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是人类共同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对大多数公民的一个基本的善举缺乏信任，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毫无障碍的日常生活就无法成为可能。如果原则上不存在对经济交易伙伴的信任，那么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将非常无效。如果对政治家、教师、医生、公共汽车司机或者警察不存在基本的信任，一个现代社会也不能运作。此外，对政府、议会、法庭、银行或者教育事业的一种“制度”信任，对于一个共同体的稳定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人类在现代市场社会中生活，与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一样依赖于信任。但是同时，在市场社会中满足这一需要的条件似乎不佳。社会关系在这些社会中是以高度流动性为标志的，这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地陷入一种匿名性的海洋。同时，传统上建立的联系在崩溃。市场越是扩展，人们越是必须更为频繁地与相对陌生的人员交往。欺骗者可以不断寻求牺牲品，而在事后溜之大吉，并又在另一个地方继续其生计。在现代大社会中，个人容易在大众的匿名性中找到庇护。
　　市场社会的核心是以互惠形式广泛交换产品与服务。除了许多对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持怀疑态度的看法之外，还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这类社会虽然需要信任，但是它们几乎不能借助自身力量满足这一需要；在一个纯粹市场经济中，所有形式的信任日益受到威胁，承受着势不可挡的侵蚀。如此，人们不得不求助于文化和宗教的文明化影响以及国家权力和国家组织的强力工具。批评者，比如社群主义，认为自由社会虽然促进了启蒙、富裕和自由，但是同时也导致了道德危机和自我毁灭。
　　但是上面这一怀疑论看法的合理性却是值得怀疑的。相信很多人都读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是只有也阅读了斯密的《道德情操》之后才能对这一思想有一个全面和深刻的了解。现代市场社会的“信任潜力”往往被低估。实际上，只有在现代市场社会这样一种组织结构中激励才是有效的，它们可以产生一种高要求的、特别形式的普遍信任，而不受限于某种特定的群体隶属关系。
　　这样一种普遍信任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社会资本并具有重要意义。普遍的信任能够增进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它强化了社会交往和自发的自组织，它使得跨越群体的非正式联合体、私人机构以及中介网络成为可能，并且由此反过来可以防止国家机构对社会功能的集权化。普遍信任还可以促进富裕的增长。它为经济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在大型的匿名市场上，它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且有助于企业和其它组织提高效率及促进其稳定性。它使权力与责任的下放成为可能，从而减少官僚主义与等级制的危害。普遍信任能够增强社会的稳定。它能够克服群体利己主义，加强个体与群体的团结并且促进个体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普遍信任是集体精神和对宪法忠诚的基础，因此它也构成了民众对国家制度和政治抱有信任的基础。
　　在那些只有特殊的、与群体相关的狭隘范围内的信任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会出现诸多的问题，比如国家中央集权、市场失灵、低效率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任人唯亲、浪费公共资源以及政治制度遭到自利以及国家公民缺乏积极性的腐蚀，等等。
　　普遍信任的基础是具有普适性的社会规范的存在。只有当合作利益在一个社会中跨越地区界线并且支配强权利益时，普适的社会规范才能产生。开放和自由的法治国家社会极大地促进了合作利益的发展。在此，这种社会的三个特征具有决定性意义：第一，匿名性和流动性：开放社会促进了非地区性的、跨地区合作利益的产生，因为这种社会能够导致界线分明、相互隔绝的社会群体的解体。第二，市场：由于拥有高效、巨大、甚至最后全球化的市场，开放的自由社会使得广泛的交换与合作过程成为可能并能够为这个过程提供巨大的推动力，因而有利于合作利益支配强权利益。第三，法律与自由：自由的法治国家社会通过国家强制行为来确保合作性行为的根本规范得到遵守，对犯罪与欺骗进行制裁，从而使合同约定得到贯彻。公民权利能够保障一个根本性的免遭国家干预的个人的自由空间，从而能够对个人资源及其行为倾向进行合理的估算及进行长期的经济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