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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给他以灵感
毛泽东后来离开韶山，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对视觉和听觉艺术的爱好也向东西南北乃至外国艺术延伸。对艺术的喜爱和欣赏，使他在紧张的环境中得到休憩和放松，甚至直接开阔了他的思维，拓展了他的战略空间，他每每从中获得难得的休闲，也得到了种种灵感。
中南海毛泽东居住处留下大量唱片、磁带，内容包罗万象，从戏剧、相声到国内外各种舞曲、古典音乐，应有尽有。其中，各种戏剧，尤其是京剧、昆曲占绝大多数，这是毛泽东由少年到晚年一直爱好音乐、戏曲的明证。
毛泽东在中国300多个剧种中特别钟情由徽剧、昆曲、秦腔等深化而成的京剧。他正式接触京剧是从延安开始的。当时有一大批充满活力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来到延安，他们把京剧等艺术也带到延安，使物资极度匮乏的延安有了都市精神生活的活力。
京剧的出现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同步。在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人民浴血奋战的时候，这个剧种拔地而起，那种黄钟大吕，抒发的正是民族悲壮的心声。毛泽东是一位史家，又是一位救国的英雄，同一种情感在延安与国统区和上海、北京间发生着共振和共鸣。毛泽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喜欢京剧，看似突然，深层次上实则正是这种共振与共鸣的体现。
据李银桥回忆：毛泽东转
战陕北时经常唱的是《空城计》
《草船借箭》；到达西柏坡后常听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卧龙吊孝》、程砚秋的《群英会》；进入北平前后，毛泽东最喜欢《霸王别姬》。
如果仔细捉摸，我们会发现，毛泽东听戏的轨迹竟然暗合着他和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的发展轨迹，也有着他对革命进程的深刻思考，仿佛他一方面在听着这些历史上发生过的大戏，一方面又在现实的中国演绎着新版的历史大剧，于是他时常借鉴历史的经验，告诫自己和人们不要重蹈覆辙。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从纯艺术的角度去研究毛泽东对京剧和其他戏曲的爱好与欣赏。
毛泽东对京剧的喜欢并非全盘的拿来主义，像思想的其他许许多多方面一样，毛泽东的艺术思想也在延安走向成熟，其触角也伸向中国的传统剧种，包括京剧，京剧在延安得到了改造，被注入时代的气息和抗战的精神。
他在繁忙工作之余听听京剧，看看边区文工团员演出的秧歌戏，也不全然是休闲，而是带着思考。
1949年3月，他带着在延安时期添置的手摇留声机进入北平。那些曾给予他不少欢乐的京剧唱片也随之走进庭院深深的中南海。不过，这时已今非昔比，大都市的繁华毕竟不可与延安边塞的荒凉同日而语，毛泽东有条件添置更多的唱片了。后来，他有了录音机、电唱机，也有了藏量丰富的种种戏剧、音乐磁带。
1957年4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率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并代表中国政府向伏罗希洛夫和他所率领的代表团致欢迎词。在确定文艺招待演出的剧目时，有人提出演一出比较轻松的京剧，也有人提出演一出典雅的昆曲，争来争去，最后，大多数的意见是怕苏联人听不懂京剧和昆曲，决定全部改为歌舞类。节目内容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大为不满：“一
定要有戏曲，而且要演昆曲，昆曲听不懂，难道京剧就听得懂吗，昆曲载歌载舞，而且一定要演昆曲《林冲夜奔》，一定要是最好的昆曲演员来演，就让‘活林冲’侯永奎来演吧，我也要去看。”
毛泽东亲点《林冲夜奔》，并陪伏罗希洛夫观看。当侯永奎唱到“管叫你海沸山摇”时，毛泽东带头起立鼓掌，全体中央领导和在场观众也随之起立鼓掌。伏罗希洛夫虽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对中国戏剧产生了兴趣。
毛泽东曾多次请文艺界人士进入中南海演出。在看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京剧大师表演京剧折子戏时，毛泽东还建议由侯宝林等相声演员表演几段轻松幽默的相声。他多次邀请侯宝林到中南海表演。
北京刚刚解放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般在原来的美国驻华使馆听侯宝林表演相声。他通常坐在第三排的中间位置。这里放着两把藤椅，一把是毛泽东的，另一把是朱德的。有一次，叶剑英、彭真为毛泽东等准备了一台文艺晚会，毛泽东得知侯宝林将出场，才来到东交民巷的北京市委机关礼堂。侯宝林、郭启儒合说了一个新段子《婚姻与迷信》，毛泽东听后称赞：“侯宝
林是个天才，是个语言研究家。”返回居所的路上，毛泽东还在对侯宝林的演技赞不绝口：“侯宝林对相声有研究，他本人很有学问，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语言专家。”后来，他还看过许多侯宝林表演的段子，如《字象》《关公战秦琼》等。
1959年至1963年，马季所在的广播说唱团每周至少两次去中南海演出，共演出100多个中小型段子。毛泽东经常去听，他最喜欢听马季表演的揭露江湖医生骗人伎俩的《拔牙》和张述今创作的《装小嘴儿》。
1963年，马季下乡到山东文登县创作，写出 《画像》 《黑斑病》 《跳大神》 等作品。毛泽东知道后高兴地说：“那好，演一演，我听一听。”看完演出，毛泽东握着马季的手说：“还是下去好！”
毛泽东公务繁忙，不可能经常到剧院听戏。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多次组织戏剧界、相声界的名流进中南海为首长们专场演出。但是这种请人演出的办法也不能长久，毛泽东连这个时间也无法保障，工作人员想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将大师的演出录音放给首长们听。于是，工作人员弄来不少磁带，有京剧、昆曲、河北梆子、湖南花鼓戏，毛泽东便可在工作之后静静听上几段。
无论从习惯上说还是从思想、精神上来说，毛泽东都是一个“简约派”，但他并不是一个生活单调、乏味的人，他的精神世界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他的思维方式也是极具创造性的，物质上的极低追求与精神上的极高追求是他个体人生的统一。
毛泽东后来离开韶山，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对视觉和听觉艺术的爱好也向东西南北乃至外国艺术延伸。对艺术的喜爱和欣赏，使他在紧张的环境中得到休憩和放松，甚至直接开阔了他的思维，拓展了他的战略空间，他每每从中获得难得的休闲，也得到了种种灵感。
中南海毛泽东居住处留下大量唱片、磁带，内容包罗万象，从戏剧、相声到国内外各种舞曲、古典音乐，应有尽有。其中，各种戏剧，尤其是京剧、昆曲占绝大多数，这是毛泽东由少年到晚年一直爱好音乐、戏曲的明证。
毛泽东在中国300多个剧种中特别钟情由徽剧、昆曲、秦腔等深化而成的京剧。他正式接触京剧是从延安开始的。当时有一大批充满活力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来到延安，他们把京剧等艺术也带到延安，使物资极度匮乏的延安有了都市精神生活的活力。
京剧的出现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同步。在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人民浴血奋战的时候，这个剧种拔地而起，那种黄钟大吕，抒发的正是民族悲壮的心声。毛泽东是一位史家，又是一位救国的英雄，同一种情感在延安与国统区和上海、北京间发生着共振和共鸣。毛泽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喜欢京剧，看似突然，深层次上实则正是这种共振与共鸣的体现。
据李银桥回忆：毛泽东转
战陕北时经常唱的是《空城计》
《草船借箭》；到达西柏坡后常听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卧龙吊孝》、程砚秋的《群英会》；进入北平前后，毛泽东最喜欢《霸王别姬》。
如果仔细捉摸，我们会发现，毛泽东听戏的轨迹竟然暗合着他和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的发展轨迹，也有着他对革命进程的深刻思考，仿佛他一方面在听着这些历史上发生过的大戏，一方面又在现实的中国演绎着新版的历史大剧，于是他时常借鉴历史的经验，告诫自己和人们不要重蹈覆辙。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从纯艺术的角度去研究毛泽东对京剧和其他戏曲的爱好与欣赏。
毛泽东对京剧的喜欢并非全盘的拿来主义，像思想的其他许许多多方面一样，毛泽东的艺术思想也在延安走向成熟，其触角也伸向中国的传统剧种，包括京剧，京剧在延安得到了改造，被注入时代的气息和抗战的精神。
他在繁忙工作之余听听京剧，看看边区文工团员演出的秧歌戏，也不全然是休闲，而是带着思考。
1949年3月，他带着在延安时期添置的手摇留声机进入北平。那些曾给予他不少欢乐的京剧唱片也随之走进庭院深深的中南海。不过，这时已今非昔比，大都市的繁华毕竟不可与延安边塞的荒凉同日而语，毛泽东有条件添置更多的唱片了。后来，他有了录音机、电唱机，也有了藏量丰富的种种戏剧、音乐磁带。
1957年4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率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并代表中国政府向伏罗希洛夫和他所率领的代表团致欢迎词。在确定文艺招待演出的剧目时，有人提出演一出比较轻松的京剧，也有人提出演一出典雅的昆曲，争来争去，最后，大多数的意见是怕苏联人听不懂京剧和昆曲，决定全部改为歌舞类。节目内容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大为不满：“一
定要有戏曲，而且要演昆曲，昆曲听不懂，难道京剧就听得懂吗，昆曲载歌载舞，而且一定要演昆曲《林冲夜奔》，一定要是最好的昆曲演员来演，就让‘活林冲’侯永奎来演吧，我也要去看。”
毛泽东亲点《林冲夜奔》，并陪伏罗希洛夫观看。当侯永奎唱到“管叫你海沸山摇”时，毛泽东带头起立鼓掌，全体中央领导和在场观众也随之起立鼓掌。伏罗希洛夫虽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对中国戏剧产生了兴趣。
毛泽东曾多次请文艺界人士进入中南海演出。在看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京剧大师表演京剧折子戏时，毛泽东还建议由侯宝林等相声演员表演几段轻松幽默的相声。他多次邀请侯宝林到中南海表演。
北京刚刚解放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般在原来的美国驻华使馆听侯宝林表演相声。他通常坐在第三排的中间位置。这里放着两把藤椅，一把是毛泽东的，另一把是朱德的。有一次，叶剑英、彭真为毛泽东等准备了一台文艺晚会，毛泽东得知侯宝林将出场，才来到东交民巷的北京市委机关礼堂。侯宝林、郭启儒合说了一个新段子《婚姻与迷信》，毛泽东听后称赞：“侯宝
林是个天才，是个语言研究家。”返回居所的路上，毛泽东还在对侯宝林的演技赞不绝口：“侯宝林对相声有研究，他本人很有学问，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语言专家。”后来，他还看过许多侯宝林表演的段子，如《字象》《关公战秦琼》等。
1959年至1963年，马季所在的广播说唱团每周至少两次去中南海演出，共演出100多个中小型段子。毛泽东经常去听，他最喜欢听马季表演的揭露江湖医生骗人伎俩的《拔牙》和张述今创作的《装小嘴儿》。
1963年，马季下乡到山东文登县创作，写出 《画像》 《黑斑病》 《跳大神》 等作品。毛泽东知道后高兴地说：“那好，演一演，我听一听。”看完演出，毛泽东握着马季的手说：“还是下去好！”
毛泽东公务繁忙，不可能经常到剧院听戏。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多次组织戏剧界、相声界的名流进中南海为首长们专场演出。但是这种请人演出的办法也不能长久，毛泽东连这个时间也无法保障，工作人员想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将大师的演出录音放给首长们听。于是，工作人员弄来不少磁带，有京剧、昆曲、河北梆子、湖南花鼓戏，毛泽东便可在工作之后静静听上几段。
无论从习惯上说还是从思想、精神上来说，毛泽东都是一个“简约派”，但他并不是一个生活单调、乏味的人，他的精神世界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他的思维方式也是极具创造性的，物质上的极低追求与精神上的极高追求是他个体人生的统一。