同时，记者采访活动中的不正之风开始盛行，其主要表现形式为接受礼品，利用采访拉广告，个别记者悄悄领取“红包”。
—— 90年代初期，有偿新闻愈演愈烈。这期间出现一些值得重视的新情况，新闻发布会接连不断，“新闻穴头”应运而生，给记者发“红包”司空见惯，企业及地方的新闻重奖纷纷设立，记者利用报道索要钱物的问题不断发生，有的记者甚至参与经济犯罪活动。
—— 90年代后期，有偿新闻再度抬头。市场化报纸对企业和产品具有的直接影响力，产生了更多诱惑。作为企业和产品代言人的公关公司大批涌现，操纵记者采访及报道倾向成为其主要职能。由于批评报道的大量增加，所谓“封口费”也就开始流行。
—— 21世纪初期到现在，有偿新闻出现了一种更危险的迹象。报纸的衰退期已经无可避免地来到了，一些报纸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特别是全国性的行业类报纸遇到空前的生存危机。作为转嫁危机的手段，简单的办法，是将发行指标、广告指标和上交指标分派给所谓的记者站。
有偿新闻就像一只蛀虫，如果不及时制止，任由它的蔓延和发展，最终将会把我们的传媒业慢慢腐蚀掉。
以遵守职业道德为荣，以“以权谋私”为耻
记者向来被人誉为“无冕之王”，人民赋予它的这些权力是要用来为大众服务的，如果不能好好把握手中的权利，以权谋私，必然会侵犯到人民大众的利益。
前些日子，新闻出版总署通报的四起“腐败记者”的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些记者都是国家级大报的部门负责人，他们利用手中的职权，以“曝光”相要挟，向当事人勒索钱财。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不但越过了道德底线，还触犯了法律，最终使他们得到了惩罚。
诚然，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对记者的待遇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比，付出与收获也不完全成正比，但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以遵守传媒职业道德为荣，坚决杜绝“以权谋私”的现象发生。
责任编辑肖景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