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我在广州文化创意园区“红专厂”举办了画广州回忆的木炭画展，开幕那天，雷电交加、狂风暴雨，来参加开幕的人比发了邀请的人数少了一点，注意一看，艺术界的人缺得多一点，但是广州设计界的主要人物依然全都来了，有年轻人问我为什么会如此，我说“圈子”关系。我是设计圈子的，大家就是“老友记”，漫说下雨，就是下冰雹他们还是会来。我尽管和艺术界关系好，但不是那个圈子的，自然就没有那么紧密了。
　　我是1982年进入设计圈子的，直到现在还是在那个圈子里面，因而在设计界要做事情就比较容易，呼朋唤友，喝茶吹牛很容易，找谁也容易找得到。出了这个圈子，就困难多了。上几个月，某市有个市里的秘书，托了常委的话，说请我去商量一下怎么帮他们市里设计官方的礼品和包装，找了一批局长来开会，我还真是认真做了笔记，回去之后组织人开会讨论、做了好多方案，到第二次带了各种方案去汇报，就那个秘书出来见我们，三言两语敷衍过去，方案也就没有收了。这件事是一个为政府形象的公益活动，没有经济、社会利益可言，之所以结果如此，是因为我们这群大学的设计人员全部是他们政府那个圈子的圈外人，无需尊重，可以使唤，圈子水深，可见一斑。
　　在文化界，我是一个晚辈，国学浅薄、西学不深，年轻的时候不巧把所有国内的政治运动都赶上了，耽误了好多时间，总是一个遗憾。多年从事设计、艺术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其实也是勉为其难，力不从心的。如果说自己有点长处，我看就是走的地方多、乱七八糟读书，因此知识很庞杂，是个杂家类型的人，在任何一个专业领域内都不是专家，不过综合了解的东西多了，反而有一种跨学科的特殊能力。
　　我有自知之明，不在任何一个专业里面称专家，刻意研究上、写作上都走边缘路线，使得自己对各个专业的粗浅了解能够得到综合的使用，其实是自己知道短处，才不得已走的一条不同的路。这并非优势。一方面可以说是熟悉大文化圈子，因为多少年来一直和这个大圈子打交道，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是这个大圈子外的人，两个星期前我和香港文化人马家辉先生有一个关于微博的对话，他提到他接触到的台湾、香港的文化人，一个一个的圈子，其中有些人我自己也认得，但是却没有办法好像马先生那样熟稔，因为他在里面时间长，熟悉了，广东人说的同声同气，我只有羡慕的份。属于我自己的圈子，还是设计，特别是设计教育这个小圈子，大不了的。
　　还有一个圈子，是经历所致，老同学、老同事，多年交往，大家了如指掌，关系深，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的圈子，后天补不出来、后人也挤不进去的。
　　大家意气相投、说话投机、交往频繁，也能够成圈子。1990年代，因为工作关系和中央美术学院一批老艺术教育家认识了，当时中央美院正在筹备开始设计学科，靳尚谊院长带了戴士和、张宝玮、杜健几位老师来美国访问我的学院，之后我也每年都去他们那里讲课。从王府井到花家地再到现在的新校区，来来往往，熟悉了，也就入了他们的圈子。我在北京住在美院里面，隔壁是老先生们的宿舍，每次回来，钟涵先生肯定请到家里包饺子，靳尚谊、朱乃正、杜健、邵大箴这些先生没有事都来，大家海阔天空，无话不谈，这样的关系一直维持到现在，去年我在新美院附近的酒店请这几位老师吃饭聊天，大家都来了，开心得很，饭后张宝玮老师说老先生们说还没有聊够呢！因此我现在到美院去，很多人很奇怪我为什么能够和他们这些老先生这么融洽，我说这也是一个圈子啊！
　　中国的圈子虽然多，真要进入还是很难。照理说，只要是移民成分多的城市，圈子就容易进，但当下中国的大城市基本是移民构成，圈子却比西方的更难进入。国内这些大城市和纽约、洛杉矶这类移民城市不同的是，美国的这些移民城市是全世界的人混合而成，没有复杂的官僚机构以及由此形成的等级概念，圈子虽有，但是比较容易参与进去；国内的城市有另外一层关系约束着，就是由官僚机构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形成的网络，而且这个网络概念完全渗透到民众的意识里面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还不止一个，难的是企图进入一个不属于你的圈子，有些人问我怎么能够进入顶级设计圈、文化圈啊，我总是说到火候的时候就进入了，这是急不来的，完全是恰到好处的结果。现在多了网络、博客、微博、facebook、twitter，圈子就大了，很多年轻人也就不在乎那些旧的文化、艺术、设计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