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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下的文学变异是缓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年终总结式的批评毫无意义。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该年度在一段同质化的时间之流中的特殊性，而在于它本身是对当下文学创作进行初步经典化的过程。2018年很难说是一个中篇小说丰收的大年，但文坛上仍然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作品，它们或关注现实、或拷问灵魂，主题多样，风格各异，共同丰富着2018年的文学版图。
一、体制之殇与文化之累
“官場”作为叙事对象对中国读者而言有着难以言说的诱惑力。尤其是揭露和批判官场内幕的小说，能使读者对于权力的隐秘幻想在对权力的渲染和批判中同时得到满足。当然，优秀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绝不会仅仅让读者陷于“眩惑”之中。本年度有不少作家关注国家体制问题，并对该问题做出了严肃而深刻的反思。
宋小词的《固若金汤》（《当代》2018年第4期）关注近年来被多次报道的国家单位中“临时工”的处境问题。小说讲述了一个当下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故事。如果说王蒙小说揭示的是体制对于体制内人员的麻痹，那么宋小词在小说中意欲批判的则是体制对于体制外人员的威压。《固若金汤》有一个抽象化的主角，就是那个固若金汤的“体制”。小说中，它无所不在，统摄一切。主人公秦江南并非一个林震式的充满理想的青年布尔什维克，她只不过是一个乞食于“体制”的临时工，是卑微活在“体制”边缘的无名的“他者”。为保全来之不易的临时工位置，她轻易献身于上级单位领导。这种献身甚至都无法构成对等的权色交易，而仅仅表示她对权力的单方面臣服。兰大懋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亮色人物，他以青年人不谙世事的朴素激情抵制着体制的规训，以满腔的义愤反抗着体制内外的不公。然而最后，兰大懋成为体制内人员过错的替罪羊被迫拿钱走人。他至此完全看清所谓体制的真面目，此结局之于兰大懋也许无异于高老头之死之于拉斯蒂涅。“体制”对临时工们而言，正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他们不得不在其周围徘徊，却被告知永远不能进入。“体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同样有着不可违抗的威力。当然，体制内也并非人人平等，权力上位者对于底层公务员的欺压也同样存在着。权力织成的体制之网正挣脱其“为人民服务”的设计初衷，异化着附着在网上的人们，新的社会壁垒形成。小说最后老朱写下对联“笼鸡有食锅中煮，野鹤无粮天地宽”，看似是对主人公离职的开解。然而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愿意“做稳奴隶”，还是希望“自由得一无所有”，这恐怕无须选择。
杨小凡的《太平道》（《花城》2018年第4期）描写了两位因贪腐入狱的官员出狱后的生活，可以称之为一种“后贪腐”叙事。出狱后的李立仁回到农村，在家每日抄写监规党章。李立仁这种反复“洗心”的行为与麦克白夫人杀人后不断洗手的举动如出一辙。与其说其悔改来自于法律的规训，不如说是源自于他人性中的“罪”意识。对于塌方之下亡灵及其家属的愧意成为他内心挥之不去的心魔，因而他余生的唯一目标就是赎罪。作为事故主要责任人和主要受贿者的卫志民曾是一位搞经济建设的“闯将”，政绩颇丰。但这些政绩均是他只求效率罔顾公平与质量建设而成，太平道正是这种畸形发展模式下结出的“恶之花”。这种发展模式曾被时代默许，但现在已到了需要清算的时候。小说的批判锋芒并不止步于时代之病，而是进一步刺向根植在国人心中的官本位思想。小说最后李立仁在幻象中跳河救人，以死赎罪，破除了个人心中的心魔。然而笼罩在时代上空的官本位文化幽灵却不知何时能散去。在小说中，李立仁承担着时代与文化的替罪羊的角色，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悲剧英雄”。他因被动受贿而卷入时代与文化之恶纠缠的漩涡中，不能自已。这些恶却要一位心本善良的无辜者来救赎，真正的作恶者与恶之源却仍未得到审判。小说对于人性、时代、文化的反思是颇具深度的。
比起因权力寻租引发的贪腐问题，“人情”在体制内造成的影响更为复杂。对于前者，我们可以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对于后者，它是“差序格局”附着在现代官僚体制上的阴魂，它难以界定，而又无处不在，我们往往受其宰制，却束手无策。陶纯在《我的两个战友》（《十月》2018年第4期）中正是写出了这种难以言说的，权力与人情相勾兑的暧昧状态。主人公张无私是一个于连式的奋斗者，他做事认真细心，能吃苦善隐忍，一路从普通士兵升至将军。然而他通过“伺候人”而不断飞跃的晋升之路却充满争议。他以“人情”为桥，不断寻找着事业上的捷径，但他却从不行贿，亦无任何其他违法操作。他“伺候”领导时，当然夹带着从中获利的私心，但其中也更包含着他对领导朴素的忠心。战友李和平无法接受其行为，但也只能说一句“太那个了”。“那个”体现出李和平在对张无私晋升之路进行命名和评价时的无能与无力。对于这种活跃在权力灰色地带的，不无温情的人情关系，我们在评价时也往往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价值标准而陷入一种失语状态。小说结尾处，张无私在反腐的风暴中无懈可击，一直正直的李和平却由于一时糊涂而晚节不保。二人错置的荒诞结局令人唏嘘，读者自可从中生发出对“人情”的批判。但细究之下，或许这种批判也不过是一种经验性的善恶判断。这便体现出这一主题的复杂性。
二、现代困局与资本魅影
经济现代化的狂潮滚滚向前，资本正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丝缝隙中。相对落后的中国乡村在与城市化相结合时难免产生“排异反应”，酿成一些悲剧。相反，处于知识精英阶层的部分“文化人”则早早地适应了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他们游走在名与利之间，与狼共舞，充当着文化掮客。
余一鸣善于处理城乡关系题材。与某些作家对农村肤浅的温情想象或概念化的怜悯，或奇观化的书写不同，余一鸣笔下的现代农村图景真实而残酷。《慌张》（《花城》2018年第2期）关注当下农村留守者的精神现状。在微薄的经济利益驱使下，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空间上的撕裂破坏着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与乡村伦理。留守少年们在一个价值教育缺位、家庭关爱缺失的环境中野蛮生长。他们如《动物凶猛》中的人物一般，在不务正业与过早的性成熟中懵懂度日。城乡的地域区隔创造出张、王两家畸形家庭交往关系。为了测试父亲张一平更爱自己还是其姘头之女丁兰兰，张红英与丁兰兰一起导演了一出“杀人”闹剧。不料张家父母信以为真，并错杀了上门寻找张小平的丁兰兰之母王小凤。如果说少女们导演“杀人”闹剧是出于关爱的缺失和对关爱的渴望，那么将闹剧转化为杀人事实的则是被扭曲了的乡村伦理关系。留守在家的沈小青明知其夫张小平与王小凤有染，仍努力维持着家庭的完整。但当其情敌找上门来时，在自尊心与对女儿的保护欲的共同作用下，压抑在心中的情绪瞬间爆发，她毫不留情地击杀了王小凤。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却是一出刺痛人心的黑格尔式的悲剧。为改善家庭条件，人们无奈进城，进城者为满足心理与生理需求，组建了新的事实家庭关系。留守者在家中渴望得到关爱与尊重。每个人都有正当的诉求，却无法达成一个完满的最优解。现代农村的经济-伦理困境令人深思。 自九十年代起，资本就开始担负起为文化乱象背负骂名的重任，苏兰朵《诗经》（《当代》2018年第1期）对文化与资本之间博弈与共谋关系的展示，正是对资本在文化市场中被单方面污名化现象的一次反思。崔老板被闻诗人所辱，为找回面子，请了一位女诗人冒充其秘书与情人。闻诗人虽看不起崔，却无奈崔是其诗歌大赛的赞助商，只能做一些妥协。作者在此将讽刺的矛头同时指向资本与文化两端。崔老板在文化人面前既心虛又不甘示弱的外强中干，闻诗人人前自命清高人后实则卑微的扭捏作态，无不刻画得生动。资本欲借文化装点金身，文化想靠资本飞黄腾达，二者相互利用，相互同化，又相互鄙视。所谓资本对文化生态的侵蚀，更多时候是文化自身的投怀送抱。当所谓诗人意识到在这个时代一切皆可商品化时，“诗名”开始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在作协文联“捐个功名”成为了资本家洗脱铜臭的新时尚。世人对权、钱、名三位一体的追求，正是资本与文化得以共谋的内在逻辑纽带。
三、社会之中与人群以外
“边缘”或“他者”从来就不是一种自发自明的存在，它总是存在于中心的建构之中。前些年学界开始关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底层”仍然处于社会结构之中，另有一些群体，他们被彻底排斥在社会之外，却极少得到关注。
尤凤伟在创作谈中如此评价其新作《验明正身》（《啄木鸟》2018年第4期）：“这是一篇不好写又不好谈的作品”。的确，小说聚焦计划生育政策下产生的“黑孩儿”问题，如何把握反思的限度是写作的一大难题。在小说中，作者以主人公汪一明的人性之光去照亮黑孩儿的生活之暗，避重就轻，也不失为探讨这一敏感问题的聪明之法。刑警汪一明为防止错误量刑的发生，不辞辛劳四处调查以确认“黑孩儿”小龙的未成年人身份，最终得偿所愿。“黑孩儿”群体的产生有着诸多的历史原因，但作者并未将反思的目光探向历史深处，而是向读者展示了“黑孩儿”群体当下的生存状况，以吁请社会的关注。首先我们当然应当对作者的勇气与良知投以敬意，但作品在探讨问题上的浅尝辄止似乎不仅因为政策问题的掣肘。作者坦言自己孩子也曾是“黑孩儿”，这不禁让人怀疑起小说避重就轻的书写方式是否是作者借“政策限制”之名而为自己遮羞护短？“黑孩儿”带着难以容于社会的“原罪”降生，这种“原罪”的产生，其父母恐怕难辞其咎。同样违规超生，来自不同阶层的“黑孩儿”却有大为相异的命运，法律如何同时顾及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这些问题在小说中被作者策略性地悬置，原因复杂。
夏天敏的《天坑》（《当代》2018年第5期）是一个关于现代桃花源的故事。小学老师刘家伦探险时摔入天坑，被天坑中生活的村民所救。原来天坑中隐藏着一个村庄。不过天坑中人却并非仙风道骨的世外之人，而是一群麻风病人。后刘家伦返回地面，天坑也为外界所知，商业开发者接踵而来，天坑从此不得安宁。人们对于乌托邦的想象总是充满温情，然而乌托邦形成的原因却往往非常残酷。如果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人是为避战乱主动从社会中出走，那么天坑中的麻风病人则是被社会放逐而出。二者皆非社会理想的美丽果实，而是社会之恶的畸形弃婴。当刘家伦以一个社会人的身份进入天坑时，乌蛇爷爷才会想到用出活殡的方式，以社会性的仪式，让一个来自外界社会的人见证自己的“死”，以此来恢复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回归精神上的社会家园。当天坑被外界发现时，天坑人等来的不是关怀和重返社会的希望，而是更大的伤害。天坑被社会当做一种奇观欣赏。如果说将麻风病人逐出社会已对他们构成巨大伤害，那么将他们曝于太阳之下围观，这种“被看”的刑罚比原来还要痛苦百倍。事实上，社会从未打算接纳他们，但不排斥他们为社会牟利。作者由此揭示出：社会作为一个实际存在，并不包括人类全体，本质上，它是中心群体对边缘群体的霸权。
迟子建依然在其小说中保持着优美空灵的诗笔，这种对于语言质感的不懈追求在当今过于写实的小说界已属少数派。《候鸟的勇敢》（《收获》2018年第2期）是其最新中篇力作。《小说选刊》评价其在小说中构建了一种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正是这种万灵交互的混沌状态，为小说提供了充足的阐释空间。候鸟管护站是一个介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中间地带，半傻的主人公张黑脸如庄子笔下的“混沌”一般快乐地生活其中，看护鸟类。娘娘庙与管护站隔山相望，尼姑德秀饱经苦难而出家，后与张黑脸相爱。张黑脸曾因扑救山火时被白虎吓傻。二人均身处社会之外。张黑脸离开社会的方式是被动去智后走向自然，德秀则是主动压抑后投向宗教。张黑脸的疯傻是为人类破坏自然替罪，德秀的出家则是为社会内的人性恶替罪。瓦城人疯传候鸟审判罪恶的神话，其实并无天神候鸟，人类的罪恶总是由一部分同类承担和净化着，张、德二人便是这样的角色。他们如候鸟般飞离社会，躲入自然与宗教中。二人第一次交合后，羞耻心唤醒了潜藏在他们心底的“社会意识”，他们决定勇敢地向社会回迁。然而社会却只希望二人继续保持着替罪羊的身份，永远遮掩和洗刷人类社会的罪恶。因而二人最终被困在茫茫风雪之中，找不到“人间灯火”。这种社会学解读无疑并不能展现出该文本的丰富性，我们权且认为它是进入文本的一种途径。《候鸟的勇敢》中充满象征与隐喻，事实上，作者并未将人类社会置于审判席上。张、德二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互动都被统筹在自然生命共同体之内。最终二人的结局，也不再指向价值判断，而是更多地具有了命运的神秘色彩。
四、人性：耻与罪
当代作家们面向社会的问题意识似乎从来都非常强，这或许是“文以载道”文学传统的当代回响。但过于沉溺于具体社会现实问题的写作容易使作家忽略对个体情感与恒常人性的思考与雕琢。2018年，仍然有不少作家，不以讨论具体问题为目标，而致力于展示人心人性的多样与丰富。
近年来中篇小说中优秀的风景风情描写似乎越来越少，王棵《在水之涘》（《十月》2018年第1期）在今年的出现显得颇为珍贵。小说前半程叙事节奏缓慢，水乡风物、打鱼生活、民间信仰、男女幽情等一系列元素在少年旁金朦胧的道德意识与性意识的晕染下，氤氲成一种迷离的命运氛围。随着抗日战争由背景突入前台，小说蓄积已久的叙事势能瞬间爆发，肆意冲击着读者的内心。从沈从文的《边城》突转入库切的《耻》，《在水之涘》对于读者期待视野的挑战是极为残忍的。少年旁金因对父亲出轨不满而若隐若现的弑父意识在看到父亲甘为日本人羞辱时达到顶峰，但随之出现的是更加强烈的救父意识。两股因耻感而起的情感力量蛮横地撕扯着旁金尚未成熟的内心，旁金因此发疯。旁金的悲剧性在于，年少的他对于“耻”尚只有感知能力，还无认知能力。性羞恶心、民族意识、生命尊严在旁金敏感的心中唤起一重重耻感，少年之心却无法装载如此巨大之负荷，因而最终崩溃。作者对于少年人懵懂心理和情感状态的描绘无疑是极为出彩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赞叹作者纯熟的叙事技法。前后叙事节奏的转换，诗意的背景与残酷的故事，凶蛮的情感力量与少年柔弱的心，个人尊严与生命存续，彼此之间无不构成巨大的张力。 留待在《摊牌》（《啄木鸟》2018年第3期）中同样讨论了一种类似的、善恶纠缠不清的友情模式——共罪。刘思信等四人是初中好友，为帮其中一人出气，四人失手杀人。但致命一击由谁打出，四人心中却看法不同，从此其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四人在“罪”的统摄之下，形成了一个博弈论中经典的“囚徒困境”。每人既可成为为他人分担罪恶的心理依靠者，又有可能成为指征他人罪恶的潜在威胁者。雪崩之下并无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也并非所有雪花都认为自己是有罪的。随着主人公刘思信经济条件在四人中越来越突出，其余三人心中罪感竟开始逐渐减少。三人以不断叙说的方式企图篡改刘思信当年的记忆，并强化其内心的罪恶感，以从中获利。昔日因人性之善结成的友谊，在“罪”与金钱的催化作用下，逐渐转变为以“恶”为杠杆的敲诈关系。其实，“有罪”并非事实认定，而是心理认同。因此，愈良善者，愈自觉有罪，而活得愈痛苦。人性吊诡之处由此可见。
五、有限想象与无穷未来
根据摩尔定律，人类的科技水平正在呈几何级数增长。相较于在第三次浪潮中表现狂热的科技界，人文学界对未来更多地表现出担忧。人们对科技伦理问题的反思，促成了大量“反技术乌托邦”题材文艺作品的诞生。近期基因编辑婴儿的降生闹得沸沸扬扬，人们纷纷担心潘多拉魔盒已然被打开。或许一个“人”将被重新定义的时代即将到来。人类是要裹足不前，还是要冒着被自己创造的“弗兰肯斯坦”反噬的危险继续进化？
王十月在小说《子世界》中设想人类用计算机模拟出一个虚拟的子世界，为人类未来探路。这一故事是对科幻小说之于社会的绝佳比喻。科幻小说正是当下社会的子世界，它可以模拟探讨关于未来的无限可能。
王十月《退之的故事或者蜂巢》（《十月》2018年第4期）是一部“硬科幻”作品。小说讲述了“今我”与“我在未来”通过量子通信进行超时空对话从而改变现在和未来的故事。小说中同时存在着现在、文本未来、现实未来三重叙事时空。三重时空相互影响而不断改变，线性时间被扭曲成一个“莫比乌斯环”，未来与现在互为因果。虽然限于“祖母定律”等问题，小说在逻辑上仍存在着一些瑕疵，但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强大的时空构想与叙述能力。故事的核心部分是关于“蜂巢思维矩阵”的讨论。当人类面临单个大脑思维无法解决的危机问题时，将人降格为无自由意志的思维机器接入思维矩阵以解决问题是否合理？在小说中，作者借法西斯狂热的例子驳斥了思维矩阵的合理性。雨果认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道路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但在绝对必要的全人类存续问题之上是否应有一个绝对必要的个人自由？作者在结尾处更坚定了自由的必要性，并将其确立为人类的本质。至此，我们遗憾地看到，向未来敞开的文本又退缩回到了一种本质主义的人论上。自然，诚如“夏虫不可语于冰者，拘于时也”，我们不能苛求活在当下的科幻作家们对未来做出完全超越时代的设想。但笔者私以为，科幻作品的思想实验性还可以再大胆一点，抛弃一些不必要的文化负累，跳出当下价值观，构建新的“人学”。
米利都学派哲学家阿拉克西曼德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阿佩朗”，即“无定”。大头马的《赛洛西宾25》（《收获》2018年第4期）与《退之》相似，是另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作者以戏仿先锋叙事的口吻为我们介绍了一种药物——赛洛西宾25。服用这种药物后，人就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并为之付出终身。我们不难从中读出“与魔鬼交易灵魂”的神话原型。尼采曾言上帝已死，给世界带来巨大恐慌，赛洛西宾25则是复活上帝的神药。它能为每个人找到自己的本心、本质，人们因此可以不因碌碌无为虚度此生而感到恐惧。但该药物的发明者却从未想过服用此药。某种程度上，将该作品理解为对现代成功学的一种反思亦无不可。成功学给人们制造着焦虑，逼迫人们去寻找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并在此领域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赛洛西宾25的发明，固化了这种成功路径，人们不再需要做选择，而是被药物直接指派“人生目标”，人们也不必担心自我懈怠，自有药物保障。这岂不是成功学鼓吹者理想中的奋斗状态？然而服用了成功学制造的“赛洛西宾25”的人，在狂热于成功的同时，在人生选择的根本层面上已经失去了主体性，人生的丰富性也随之失去了。
李宏伟在《现实顾问》（《十月》2018年第3期）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这样的世界：大多数人佩戴着可以修改现实感知的眼镜，人们可以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现实。虚拟的现实不仅重新型构着人们的自我认知，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现实认知障碍。主人公唐山作为向社会提供虚拟现实服务公司中的员工，最终在母亲去世的刺激下摘下了眼镜。这也意味着小说由对现实的认识论反思退回到一种现实本体论的认同上。对于虚拟现实题材的文艺作品，我们并不陌生，好莱坞电影《黑客帝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这些作品都可以将哲学上著名的“缸中之脑”问题追认为其原型。李宏伟在《现实顾问》中对“现实为何物？”“我们需要怎样的现实？”等问题的思考不无启发性，但坦白来说，这一题材放到现在已不具“陌生化”效果了。二十年前，智能手机还是出现在少儿动画中的外星科技，二十年后的今天，已经人皆有之。《现实顾问》中的现实眼镜，其实不比现今正流行的VR眼镜更先进多少。如果说科幻作家的想象力竟跟不上科技创新的速度，那是一件可悲的事情。《现实顾问》中的价值观和逻辑同样并不新鲜。作者最终肯定了真实现实的重要性，揭示出虚拟现实的各种弊端。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判断的现实正确性，但笔者想再次强调的是，科幻创作应该摆脱固有的经验性价值判断，构建起新的价值标准，即便这种新价值在现在看来不无极端化的倾向。小说对于虚拟现实的否定，何异于十年前社会对网络的妖魔化评价？然而现在网络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我们总是强调反思现代性，但对反思本身的反思也应该同时进行，否则，这种反思只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对于科技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更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反思的深度。这一点，刘慈欣在《三體》中以“黑暗森林”法则构建起新宇宙伦理和新人类价值观，在创作思想上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后人类时代下面向未来建立新的哲学与伦理学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科幻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种可能的未来平行世界，作者与读者可以在这些可能世界中进行思想实验，探究“科技何为，人类何往”等问题。科幻文学最终需要在思想上反哺现实，为现实提供新思路。从总体来看，2018年科幻中篇小说的故事虽然都非常吸引人，但其思想先锋性仍然不够。我们期待着一种足以改变现在的未来叙事的出现。
本栏责任编辑：段玉芝
一、体制之殇与文化之累
“官場”作为叙事对象对中国读者而言有着难以言说的诱惑力。尤其是揭露和批判官场内幕的小说，能使读者对于权力的隐秘幻想在对权力的渲染和批判中同时得到满足。当然，优秀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绝不会仅仅让读者陷于“眩惑”之中。本年度有不少作家关注国家体制问题，并对该问题做出了严肃而深刻的反思。
宋小词的《固若金汤》（《当代》2018年第4期）关注近年来被多次报道的国家单位中“临时工”的处境问题。小说讲述了一个当下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故事。如果说王蒙小说揭示的是体制对于体制内人员的麻痹，那么宋小词在小说中意欲批判的则是体制对于体制外人员的威压。《固若金汤》有一个抽象化的主角，就是那个固若金汤的“体制”。小说中，它无所不在，统摄一切。主人公秦江南并非一个林震式的充满理想的青年布尔什维克，她只不过是一个乞食于“体制”的临时工，是卑微活在“体制”边缘的无名的“他者”。为保全来之不易的临时工位置，她轻易献身于上级单位领导。这种献身甚至都无法构成对等的权色交易，而仅仅表示她对权力的单方面臣服。兰大懋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亮色人物，他以青年人不谙世事的朴素激情抵制着体制的规训，以满腔的义愤反抗着体制内外的不公。然而最后，兰大懋成为体制内人员过错的替罪羊被迫拿钱走人。他至此完全看清所谓体制的真面目，此结局之于兰大懋也许无异于高老头之死之于拉斯蒂涅。“体制”对临时工们而言，正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他们不得不在其周围徘徊，却被告知永远不能进入。“体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同样有着不可违抗的威力。当然，体制内也并非人人平等，权力上位者对于底层公务员的欺压也同样存在着。权力织成的体制之网正挣脱其“为人民服务”的设计初衷，异化着附着在网上的人们，新的社会壁垒形成。小说最后老朱写下对联“笼鸡有食锅中煮，野鹤无粮天地宽”，看似是对主人公离职的开解。然而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愿意“做稳奴隶”，还是希望“自由得一无所有”，这恐怕无须选择。
杨小凡的《太平道》（《花城》2018年第4期）描写了两位因贪腐入狱的官员出狱后的生活，可以称之为一种“后贪腐”叙事。出狱后的李立仁回到农村，在家每日抄写监规党章。李立仁这种反复“洗心”的行为与麦克白夫人杀人后不断洗手的举动如出一辙。与其说其悔改来自于法律的规训，不如说是源自于他人性中的“罪”意识。对于塌方之下亡灵及其家属的愧意成为他内心挥之不去的心魔，因而他余生的唯一目标就是赎罪。作为事故主要责任人和主要受贿者的卫志民曾是一位搞经济建设的“闯将”，政绩颇丰。但这些政绩均是他只求效率罔顾公平与质量建设而成，太平道正是这种畸形发展模式下结出的“恶之花”。这种发展模式曾被时代默许，但现在已到了需要清算的时候。小说的批判锋芒并不止步于时代之病，而是进一步刺向根植在国人心中的官本位思想。小说最后李立仁在幻象中跳河救人，以死赎罪，破除了个人心中的心魔。然而笼罩在时代上空的官本位文化幽灵却不知何时能散去。在小说中，李立仁承担着时代与文化的替罪羊的角色，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悲剧英雄”。他因被动受贿而卷入时代与文化之恶纠缠的漩涡中，不能自已。这些恶却要一位心本善良的无辜者来救赎，真正的作恶者与恶之源却仍未得到审判。小说对于人性、时代、文化的反思是颇具深度的。
比起因权力寻租引发的贪腐问题，“人情”在体制内造成的影响更为复杂。对于前者，我们可以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对于后者，它是“差序格局”附着在现代官僚体制上的阴魂，它难以界定，而又无处不在，我们往往受其宰制，却束手无策。陶纯在《我的两个战友》（《十月》2018年第4期）中正是写出了这种难以言说的，权力与人情相勾兑的暧昧状态。主人公张无私是一个于连式的奋斗者，他做事认真细心，能吃苦善隐忍，一路从普通士兵升至将军。然而他通过“伺候人”而不断飞跃的晋升之路却充满争议。他以“人情”为桥，不断寻找着事业上的捷径，但他却从不行贿，亦无任何其他违法操作。他“伺候”领导时，当然夹带着从中获利的私心，但其中也更包含着他对领导朴素的忠心。战友李和平无法接受其行为，但也只能说一句“太那个了”。“那个”体现出李和平在对张无私晋升之路进行命名和评价时的无能与无力。对于这种活跃在权力灰色地带的，不无温情的人情关系，我们在评价时也往往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价值标准而陷入一种失语状态。小说结尾处，张无私在反腐的风暴中无懈可击，一直正直的李和平却由于一时糊涂而晚节不保。二人错置的荒诞结局令人唏嘘，读者自可从中生发出对“人情”的批判。但细究之下，或许这种批判也不过是一种经验性的善恶判断。这便体现出这一主题的复杂性。
二、现代困局与资本魅影
经济现代化的狂潮滚滚向前，资本正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丝缝隙中。相对落后的中国乡村在与城市化相结合时难免产生“排异反应”，酿成一些悲剧。相反，处于知识精英阶层的部分“文化人”则早早地适应了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他们游走在名与利之间，与狼共舞，充当着文化掮客。
余一鸣善于处理城乡关系题材。与某些作家对农村肤浅的温情想象或概念化的怜悯，或奇观化的书写不同，余一鸣笔下的现代农村图景真实而残酷。《慌张》（《花城》2018年第2期）关注当下农村留守者的精神现状。在微薄的经济利益驱使下，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空间上的撕裂破坏着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与乡村伦理。留守少年们在一个价值教育缺位、家庭关爱缺失的环境中野蛮生长。他们如《动物凶猛》中的人物一般，在不务正业与过早的性成熟中懵懂度日。城乡的地域区隔创造出张、王两家畸形家庭交往关系。为了测试父亲张一平更爱自己还是其姘头之女丁兰兰，张红英与丁兰兰一起导演了一出“杀人”闹剧。不料张家父母信以为真，并错杀了上门寻找张小平的丁兰兰之母王小凤。如果说少女们导演“杀人”闹剧是出于关爱的缺失和对关爱的渴望，那么将闹剧转化为杀人事实的则是被扭曲了的乡村伦理关系。留守在家的沈小青明知其夫张小平与王小凤有染，仍努力维持着家庭的完整。但当其情敌找上门来时，在自尊心与对女儿的保护欲的共同作用下，压抑在心中的情绪瞬间爆发，她毫不留情地击杀了王小凤。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却是一出刺痛人心的黑格尔式的悲剧。为改善家庭条件，人们无奈进城，进城者为满足心理与生理需求，组建了新的事实家庭关系。留守者在家中渴望得到关爱与尊重。每个人都有正当的诉求，却无法达成一个完满的最优解。现代农村的经济-伦理困境令人深思。 自九十年代起，资本就开始担负起为文化乱象背负骂名的重任，苏兰朵《诗经》（《当代》2018年第1期）对文化与资本之间博弈与共谋关系的展示，正是对资本在文化市场中被单方面污名化现象的一次反思。崔老板被闻诗人所辱，为找回面子，请了一位女诗人冒充其秘书与情人。闻诗人虽看不起崔，却无奈崔是其诗歌大赛的赞助商，只能做一些妥协。作者在此将讽刺的矛头同时指向资本与文化两端。崔老板在文化人面前既心虛又不甘示弱的外强中干，闻诗人人前自命清高人后实则卑微的扭捏作态，无不刻画得生动。资本欲借文化装点金身，文化想靠资本飞黄腾达，二者相互利用，相互同化，又相互鄙视。所谓资本对文化生态的侵蚀，更多时候是文化自身的投怀送抱。当所谓诗人意识到在这个时代一切皆可商品化时，“诗名”开始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在作协文联“捐个功名”成为了资本家洗脱铜臭的新时尚。世人对权、钱、名三位一体的追求，正是资本与文化得以共谋的内在逻辑纽带。
三、社会之中与人群以外
“边缘”或“他者”从来就不是一种自发自明的存在，它总是存在于中心的建构之中。前些年学界开始关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底层”仍然处于社会结构之中，另有一些群体，他们被彻底排斥在社会之外，却极少得到关注。
尤凤伟在创作谈中如此评价其新作《验明正身》（《啄木鸟》2018年第4期）：“这是一篇不好写又不好谈的作品”。的确，小说聚焦计划生育政策下产生的“黑孩儿”问题，如何把握反思的限度是写作的一大难题。在小说中，作者以主人公汪一明的人性之光去照亮黑孩儿的生活之暗，避重就轻，也不失为探讨这一敏感问题的聪明之法。刑警汪一明为防止错误量刑的发生，不辞辛劳四处调查以确认“黑孩儿”小龙的未成年人身份，最终得偿所愿。“黑孩儿”群体的产生有着诸多的历史原因，但作者并未将反思的目光探向历史深处，而是向读者展示了“黑孩儿”群体当下的生存状况，以吁请社会的关注。首先我们当然应当对作者的勇气与良知投以敬意，但作品在探讨问题上的浅尝辄止似乎不仅因为政策问题的掣肘。作者坦言自己孩子也曾是“黑孩儿”，这不禁让人怀疑起小说避重就轻的书写方式是否是作者借“政策限制”之名而为自己遮羞护短？“黑孩儿”带着难以容于社会的“原罪”降生，这种“原罪”的产生，其父母恐怕难辞其咎。同样违规超生，来自不同阶层的“黑孩儿”却有大为相异的命运，法律如何同时顾及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这些问题在小说中被作者策略性地悬置，原因复杂。
夏天敏的《天坑》（《当代》2018年第5期）是一个关于现代桃花源的故事。小学老师刘家伦探险时摔入天坑，被天坑中生活的村民所救。原来天坑中隐藏着一个村庄。不过天坑中人却并非仙风道骨的世外之人，而是一群麻风病人。后刘家伦返回地面，天坑也为外界所知，商业开发者接踵而来，天坑从此不得安宁。人们对于乌托邦的想象总是充满温情，然而乌托邦形成的原因却往往非常残酷。如果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人是为避战乱主动从社会中出走，那么天坑中的麻风病人则是被社会放逐而出。二者皆非社会理想的美丽果实，而是社会之恶的畸形弃婴。当刘家伦以一个社会人的身份进入天坑时，乌蛇爷爷才会想到用出活殡的方式，以社会性的仪式，让一个来自外界社会的人见证自己的“死”，以此来恢复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回归精神上的社会家园。当天坑被外界发现时，天坑人等来的不是关怀和重返社会的希望，而是更大的伤害。天坑被社会当做一种奇观欣赏。如果说将麻风病人逐出社会已对他们构成巨大伤害，那么将他们曝于太阳之下围观，这种“被看”的刑罚比原来还要痛苦百倍。事实上，社会从未打算接纳他们，但不排斥他们为社会牟利。作者由此揭示出：社会作为一个实际存在，并不包括人类全体，本质上，它是中心群体对边缘群体的霸权。
迟子建依然在其小说中保持着优美空灵的诗笔，这种对于语言质感的不懈追求在当今过于写实的小说界已属少数派。《候鸟的勇敢》（《收获》2018年第2期）是其最新中篇力作。《小说选刊》评价其在小说中构建了一种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正是这种万灵交互的混沌状态，为小说提供了充足的阐释空间。候鸟管护站是一个介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中间地带，半傻的主人公张黑脸如庄子笔下的“混沌”一般快乐地生活其中，看护鸟类。娘娘庙与管护站隔山相望，尼姑德秀饱经苦难而出家，后与张黑脸相爱。张黑脸曾因扑救山火时被白虎吓傻。二人均身处社会之外。张黑脸离开社会的方式是被动去智后走向自然，德秀则是主动压抑后投向宗教。张黑脸的疯傻是为人类破坏自然替罪，德秀的出家则是为社会内的人性恶替罪。瓦城人疯传候鸟审判罪恶的神话，其实并无天神候鸟，人类的罪恶总是由一部分同类承担和净化着，张、德二人便是这样的角色。他们如候鸟般飞离社会，躲入自然与宗教中。二人第一次交合后，羞耻心唤醒了潜藏在他们心底的“社会意识”，他们决定勇敢地向社会回迁。然而社会却只希望二人继续保持着替罪羊的身份，永远遮掩和洗刷人类社会的罪恶。因而二人最终被困在茫茫风雪之中，找不到“人间灯火”。这种社会学解读无疑并不能展现出该文本的丰富性，我们权且认为它是进入文本的一种途径。《候鸟的勇敢》中充满象征与隐喻，事实上，作者并未将人类社会置于审判席上。张、德二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互动都被统筹在自然生命共同体之内。最终二人的结局，也不再指向价值判断，而是更多地具有了命运的神秘色彩。
四、人性：耻与罪
当代作家们面向社会的问题意识似乎从来都非常强，这或许是“文以载道”文学传统的当代回响。但过于沉溺于具体社会现实问题的写作容易使作家忽略对个体情感与恒常人性的思考与雕琢。2018年，仍然有不少作家，不以讨论具体问题为目标，而致力于展示人心人性的多样与丰富。
近年来中篇小说中优秀的风景风情描写似乎越来越少，王棵《在水之涘》（《十月》2018年第1期）在今年的出现显得颇为珍贵。小说前半程叙事节奏缓慢，水乡风物、打鱼生活、民间信仰、男女幽情等一系列元素在少年旁金朦胧的道德意识与性意识的晕染下，氤氲成一种迷离的命运氛围。随着抗日战争由背景突入前台，小说蓄积已久的叙事势能瞬间爆发，肆意冲击着读者的内心。从沈从文的《边城》突转入库切的《耻》，《在水之涘》对于读者期待视野的挑战是极为残忍的。少年旁金因对父亲出轨不满而若隐若现的弑父意识在看到父亲甘为日本人羞辱时达到顶峰，但随之出现的是更加强烈的救父意识。两股因耻感而起的情感力量蛮横地撕扯着旁金尚未成熟的内心，旁金因此发疯。旁金的悲剧性在于，年少的他对于“耻”尚只有感知能力，还无认知能力。性羞恶心、民族意识、生命尊严在旁金敏感的心中唤起一重重耻感，少年之心却无法装载如此巨大之负荷，因而最终崩溃。作者对于少年人懵懂心理和情感状态的描绘无疑是极为出彩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赞叹作者纯熟的叙事技法。前后叙事节奏的转换，诗意的背景与残酷的故事，凶蛮的情感力量与少年柔弱的心，个人尊严与生命存续，彼此之间无不构成巨大的张力。 留待在《摊牌》（《啄木鸟》2018年第3期）中同样讨论了一种类似的、善恶纠缠不清的友情模式——共罪。刘思信等四人是初中好友，为帮其中一人出气，四人失手杀人。但致命一击由谁打出，四人心中却看法不同，从此其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四人在“罪”的统摄之下，形成了一个博弈论中经典的“囚徒困境”。每人既可成为为他人分担罪恶的心理依靠者，又有可能成为指征他人罪恶的潜在威胁者。雪崩之下并无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也并非所有雪花都认为自己是有罪的。随着主人公刘思信经济条件在四人中越来越突出，其余三人心中罪感竟开始逐渐减少。三人以不断叙说的方式企图篡改刘思信当年的记忆，并强化其内心的罪恶感，以从中获利。昔日因人性之善结成的友谊，在“罪”与金钱的催化作用下，逐渐转变为以“恶”为杠杆的敲诈关系。其实，“有罪”并非事实认定，而是心理认同。因此，愈良善者，愈自觉有罪，而活得愈痛苦。人性吊诡之处由此可见。
五、有限想象与无穷未来
根据摩尔定律，人类的科技水平正在呈几何级数增长。相较于在第三次浪潮中表现狂热的科技界，人文学界对未来更多地表现出担忧。人们对科技伦理问题的反思，促成了大量“反技术乌托邦”题材文艺作品的诞生。近期基因编辑婴儿的降生闹得沸沸扬扬，人们纷纷担心潘多拉魔盒已然被打开。或许一个“人”将被重新定义的时代即将到来。人类是要裹足不前，还是要冒着被自己创造的“弗兰肯斯坦”反噬的危险继续进化？
王十月在小说《子世界》中设想人类用计算机模拟出一个虚拟的子世界，为人类未来探路。这一故事是对科幻小说之于社会的绝佳比喻。科幻小说正是当下社会的子世界，它可以模拟探讨关于未来的无限可能。
王十月《退之的故事或者蜂巢》（《十月》2018年第4期）是一部“硬科幻”作品。小说讲述了“今我”与“我在未来”通过量子通信进行超时空对话从而改变现在和未来的故事。小说中同时存在着现在、文本未来、现实未来三重叙事时空。三重时空相互影响而不断改变，线性时间被扭曲成一个“莫比乌斯环”，未来与现在互为因果。虽然限于“祖母定律”等问题，小说在逻辑上仍存在着一些瑕疵，但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强大的时空构想与叙述能力。故事的核心部分是关于“蜂巢思维矩阵”的讨论。当人类面临单个大脑思维无法解决的危机问题时，将人降格为无自由意志的思维机器接入思维矩阵以解决问题是否合理？在小说中，作者借法西斯狂热的例子驳斥了思维矩阵的合理性。雨果认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道路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但在绝对必要的全人类存续问题之上是否应有一个绝对必要的个人自由？作者在结尾处更坚定了自由的必要性，并将其确立为人类的本质。至此，我们遗憾地看到，向未来敞开的文本又退缩回到了一种本质主义的人论上。自然，诚如“夏虫不可语于冰者，拘于时也”，我们不能苛求活在当下的科幻作家们对未来做出完全超越时代的设想。但笔者私以为，科幻作品的思想实验性还可以再大胆一点，抛弃一些不必要的文化负累，跳出当下价值观，构建新的“人学”。
米利都学派哲学家阿拉克西曼德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阿佩朗”，即“无定”。大头马的《赛洛西宾25》（《收获》2018年第4期）与《退之》相似，是另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作者以戏仿先锋叙事的口吻为我们介绍了一种药物——赛洛西宾25。服用这种药物后，人就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并为之付出终身。我们不难从中读出“与魔鬼交易灵魂”的神话原型。尼采曾言上帝已死，给世界带来巨大恐慌，赛洛西宾25则是复活上帝的神药。它能为每个人找到自己的本心、本质，人们因此可以不因碌碌无为虚度此生而感到恐惧。但该药物的发明者却从未想过服用此药。某种程度上，将该作品理解为对现代成功学的一种反思亦无不可。成功学给人们制造着焦虑，逼迫人们去寻找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并在此领域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赛洛西宾25的发明，固化了这种成功路径，人们不再需要做选择，而是被药物直接指派“人生目标”，人们也不必担心自我懈怠，自有药物保障。这岂不是成功学鼓吹者理想中的奋斗状态？然而服用了成功学制造的“赛洛西宾25”的人，在狂热于成功的同时，在人生选择的根本层面上已经失去了主体性，人生的丰富性也随之失去了。
李宏伟在《现实顾问》（《十月》2018年第3期）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这样的世界：大多数人佩戴着可以修改现实感知的眼镜，人们可以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现实。虚拟的现实不仅重新型构着人们的自我认知，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现实认知障碍。主人公唐山作为向社会提供虚拟现实服务公司中的员工，最终在母亲去世的刺激下摘下了眼镜。这也意味着小说由对现实的认识论反思退回到一种现实本体论的认同上。对于虚拟现实题材的文艺作品，我们并不陌生，好莱坞电影《黑客帝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这些作品都可以将哲学上著名的“缸中之脑”问题追认为其原型。李宏伟在《现实顾问》中对“现实为何物？”“我们需要怎样的现实？”等问题的思考不无启发性，但坦白来说，这一题材放到现在已不具“陌生化”效果了。二十年前，智能手机还是出现在少儿动画中的外星科技，二十年后的今天，已经人皆有之。《现实顾问》中的现实眼镜，其实不比现今正流行的VR眼镜更先进多少。如果说科幻作家的想象力竟跟不上科技创新的速度，那是一件可悲的事情。《现实顾问》中的价值观和逻辑同样并不新鲜。作者最终肯定了真实现实的重要性，揭示出虚拟现实的各种弊端。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判断的现实正确性，但笔者想再次强调的是，科幻创作应该摆脱固有的经验性价值判断，构建起新的价值标准，即便这种新价值在现在看来不无极端化的倾向。小说对于虚拟现实的否定，何异于十年前社会对网络的妖魔化评价？然而现在网络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我们总是强调反思现代性，但对反思本身的反思也应该同时进行，否则，这种反思只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对于科技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更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反思的深度。这一点，刘慈欣在《三體》中以“黑暗森林”法则构建起新宇宙伦理和新人类价值观，在创作思想上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后人类时代下面向未来建立新的哲学与伦理学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科幻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种可能的未来平行世界，作者与读者可以在这些可能世界中进行思想实验，探究“科技何为，人类何往”等问题。科幻文学最终需要在思想上反哺现实，为现实提供新思路。从总体来看，2018年科幻中篇小说的故事虽然都非常吸引人，但其思想先锋性仍然不够。我们期待着一种足以改变现在的未来叙事的出现。
本栏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