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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和指挥家的对话竟是这样的“画风”。
作曲家：我认为火是柔软的，温暖的。
指挥家：我更希望火是能烫到人的。
作曲家：只要有机会，在音乐会现场，我都愿意和观众说两句话，我的心情你应该能理解。
指挥家：我真不理解，好的作品是不需要用语言说的。老想着把自己给观众看，这哪儿是作曲家，当演员算了。
作曲家：不能这么说，你在台上不也让观众看吗？
指挥家：观众看我背后，看不见我脸啊！
作曲家：我们的生活很孤单，必须一个人，否则什么事都做不了。
指挥家：这点我很羡慕你。我必须和几百个人一起工作，不可能一个人对着镜子划拉。你是受到上帝眷顾的。
作曲家：再过30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在世界上能不能留下来。
指挥家：你想多了。别人的作品留下来肯定因为他的比你好，你想办法让作品永远不被别人超过，不就完了。
这些自然呈现的段子，出现在北京的一场新专辑发布会中。水一样温柔忧郁的作曲家是陈其钢，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我和你》词曲作者、张艺谋《归来》《金陵十三钗》等电影的作曲者。火一般热烈滚烫的指挥家是余隆，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古典音乐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可以想象，相识17年的两人如何一边争执一边彼此欣赏合作到今天，又经历了怎样的相生相克才完成这张中西方音乐对话专辑《Gateways》（中文译名《门道》）。对于由此引发的如何用交响乐表现中国文化等话题，作曲家和指挥家分别以冷静、热情的风格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记者：新专辑的四首曲目中，您的《五行》和《悲喜同源》占据两席，且蕴含着鲜明的中国哲思。在您看来，中西方哲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陈其钢：中国哲学是玄学，西方哲学是思辨，完全不一样。中国古典哲学更多讲究实用，而西方古典哲学更讲究一个人对世界观的提升，也是不同的。
记者：如何通过交响乐表达中国哲学内涵？东西方文化交融如何做到没有违和感？
陈其钢：“五行”属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通识。用音乐来表达时，并不是说我要告诉你这是土，这是水，而是表达水、木、火、土、金之间互相关联的关系和状态。你必须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考虑到整体线条和结构，有软有硬，有高亢有柔弱。我从最柔弱的水开始，最后结束于最强的金，让这个曲子达到自然的效果，这是一种综合考虑。如果只思考哲学问题，这个曲子很难表达。对于“悲喜同源”，我想通过音乐讲述，悲与喜两件事永远连在一起，就像球有两面，一个阴面一个阳面。人生、世界都是有悲有喜的。
作曲家陈其钢（右）与指挥家余隆
余隆：“悲喜同源”更准确的译法是痛并快乐着，在被折磨的过程中体会到一种愉悦和快乐，这是中国哲学的一种理念。一支中国乐团在世界级平台录制音乐，必须要考虑中国音乐的传递。这张唱片在全球推出，就是希望开启世界对中国文化、中国作曲家、中国曲目、中国乐团的了解。且不说世界范围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即便中国的南北文化交融有时都存在问题，何况东西方文化交融？我想，文化交融不是说一定要把大家扭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种包容和理解。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包容性和宽容度，这才是文化真正的力量。
记者：中国作曲家及其作品的整体水准和影响力目前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西方文化的强势格局会改变吗？
陈其钢：没有你（中国）完全可以。当然，没有他（西方）也可以。我觉得不谈影响力，就谈作品的质量、艺术家的质量，就对了。莫扎特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是奥地利人，而是因为他是莫扎特而已。中国作曲家如果伟大，也就是具体到这个人的这个作品。如果说这个人的其他作品都不行，只有这一个作品还行，那就是这一个作品伟大。我们经常会强调一种同类的精神，但在艺术领域，我认为这种精神不存在。西方的强势不是说想强势就强势，是通过它几百年沉淀变成的一个现实，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世界文化的格局。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作品認认真真做好，而不要有太多功利的考虑。
记者：交响乐对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如何把别人的东西在演给别人时体现自己的特色？
余隆：我认为这是悖论。就好像说，中国220V的电压和外国220V的电压有差别吗？我们今天开车，不能说给外国车加汽油，碰到中国车就拿点酒精灌进去，因为汽油已经是标准化产品。你去参加婚礼，总得穿得整整齐齐的，不可能穿个大裤衩，这是大家对文明的共识。对交响乐团来说，它已经不能分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东西，只有专业和业余的差别。今天已经是全球化时代，很多东西不能单纯地区分这是西方的或东方的，都是人类文化的结晶、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现在经常说讲好中国故事，用什么方法讲特别重要。我认为，我们用一种世界性语言阐述中国故事，可能比仅仅在小范围内说一个自娱自乐的中国故事更有说服力。
记者：面对不同文化，如何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
余隆：我们需要换位思考，如何让这个故事被另一个国家、另一种语言的人听懂并感动。最糟糕的情况是不思考也不做任何研究，以为只要我讲中国故事，你必须听着。事实上，你讲的故事必须要达到一定艺术高度，才能让大家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像陈其钢的作品通过不同的演奏形式、不同的乐器来表现中国文化，真的是达到了艺术的至高境界。
记者：如果把中国的音乐市场比作“五行”，您认为最缺哪一“行”？
陈其钢：年轻的追星族瞎追，太年轻，啥都不懂。
余隆：我认为中国音乐市场在版权意识上还需要加强。我理解陈老师的意思是，一些年轻人混淆了文化和娱乐的概念。上世纪50年代，我们开过扫盲班，去那里是学识字的，不能说是学文化的。同样，文化和娱乐也有差别。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资讯发达，从业余到专业的区别，远远大于从无知到业余的区别。的确，你稍微搜索一下，很容易就从无知变成业余，甚至变成貌似专业的业余。但从貌似专业的业余到真正的专业，是要翻过一座山的。不能说似懂非懂、假装明白，就说我是专业的。不对，这事没过去。从1到10甚至到90都很容易，但从90到100这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很多人跨越不过去。你一定要尊重从90到100的跨越过程。
作曲家：我认为火是柔软的，温暖的。
指挥家：我更希望火是能烫到人的。
作曲家：只要有机会，在音乐会现场，我都愿意和观众说两句话，我的心情你应该能理解。
指挥家：我真不理解，好的作品是不需要用语言说的。老想着把自己给观众看，这哪儿是作曲家，当演员算了。
作曲家：不能这么说，你在台上不也让观众看吗？
指挥家：观众看我背后，看不见我脸啊！
作曲家：我们的生活很孤单，必须一个人，否则什么事都做不了。
指挥家：这点我很羡慕你。我必须和几百个人一起工作，不可能一个人对着镜子划拉。你是受到上帝眷顾的。
作曲家：再过30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在世界上能不能留下来。
指挥家：你想多了。别人的作品留下来肯定因为他的比你好，你想办法让作品永远不被别人超过，不就完了。
这些自然呈现的段子，出现在北京的一场新专辑发布会中。水一样温柔忧郁的作曲家是陈其钢，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我和你》词曲作者、张艺谋《归来》《金陵十三钗》等电影的作曲者。火一般热烈滚烫的指挥家是余隆，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古典音乐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可以想象，相识17年的两人如何一边争执一边彼此欣赏合作到今天，又经历了怎样的相生相克才完成这张中西方音乐对话专辑《Gateways》（中文译名《门道》）。对于由此引发的如何用交响乐表现中国文化等话题，作曲家和指挥家分别以冷静、热情的风格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悲与喜就像球的阴阳两面
记者：新专辑的四首曲目中，您的《五行》和《悲喜同源》占据两席，且蕴含着鲜明的中国哲思。在您看来，中西方哲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陈其钢：中国哲学是玄学，西方哲学是思辨，完全不一样。中国古典哲学更多讲究实用，而西方古典哲学更讲究一个人对世界观的提升，也是不同的。
记者：如何通过交响乐表达中国哲学内涵？东西方文化交融如何做到没有违和感？
陈其钢：“五行”属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通识。用音乐来表达时，并不是说我要告诉你这是土，这是水，而是表达水、木、火、土、金之间互相关联的关系和状态。你必须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考虑到整体线条和结构，有软有硬，有高亢有柔弱。我从最柔弱的水开始，最后结束于最强的金，让这个曲子达到自然的效果，这是一种综合考虑。如果只思考哲学问题，这个曲子很难表达。对于“悲喜同源”，我想通过音乐讲述，悲与喜两件事永远连在一起，就像球有两面，一个阴面一个阳面。人生、世界都是有悲有喜的。
余隆：“悲喜同源”更准确的译法是痛并快乐着，在被折磨的过程中体会到一种愉悦和快乐，这是中国哲学的一种理念。一支中国乐团在世界级平台录制音乐，必须要考虑中国音乐的传递。这张唱片在全球推出，就是希望开启世界对中国文化、中国作曲家、中国曲目、中国乐团的了解。且不说世界范围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即便中国的南北文化交融有时都存在问题，何况东西方文化交融？我想，文化交融不是说一定要把大家扭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种包容和理解。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包容性和宽容度，这才是文化真正的力量。
交响乐团已不能分中国外国
记者：中国作曲家及其作品的整体水准和影响力目前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西方文化的强势格局会改变吗？
陈其钢：没有你（中国）完全可以。当然，没有他（西方）也可以。我觉得不谈影响力，就谈作品的质量、艺术家的质量，就对了。莫扎特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是奥地利人，而是因为他是莫扎特而已。中国作曲家如果伟大，也就是具体到这个人的这个作品。如果说这个人的其他作品都不行，只有这一个作品还行，那就是这一个作品伟大。我们经常会强调一种同类的精神，但在艺术领域，我认为这种精神不存在。西方的强势不是说想强势就强势，是通过它几百年沉淀变成的一个现实，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世界文化的格局。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作品認认真真做好，而不要有太多功利的考虑。
记者：交响乐对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如何把别人的东西在演给别人时体现自己的特色？
余隆：我认为这是悖论。就好像说，中国220V的电压和外国220V的电压有差别吗？我们今天开车，不能说给外国车加汽油，碰到中国车就拿点酒精灌进去，因为汽油已经是标准化产品。你去参加婚礼，总得穿得整整齐齐的，不可能穿个大裤衩，这是大家对文明的共识。对交响乐团来说，它已经不能分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东西，只有专业和业余的差别。今天已经是全球化时代，很多东西不能单纯地区分这是西方的或东方的，都是人类文化的结晶、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现在经常说讲好中国故事，用什么方法讲特别重要。我认为，我们用一种世界性语言阐述中国故事，可能比仅仅在小范围内说一个自娱自乐的中国故事更有说服力。
中国音乐市场最缺哪一“行”
记者：面对不同文化，如何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
余隆：我们需要换位思考，如何让这个故事被另一个国家、另一种语言的人听懂并感动。最糟糕的情况是不思考也不做任何研究，以为只要我讲中国故事，你必须听着。事实上，你讲的故事必须要达到一定艺术高度，才能让大家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像陈其钢的作品通过不同的演奏形式、不同的乐器来表现中国文化，真的是达到了艺术的至高境界。
记者：如果把中国的音乐市场比作“五行”，您认为最缺哪一“行”？
陈其钢：年轻的追星族瞎追，太年轻，啥都不懂。
余隆：我认为中国音乐市场在版权意识上还需要加强。我理解陈老师的意思是，一些年轻人混淆了文化和娱乐的概念。上世纪50年代，我们开过扫盲班，去那里是学识字的，不能说是学文化的。同样，文化和娱乐也有差别。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资讯发达，从业余到专业的区别，远远大于从无知到业余的区别。的确，你稍微搜索一下，很容易就从无知变成业余，甚至变成貌似专业的业余。但从貌似专业的业余到真正的专业，是要翻过一座山的。不能说似懂非懂、假装明白，就说我是专业的。不对，这事没过去。从1到10甚至到90都很容易，但从90到100这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很多人跨越不过去。你一定要尊重从90到100的跨越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